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简 介
叶 隽，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德文化交流史、侨易学研究。
摘 要：选择生于南洋、献身中国教育的两位私立大学校长林文庆、李登辉作为研究对象，讨论他们的现代大学理念，尤其关注他们作为实际上的创校校长而不得不担负起的开辟性任务。至于生于南洋的其他重要人物如辜鸿铭、伍连德、宋旺相等也会在适当时候进入讨论范围，由此凸显作为文化背景的“生于南洋”，同时借助侨易学理论，分析他们作为现代留学生表现出的文化理想，尤其是留英、留美路径的细微区别。同时强调二元模式形成的“相辅相成”，即中国现代大学办学过程里实际上存在的一种“君臣关系”：开创者与主持者的唇齿相依。譬如在厦大是陈嘉庚—林文庆的二元关系，在复旦是马相伯—李登辉的二元关系，这二者与在南开的严修—张伯苓关系都是相吻合的。这种私立大学的特殊现象，其实也决定了中国现代大学发展史上的多元景观之“风景这边独好”。
一、作为文化背景的“生于南洋”——以侨易学为视域[关于侨易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资源，参见叶隽著：《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侨易多义，即“侨元四义—易元四义”的“移仿高桥，变常简交”相生，如此侨易共有16义：移易四义（移变、移常、移简、移交）、仿易四义（仿变、仿常、仿简、仿交）、高易四义（高变、高常、高简、高交）、桥易四义（桥变、桥常、桥简、桥交）。参见叶隽著：“‘侨易二元’的整体建构——以‘侨’字多义为中心”，载《侨易》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生于南洋”[有论者曾提出一个问题，即一批“在南洋成长，在西方受教育和专业训练的知识分子，为何选择将其所学贡献给中国社会？”参见黄贤强著：《跨域史学：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研究的新视野》，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1-267页。]，或许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背景。除了我们熟悉的一代奇杰辜鸿铭（1857—1928），至少还可以加上林文庆（Lim Boon Keng, 1869—1957）、邱菽园（1871—1941）、李登辉（1872—1947）、宋旺相（1874—1936）、伍连德（1879—1960）等。[参见严春宝著：《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严春宝著：《他乡的圣人——林文庆的儒学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张亚群著：《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李元瑾：《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1年；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年；林坚著：《芙蓉湖畔忆“三林”——林文庆、林语堂、林惠祥的厦大岁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王哲著：《国士无双伍连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叶书德译，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年；钱益民著：《李登辉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此外，对林文庆、李登辉这两位先贤的资料整理明显不均，林文庆得到较多关注，如林文庆著，林曦等译：《战时讲演与随笔集1914—1917——儒家视域下之世界大战》，厦门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严春宝编：《林文庆儒学文选译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但关于李登辉的工作则有待展开。]辜鸿铭曾颇为自豪地宣称自己的“四洋背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1]1或许略过夸张，但这种复杂的地域交易过程，确实和个体发展、精神迁变乃至观念形成具有密切关系，不可小视。
