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玮杰 | 马克思对资本剥夺性的透视与批判——基于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两度分离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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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资本剥夺性的透视与批判
——基于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两度分离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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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西方经济学话语下，资本被视为具有特殊“贡献”的神秘之“物”，这与马克思的思想背道而驰。本文通过分析《资本论》关于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两度分离的阐述所蕴含的批判性内涵，考察马克思对资本的“贡献”的证伪以及对资本的剥夺性的透视，进而分析了资本以及为其辩护的西方经济学话语的历史局限性，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层面思考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内涵与意义。
作者简介
黄玮杰，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资本论》哲学、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哲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发展研究”，出版专著《“精神分析+马克思”理论运动的当代效应》，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世界哲学》等刊物发表文章二十余篇。
摘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现了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离以及之后的管理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离，并透视了资本在此过程中的剥夺性本质。随着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两度分离，脱离现实的再生产过程的资本在非生产领域依靠虚拟资本投机以及吞并其他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而延续着其剥夺性，其历史局限性进一步暴露，进而也离其自身的消亡越来越近，这为劳动者对资本进行“积极的扬弃”提供了条件。《资本论》所蕴含的对资本剥夺性的透视可以有效证伪当代西方话语将资本视为具有特殊“贡献”的永恒神秘“物”的拜物教思想，揭示资本作为剥夺性关系的实质与界限，这有助于在实践中“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探索资本作为“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的关系性功能。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论》；资本；所有权；再生产
“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是当前经济实践为理论研究提出的切实要求。在当代西方经济学话语下，资本被视为具有特殊“贡献”的永恒神秘“物”。与之相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清晰地揭示了资本的本质是一种具有剥夺性的“关系”而非中性的“物”，这种剥夺性关系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建立、凸显于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两度分离：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离以及在股份制下管理劳动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分离。本文将通过分析《资本论》关于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两度分离的阐述所蕴含的批判性内涵，考察马克思对资本的“贡献”的证伪以及对资本剥夺性的透视，进而在理论研究层面分析资本的历史局限性，为“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提供一种思考维度。
一、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离：马克思对资本剥夺性起源的分析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批判了一种当时流行的资产阶级叙事。他指出，在此叙事下，财富的积累被认为源于个人的素质和禀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首先是节俭的精英，另一种是懒惰的，耗尽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费过了头的无赖汉。……第一种人积累财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讽刺的是，这种类似的叙事在当代西方依然流行，并由此衍生出关于当代特定资本家凭借“勤劳”“聪明”致富的叙事。在《资本论》“所谓原始积累”一节中，马克思将这种叙事讽刺为“儿童读物的观点”，这种叙事的幼稚性在于它有意忽略一个核心的问题——所有权。
