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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榜 谢长法 | 归途1949—1955：中国留美学生的回国之路
作 者 简 介
杨家榜，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史、教育学史研究；
谢长法，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摘 要：新中国成立伊始，在中国的争取和美国别有用心的支持下，中国留美学生掀起了回国的热潮。但是，中国留美学生的大量回国并没有给美国带来预想的效果。于是，美国转而对中国留美学生的回国权利进行了限制。经过三个阶段的艰难谈判，美国最终撤销了对所有中国留美学生的回国限制，并在1955年发表的中美侨民声明中承诺保障包括留美学生在内的所有中国侨民的归国权利。在中国政府与美国进行交涉的同时，被扣留的中国留美学生也采取措施同美国当局进行了一系列有组织、有计划的斗争，表现出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
从新中国成立到中美侨民声明发表，美国政府一直都把中国留美学生当作实施对华策略和表达对华态度的工具。受此影响，中国留美学生的回国历程呈现出跌宕起伏和艰难曲折的局面，展现出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本文回顾中国留美学生在中美侨民声明发表前的回国历程，一是希望能深化和细化对中美教育交流史的认识，二是希望能弘扬归国留美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一、中国留美学生的回国热潮
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后，中国共产党就将争取留学生回国纳入了统战工作，要求海外的留学生党员既要“在科学技术领域，自己学习，还得多团结点人，为将来的建设做准备”[1]。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国内的民主革命已取得基本胜利，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建设工作急需大量高级人才。但在1949年以前的36年间，中国的高等学校毕业生一共才21万人，且其中只有30%学习的是理、工、农、医专业。[2]为了解决人才供应不足的问题，新中国一方面着手扩大国内培养和国外留学的规模，另一方面则积极争取在外留学生回国服务。1949年12月28日，周恩来通过北京广播电台，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地邀请世界各地的海外学子回国参加建设。[3]1951年2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组的报告，明确提出“年内至少争取1 000人回国，重点放在美国”[4]的工作目标。
在党和政府积极争取留美学生回国的同时，许多留美学生也在密切关注着国内的革命和建设形势。他们大都目睹过南京国民政府的腐败和日本对祖国的侵略，希望等到局势稳定之后再回国内参加和平建设。随着1947年夏季之后国内战局日趋明朗，“那去国怀乡的情思，那投奔光明的激动，那建设一个繁荣富强自由民主的新中华的志向”[5]，使留美学生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充满了期待和想像。1949年3月6日，汪衡等在《留美学生通讯》的发刊词上明确写到：“在这历史的转折点，我们虽然远在海外，我们对祖国前途的关怀并没有因之而稍减……我们谨借本刊和读者初次见面的机会祝祷我们留美同学坚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回国去参加一个光明绚烂的新中国的建设。”[6]同年6月18日，部分留美学生在匹兹堡成立了“留美科协”，并在宣言中写到：“我们认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接近彻底胜利,新中国的全面建设即将开始,因此每个科学工作者都有了更迫切的使命和真正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机会,这是我们千载难逢的良机,也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科学工作人员无可旁卸的责任。我们应该努力加强学习,提早回国参加建设新中国的行列!”[7]1950年6月，“留美科协”以集体名义致信“中国科协”，表达会员“一致决心在最短时间内回国”，“投身于建设新中国的巨潮”[8]的意愿。除了“留美科协”以外，其他留美学生团体也积极讨论回国参加建设的问题，比如，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在1950年召开东部和西部夏令会时，就都以“去建设一个新中国”为主题[9]26。
与中国政府希望留美学生回国、留美学生渴望回国的想法相一致，促成中国留学生回国也是此时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部分。随着“扶蒋反共”政策在1948年后逐渐失效，美国重新确立了旨在防止中国完全倒向苏联的“观望”策略，即在不承认中共政府具有合法性的前提下，接受新政府将长期存在的现实，积极在新中国培植潜在的亲美力量。[10]在这种对华策略指导下，历来都把外国留学生看作本国文化输出载体的美国不但不反对中国留学生回国，而且急切希望中国留美学生早日回国，以便在中国扩展它所谓的民主。为此，美国一方面严格执行移民法的规定，对留学签证到期而滞留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进行罚款和遣返，另一方面则打着人道主义救援的旗号，颁布了《中国地区援助法案》。该法案规定对没有完成学业的中国留学生进行学费代付，并按月为其提供生活费，前提是受援的中国学生要尽快回国；对学业完成后愿意回国的中国留学生提供全部旅费补助，但旅费补助的对象不包括返回台湾的中国留学生。虽然美国颁布《中国地区援助法案》并非真正缘自对中国留美学生的特殊怜爱，但《中国地区援助法案》实施仅一个月后，确实就已经约有2 500名中国留学生获得了救济。[11]34另据学者介绍，“1949年至1950年从美国归国的约1 000名留学生中，637人是由美国方面提供经费回国的”[12]。