如果将南洋视为整体[有论者指出“南洋”是“有特殊历史含义的地理名词。如果以地理疆域而言，约等于今天的东南亚（Southeast Asia）。由于‘东南亚’这个地理名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其间因为盟军划分战区之便，才正式被启用，所以，当我们谈到战前东南亚华人时，更符合当时的称法应该是南洋华人”。载黄贤强著：《跨域史学：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研究的新视野》，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冯承钧更明确指出：“今之所谓南洋，包括明代之东西洋而言。东西洋之称，似首见《岛夷志略》著录，然至明代始盛行。大致以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以西，质言之，今之印度洋为西洋，以东为东洋，昔日大食人亦以此两地为印度与中国之分界。”所采取的，乃是更为广义宽泛的南洋概念。载冯承钧著：《中国南洋交通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页。]，则为我们理解“华人”的全球空间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注脚，也拓展了我们的整体视域[有论者将世界华人分为三类：“第一类华人占了大多数，他们居住在中国邻近的地域里，这里也是他们最早移居与继续移居的地区。第二类华人散居在世界上发展中的国家，人数较少。第三类华人移居到西方工业国，特别是近年来流向北美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的移民。”王赓武：《海外华人贡献以经济为首》，载《王赓武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页。]。林文庆祖籍福建（海澄县，今龙海市），生于新加坡的华侨家庭。入学于福建会馆附设学堂，受传统教育，乃读《四书》《五经》；习英语，入新加坡莱佛士学院（Raffles College）。[关于此校，参见张亚群著：《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注释1。]李登辉祖籍亦福建（同安），生于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Batavia，今之雅加达）的一个七代华侨家庭。他们的交集处在于同在新加坡接受教育，李登辉在16~19岁求学新加坡[参见钱益民著：《李登辉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我们看到，在这个阶段的教育之中，林文庆、李登辉实际上是处在一个南洋文化圈内，其教育制度有相通之处，这使得他们一方面深受英国的殖民文化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在一个更为开阔的英语世界里继续其学业和人生旅程。
果然，到了1887年，林文庆有机会赴英留学，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获内科学士和外科硕士，后在剑桥大学研究病理学。同样，李登辉于1890—1899年留美，在耶鲁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是容闳的后来校友。这又与教育制度的整体设计有密切关系，因为正是阴差阳错的安排，使得林文庆借助成绩优秀与年龄长出的优势获得英国女王奖学金(Queen’s Scholarship)[张亚群著：《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这才可能赴英留学，进而泽被以后基本职业素养和发展。爱丁堡大学亦是近代中国早期留学生的又一个汇聚之地，如黄宽（1828—1879）、辜鸿铭、林文庆都聚集于此[同上，第14-15页。]，又跨越世代成为一个具有明显代际承继意义的华人留学点；相比较美国耶鲁大学的容闳（1828—1912）、詹天佑（1861—1919）、李登辉、马寅初（1882—1982）的谱系，恰可相映成趣。而正是作为代际风向人物的林文庆、李登辉，成为两所私立大学厦大、复旦的领袖人物，其中三味值得咀嚼。
南洋文化，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乃是研究近代中国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文化概念”，因为这是理解中华文化的海外扩展维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涉及的海洋地理维度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从周边看中国”（葛兆光语）还不太一样。越南、朝鲜乃至蒙古的联系乃是一种汉文化的自然地理延伸，而新加坡、香港、厦门则因其特殊地位，使得我们在走向海洋的通道上有了几个重要的落脚点。这几座城市在南洋文化中占有特别位置，如厦门，陈嘉庚揭示道：“厦门虽居闽省南方，然与南洋关系密切，而南洋侨胞子弟多住厦门附近，以此而言，则厦门乃居适中地位，将来学生众多，大学地址必须扩大，备以后扩充。”[2]15[厦门确实在南方有其特殊的重要性，这一点也表现在西方人的相对集中上，参见李颖著：《来华西方人与晚清厦门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新加坡在东南亚诸国中地位独特，它悬于南洋岛国纵深，既是战略要地，又乃文化交汇区，曾长期居有核心地位；香港的意义，则不必多说，它长期作为英国的殖民地，逐渐发展成为“东方之珠”，具有鲜明的联结中西的地理优势。
