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避战，是为了应对更大的威胁

一名亲乌克兰活动人士在白宫外举行的示威活动中将美国和乌克兰国旗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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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避战，是为了应对更大的威胁

作者：本杰明·华莱士-威尔斯（Benjamin Wallace-Wells）

译者：池芷欣

法意导言

本杰明·华莱士-威尔斯（Benjamin Wallace-Wells）是《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的特约撰稿人，撰写有关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文章。2022年2月11日，他于《纽约客》发表了《乌克兰问题上的新鸽派》（The New Doves on Ukraine）一文。文章讨论了美国国内对近期俄罗斯-乌克兰问题的争议，将认为美国应当重新审查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的人士称为“乌克兰问题上的新鸽派”。

在华盛顿，没有人说他们希望发生战争，但是每个人都在为战争做准备。情报官员向媒体透露：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行动，可能会有5万平民丧生。分析人士正在解读军事信息，并且仔细审查弗拉基米尔·普京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所展现出的大男子主义政治。北京冬奥会已经结束，乌克兰的地面还没有解冻到不能承载坦克的程度，而这在军事解读中意味着一个令人恐惧的时刻可能即将到来。在华盛顿的国家安全领域，你会听到关于如何避免最坏结果的定期头脑风暴:周一，一位刚从政府部门出来的欧洲安全专家告诉我，他认为北约部队应该与乌克兰军队在一个邻国举行联合演习，转移其资产，以避开俄罗斯的毁灭性进攻。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想法听起来既不切实际又不实用。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密苏里州保守派参议员乔希·霍利(Josh Hawley)上周致信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认为美国应该重新评估其在此事上的立场。他写道，是时候重新考虑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计划了，这是2008年在布加勒斯特峰会上做出的最初承诺。“现在正是直面残酷事实的时候，”霍利写道。“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兵力，显然表明了美国慎重对待其海外承诺的重要性。” 霍利的立场并不完全是鸽派的——他写道，他仍然支持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但他说拜登总统向东欧派遣军队的决策是不明智的，尤其是在美国应该关注来自亚洲的威胁的时候:“拜登政府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这是过去时代的遗留问题，需要特别审查。”

图为2020年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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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月，霍利支持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鼓励袭击国会大厦的抗议者挑战2020年大选的合法性。这使得霍利受到了民主党人和反特朗普的共和党人的辱骂。但是他仍然能够直言不讳，并很快提出北约是否应当放弃扩张，这很快就成为了和平党派的立场。这种情况在福克斯新闻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在那里招待了霍利，特朗普的国防官员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也在另一个场合招待了霍利。科尔比是一名对华鹰派，他的观点经常与霍利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在其他场合，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的激进派主持人迈赫迪·哈桑(Mehdi Hasan)写道，“我讨厌、讨厌、讨厌同意乔希·霍利的观点，但他说得有道理——每个人都知道乌克兰近期不会加入北约，如果公开正式地这样说有助于防止一场灾难性的战争，那么也许这是值得的。” 在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指责霍利对俄罗斯的观点“鹦鹉学舌”后，伯尼·桑德斯颇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顾问马特·达斯(Matt Duss)发推特称，“霍利事件很糟糕，但布什政府对伊拉克战争批评者的指责与此如出一辙。不要这样做。” 在《华盛顿邮报》上，资深政治记者戴维·冯·德雷赫(David von Drehle)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标题是“北约没有针对乌克兰的计划，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普京?（”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激进派晚间主播克里斯·海耶斯(Chris Hayes)在推特上发表了这篇文章，他写道，“我觉得这个提议非常有说服力。” 伯尼·桑德斯在《卫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提出，芬兰的中立立场可以作为乌克兰的一个可能模式。北约也不需要妥协。”

对于其中许多人来说，关键的日期是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当时北约主要成员国决定邀请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加入北约;他们还宣布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将成为北约成员”，但没有具体说明何时或如何成为北约成员。这一声明代表了一种妥协。普京亲自抵达布加勒斯特，以举行会议，这场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前苏联国家与西方结盟。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曾推动更积极的扩张，但据报道，英国、法国和德国在这一问题的态度上非常谨慎。布什的立场也遭到了他的一些顾问的反对。他们中的菲奥娜·希尔(Fiona Hill)上周在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我们警告他，普京会把让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更接近北约的举措视为挑衅行为，可能会引发俄罗斯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但最终，我们的警告没有得到重视。”

