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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家》2023年度人物 丨王石:老马当先

程昕明 中国慈善家杂志 2024-03-07

1951年生,万科集团创始人、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1984年王石创立万科,1989年万科成为中国最早的上市公司之一,1998年成为中国最大的上市房地产公司,2016年成为《财富》世界500强企业。2001年起,王石相继成为“中城联盟”“阿拉善SEE基金会”“壹基金”等社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2009年起,他连续参与联合国气候大会,并于2015年创立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中心(C-TEAM)。2003年和2010年,王石两次登顶珠峰,2005年完成“7+2”(登顶七大洲最高峰,徒步到达南极点和北极点)。2010年至2019年,他先后赴哈佛、剑桥、希伯来等大学访学,2015年被授予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院士。

曾几何时,王石认为最自由的人生状态是天马行空不逾矩,他也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人。57岁那年,他迎来生命中最“抓马”的篇章,“拐点论”“捐款门”将他打入至暗时刻,也让他重新认识自我和社会的关系。

如今,年过七旬的他反倒说自己离“不逾矩”还远。2017年退休之后,他在商业与公益、事业与兴趣之间的不断切换,也颇让外界眼花缭乱。生物科技、赛艇、气候变化,深潜、深石、生物圈三号……涉足的领域、创立的品牌都很多,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主线是什么。

2020年中国政府的双碳路线图让他再次找到兴奋点,用他自己说法“如同听到冲锋号的老战马”。他要在双碳经济的大潮中再显身手,兴奋程度不亚于32岁到深圳下海创业。

王石饶有兴致地畅谈着迪拜气候大会的种种变化,畅想着碳中和社区的理想图景。那些发生在陌生国度、遥远未来的故事对公众来说很难感同身受,但他乐在其中,也很能自洽。

就在同一时间,网络上热议的是他三岁的女儿。他仿佛生活在两个象限,一个是关心粮食关心气候关心人类前途命运的精英王石,另一个是在直播镜头前唠唠叨叨的凡人老王。这两个角色都很真实,他都很享受,就像他说自己很珍视名誉也很爱出风头。

王石属虎,因为脾气火爆,人送外号“王老虎”。如今的他比年轻时更加清瘦、平和,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习惯了奔跑,便不会停下脚步。73岁的他如同一匹老马,带着与生俱来的敏锐与孤独,义无反顾地奔赴命运的征途。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慈善总会党委第一书记、会长宫蒲光为王石颁奖。摄影/本刊记者 张旭

后知后觉


王石的环保之路始于世纪之交。

1999年,他辞去万科CEO。为了充分放权、让自己从管理事务中脱身,他选择了登山。登山爱好者是他那些年显著的标签之一。

2002年,他登上乞力马扎罗山,但是没有看到海明威笔下白雪皑皑的顶峰,只看到冰川。了解之后才知道,因为气候变暖,积雪很快就融化了,乞力马扎罗已经变成季节性雪山。这样的落差促使让他开始思考:气候变化与个人、与万科、与国家有什么关系?深究一番之后,他发现关系实在太大了。

气候变化的原因之一是原始森林的大量砍伐,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木材进口国,其中很大一部分进入建筑工地。万科作为国内最大的住宅开发商,大量消耗着这些木材。这些因果关系让他觉得必须转变思路,不能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必须要走绿色环保之路。

王石希望通过赛艇运动,向人们传递碳中和及保护水环境的理念。
他称自己是环保的后知后觉者,但是觉总比不觉好。

2003年,王石提出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的住宅产业化之路,带领万科迈入绿色建筑时代。在房地产“躺赚”的年代,这似乎是费力不讨好的举动。王石的逻辑是,绿色建筑会多费些精力少赚点利润,但在未来会成为万科的核心竞争力。2007年,万科发布首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明确将环境及社会责任列为主要议题;2009年,万科总部大楼引入国内第一个LEED白金认证,这是由美国绿色建筑协会建立并推行的《绿色建筑评估体系》最高等级。

不仅自己的企业身体力行,他还发动更多的企业家及房地产行业共同参与。

2004年,王石联合众多国内知名企业家共同发起成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为中国民间参与生态环保的重要力量。2008年至2009年,王石担任阿拉善SEE第二任会长,绿色环保也开始成为他身上越来越显性的标签。

上世纪80年代,王石第一次去美国是学习怎么赚钱,十多年后的2008年,他以阿拉善SEE会长身份带领20多人的考察团赴美访问,向美国的企业基金会学习怎么花钱。十多天里,他们走访了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15个顶尖机构,系统学习战略规划、治理结构、资产保值增值等专业知识。