这样一种桥梁性中心城市的设计，使得南洋华人不但能够随时回望大陆侨乡，更有便利条件留学西洋，这正是他们的有利条件。而在南洋各国（这里大致指东南亚国家）中，又有三座城市值得关注，新加坡之外，为槟榔屿、马六甲。如果我们再联想到正是在马六甲，第一份华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由英国传教士米怜（Milne, William,1785—1822）创办，在槟榔屿，出现了辜鸿铭这样的传奇式人物，那么，我们对这南洋三城的重要性或许理解得可以更深些。如果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来看，则“南洋的迁民运动，在我国历史是有潮流的”[3]3，这一判断，相当重要，因为这揭示出了南洋文化及其发展与中华文化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系。
二、林文庆的厦大理念——以陈嘉庚的“援引合作”为基础
相比较民国初期南北大学的名声显赫（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作为南方之南的闽粤，往往更难获得全国性的目光聚焦。1919年夏，陈嘉庚（Tan Kah Kee,1874—1961）回到故乡福建，“念邻省如广东浙江公私大学林立，医学校亦不少，闽省千余万人，公私立大学未有一所”，所以有“决意倡办厦门大学”的想法。[2]14广州的中山大学，因其携有孙中山的民国肇创的政治背景，所以较容易跻身中心。相比之下，由侨领陈嘉庚独自开辟的厦门大学则独具风骨，走出了一条特殊道路，即便稍有逊色于后来居上的“东方剑桥”如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等，但厦大因校长林文庆的“南洋背景”确有特点。
当初陈嘉庚以一己之力筹办厦门大学，连汪精卫（1883—1944）都曾有意出任创校校长，然终因留连政治而不就；首任厦大校长邓萃英（1885—1972），为北京教育部参事，是一官僚人物，想挂名而不愿担实际责任[2]16[邓萃英其人简历，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923183.htm，下载于2012年9月21日。]，所以乃有“邓君既去，余即电新加坡请林君文庆担任校长，林君于秋间开课前来到”[2]17的佳话。也就是说应陈嘉庚一纸电文之邀约，林文庆慨然出任新筹建的厦门大学校长，这不是一件易事。
林文庆在厦大十六载，与陈嘉庚声气相通，深得信任，故此运筹厦门大学之建设有别人无法替代之优势。他所制定的厦门大学“校训”为“止于至善”，乃取《大学》章句，表明一种哲思层面的高度；而“校旨”更明确表示：“本大学之主要目的，在博集东西各国之学术及其精神，以研究一切现象之底蕴与功用；同时并阐发中国固有学艺之美质，使之融会贯通，成为一种最新最完善之文化。”[4]113既有宽博之东西文化视域，又有立足本土传统之立场，其理想标的设计无疑是好的。不仅如此，林文庆还绘制校徽，设立评议会，实行民主治校，其主张办学当“切于实用，造就高等专门人才”。一所学校的办学宗旨关系到长远发展的原则。《厦门大学组织大纲》（1924年）明确规定厦大办学的三大任务：“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阐扬世界文化。”[4]121这里不妨以此为基础略加阐释：
其一，高深学术，地域中心。现代大学的建立乃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关键环节，由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确立的“大学独立”[所谓大学应“独立于一切国家的组织形式”。Humboldt, Wilhelm von:ber die inner unduere Organisation der hheren wissenschaftlichen Anstalten in Berlin（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在和外在组织）,in Humboldt,Wilhelm von: Schriften zur Anthropologie und Bildung（人类学与教育著作集）. Hg. von A. Flitner. Frankfurt am Main,Berlin & Wien,1984. S.83.