在“所谓原始积累”一节之前，马克思已然论述了资本与剩余价值的互为前提关系。在此关系下，资本的运动仿佛“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实际上，资本“恶性循环”的持续运转建基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点的资本原始积累。在《资本论》语境下，资本的原始积累所涉及的并非个人的勤劳致富，而是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离。伴随着这种分离，失去了生产资料的大量劳动者为了获得生活资料，只能将自身的劳动力出卖给占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资本，从而成为雇佣工人而从属于资本。这一历史过程并不是“温和的政治经济学”所钟爱的“田园诗”可叙述的；相反，它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生产不断生产出这种分离，它“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资本在其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过程中，不断占有既有的和新增的生产资料，从而迫使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既创造维持其自身生命的生活资料又创造维持资本家生命的生活资料。然而，一些作为资本代言人的西方经济学却鼓吹资本也为人类生活资料和社会财富的创造作出了“贡献”，从而试图为资本的存在提供辩护理由。例如，在当代西方知识界依然流行着一种庸俗经济学的思路，认为资本和劳动都是生产的要素，二者共同为人类财富的创造作出贡献，因而资本和劳动皆具有历史存在的理由。事实上，资本本身并没有生产性，它之所以产生生产性的效应，仅仅在于它与劳动产生了某种关系。在现代社会，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马克思的时代，一种观点认为，纵然劳动很重要，它也需要同固定资本结合才能生产。因而，劳动和固定资本共同为财富的创造作出贡献，甚至固定资本的贡献更大，它具有历史存在的理由。马克思认为，这种错误观点“把固定资本说成是和劳动时间无关的、独立的价值源泉，是何等荒谬。固定资本只有从它本身是对象化劳动时间来说，并且从它创造剩余劳动时间来说，才是这样的源泉”。这种错误观点是从物化的视角来理解资本的，认为机器乃至科学技术天然就等同于资本，这种资本是独立于劳动的生产要素。然而，这种观点所忽略的是，机器本身也是劳动创造的，科学技术的发现与发明则源于科学家的研发劳动，工业生产的生产性实际上是既有劳动与新加的工业生产劳动结合的产物，而非资本的产物。对于这种错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批判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不是资本。它们只有在同时还充当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但是，在政治经济学家的头脑中，它们的这个资本主义灵魂和它们的物质实体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实际上，伴随着机器和科学技术的运用，“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可见，这里所谓的资本的“贡献”依然不过是资本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如蕴含高新科技的机器设备）的所有权压迫劳动者创造了更多生活资料。为生活资料生产作出贡献的依然是劳动，而非资本，而这种状况依然是建立在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离基础上的。
与之相关，西方话语中还有一种为资本辩护的理由是：尽管科学技术和机器的研发也源于劳动，但它需要货币资本的大量投资；没有货币资本的投资，科研人员和工厂工人既没有生活资料，也没有生产资料，他们也就失去了生产的前提。货币资本的这种“贡献”被定义为“货币生产力”。然而，不难反问，这种用于投资机器大工业生产的资本又是从何而来？答案是：它源于上一次对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夺。换言之，资本实际上是用劳动创造的价值构建起了支配新劳动的条件，进而与新劳动相结合从而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对此，马克思从再生产的视角指出了这一过程的实质：“资本家阶级不断地以货币形式发给工人阶级票据，让工人阶级用来领取由它生产而为资本家阶级所占有的产品中的一部分。工人也不断地把这些票据还给资本家阶级，以便从资本家阶级那里取得他自己的产品中属于他自己的那一部分。”
那么，第一次对剩余价值的剥夺又缘何而来？答案又回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原始积累过程中，资本运用暴力强行使生产资料与劳动相分离，并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垄断以隐蔽的方式支配所谓“自由”的劳动力。事实上，劳动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并不自由，他们离开了资本垄断的生产资料无法生存，受资本支配实际上是“别无选择”的抉择。正如马克思所指认的，这种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在此基础或起点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再生产出剥削工人的条件，并使之永久化”。资产阶级经济学所鼓吹的所谓资本的“贡献”根源于血腥暴力的原始积累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劳动者的持续剥夺，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站得住脚的辩护理由”可以为资本辩护。那么，资本的生产性的表象从何而来？事实上，资本是在强迫劳动进行剩余价值生产的过程中一方面扩大了劳动时间，另一方面推动了科学技术的研发与运用从而降低必要劳动时间，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对此，马克思指出：“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
由此可见，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是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资本在其原始积累过程中推动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离，并因剥夺和占有生产资料所有权而得以强迫和盘剥劳动，不断吞食劳动所创造的财富。资本在强迫和盘剥劳动的过程中参与了生产过程，资本的辩护者将这种对劳动的强迫和盘剥称为“管理”，从而认为资本的“管理”为人类财富的生产作出了“贡献”。然而，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指认的，伴随着管理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进一步分离，这种为资本所作的辩护也变得更加苍白无力。