2009年,王石首次出席联合国气候大会。那一年,中国企业只有三位代表出席会议,除了王石,还有企业家冯仑和一位秘书长。站在陌生的国际舞台上,他们有点手足无措:想发布中国企业的气候宣言都不知道怎么组织,想做一场活动也没有场地,只能在廊道装了两个气球装置。“我们就站在那儿,也没人理我们。”王石回忆说。

但这没有浇灭王石的热情,过去的15年里,他连续出席联合国气候大会。

对于外界而言,每年气候大会的议题似乎大同小异,还经常伴随着无疾而终的漫长谈判。“2009年到现在,15年过去了,头发都谈白了。”王石笑谈。尽管有先行者的孤独,但他知道这是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

2022年,英国格拉斯哥的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他说:“我希望多年之后,如果有人路过我的墓地,不要对我指指点点,我就很开心了。如果他们勤奋一点,上网查一查,发现我们这代企业家,为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还是尽了点责任的,那我就瞑目九泉了。”

2023年,王石在COP28。
经常有人问王石,连续这么多年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除了责任感使然,环保对于他而言已更多是一种习惯,从最初的后知后觉到后来的半知半觉,再到现在的不知不觉。不知不觉中,他已站在气候倡导的前沿,也通过十多年的奔波完成了领跑者的任务。

从2009年第一次参加气候大会来自中国民间的3个人代表100家中国企业参会,到2013年华沙大会,开始有了“中国馆”和“中国企业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组团参会,人员数字也从100变成1000;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1000又变成10000;2018年、2019年,这个数字又变成100万。

2023年的迪拜气候大会,参与人数创历年之最,参会的中国政府、企业代表团越来越多,与2009年的形单影只形成鲜明对比。让王石感到欣慰的是,来自中国的队伍里不只有他一个牵头人,已经有七八个牵头的了。

“气候大会,多好的一个宣传舞台,多好的一个招商舞台,多好一个寻找合作伙伴的舞台。”他不禁感慨。在这片广阔的国际舞台上,他曾经茕茕孑立一马当先,十多年后的今天,他的身后已是万马奔腾。


三心二意


2017年退休的时候,王石让团队给他整理一下自己在多少社会组织挂职,最终结果是45家。他说一定要减到30家。2023年底,他让秘书查一下现在减到多少家了,最新结果是52家。

壹基金、阿拉善SEE、深圳红树林基金会、西安乡村发展基金会……除了担任万科基金会理事长,王石同时也是许多基金会的发起人、理事,而且都是实打实地要参加会议、提出建议,挂名的事绝对不干。 

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徐永光是王石进入公益圈的启蒙者,作为国民公益品牌的希望工程让他对公益有了最初的认知。

2003年登珠峰途中的一次探访让他下定决心投身公益。在西藏的一所盲人学校,一位盲童请王石蹲下来,并用双手抚摸、感知他。孩子出人意料的举动和一句“叔叔,您是一个好人”将王石原本的居高临下冲刷得无影无踪,也让他的内心受到极大震撼。

两个月后,他从珠峰返程,见到了盲童学校的创始人萨布瑞亚·田贝肯,一位只身来到西藏的德国盲女。王石向她承诺,今后学校每年的行政开支他来承担,也由此开启了他个人的公益之路。

2024年1月8日,“破界·影响力慈善论坛2023”活动中,王石介绍对他影响至深的西藏盲童学校创始人萨布瑞亚。摄影/本刊记者 张旭
“广告代言收入再加上我曾经承诺的三分之一的工资做公益,我每年差不多拿出个人的2500万元做公益,跟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中国慈善家》2023年影响力慈善论坛上,王石这样说。

尽管如此,他给自己的定位依然是企业家。

正如他在《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一书中所说,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企业家,即便是在商业上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也很难从内心里认同自己的商人身份。

他喜欢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不知不觉中也带着历史的视角看问题。放眼中外,在商业和公益的双重维度上他看到了洛克菲勒、福特、胡雪岩。“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退休后致力于慈善事业,他在教育、医疗领域的捐赠如今仍旧造福全球;1936年,亨利·福特父子创办的福特基金世界闻名,却已与福特汽车没有太多关系;红顶商人胡雪岩一时风光无限,最后吞金自杀,但是他创办的胡庆余堂依然泽被至今。商业的辉煌可能是短暂的,而公益慈善的影响力却可能跨越几代人。

2008年被称为中国民间公益元年,也是王石个人的至暗时刻。汶川地震后激发出空前的全民捐赠热情,但万科200万的捐款和王石在博客上的回应让他瞬间成为舆论焦点。网络上有人评论,虽然你登上了珠峰,但是你的道德高度还不如坟头高。之后的股东大会上,他无条件道歉,有股东代表当面指责:能说出你的真实想法说明你坦荡,但是作为公众人物你畅所欲言只能代表你无知。