中译文参见陈洪捷著：《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与“自由研究”[所谓“德国大学之教育主义，可以自由研究四字尽之。德之学校教育，本施极严肃之教育，惟大学则全然不同，而施无限制之自由主义教育。大学教授得以己所欲讲者讲之，大学学生亦得学己之所欲学，潜心于己所欲研究之问题，遂以是为学制而公认之。”吉田熊次著，华文祺等编译：《德国教育之精神》，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第19页。]原则指示了基本方向；蔡元培改革北大又一举确立起中国现代大学的制度标尺，亦化用德国大学的观念资源：“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为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5]320[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1918年）。]蔡元培之后，无论后来者如何想要标新立异，对这条基本上都是萧规曹随。其他大学校长即便是留美出身者多，但对此也决不含糊，譬如清华之梅贻琦、武大之周鯁生等，均明确表示服膺蔡氏的现代大学理念，非因对蔡氏个人如何尊崇，乃在于这一理念乃世界通行的基本公理也。林文庆虽为南洋背景，但高等教育训练仍在英国大学完成，他强调高深学术之重要，大学必须要“注重各科学研究之工作，以期养成真正研究之精神，使各种学术，均能达到最高深之地步”[4]115。因为只有大学成就高深学术、成为知识灯塔，才可能真正担负相应职责。林文庆对厦大的学术地位和学术责任也有着比较清醒的估计和期待：“将来厦门大学或成为我国南部之科学中心点”[4]115。厦大的期待值不过就是“南方之强”，这一点上，林文庆是相当有实际战略眼光的。这一点在厦门大学校歌中也可印证：
自强！自强！学海何洋洋！谁欤，操钥发其藏？鹭江深且长，致吾知于无央。吁嗟乎！南方之强！吁嗟乎！南方之强！自强！自强！人生何茫茫！谁欤，普渡驾慈航？鹭江深且长，充吾爱于无疆。吁嗟乎！南方之强！吁嗟乎！南方之强！[7]521-522
这首歌词清楚地揭示了厦大“南方之强”的定位。从比较局限的概念上理解就是“中国之南方”，但如果站得更高些、拓展些，为什么不能是“亚洲之南方”呢？或至少应涵盖了南洋的概念。林文庆生在南洋、长在南洋，很难让他将所谓的“之南”完全限制在中国语境里。
其二，制度建设，任务确立。大学与科学院差异在于其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任务，故此教员之功用，不仅需要能钻研创造高等学术，更要能传承知识、使学问薪火相传，所以林文庆讲得很明白：“大学是培养领袖人才的地方，因为大学能给予个人以最高的思想和学问；具有最高的思想和学问，做起事来自不会和常人一样的认错目的或是欠缺能力。假使没有大学，最高的学问和思想就无从获得；但是有了最高的思想和学问以后，还要具有自知、自信和自助的精神，这一点凡是大学生都不可忽略的。还有一层：我们在大学研究学问，培养人格，是为了将来替社会国家服务，而不是为个人达到享乐目的的工具。”[6]14林文庆的基本大学理念即大学的基本功用在人才之培育；而人才之标准，在服务社会与国家。如此则必然关注学生培养过程中的“学生自治”。应该说林文庆是兼具古贤传统和现代意识的校长：“提倡学生自治之组织，以期养成高尚之人格，发扬美满之民族精神，于学校内造成一种模范社会，以为将来服务之准备。”[4]116这显然是和林氏接受英国教育的民主精神是有关系的，但有趣则在于，林文庆又会说：“在厦门大学无‘德谟克拉西’可言。”[4]116何以然？厦大之风波迭起，与林文庆之主张学生自治也不无关联。[譬如日后厦大掀起轰轰烈烈的倒林运动，则因林文庆主张“读孔孟的书保存国粹”，乃有“驱林”学潮。欧元怀等九教授带200学生离厦大，到上海创办大夏大学。后又因创办国学院问题，有名教授不和事件，鲁迅、孙伏园、沈兼士、林语堂等离开厦大，而刘树杞去武汉筹建武汉大学。]故此，林文庆或许也是感受到双刃剑的威力，乃有此矛盾之语。
其三，国际视域、文化理念。林文庆特别强调“阐扬世界文化”，一方面当然体现在其华侨大学的基本定位：“本大学与海外各埠华侨关系甚深，故予华侨子弟以返国求学之机会”[4]116，而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对外语教学的重视，“国文之外，尤注重英文，使有志深造之士，得研究世界各国学术之途径”[4]116。而且林文庆显然是个很务实的人，他“开课后召诸生试英语，问你从何方来，不能答，复问何姓名亦不能答，而尤以闽省诸生为多”[2]17。这就很显出林校长双重背景的优点来，就是关注外语，尤其是英语能力。英文之外，还有德文、法文、日文课程，而“拟将来增设荷兰文、西班牙文、马来文等科，以便英、荷、法、美属之华侨子弟得随意选习”[7]151[“厦门大学民国十年度报告书：英文”（1922年）。]