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决定忍下去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向治霖

值班主编 | 黄茗婷

人挤人，往前推，都把手伸过来，这场面实在很难招架。黄妹芳是手脚麻利的，颠锅起勺，熟中生巧，还是没有办法，叫食客们拿了塑料盒盛的粉，自己加汤、加料。

几乎天天如此。傍晚时分，市区亮起霓虹，在40公里外的沙井，连片的工业园区也开始亮灯。下午5时30分，工人们的下班时间，黄妹芳一定摆好了摊等在这里了。

她卖的是柳州螺蛳粉，把粉分装勺中，下锅炖煮，出锅很快。宝安区共和第三工业区，悦泰路与工业路交叉口的东侧，一条路上都是流动饭摊，卖的都是方便拿取的食物，线捆的粽子，盒装的饺子，软糯的红薯，一根根淀粉肠或肉串，一碗碗汤、粉、面，都等着了。

5时30分一过，园区的门像是一张网破开了洞，人群鱼贯而出，拿钱填饱肚子。螺蛳粉生意不错，老顾客就有不少，黄妹芳忙不开，食客就接过粉，按自己口味添加辣椒、花生、酸豆角、腐竹、炸豆皮，还有另需加钱的炸肉块、火腿肠、鸡蛋等等，盛一大勺滚滚的红汤，热气腾腾，气味鲜香。

黄妹芳的摊位前来了不少顾客 图/向治霖

黄妹芳知道，忙不过是一时的。果然，才过了20分钟，人已经很少了。工人们急匆匆往回走，6时30分开始是晚班时间，高色温的白光会照着庞大的机械继续运转，直到深夜。

霎时，路上又冷清起来，摊贩们也都撤了，几张老熟脸这才打趣起来，问黄妹芳：芳姐，怎么有记者跟着你唻，你是不是名人哦？

为谁辛苦

黄妹芳不觉得自己是名人，3年前，颇有热度的纪录片《人生第二次》在央视和B站平台播出，她是第八集里的主人公，但是她一直没想明白，“像我这样的人，这里到处都是，怎么就选中了我？”

黄妹芳《人生第二次》的海报

3年前，她的儿子覃武奥正值“小升初”，因为不是深圳户口，就学的积分也不够高，只能读民办初中。但初中还好说，等到“初升高”，户口差别带来的录取标准差距，以及公办与民办高中之间费用的差距，像一座大山压在这个家庭上。

孩子的读书问题，是芳姐家最重要的事。

彼时，黄妹芳还在工厂里做工，早上到工厂，她与大家一起换上白色工作服外套（上面印着横平竖直的浅色方格），随人群进入方方正正的工厂，走到横平竖直的流水线上。

午休的一个小时，黄妹芳把时间分成4个“15分钟”：第一个15分钟用来回家，第二个用来做饭，第三个用来吃饭，大人小孩几口吃饱，第四个15分钟，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就像黄妹芳说的，要兼顾工作和带娃，工业园区里拖家带口的，大家都一样。

在工位上的黄妹芳

小孩读高中的问题，始终压在这位非深户的妈妈身上。历年的数据显示，“初升高”时，深户学生是“AC类”，读公办高中的录取线在460分左右，非深户学生为“D类”，录取线在500分以上。

从不同分类的占比上看，差距更为直观。2022年，深圳市公办普通高中录取率是53%，非深户考生只占据其中25%的名额。

黄妹芳那时的梦想就是入深户，由此进入了“积分入户”的赛道。

她自嘲说：“攒积分，比攒钱更难。”

她同时准备着社工资格证和本科文凭的考试。在家庭琐碎、带娃上学、工厂上班后，40多岁的她坐到书桌前，往往已是深夜了。尽管环境如此，她还是成功取得大专文凭，又考了5次，读上了成人自考本科院校。

圆了大学梦，但深户梦依旧飘渺。

《人生第二次》播出后，对黄妹芳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反而是儿子武奥，刚“小升初”就叛逆了，“搞得我快抑郁了”。黄妹芳讲话用词也挺新鲜，“这孩子摆烂了”，她说完，自己也大声笑起来。

十 年

芳姐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家庭。妈妈心直口快，略显唠叨，操持着家里家外。爸爸勤于工作，20多年如一日拿钱给家里，保障吃穿用度，但对家里人更高的追求，例如儿子读高中的大小事宜，则是做起甩手掌柜，对母子主打一个悉听尊便，似不上心。