图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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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大学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多年来一直认为，北约的扩张是一个错误，美国应该在与普京的冲突上保持克制，以便把重点放在中国身上。当我最近与他交谈时，他听起来似乎在微笑，因为他知道其他人正转而支持他的观点。“我一点也不喜欢乔希·霍利的政治观点，但我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是对的，”米尔斯海默告诉我，“摆在桌面上的问题是:谁应对这场危机负责?是俄罗斯还是，老实说，是美国？” 他接着说，“俄罗斯人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发表声明后明确表示，他们坚决反对北约扩张到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这是不可能发生的。2014年2月之后，他们明确表示了这一点。”当时，乌克兰的“广场革命”导致俄罗斯支持的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下台。“在整个危机过程中，他们一再强调，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米尔斯海默说，美国带领乌克兰人“走上了报春花的道路”，这激怒了俄罗斯人，并给莫斯科“各种各样的动机来破坏乌克兰这个国家”，但是，美国没有承诺要保护俄罗斯。米尔斯海默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美国和北约表示，乌克兰不会成为北约的一部分。”“俄罗斯人想要的是一份书面协议。我认为，一旦这种协议能够被签订，这场危机就会过去。”

在长达一代人的时间中，美国外交政策领导人一直告诉美国人，“重返亚洲”迫在眉睫——这是巴拉克•奥巴马外交政策的明确主题，也是唐纳德•特朗普外交政策的一个不那么连贯的主题。拜登政府一开始也坚持这样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持续了非常时间，但是也被推迟了，以至于有点情景喜剧的节奏: 女主角想把家人介绍给她的新男友，但她的儿子被学校留校，她的女儿不肯离开她的房间，她爱管闲事的前男友“借”了她的车。彻底分手是很难的。人类的依恋有一种方式让你回到自己的过去，就像情景喜剧中的女主角一样。多年来，美国人一直被承诺要转向亚洲，但历史、惰性、理想主义和弗拉基米尔•普京等因素一直在阻碍这种转变。

从某些角度来看——至少从一些鸽派的角度来看——主要的障碍是Blob。这是奥巴马的顾问罗兹(Ben Rhodes) 对冷战后外交政策思想家、国防承包商、记者和政治家的称呼。这些人似乎总是同意，在国际紧张局势达到顶峰的时刻，被压迫的人民受到威胁，自由受到威胁，需要发射防空导弹。这个词最早出现在2016年《时代杂志》(Times Magazine)的一篇关于罗兹的人物介绍中:“罗兹说，被称呼为‘Blob’的这个集团包括希拉里·克林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以及两党中其他支持伊拉克战争的人，他们现在不停地抱怨美国在欧洲和中东的安全秩序崩溃。”

最近，在2016年的民粹主义运动之后，有时可能会发现一股与之抗衡的力量——反blob力量的出现，它由对华鹰派、教条的现实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和被永远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人们组成。这些人物之所以聚在一起，与其说是出于共同的目标，不如说是出于对美国传统错综复杂关系的不满:有些人是孤立主义者，有些人是理想主义者，还有一些人只是有着不同的战略视角。他们的情感是悲剧性的，而不是浪漫的，他们有条件地走到一起，一直宣称他们是多么不能忍受对方。周四在参议院，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人珍妮·沙欣(Jeanne Shaheen)批评霍利，说他可能已经忘记了9/11事件。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人理查德·德宾(Richard Durbin)与桑德斯发生争执，此前桑德斯表示，美国应该从门罗主义和“俄罗斯人的心态”来看待这场冲突。这种动态与其说是左对右，不如说是Blob对anti-Blob。

前特朗普国防官员、中国理论家科尔比(Colby)在最近的一本书中表示，美国应该准备好为台湾问题开战。他告诉我，他认为大多数基层保守派都属于反blob阵营:“共和党选民，尤其是活跃的共和党选民，似乎对拜登政府对待乌克兰的方式持怀疑态度，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新保守主义的方式，” 科尔比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件好事，但这也存在着共和党选民退回到孤立主义的风险。“我要说的是，即使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更多的前沿右翼思想家——并不总是我同意的人——都在说，去他的。” 另一位特朗普高级外交政策官员表示，在共和党选民中，很多人“对阿富汗发生的事情深感失望。我们在那里待了二十年，损失巨大。” 他接着说，这种幻灭的部分原因是，美国在阿富汗的使命最终变成了一个国家建设项目，在这个项目中，一个文化进步的议程经常得到推广。“所以有一种文化战争的叠加，但后来美国又突然离开了阿富汗。‘这是为什么?’”