二、管理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离：马克思对资本剥夺性加剧的透视
既然占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资本与从事现实生产的劳动是分离的，那么资本是否完全没有为生产作出“贡献”？对此，当代西方一种观点认为资本参与了对生产要素的合并、配置、管理，它为生产作出了贡献，理应获得相应的收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并不否认资本及其人格化（资本家）参与了劳动与其他生产条件的合并以及生产过程的管理。一方面，资本可以参与劳动与财富生产的原始要素的合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即超出由体现资本存在的、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所确定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可以参与劳动和科学技术的合并。正如《资本论》所谈到的：“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同时，这种扩张能力对原资本中已进入更新阶段的那一部分也发生反作用。资本以新的形式无代价地合并了在它的旧形式背后所实现的社会进步。”
资本将劳动与各种生产条件合并起来，并放置在自身的价值增殖过程中。在无限扩大的增殖需要下，资本不断驱动新的剩余劳动，以至于“获得的剩余劳动不单纯仍然是量上的剩余，同时劳动（从而剩余劳动）的质的差别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样化，本身越来越分化”。为追逐剩余价值，资本一方面提高劳动强度（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则提高生产力（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伴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推进，既有劳动部门游离出剩余劳动，资本通过开辟新的劳动部门来吸收不断溢出的剩余劳动，从而扩大了财富生产的范围。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为缓解利润率的不断下降也会不断开辟新的生产领域以吸收活劳动。在此趋势下，资本“尽可能使劳动的使用价值或生产部门倍增，以致资本的生产会不断地和必然地一方面造成劳动生产力强度的提高，另一方面造成劳动部门的无限多样化，也就是说，会使生产具有包罗万象的形式和丰富多彩的内容，使自然的所有各个方面都受生产的支配”。马克思因而指出：“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这个方面正好是重要的文明因素，资本的历史的合理性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当代西方一种观点认为，恰是因为资本对于劳动和其他要素的合并、管理和组织，即所谓的“优化资源配置”，生产力才有效地提高，资本为生产作出“贡献”，因而理应获得参与组织管理的“回报”。实际上，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类似的观点也曾存在。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认：“在资本家的脑袋里必然产生这样的观念：他的企业主收入远不是同雇佣劳动形成某种对立，不仅不是他人的无酬劳动，相反，它本身就是工资，是监督工资。”然而，这种观点在马克思看来是站不住脚的。第一，资本家虽然执行了管理或监督的职能，但他的职能是生产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第二，资本家所执行的管理或监督活动并未改变剩余价值性质、起源和条件，他的收入依然来源于剩余价值；第三，资本家虽然执行了管理或监督的职能，但他之所以可能执行职能是因为他代表了生产资料所有者而非工人的利益，他执行的是资本的职能。由此，马克思得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管理者，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在资本的压迫性关系下，任何所谓的“优化资源配置”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更高效地榨取剩余劳动。生产力不会凭空提高，生产力的发展只是因为劳动更有效地被暴力地剥夺或被柔性地动员，并与自然或劳动本身创造的生产条件相结合，进而提高和扩大财富的质与量。资本并非神秘的“黑箱”，而拜物教的观点却总是认为将各生产要素放进资本的“黑箱”中就能“优化配置”。任何“优化”归根结底都离不开劳动的发展，资本的暂时“合理性”不过是出于参与了劳动的管理和监督过程，并且目的在于不断压迫和追加剩余劳动以实现所谓“优化”。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本家甚至退出了对劳动的管理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伴随着资本的发展，“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于是，“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在此条件下，资本不但使劳动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而且使所有权与经营相分离。在社会化的资本中，“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于是，管理劳动的主体即“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而资本的人格化即“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伴随着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第二度分离的产生，马克思指出，“资本所有权这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像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