对于看淡财富却把名誉看得比什么都重的王石而言,这是巨大的屈辱和折磨。他曾说,放弃了万科的股权让他收获了二十多年内心的平静。但是在2008年的当下,他百口莫辩。纪录片《遵道》真实地记录了当年那些让他备受煎熬的瞬间,他在镜头前感慨:“我现在才知道要坚持自己信奉多年的价值观是这么难。”

同时,他也说时间会证明一切。2011年,郭美美事件之后,有网友跑出来向王石道歉。但在王石看来,类似的表达多少带有情绪色彩,与事实真相和理性思考相去甚远。多年后,他依然自我反思,在大灾大难面前那些看似清醒、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言论实际上是个人英雄主义作祟,也是不成熟的表现。

2017年退休之后,他也曾经历过一段兜兜转转:一度对分子生物学产生浓厚兴趣,在华大基因做过几年联席主席,也发起成立了乡村发展基金会,想到戈壁滩上去种庄稼。

王石不是没有想过全心全意做一个公益人,但是,他发现自己的个性并不一定合适。他承认自己非常喜欢出风头,但做公益慈善一定要受得了委屈、寂寞。另外时间上也不允许,“要成功必须全心全意,全心全意都不一定能做好,三心二意更不可能做得好”,他这样告诫自己。

碳中和时代的到来,让他发现自己的长项还是在商业领域。“仿佛我之前20年的许多工作,创业、环保、运动都在为碳中和事业做准备。也就是说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业,70岁我才找到了一辈子值得的事业。”他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说。

王石参加COP25。
尽管无法从内心认可自己的企业家身份,但他相信企业家的社会组织能力。更重要的是,很多社会问题,包括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问题依然要通过商业手段来解决。

“大众一般都会认为绿色发展更多的是公益属性,但当绿色技术和商业结合在一起时,它们创造出一种低碳经济,通过商业手段才能实现可持续的绿色发展。2023年联合国气候大会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团结,第二个行动。行动起来必须是商业行为,光是公益慈善那点钱根本不够。”他决定再度出马。


当走的路


疫情三年转眼翻篇,但往事并不如烟。王石说,马勒的交响乐一度让他泪流满面。

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他出版了《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一书,坦诚剖析自我。书中个人际遇与时代风云交叉叙事,真实而富有感染力。

疫情让很多事情戛然而止,对于一个“世界主义者”的困扰可想而知。但他依然没闲着,先是为国内疫情寻求物资,然后又向国际社会输送物资;从格拉斯哥到沙姆沙伊赫,联合国气候大会他每年必到;投身碳中和社区需要到世界各地考察,2020年他启动了世界运河城市穿越计划,目标是100座城市,最后穿越了123座城市。

“任性”的代价也很大。为了参会、考察,有时必须经受辗转多国、长时间隔离的煎熬——2020年、2021年他分别被隔离了共计9周,2022年被隔离了13周。但他以苦为乐,甚至视频分享隔离期间的生活,还忙里偷闲出版了一本新书《回归未来——王石的十四国运河穿越》。

2020年4月2日,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的成立是企业捐助科教的大手笔。当年,万科员工向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2亿股万科股票,共建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学院成立当天,王石在微博发布了一条早年的视频并配文:“36年,感君托高义,终不负初心!”

1988年,万科成立的第四年,以王石为首的创始团队放弃了本可以分配到个人的股份,设立万科企业股资产。其后,万科员工代表大会一致决定,将这笔资产贡献给社会、最终用于公益,资产总值也从1988年的520万增加到2020年的53亿。王石说:“对于万科企业股资产来说,这是它最好的归宿。”

正是因为疫情期间的种种奔忙,让他疫情过后更有收获感。“三年疫情过去,我说我怎么又走到前面来,因为很多人都在躺平的时候,我没躺平。”

2011年,他只身到哈佛到求学,其后又游学剑桥、希伯来,疫情终止了他的学习计划,不过也给了他重新出发的契机。他知道,自己终究不是学者,学以致用才是目的。

2020年4月19日,深圳市盐田区万科大梅沙碳中和实验园区,69岁的王石攀登攀岩墙。图/CNSPHOTO
虽然他并不刻意规划未来,但是在碳中和经济领域,他“一不小心”准备了十年。从最早的环保、企业社会责任,到现在的ESG、碳中和,他在看似不经意之间踩对了时代的节拍。妻子田朴珺评价说,“他不是一个今天的中国人,他也许是一个未来的中国人。他可能活得更超前,更加像之后的人”。