对于激进派来说，情况要复杂得多，一方面是因为民主党在外交政策上没有像在国内政策上那样左倾，另一方面是因为，从哲学上讲，国家利益现实主义是一种不那么有吸引力的退路。桑德斯的外交政策顾问达斯(Duss)告诉我，“美国的外交政策关乎美国人民的安全和繁荣。而激进人士也带来了一种团结感。所以我们正在思考，我们如何才能与乌克兰人民团结一致?” 达斯说，同时考虑美国人、乌克兰人以及其他人的安全问题，“是激进派人士应当承担的责任。达斯说，同时考虑美国人、乌克兰人以及其他人的安全问题，“是激进派人士承担的责任。”问题是:我们实际上应该用什么工具来改善这种情况?为了避免生命损失?什么样的现实结果才能既能避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全面战争，又能维护乌克兰的民主和独立?”

彼得·贝纳特(Peter Beinart)是一名激进派外交政策记者和评论员，他对美国的部署已经从一种热情的态度转变为一种怀疑的态度。他告诉我，在乌克兰，他希望找到一种既能体现激进派的团结，又能体现对“国际政治悲剧性”的现实主义敏感的解决方案。贝纳特认为，考虑到目前的情况，最好的结果与桑德斯的观点一致:乌克兰将采取中立姿态，效仿芬兰的模式，既不寻求与俄罗斯的合作，也不寻求正式加入北约。(我从其他乌克兰问题上的鸽派人士那里听到过这种说法，他们也承认，拜登政府可能无法单方面撤回加入北约的承诺。在俄罗斯军队在边境集结的情况下，乌克兰将不得不自愿寻求中立，但这似乎并非是迫在眉睫的。) 贝纳特继续说，“我希望激进派人士能站出来说，‘我们当然希望乌克兰人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我们想要的是人权——那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希望乌克兰人拥有自决权。但我们也愿意面对现实，因为它们确实存在。’现实就是，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也可能不喜欢，大国确实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作为一个激进主义者，而不仅仅是一种盲目的美国例外论的可贵之处在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也有自己的影响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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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拜登政府正在追求的道路的另一种选择——战略性的后退，公开放弃北约正式但模糊的扩张到乌克兰的计划，但是它也取决于某些假设：一个中立的乌克兰不会导致俄罗斯进一步向北约成员国施加压力，从而需要美国直接干预，限制北约扩张不仅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计划的一个特征，而且是其范围。

当我给国家安全委员会前欧洲事务主管亚历山大·文德曼(Alexander Vindman)打电话时，他的语气听起来就像是赞同米尔斯海默的历史分析，即北约对乌克兰的承诺是个错误。文德曼说:“我们走得太远了，但仍然不够。我们说过他们最终会加入，但我们没有给他们加入北约的具体途径。这既激怒了俄罗斯，也没有给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提供他们需要的保护。” 但他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乌克兰问题:不是为了分散人们对即将到来的与中国的冲突的注意力，而是为了向其他民主国家发出信号:如果它们受到威权政权的威胁，美国将支持它们。在文德曼看来，“如果你不相信并接受支持民主的理念，你就不可能进步。”

在我本周采访的所有外交政策演员中，文德曼的观点听起来是最冷酷的。作为一名伊拉克战争老兵和中校，他在特朗普的第一次弹劾审判中作证后，被特朗普开除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他现在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博士生对于最近的事件，他曾主张一个更早、更激进的方法来阻止普京的入侵——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武器，向东欧派遣更多的北约部队——并且，他担心干预来得太晚。文德曼说，他预见到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成千上万的难民。这可不是件容易逃避的事。我只是希望能采取更多措施来避免这一局面。”

在网络研讨会上，文德曼看起来有点精疲力尽。多年来，作为一名俄罗斯分析人士，他一直在观察乌克兰在走向民主和繁荣方面取得了一些缓慢、不规则的但真正的进展。他说:“尽管我们可能希望布加勒斯特重新来过，但进展已经改变了局势。” “北约只是这个等式的一部分。” 文德曼说，“这事关一个崛起的乌克兰，一个繁荣的乌克兰。因此，即使我们说，‘乌克兰在25年内或永远不会加入北约’，这也不会结束这场对抗。俄罗斯仍然会想办法把乌克兰拉回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文德曼看来，撤销北约承诺的理由与其说是非常规，不如说是神奇。“所以这只是表明美国不支持乌克兰，在乌克兰问题上缺乏决心的信号。它不会结束这场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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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文章：

Benjamin Wallace-Wells. The New Doves on Ukraine. The New Yorrker, February 11, 2022.

网络链接：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annals-of-inquiry/the-new-doves-on-ukraine

译者介绍：

池芷欣，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武汉大学国际公法硕士，武汉大学国际公法博士在读，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技术编辑：李友同

责任编辑：解一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