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阅读关立丹教授研究司马辽太郎的著作，我找出书柜里司马氏的作品，在他的旅行记《从长安到北京》里，竟夹着一张登机牌：中国国际航空，大阪关西国际空港，目的地为北京。这让我记起此书购于空港书店。登机牌上印有登机时间，却没有日期，但书的版权页上写着2005年1月改版第6次印刷本，腰封上则印有一行“司马辽太郎没后十年”。这些信息都说明，我是在著者去世十年之后，在候机厅里开始阅读这本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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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から北京へ』

[日] 司馬遼太郎 著

中央公論社，1998

回想起来，我手上有的司马辽太郎作品，几乎都购于空港、车站或街巷里的普通书店，从这样的购书方式可知，当时是率性而为的“杂读”，而不是为了研究的专业性阅读。在这类书店，一般很少有专业性的学术书，实验性色彩明显的纯文学作品也不多见，却肯定会有司马辽太郎。“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以此想象司马作品的流行，绝不会过分。当然，司马以历史小说名世，笔下多叱咤风云人物，风格面貌恰和柳词的缠绵婉约相反。而司马作品的流行并不如风吹即过，从1962年其代表作《龙马行》、《燃烧吧，剑》问世以后，直到去世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后的今天，其畅销势头始终不减，在书店里甚至比很多正活跃在文坛上的“现役”作家更惹人眼目。司马屡屡被称为“国民作家”，显然和他被“日本国民”如此广泛而持久地阅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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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辽太郎（1923～1996）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小说家，在政治界、经济界有着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国民作家”（日本）。司马辽太郎创作了大量的中、日、韩等东亚国家相关题材的历史小说、随笔、游记，多达六十多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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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朝日将司马辽太郎的作品作为“人气连载”的宣传页

但在一般的日本文学史著作里，司马文学大都仅仅被轻轻带过，并不会作为重点对象评说。正如立丹教授指出的那样：“日本近代文学史介绍的绝大多数却是纯文学作品”，而司马写作的“历史小说”、“时代小说”，在近代意义的文学分类里，大都被归为“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之中，自然很难进入纯文学的正典系统。著名学者梅原猛曾就此做过很有意思的分析，他说：“司马辽太郎的文学被称为国民文学。而所谓国民文学，是被这个国家所有的人——无论老少男女所广泛喜爱，且能告诉读者人生为何，给予读者生活勇气的文学。作为日本文坛主流的纯文学不可能成为这样的国民文学，被广泛爱读之事自不必说，日本纯文学的第一流人物如太宰治、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都是自绝性命，自绝性命的人是不可能给予众多的人们以生活勇气的”[1]。而立丹教授也是从对日本纯文学历史叙述的“不解”开始自己的研究的，她认为：“想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是阅读学院派的纯文学的经典是不够的，而是需要阅读家喻户晓的各类文学作品。日本也是一样，只是阅读纯文学作品是不够的，还需要阅读民众广泛阅读的历史小说、时代小说”。正是从这样的问题意识出发，立丹教授的研究由一个具体的作家论伸展到了文学史论，以作家论的个案研究拓展了纯文学史叙述的狭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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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遼太郎の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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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原猛（1925～2019）

自京都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历任京都市立艺术大学、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首任所长等职，在日本古代史、文化、思想等领域展开独创性思索，该研究后被称为“梅原日本学”。1999年，梅原猛被授予“文化勋章”。

从某种意义上说，遭遇纯文学史的冷淡，应该也在司马本人的意料之中。他的作品或连载于报纸，或刊登于大众读物类期刊，却绝少发表在纯文学杂志上。他有意疏远文坛，多次表示不认为自己是作家，也不在意自己所写是不是小说，甚至说：“对我来说最不了解的世界就是日本文学史”[2]。这自然不无司马式的自嘲，不可完全从字面上理解，因为有其他材料能够证明，他的日本古代文学知识相当广博，对现代文学的认识也颇多卓见，还曾明言是同时代作家大江健三郎的热心读者[3]，表明其对前卫小说的探索也非常关心，但比较而言，在“小说”与“历史”之间，司马的着力点显然更在于后者。他甚至比学院里的职业研究者更为勤奋地穷尽式搜寻史料[4]，因为如同野口武彦所说，司马不像一般的历史小说家那样，仅仅满足于“给历史上的人物赋予表情，”而是要“从史料里发掘出表情”，这当然是学院里的史学家绝少考虑或力所难及的。野口说：司马辽太郎是“以小说作为方法的史家”，并认为：从1960年代起，“司马氏视为对手的，就不再是已有的时代小说，而是日本的史学”[5]。可谓恰中肯綮之论。如所周知，司马的小说成为世间热议的话题，确实大都因其有悖于历史学家的成说、历史教科书的教条式结论和刻板的叙述而引起的，而他的众多读者的关心所在，也主要是他讲述的“历史”，而不是他的小说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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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歴史と小説』

[日] 司馬遼太郎 著

集英社文庫，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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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と日本文化』