。这多少有点和蔡元培在1918年9月20日的北大开学式演说词时总结自己的“政绩”相类似：“一年以来，于英语外，兼提倡法、德、俄、意等国语，及世界语；于旧文学外，兼提倡本国近世文学，及世界新文学……”[8]382[“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1918年9月20日），原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9月21日。]外语学习表面看去不过是一门具体的技艺，但其关涉甚深，所谓国际视域，舍此则无从谈起。而对世界文化的重视，更须建立在精通对象国语言的基础之上。所以林文庆进而论道：“本校之目的在养成各种高等专门人材，使本校之学生虽足不出国外，而其所受之教育能与世界各大学相颉颃，同时并采取本国之材料以为研究之资，故本校之毕业生对于国内之风土人情茫然不知者，当大相径庭矣。”[7]139[“厦门大学民国十年度报告书：教科之范围”（1922年）。]进而，则“我国学生欲留学外国者，最好先毕业于本国之大学，以其学问根底较深，外国言语较精，则其留学成绩自必事半功倍也。”[7]139[“厦门大学民国十年度报告书：留学之机会”（1922年）。]
这三者又是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的。譬如外语课的开设固然彰显其国际性特点，可最终目的仍是服务于学生培养，更是高深学术创造之必不可少的。陈嘉庚对自己的办学事业，有如此回顾：“廿年前，创办集美厦大两校。集美设在故乡，以村里为名，原不望他人捐助，按自己量力负责。至厦大则不然，自倡办时在厦门开会，首先认捐四百万元，待两三年后，略有规模，则向南洋富侨募捐巨款，扩大厦大校务。不意理想失败，虽屡向富侨劝募，卒无效果。创办十余年间，承认四百万元经费交完后，因遭世界商业不景惨况，余之营业亦不能维持，不得已放弃厦大，求中央政府无条件接收。每痛不能尽国民职责，为义不终，抱歉无似。”[2]307从这段自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一个华侨商人，陈嘉庚是如何以一种超越功利的情怀来推进其所钟情的教育事业的。随着陈嘉庚经济实业的失利，厦大也不得不收归国有，林文庆的厦大校长事业也终究画上了句号，林文庆没有抓住这种关键性的历史机遇，将厦大真正一举推向中国现代大学建设的“巅峰之列”，令人扼腕！
三、李登辉的复旦理念——以马相伯的“提携替手”为视角
相比较林文庆对厦大的“宅兹”在兹，李登辉的“一生只在复旦”无疑更具传奇色彩。[9]191李登辉作为复旦校长的一生事业，确实与马相伯密切相关，两者之间的关系，用李氏自己的话来说：“仆与先生，夙连兰契。”[10]72[李登辉：《马相伯老先生百龄大庆祝辞》，原载《复旦同学会会刊》第8卷第2期（1939年3月）。]作为复旦创校者的马相伯，因其年岁高迈、德高望重，不太可能事必躬亲；所以早在1906年，李登辉到沪上不久，即由颜惠庆、于右任等介绍，出任复旦公学英文部主任。[11]248[“李登辉传略”。按照马相伯的叙述：“我办复旦的时候，颜惠庆先生把李登辉先生荐给我，他本是华侨，在美国读书的。我始而请他教英文，后来我辞了校长的职务，李先生便继任校长，一直到今，还是他在那儿维持。”马相伯：《从震旦到复旦》（1935年），载《一日一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1-52页。]但在1911—1912年，李登辉曾另任他职，这可能也与辛亥期间的风潮涌起有关。1913年初，李登辉被复旦董事会选举为校长，从此之后直到1947年病逝，任职达三十余年，可谓老骥伏枥、兢兢业业。李登辉与马相伯之间的关系，乃是长辈与晚辈的“提携托付”，这与陈嘉庚—林文庆之间的同龄相惜还是不同。所以，李登辉之担任校长，少了些顾忌，而更多了些开阖拓新的气象，这尤其表现在李校长放开手眼的宏图大志表述上。1935年，复旦庆祝三十周年校庆，作为校长，李登辉自然要有所发言：
复旦大学，开办迄今，已三十寒暑矣。以历史眼光而言，以与著名之大学相较，如美之耶鲁哈佛英之牛津剑桥，则我校尚在幼稚时代；三十年在中国之长久历史中，盖甚微小也。
然而在此短时期中，以我校对于近代教育所作之贡献及所造就之国家领袖人物而言，则成绩不让于较老之大学；此吾人引为自豪，并对我校之将来，抱更大之期望。[11]139[李登辉：“吾人之希望”（1935年）。]
这种在庆典之际的表态，其实很清楚地表现出校长的胸中积愫。李登辉强调美、英大学的榜样在前，以英语背景凸显其世界眼光；另外强调对教育的贡献之外更以政治人物培养作为大学教育的标准。