至于家里独子武奥，黄妹芳在观察时带有疑惑，“他好像有双重性格”。她解释说，儿子有时像她，大大咧咧，特开朗，有时又像他爹，闷葫芦一个。

黄妹芳和儿子武奥

黄妹芳对儿子的培养极上心，她明白，做妈妈是一个需要习得的艰难过程，孩子的成长需要时时护持。武奥读小学的时候，回家做作业，黄妹芳也在书桌上看书，攻克大专和本科教材，也算一种言传身教。

2014年，为了孩子读书，夫妻俩从东莞转移到深圳，“攒积分”也是从那时开始的。高强度的生活，一过就是10年。但她从来不说学历、积分、户口的一揽子事，“不想让小孩有太大压力”。

黄妹芳也经常带武奥到自考机构里去。“看到那么多年纪大的人也在读书，他就懂了，活到老学到老。”黄妹芳说。

拍完纪录片，武奥“小升初”了，从和平社区到福永读初中，整个人变了。初一时，黄妹芳接到老师的电话，“现在（小孩）不是会不会的问题，他是压根都不做，直接摆烂了”。

她气坏了。为了儿子好好读书，黄妹芳辞了工厂工作，专心带娃，她只感到武奥“长大了，不听话了”。

母子常常吵架，严重时几乎要上手。但儿子不敢动手，就把门一关，里面传出乒乒乓乓砸东西的声音。“我火气就冒起来，甚至动手打了。”黄妹芳说。情绪上头时，她也会对儿子吼：“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我像别人一样，把小孩放在老家，自己潇洒不好吗？”

儿子正处于叛逆期，母子俩经常会吵架 

初一一年，是她眼中“儿子跟她作对”的一年。在一次公益课上，她才听到所谓叛逆期的概念和表现，“这不就是我儿子的情况？”

她感到惊讶，很快调整了“战术”。不吵架了，气氛一紧张，她就走开自闭起来；平时有空就拉着儿子去户外，跑步、跑山、游泳、逛公园，儿子一点点开口说点心里话了。他的心结也简单，换了新的学校，适应很难，经常自己骑一个小时自行车回和平社区去找朋友。母子把心事说开了，也就没事了。

叛逆的娃，抑郁的妈，随着叛逆期一起结束。让黄妹芳事后叹息的，还是这一年里，考证“攒积分”的事情被耽搁了。

路

让儿子在深圳接受教育，几乎成为黄妹芳心中的执念。她说：“难道你不觉得，在深圳读书的孩子，教育质量更高，视野更大吗？”

她并不是一个只强调读书的母亲，也很少有情绪压迫。无论周末还是寒暑假，黄妹芳积极地拉着武奥，在全深圳找些好玩有趣的教育项目。武奥上过击剑体验课，学过绘画、游泳，去报业集团当过小报童，他也乐在其中。体能方面，武奥爬山、打球、游泳都不赖。

周末去体验击剑课的武奥 

黄妹芳说，如果武奥是在广西老家的村上或镇上长大，那么这些大城市的东西，肯定是无法想象的。大城市的生活极度丰富，漏出的一点，也够他们母子增长见识。

武奥父亲几乎不对此发表意见，他是初中毕业学历，很难对教育孩子插上话。用黄妹芳的话说，“他不爱说话，一说话就容易让人气死那种”。

武奥上初二，他父亲说过，担心儿子考不上深圳的高中，回老家又没学籍，不如回老家读书，至少保证有书读。黄妹芳当即冒火，问他，你怎么能看扁自己的儿子？

黄妹芳的心气高，看得起儿子，也看得起自己，母子积极备考。工友和邻居们都对她说过，别人都把自己孩子当人养，只有你把孩子当“人才”养。

认真备考的黄妹芳 

心气虽高，但人还是要回到现实。2022年，武奥初二，黄妹芳的本科论文终于通过，拿到文凭，积分加上20分。但是，这一年黄妹芳44岁。

根据落户办法，申请人35周岁内可以加5分，35—39岁不加分不减分，但40岁开始，每增长一岁就扣2分，超过45周岁则没有了申请资格。算下来，黄妹芳得分98分，就差2分，差这一岁。