司马辽太郎小说跨界混搭的文类特征，导致其在纯文学史叙述里的缺位，也映照出纯文学史解释能力的限度，同时也在呼唤具有超越纯文学之视野的讨论者参与。实际上，已经有历史学家表现出对司马文学的关注，在此不能全面综述，仅举我的阅读所见举两例说明。首先是日本著名的俄罗斯史研究者和田春树的皇皇巨著《日俄战争》，开篇即从“司马辽太郎的看法”提起问题，而在指出司马的小说《坂上之云》“在我国民众对日俄战争的认知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之后，和田通过对日、俄、韩文等多语言文献和档案的检证，分析司马小说所依据的史料，指出司马在文献上的所见和未见，考证绵密，下笔如刀斫斧凿，倘若司马本人能够读到，大概也会表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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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起源和开战》

[日] 和田春树 著，易爱华、张剑 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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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春树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1938年生于大阪府，1960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西洋史学科，任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助手，1985年为该所教授，1996~1998年任该所所长，1998年从东京大学退休。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近现代史、现代朝鲜研究、东北亚国际关系史。

但和田之所以对司马的小说下这样细致的“史源学”功夫，用意当然不在于和一位渊博的小说家比高低，而在于通过坚实的史料，重构日俄战争的历史，帮助读者树立健全的历史认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和田对司马小说的文本也有独特解读。他指出，司马在起笔写作《坂上之云》时，“原本想写一部‘乐观主义者的故事’，但在写作结束时，却呈现出了极其悲观的氛围，寓示出胜利在本质上是虚幻的，随之而来的历史是黑暗的”。和田注意到，在该作品的第二部“后记”里司马已经表达出这样的认识，所以写到第六卷整体结束，会自然收束到主人公秋山真之有意避开胜利后的阅兵式，前往已故友人正冈子规墓地的凄凉场景。和田说：司马“作为一个诚实的作家，遵从自己所描写对象的发展逻辑，逐步修正了作品原来的构想”[6]。这样的判断，显然不是源自对文献的考据，而是对小说文本的深刻体认。在和田所著《日俄战争》里，关于司马辽太郎所占比重很小，不过是序章部分的一个引言，看似著者信笔写来，却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司马小说的一个出色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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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の上の雲』

[日] 司馬遼太郎 著

文藝春秋，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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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田龙一的《作为战后思想家的司马辽太郎》径直称司马为“思想家”，即使在日本也难免让人感到突兀，但成田在《序章》里举出和司马同年去世的政治学家丸山真男、经济学者大塚久雄的名字之后，并未再做更多讨论，而是转而强调司马以小说、随笔、对谈等形式对“战后价值”的“体现”，由此可知，在成田看来，司马“通过小说的形式所展开的”观点同样具有思想史的意义。

但成田此书更值得注意的亮点是他对“战后”的执着。和很多研究者关注司马所写的“历史故事”不同，成田更为关注司马的写作所处的“战后”这一时段，关注司马通过对“历史”的文学叙述所展开的对“战后日本”的思考。成田颇具创意地提出“中层思想史”的概念，明言他希望讨论的不是居于思想史顶点的人物，也不是态度极端倾向激进的思想家，他之所以选择司马辽太郎作为讨论对象，则因为在司马的背后簇拥着的庞大人群：既希望保守“战后”价值而又有意回避思想及意识形态的“‘战后’保守派”。成田认为：这些“在人数上居多数的‘战后’保守派没有自己的代表者也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恰恰是司马，“成了他们的代言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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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田龙一（1951~ ）

成田从读者分析的视点考察司马文学的支持者，把所谓“‘战后’保守派”聚焦于白领工薪族，他说：“就现象而言，白领工薪阶层在司马的支持者中占压倒性多数。结合司马作品大多发表于周刊这一现象考察，是白领工薪阶层在购买司马的作品，并作为最为热心的读者阅读司马。他们虽然并不发表评论，但以持续的阅读，对司马给予了最大的支持”[8]。按照成田的描述，我们不难想象，实际上是“沉默的大多数”支持了一个最大的发言者——“战后日本最大的国民作家”司马辽太郎。成田也指出了此种状况对司马辽太郎的影响和限制，特别分析了司马文学对近代日本殖民侵略历史缺少反省的原因，认为这恰好也是“‘战后’保守派”共有的问题。换言之，司马文学所表现出的历史洞见和偏见，都近乎战后日本社会的中间值。这样的分析，确实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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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田龙一把司马辽太郎放在战后思想史的脉络里考察，从而把一位以讲历史故事见长的小说家历史化，这样的研究方法本身即颇有启示意义。但成田的讨论主线是“战后日本”，对司马与东亚的关系虽有言及，却未能展开，就此而言，立丹教授的研究则表现出了明显的推进。近些年来，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代表作大都有了中文译本出版，在中文世界里，如何阅读司马文学，也将成为问题，立丹教授的著作出版，可谓正逢其时。可以预期，这部著作会帮助中文读者更深入地理解司马文学，并透过司马其人其作更深入地了解日本和东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