在资本主义所推动的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完全分离”下，资本占有生产资料所有权而与真正推动社会生产的劳动彻底相对立，资本家以它参与了对劳动的组织和经营为口实来为自身辩护。然而，在股份资本的条件下，正如《资本论》第三卷所指认的，“这种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占有权相分离”，资本甚至将组织、经营劳动的职责也交给了劳动者（“单纯的经理”），其结果是“留下来的只有执行职能的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也就是说，伴随着股份资本的发展，资本及其人格化（资本家）仅仅占有生产资料所有权而让渡了资本的职能，它已然彻底脱离了社会生活资料的生产，呈现为纯粹的剥夺者。于是，一方面，资本家变成了“单纯的所有者”；另一方面，管理者变成了单纯的经理，他的收入“只是某种熟练劳动的工资，这种劳动的价格，同任何别种劳动的价格一样，是在劳动市场上调节的”。“单纯的所有者”可以在不参与实际生产的前提下不仅支配自己的资本，而且支配社会资本进而支配社会劳动，甚至将社会财富用于私人投机。在此条件下，一切为“资本贡献”作辩护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和意识形态因而都失去了现实的根据。正是在此语境下，马克思指出：“在这里，一切尺度，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多少还可以站得住脚的辩护理由都消失了。”
既然彻底不参与生产，那么仅仅占有生产资料所有权而不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又在从事什么活动呢？马克思认为，尽管股份制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但这是一种依然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消极过渡点。在此状态下，虽然财产已开始转向社会财产，但社会财产却还是被少部分人所占有，他们凭借信用开始从事纯粹的冒险投机。马克思将这少部分占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所谓“发起人”“创业人”“董事”“金融贵族”称为一种“新的寄生虫”，他们并不参与生活资料的再生产，而是“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然而，“金融贵族”在这些活动中所获得的收益却在当代西方话语下被打扮为“投资回报”“风险收入”等，它的剩余价值来源却在此话语下被掩盖。
由此可见，伴随着第二度分离，一方面，资本及其人格化代表脱离生产过程而食利，其剥夺性实质变得愈发纯粹；另一方面，资本在不推动生产和再生产扩大的条件下却进一步推动了剥夺范围的扩大，其历史局限性进一步暴露，进而也离其自身的消亡越来越近。以下我们将考察《资本论》语境中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两度分离后资本剥夺性的延续，在批判这种为资本辩护的话语的过程中指认其意图掩盖愈发临近的资本的危机。
三、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两度分离后资本扩张的实质：马克思对资本剥夺性延续的批判
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列斐伏尔曾以“幸存”来指认当代资本主义的存在状态。在《资本论》语境下，伴随着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两度分离，资本已然远离了现实的再生产过程，更谈不上对社会生活资料的生产作出贡献了。真正作出贡献的是劳动者及其劳动，资本所获得的收益源自对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直接或间接的剥夺，资本主义仅仅凭借不断扩展的显性和隐形暴力“幸存”。然而，在当代西方经济学话语下，脱离生产的资本所获得的收益却被打造为资本家的“投资回报”“风险收益”等，后者甚至可以被量化。伴随着管理经营劳动与资本所有权的分离，仅仅占有资本所有权却不参与现实再生产过程的“金融贵族”往往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参与投资，其投资的“回报”并不源于所谓的“风险”，而依然源于剩余价值，后者的唯一源泉则是劳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科学地指认了，这些脱离现实再生产过程的“金融贵族”作为货币资本家实际上是“把货币作为资本的这种使用价值——生产平均利润的能力——让渡给产业资本家”。产业资本家通过剥夺工人的剩余劳动获得剩余价值，作为货币资本家的“金融贵族”则以利息的形式从产业资本家那里收割了后者所剥夺的部分剩余价值。由此，“金融贵族”虽然没有参与现实的再生产过程，但却在投入了货币后以利息的形式获得了剩余价值。这就让人产生了一种幻象，仿佛“货币或商品具有独立于再生产之外而增殖本身价值的能力”。于是，“创造价值，提供利息，成了货币的属性，就像梨树的属性是结梨一样”。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不少理论恰恰是这种资本拜物教在知识领域的反映。
事实上，正如马克思所言，“金融贵族”脱离现实再生产而获得的“投资回报”不但无法证明其贡献，而且正好表明，“劳动条件作为资本而存在，同劳动处于社会对立中，并且转化为同劳动相对立并且支配着劳动的个人权力”。这种资本的存在状况恰恰更加明显地“把资本的这种性质表现为某种在生产过程之外属于资本的东西，而不是表现为这个生产过程本身的独特的资本主义规定性的结果”。资本的腐朽性、寄生性、食利性在此进一步彰显。
面对平均利润率的下降，不参与现实再生产过程的资本所有者甚至不将其货币让渡给产业资本。换言之，他们甚至不以间接的方式进入现实的再生产过程；相反，他们将投资变成了股票投机，“投资收益”变成了“投机收益”。那么，这种“投机收益”是否又源于“风险”呢？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指出，在信用投机过程中，“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在这种投机和赌博中，脱离现实再生产过程的大资本所有者（“鲨鱼”和“狼”）的收益并不是源于个人的素质，也不是源于“风险”，而是源于对小资本家（“小鱼”和“羊”）所剥夺和占有的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吞并。于是，“在这里，成功和失败同时导致资本的集中，从而导致最大规模的剥夺。在这里，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换言之，即便不参与现实再生产过程，资本所有者的收益依然根源于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然而，资本拜物教的观点却掩盖了这种资本收益的真实来源，简单地将经济发展理解为“投资—收益”而忽略了“投资—收益”的领域的差异。与之相应，当代西方资本在现实的实践中往往也将大量货币资本投入到虚拟资本投机领域和各类非生产领域。这正如《资本论》第二卷所揭示的：“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