1929年时，李登辉个人家庭遭重大之不幸，妻子汤佩琳去世（此前二女一子已逝），他不得不承受凄凉家世之苦，乃任命金通尹（1891—1964）为秘书长，掌管校务。有这样的话语：“我惫，汝佐我守。大学之教，百家渊薮，覃思穷理，弗绀弗杻”，要求金氏在日常校务运行中坚守“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之原则。[11]113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李登辉所遵奉的基本学术理念，大致近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或许这正是陈寅恪以其著名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为中国现代学术立精神的意义所在：“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12]246我们不知道李登辉此种理念是否受到陈寅恪表述之影响，抑或是陈寅恪在复旦期间受到李登辉之影响？但其间精神之相通，则不言而喻。[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李登辉与陈寅恪应有师生关系，竺可桢、陈寅恪都是复旦公学的同学，曾于20世纪初期求学于复旦，其时正是李登辉任总教习。竺可桢曾有回忆：“余在复旦时间甚短，只一年，在第四班。而李先生时为总教习，即教务长。”竺可桢：《1947年12月21日日记》，载樊洪业主编：《竺可桢全集》第10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15页。参见张荣明著：《竺可桢与陈寅恪——科学巨擘与史学大师的交往》，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9页。]更为重要的是，李登辉不仅用其基本理念，更用其躬身实践明显表现出他作为大学领袖的基本气度和操守。譬如，即便是在战火纷飞之际，李登辉人在沪上，但却时刻挂念着自己身心所系的复旦。其时复旦与大夏大学合校内迁，各种事务李校长已经不可能事必躬亲，但他仍然念兹在兹。譬如，李登辉致函吴南轩（1893-1980）、金通尹两人称：
今我川校于千辛万苦中在北碚正式复课，忽忽间同学来归者已五百人，教职员亦有六七十人，且开办院系，已复旧观，闻之尤慰。函谓根据实际需要，本学期文学院添设史地学系、商学院添设统计学系，下学期拟再增设农学系及川边垦殖训练班，此项计划，辉甚赞同。于增设农学系及垦殖班等，更觉切合川省环境。辉意乡村合作事业以及农村经济等问题，实为需要之课目，在下学期农学系开课时，可作为必修学程，得造成农村健全人才。至于拟添聘康、卢、贺三位先生担任校董，当请新之先生分别函聘。此外高泳修、蒋志澄、颜伯华三位显色很难干可否亦一并邀致，俾一时川中群彦，尽在我校。[13]66-67[“李登辉致吴南轩、金通尹函”（1938年5月2日）。]
这封不长的信函关系到迁校后的院系调整、科目设置、师资聘任诸多事端，从中不但可见出李校长身在沪上心系复旦的热忱，更展现其规划学校发展的长远眼光。将杰出才士囊括本校，才是他办学的一贯思路。对于李氏其人，学生评价甚高，有所谓“学泳中西，器实恢宏，看破穷通显晦之理，不攀援以竞胜，不阿曲以求荣，其襟怀有如光风霁月，其人格有如水上之荷”[14]6的美誉，这些说法或则不免弟子辈的恭维崇敬之表，但至少“不为利诱，不为势慑，故能远不实之名，求德业之进”[14]7当非虚语。
李登辉的大学理念大概可归为三端。其一是秉承中国现代学术建立期的学术伦理精神，这集中表现在他坚持在复旦校歌中加入“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表述[15]48，所以才有了今天这首由刘大白填词、丰子恺作曲的名曲：
复旦复旦旦复旦,巍巍学府文章焕,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无羁绊前程远,向前!向前!向前进展!复旦复旦旦复旦,日月光华同灿烂。[16]82
在其生平行状中有评价称：“复旦校歌中有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二语，实为先生办学圭乐，尤喜言德谟克拉西”[17]4。可见他的民主思想一以贯之，且对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有强烈的认同和坚守。胡秋原（1910—2004）评价称：“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蔡孑民先生在北方先树立思想自由的学风,而在南方,则复旦大学一直保持思想自由传统者,是先生（指李登辉，笔者注）最大的功劳。”[18]其二是适度定位，可以概括为“地域领军、国际声誉”，同样也在校歌中得以呈现，即“复旦复旦旦复旦/沪滨屹立东南冠/ 作育国士恢廓学风,/ 震欧铄美声名满”[16]82。一方面是明确了在上海的基本城市位置，涵盖的是东南区域，这里排除了与北大争锋的可能，针对的可能更多是其时的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但一句“震欧铄美”则表露出其在国际化时代的那种忧虑。其实，从马相伯时代开始就孜孜以“创办与欧美并驾齐驱的大学”为标的[19]288，李登辉可谓是“萧规曹随”，将这一理想完全接受下来，并毕生勠力之。