2023年2月，积分入户规则变了。新政中，原有的100分落户政策失效，采取积分“由高到低”排序，排名靠前者才可以得到落户指标。

近在眼前的“终点”，突然变得模糊而遥远，黄妹芳感觉自己怎么也追不上。

但黄妹芳没法躺平，2023年，也是武奥上初三的一年，也是45岁前的最后一年。

这是最后的机会。她很快转考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想以“技术型人才”身份落户。

但这时的她，也无法做到完全不慌了。

2023年春节期间，在焦虑与一时上头的情绪下，黄妹芳在老家县城买下一个小户型，为武奥回来读书做后手准备。交钱后，房子至今小修小建，有烂尾之嫌，她倒没有太在乎。

武奥得知家里买房的消息，反而情绪激动，他到父母面前质问，我一直是在深圳读书的，从来没想过在老家，这事为什么不商量？

2023年下半年，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考试结果出来了，三场考试有一场没过，黄妹芳的深户梦彻底破灭。也是从那时起，她开始摆摊卖螺蛳粉。

摊位上的黄妹芳 图/向治霖

还是武奥站了出来，他对黄妹芳说：“妈，你要相信我，你不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我不会没有书读的，我会努力考的。”他想证明，没有深圳户口，他也能考上公办高中。

儿子的两次主动发话，让黄妹芳有点懵，有点惘然。孩子大了，他有自己的路，他要自己走。

下一次

螺蛳粉摊是从2023年国庆期间开始摆的，工业园区工业路的一处，摆得久了，黄妹芳跟其他摊贩熟络起来，生意也总有老主顾。其他摊贩夸她生意好，粉的味道好，有个大嗓门的短发妇女跑来，特地问她：汤是怎么做的，能不能教我？

“可以教你啊，但是你在哪里摆？不能摆在一起抢生意噻。”黄妹芳也用大嗓门回应她，佯笑不止。两人加了微信，次日也就不理了。

不再为了户口考证，黄妹芳的压力卸了一大块。她现在的压力主要是，“多赚点钱，如果武奥实在是没考上公办的话……”有钱总归有办法。

做了妈妈，完全属于自己的生活就少了。过去10年，黄妹芳的心气活力，都用在了武奥的培养上。

过去10年，黄妹芳的心气活力，都用在了武奥的培养上

细究起来，她的心气高也有道理。黄妹芳出生在一个兄弟姐妹多的家庭，是长姐。

父亲做事活络，在当地承包了一座山，靠山吃山。家里并无重男轻女，谁读书好，谁就往上读。黄妹芳是当年村里唯一考上高中的女孩。她说，90年代，中专职校好就业，但她就想读大学，根本没考虑过其他选项。

然而1996年，她的父亲去世，看着弟弟妹妹们，她知道大学是没法上了，拿到高中文凭就外出东莞打工。经人介绍，认识了武奥父亲，“就这么过日子”。

她没想过让武奥成为留守儿童。生下武奥不久，小两口在东莞疲于应对，就叫婆家人来照顾，婆家人要求接孩子回老家。

从此，她就断了求助于婆家的念头。

黄妹芳见过留守儿童，那是她丈夫哥哥的儿子，“小小的一个人，过年父母走了后，躲在被子里哭了3天”。她感叹小孩子的敏感，所以宁愿自己苦，不愿与孩子变得陌生。

可自己带娃是有代价的。2011年，武奥4岁，夫妻俩才凑够一点钱，在东莞长安镇开了一家偏高端的饭店，做附近小工厂老板的生意。第一年就赚钱，可禽流感来了，第二、三年亏了全部，还欠了债。

30多岁，夫妻俩带着娃，除了债务，什么也没有。

从东莞搬家时，小武奥问她，为什么搬到这么小的家，能不能卖了原来的家换个大的。她觉得心酸，告诉小武奥，那是别人的房子，我们的家，得自己挣钱买。

“对吧，一路都是失败的，啥也不是，别人问我怎么还笑哈哈的。”黄妹芳自己也笑，说自己性格如此，心态很好。饭店倒闭后，武奥爸爸就很愁苦，她用脚踹他，说你也太烦了，人要向前看不是向后看。

摊位上的黄妹芳 图/向治霖

如她所说，若以成败论，她在人生大事中，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最近的失败，是拼搏了10年也没能换回深圳户口。

她谋划着，等武奥上了高中，可以在深圳住校读书，他们夫妻就回东莞了，房子能住大一点，可以专心工作。“围着孩子团团转10年”的阶段宣告结束。

这一次似乎又是一无所获，但黄妹芳是这样的人：向前看，下一次继续。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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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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