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脱实向虚”的发展模式无异于竭泽而渔。当资本全部转化货币资本，从而再也没有货币投入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购买中，资本增殖的源泉消失了。它一方面无法维系其自身增殖，另一方面也不再推动甚至不再参与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对于这种资本发展所遭遇的界限，列宁曾批判道：“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商品生产虽然依旧‘占统治地位’，依旧被看做全部经济的基础，但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是生产社会化，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然而，当资本主义社会已然开始以脱离生产的方式寻求虚假的增殖，这是否意味着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已接近历史界限？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的：“一旦生产关系达到必须蜕皮的地步，这种权利的和一切以它为依据的交易的物质的、在经济上和历史上有存在理由的、从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源泉，就会消失。”当资本彻底与劳动分离，资本的非生产性和剥夺性已然充分凸显，资本也就到达了它转化为新生产方式的过渡点。马克思认为，在此过渡点上，工人可以“积极地扬弃”生产资料私有制，让“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当资本因其内在本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与生产劳动过程分离，它愈发无力推动有生命的个人的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它也愈发临近其历史临界点。这既是旧社会形态的终点，也将是新社会形态的起点。面对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劳动者有必要依据具体历史条件，对资本进行“积极地扬弃”，从而使生产关系逐渐向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过渡。
四、余论
在当代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大量为“资本贡献”作辩护的经济学理论。《资本论》所蕴含的科学理论恰恰可以证伪这些依然为资本辩护的拜物教思想。在《资本论》语境下，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在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分离，占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资本得以坐享完全由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并将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从而剥夺更多的劳动。资本的再生产循环在此基础上得以不断维系。在此过程中，为现实的生产生活资料的创造作出贡献的是与一定自然条件相结合的劳动，而非资本。伴随生产的不断社会化，股份资本不断发展，对于劳动和生产资料的管理与经营也与生产资料所有权（表现为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所有者仅仅占有了生产资料所有权而不执行管理和监督的职能，它与劳动“完全分离”进而使其作为剥夺性关系的本质彻底凸显。马克思因而在此语境下指认，“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多少还可以站得住脚的辩护理由都消失了”。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两度分离，资本及其人格化逐渐脱离现实的再生产过程。可是资本却依然可以在非生产领域依靠虚拟资本投机以及吞并其他资本所占用的剩余价值而“幸存”，资本的腐朽性与神秘性在此一同加深。资本的这种存在状况在当代西方变得愈发普遍。其已脱离了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甚至已遭遇其界限而站在了历史发展的对立面。
在当代西方经济学话语下，资本被视为具有自行增殖能力的一成不变的神秘“物”。相反，《资本论》科学地指认了资本并非永恒的神秘“物”，而是追逐价值增殖的“关系”，这种关系因其内在矛盾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临近其历史界限，为此劳动者需要在把握历史发展趋势和具体历史条件的前提下对其进行“积极地扬弃”。这为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思考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合理发挥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作为“纽带”的关系性力量，就需要“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从而“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共同发展，发挥其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祉的作用”。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第8—15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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