而且他也很注重对继承人的遴选，譬如章益是复旦学生，留美之前经李登辉指点，后将专业从“政治”改为“教育”，1927年归国后即被聘为复旦教育系教师，后任校长。李登辉谓：“得子继吾衣钵,吾无憾矣!”[20]125其三是服务社会与国家的理念。这就不得不追溯到李登辉的留美背景，他早年留学耶鲁，深受美国大学教育熏陶。而其时正是实用主义思想盛行之时代，且美国大学有服务社会之传统，李登辉在办学理念中显然贯彻了此点。这既包括在实践层面的制度性效仿，也包括理念层面的亦步亦趋。1915年，他与时任副校长、同样具有耶鲁背景的王宠惠（1881—1958）一起，以耶鲁大学课程说明书为参照，完成了一个复旦的综合性课程体系设计，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为美国大学所普遍认可[21]94。在具体学科发展方面，李登辉不但增设商科、法政科等社会科学，也创办土木工程系，甚至还开设新闻教育等其他实用学科，均取得不错的成绩[15]50。这一点在继任的吴南轩（1893—1980）理念上也有明确昭示：“纯科学的研究,为知识而求知识的研究,在大学中诚然也占有一个位置。然而,我们学校特别重视国家社会的迫切需要。我们以后当致力于解决现代社会实际的问题,而不专崇尚经院式的理论研究。”[11]393[吴南轩：《第一次扩大纪念周校务报告》，原载《复旦大学校刊》1937年3月8日。]其中对纯学术的认知显然不足，与蔡元培的北大理念差别和差距明显，这也不仅是校长与大学之间的距离，也是美国大学理念与德国古典大学理想的“鸿沟”。
当然，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李登辉所代表的现代中国语境里美国大学范式既有其局限性（北大在蒋梦麟长校之后也是“美式化”），也有其历史语境的必然性。总体来说，陈望道（1891—1977）的这个评价不错：“先生（指李登辉，笔者注）是复旦传统的象征,也是校长的最好的典型。……先生曾以服务牺牲解释复旦精神。先生自己就是服务的,牺牲的,同时也是民主的,和平的,专为青年的发展,中国的进步办教育的。”[22]475[李登辉逝世后，其时报刊有大量的报导、哀悼文章。亦可参见李老校长纪念工作委员会编：《李登辉先生哀思录》，上海，1948年。]
四、现代留学生的侨易因子——社会化过程所体现的文化理想
林文庆、李登辉与梁启超、章太炎等基本同时代人，但他们的知识形成背景多了一重南洋因素，所以显得格外不同，这就导致了他们的中国现代大学的创校实践明显有着另外一重“外来色调”，但与现代中国平台参与大国竞逐的“异文化博弈”不同，他们更多对“华夏文化”有归属感。
从“观侨取象、察变寻异”的角度来看，相比较林文庆的留英背景，李登辉是留美的，即便将其早年的求学经历纳入考虑，总体形成的仍是受英美系的大学理念影响的学术训练和教育背景。李登辉曾经有五年时间留在南洋发展：1899年至1904年，先后在槟榔屿、巴达维亚从事教育，前者是在英华学校教英文[23]45-46，后者则干脆独立创办了当地首家英文学校——耶鲁学院，“耶鲁”体现了他对留美时代母校的那种情结。但显然在南洋创业的想法是破灭的，这应该是为什么李登辉选择到中国的重要理由。如果说殖民地教育的背景提供了通向英语世界的一扇便利之门，那么祖辈留下的华裔传统则预留下通向汉语世界的可能[中国与南洋的交通关系，古已有之。参见冯承钧著：《中国南洋交通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1904年10月，抵达上海的李登辉迅即融入了当地的文化与教育语境之中，稍后则加入复旦公学，成为马相伯看好的复旦的未来掌门人。
革命和政治或许是那代人无法回避的话题，林文庆固然曾经有过非常丰富的“任侠”经历，譬如革命、经商与行医等他都亲身尝试[7]18-34；李登辉同样在到沪上之后通过戏剧参与的方式来参与其中，他组织成立寰球中国学生会（其背景当然与美国人控制的基督教青年会分庭抗礼），就是一种进入社会场域的尝试[11]248。但所幸他们都能经由自己之努力迅速融入时代语境，并且获得了更能施展长才的大学校长位置，与李登辉的“殉职于位”不同，林文庆在晚年还是回到了南洋。可1942年的新加坡或许是林文庆一生的滑铁卢，身在南洋的他组织了“华侨协会”（被定义为汉奸组织）并担任会长，甚至不得不组织马来华侨缴纳5 000万元“奉纳金”。民族大义之失乃是“大是大非”问题，但其个体的一生得失却不止于“春秋大义”。林文庆本身有学者气质，他英译《离骚》，撰著《孔教大纲》等，都是很有学术分量的工作，出任厦大校长之前的南洋履历与学养密切相关：不仅是行医悬壶济世、经营树胶种植，而且还创报刊、办学校、立社团，很有些社会革新者的开风气之举。1897年，林文庆与宋旺相合作创办英文季刊《海峡华人杂志》（Straits Chinese Magazine），其宗旨在“促进海峡华人智力及指导当前混沌的公众言论”[24]5，而林文庆乃是主要撰稿人，对其有论者评价：“该杂志几乎每期都有一两篇林文庆的作品或演说辞，其中多半是关于提倡改革的文章。”