40年前,他敏锐地走出体制下海经商,经过摸爬滚打将万科发展成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商,并创造了以现代企业闻名和“让建筑赞美生命”的居住美学。碳中和经济时代的到来让他决心全心投入,“让碳中和社区赞美生命”。

他有一个中心、四个维度的美妙构想:以“让生活更美好”为中心,从运动健康、生物多样性、美好社区、碳中和四个维度构建未来居住图景。他也有清晰的时间表,5年跑通商业模式、8年资金回笼、12年推向国际。

“社区是个小城市,城市是个大社区,这个模式走通了,我们就能够为中国的碳中和社区、碳中和城市提供一个可行的模式和方法。”从实践经验和行业反响来看,王石认为自己现在做的项目已经在国际上处于第一方阵了。

“创业这么多年的经验,我不做这个事,不在这个商业大潮当中扮演这个角色,我都对不起我自己。”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年龄对他来说似乎不成问题,73岁的王石称自己还在迅速改变。他曾表示,企业家只要身体健康、头脑清醒就可以一直创业。“至少我有非常强烈的欲望,我还要做事。我最担心的是什么?没有欲望了,那就意味着生命终结了。”  



对话王石

做慈善家比做企业家难得多




《中国慈善家》:疫情之前的2019年您出版了《我的改变》一书,疫情三年您有什么新的改变吗?

王石:我对未来的认知和这本书是非常一致的。我2019 年认识的一些问题,现在不过就是被疫情加速了,没有什么更新的东西。比如说中美关系、俄乌战争、人工智能,这些问题是疫情导致的吗?这三年没有发生什么本质的变化。

《中国慈善家》:疫情期间,万科捐出企业股资产帮助清华大学建立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您怎样看当时这个决定?

王石:恰好是疫情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有机会去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这笔钱用在这里我感到非常欣慰。

《中国慈善家》:您会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慈善家还是公益人?

王石:我就是个企业家,既不是公益家,也不是公益人。要做公益人就一定要全心全意,我现在还是三心二意,我得做其他的事,主要的精力还是在企业方面。做慈善家要比做企业家难得多,而且我的性格不一定很适合。我非常喜欢出风头,我知道我的缺点。

王石接受本刊采访时坦言,做公益比做企业要难得多。摄影/本刊记者 张旭
《中国慈善家》:做企业和做公益有什么不同?

王石:做公益比起做企业难得多。企业家讲效率,我投了多少钱、投多长时间、什么时候能有回报?实实在在,很清楚。做公益怎么评价?很难说,对不对?有时候需要隔好几代人才能去评价。就像洛克菲勒、福特、胡雪岩,现在都是他们的第四代、第五代人来夸奖自己的先人。我们还是第一代啊,怎么衡量我们呢?

《中国慈善家》:如何看待中国公益慈善组织的发展现状?

王石:一般而言,社会上有三种力量:政府管理国家,企业创造财富,公益慈善组织参与第三次分配,促进社会稳定、平衡发展。在中国社会里,政府扮演最主要的角色,至少占到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企业和公益组织怎么来平衡?显然中国现在的公益慈善组织发展远远不够,但是40年后的今天已经有了非常长足的进步。

《中国慈善家》:2008年的捐赠门风波过去 15 年了,您觉得公益慈善的土壤有变化吗?

王石:我是这样看,年轻一代起来了。对于80后、95后、00后来讲,做公益、做环保生态,他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代人更国际化,这些东西已经是他们从小认知培养的一部分。这是很大的一个差别,也让我很欣慰。 



 获奖理由 

40年前,他创立深圳万科,秉持“让建筑赞美生命”的人文精神,在获得巨大商业成功的同时,也让现代企业文明开花结果;世纪之交,他将目光投向环保、公益领域,成为中国企业家群体履行社会责任、参与社会治理的领军者;15年来,他连续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从形单影只到一呼百应,追随者的队伍不断壮大,为应对气候挑战贡献中国力量;2020年,中国政府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70岁的他如同听到冲锋号的老战马,满腔热忱披挂上阵,为双碳愿景下的美好未来尽己所能。



 获奖感言 

我是今年73岁,65岁之后一被颁奖都是给一个终身荣誉奖。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已经结束了,所以我很担心今天给我的是否也是这个奖。看了一下,不是,说是因为应对气候变化,我就特别高兴。至少咱们《中国慈善家》、微博在慈善方面年龄无上限。我一不小心从2009年第15届气候大会一直参加到现在,如果我再继续参加5年,我就是中国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次数最多的人了。所以我还要坚持,谢谢你们!



作者:程昕明人像摄影:张雁文(AXstudio)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杨永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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