[25]60林文庆的教育和成长背景成就了他作为南洋华人社会风俗变革倡导者的角色，而这些正是他日后做厦大校长的文化基础。在林文庆看来：“大学者，不仅为成人者之所学，理之既深，自非成人不可几之。要在使有德性才能者，而研求深理；以格致之学，使国民进步；不但益于己国，且盖及举世，此大学也。若但召集数人，以诵读其中而已，何补哉？必取已成之专门学，以推求新理。而大学毕业，不止谓已学专门，须自研求一门之学，自寻新理而后可。至如为人之道，须有普通资格，博学而知其约，方为大学真意。我国办学，以此为合。”[26]127-128从这段表述来看，林文庆显然是有着融通中西的意愿和学养的，他之讨论大学，既能在西方的制度史意义考察大学，更能本孔子之教的意义将其融会贯通。设若林氏能在此基础上不断发挥，坚守学人本位，融入中国现代学术和大学制度的整体性建设中去，或则其成就，当不以此为限。遗憾的是，林氏似乎过多过琐碎地陷入到大学办学具体事务中，未能握其大则。陈嘉庚对林文庆的信任和评价则让我们看到了古人“管鲍交谊”的义薄云天：
南洋数百万华侨中，而能通西洋物质之科学，兼具中国文化之精神者，当首推林文庆博士。林博士在南洋之事业，如数十万元之家产，与任数大公司之主席按年酬金以万数，姑不必论，但言其才德资望，而能于数百万华侨，仅占一席，呖屿呷三州府华侨义务代议士，独赝继任，十有七年，牺牲自己利益，又重且巨。稍明社会事者，对于林君之为人，莫不深致感激。厦门大学甫经成立，乃竟以鄙人数电之恳请，毅然捐弃其庞大之事业，嘱托于人，牺牲其主席之酬金，让而不顾，舍身回国，从事清苦，力任艰巨，一则为厦门大学关系祖国教育精神，人材消长，一则希冀华侨资本家，将来感悟，归办事业。其爱国真诚，兴学热念，尤为数百万华侨之杰出。[4]135[陈嘉庚：《辟诬》，原载《南洋商报》1924年6月17日。]
陈的评价将林文庆的位置放置在南洋华侨这个广阔群体中来比较和映衬。多数华侨因其接受教育难得高层次故而见解有限，所以有论者认为：“一般的华侨以为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在训练经商，这种普通的观念已有悠久的历史。不过近年来有一部分的华侨因各种关系，感觉到教育的较深意义：以为教育不仅是谋生的准备工作，实是生活的本体；学校不应仅注重训练商业，也应注重灌输文化。抱此等观念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在华侨的领袖里面，却亦偶尔遇到。”[27]204华侨“领袖”如陈嘉庚就是其中佼佼者；可“华侨精英”可能更为恰当，涵盖更广。林文庆以其经验人品当属此列。无论如何，林文庆和陈嘉庚的合作是相对成功的，厦大建设是留下了珍贵遗产的。
大学创办中的这种“二元现象”具有一定普遍性，譬如南开的严修—张伯苓、复旦的马相伯—李登辉、厦大的陈嘉庚—林文庆皆是，他们似乎可以被认为是二元模式形成的“相辅相成”，即中国现代大学办学过程里实际上存在的一种“君臣关系”——开创者与主持者的唇齿相依：主持者作为校长都被赋权，但最终决策权仍掌握在开创者手中，大致相当于侨易学中所归纳的“附型二元”类型，即一种依附型的二元关系，是一种并非绝对平等，彼此支配乃至有一定依附的特殊关系。当然由于资本所有者身份不同，两者之间仍存在差异。相比较完全投资人的陈嘉庚（他在校长去留上有相当大的决定权），马相伯则更表现出某种“卡里斯玛”的面相，而非直接操控，这也让李登辉比之林文庆有了更多的自由挥洒空间。所以要注意到附型二元关系往往不是静态而是发展变化着的，但其共有基本特征可概括为主次序限、向心力聚、冲突内蓄。本质而言，附型二元不是一个稳定性二元结构，但却有其实现稳定的更多可能性[28]198-222。一旦这种二元关系体现为“君贤臣能”，则很可以发挥出能臣的“君臣佐使”之功；而大学又恰是“百年树人”的行当，其发展正是需要领头人——校长的长袖善舞，在较长时间的积淀中才能焕发光彩、体现效应。所以，这种私立大学的特殊现象，其实也决定了中国现代大学发展史上的多元景观之“风景这边独好”[关于民国的大学校长群体情况，可参见钟波：《近代中国大学校长治校理念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程斯辉：《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相比较公立大学往往是“走马灯”般的换将现象，这就更显突出了。当然，具体考察此类校长的大学思想形成和实践过程，会发现其结构形成上的相对共性，其中也不乏悖论之处，这也说明了侨易学“附型二元”类型的复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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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叶隽.“生于南洋”与“留学西洋”——林文庆、李登辉等的现代大学理念及其侨易背景[J].教育学报，2022，18（3）：159-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