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一批批留美学生陆续踏上归国的旅程，掀起了回国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9月起的两年期间里，先后约有20 批次留学生乘船回国，“每批人数少则几人、十几人，多则几十人、上百人”[13]。他们中的一些同学不仅自己毅然决定回国参加建设，而且还积极动员其他同学早日归国。1950年，朱光亚等52名留学生在临行前给所有留美学子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高呼：“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14]同年，华罗庚在归国途中写了《归去来兮——给留美同学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写到：“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15]这些信件扣动了留美学子的心弦，在他们之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从1949年8月到1951年12月，就有821名留美学生回到祖国报到，占同期留学生归国报到总人数的72%（参见表1）。不过，大量留美学生的归国并没有像美国预想的那样起到和平演变新中国和阻碍中苏两国走向结盟的效果。美国处心积虑的结果只是给新中国作了件漂亮嫁衣。
二、美国对中国留美学生回国的阻挠
1950年2月14日，中国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这意味着新中国与苏联正式确立了盟友关系，美苏争霸的天平正在向苏方倾斜。此后，美国虽未完全放弃对中国进行拉拢，但对中国的态度已变得越来越强硬。1950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公众法第535条，授权司法部长制定一部法规，以便中国留美学生毕业后申请在美就业。公众法第535条的通过表明阻挠中国留美学生回国已经成为美国“惩罚”中国的又一个选项。
对美国来说，采用“促归”和阻挠相结合的政策，不但可以获得那些决心回国的中国留学生的好感，而且还可以在人道主义的伪装下截留一部分中国留美学生，而不至招致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指责。因此，法令颁布后，美国国务院曾多次敦促司法部执行这一法令。但是，司法部并不赞同国务院的主张，它认为驱逐和遣返中国留美学生才是向中国表达强硬态度的正确方式，所以它“从来没有公布过上述可使中国学生在校外谋生或毕业后接受全时工作的条款”[9]41。朝鲜战争发生后，美国肆意夸大了战争的性质，认为朝鲜战争是共产党人在苏联策划下向全世界进攻的信号，是对美国在“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的挑战。于是，在“恐共”和“仇共”的氛围下，阻挠中国留美学生回国逐渐成为一部分美国人的共识。他们认为：“把我们的朋友送回去将是一种犯罪，把我们的敌人送回去那将是一种愚蠢——因为他们所有人都是有高度专业素养的人。没有一个清醒的政府会让这些中国学生中任何一个人走近北平，不论他们是否愿意。”[9]42美国阻挠中国留美学生回国的措施既有“软”的一手，也有“硬”的一手。“软”的一手包括抹黑新中国的各项政策，尤其是知识分子政策；允许在美国全职就业；给予申请加入美国国籍的优惠；给予生活补贴。“硬”的一手就是严重违反人道主义和国际法原则的强行扣留。
美国最早扣留中国留美学生的时间是1950年8月15日，被扣留的人就是导弹专家钱学森。1950年6月，面对祖国的召唤和麦卡锡主义的迫害，本来就眷念祖国和亲人的钱学森毅然决定回国效力。买好从洛杉矶到香港的机票之后，他特意去向自己的伯乐——美国海军次长金波尔辞行。金波尔得知他决定归国之后，曾试图说服他留在美国，但终未得遂。这让金波尔感到十分不舍和不安，因为他认为钱学森“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16]于是，金波尔事后便要求司法部“立即通知洛杉矶移民局，绝对不能放走钱学森”[17]。1950年8月15日，移民局在洛杉矶机场强行扣留了钱学森。当时移民局扣留他的依据是一份在军方要求下由移民局长官签署的命令，这纸命令要求“凡是在美国受过像火箭、原子弹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均不得离开美国。因为他们的才能可能被利用来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武装部队”[18]。继扣留钱学森之后，美国军方又在日本横滨扣留了与钱学森有过科研合作的赵忠尧、沈善炯、罗时均，目的是防止他们带回任何与钱学森行李中类似的“非法”资料。[19]
随着朝鲜战场局势的变化，美国逐渐扩大了对中国留美学生的扣留范围。1951年9月20日，谢家麐等21名留美学生开始从旧金山港出发，踏上回国的旅途。临行前，美国总统轮船公司已经代替移民局、税务局以及卫生机关检查过他们的一切文件，美国海关也在旧金山码头上详细检查过他们的行李。但船在9月25日到达檀香山后，美国官员又上船对他们进行搜查和盘问，并最终扣留了他们中的11人。这11人中包括谢家麐等九名中国留学生和两个孩子。[11]40将归途中的人半路截回的同时，美国移民局陆续向许多申请回国的中国留美学生发出了“禁归”通知，通知中说：“根据1918年5月22日的立法(1941年6月21日修正) 和1941年11月14日‘关于出入美国人员的控制’(2523号总统公告) ，当美国处于战争或紧急状态下，可以禁止外国人出入境，现在命令你不准离开或企图离开美国，不论你是否具有离境准许，直至本令取消，否则罚以不多于5000美元，或监禁不多于5年，或二者兼罚。”[20]为了防止中国留美学生绕道回国，美国移民局还没收了一些申请回国者的护照，要求他们定期到移民局报告行踪。根据美国合众社的报道，截至1954年3月25日，美国政府已先后禁止了130多个居住在美国的外侨前往中国，几乎都是中国留学生。[11]36虽然移民局“禁归”的对象仅限于所学专业与国防安全相关的学生，但它所产生的恐怖效应实际上很快就已经扩散到了所有中国留学生之中，导致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敢再向移民局提出回国的申请，有的甚至不敢向别人表露回国的想法。[21]177
美国的恶劣行径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愤慨。钱学森被扣的消息一传到国内，中国政府就公开谴责美国“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22]。1950年9月24日,中国科联主席李四光分别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安迪让和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书记克劳瑟，控诉美国迫害科学家的罪行，要求美国立即释放被拘捕的科学家，并保证今后不得有类似的行动。1951年11月26日，中国青联、中国学联、中国科普、中国科联联合就谢家麐等人被扣一事向美国提出抗议，要求美国立即释放被捕人员。12月25日，李四光致电世界和平理事会和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请求世界和平理事会和世界科协向全世界的科学工作者和正义之士发出号召，抗议美国的无耻罪行。除了政府和民间组织的抗议和谴责之外，《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各大报刊上也连篇累牍地刊登了控诉美国扣留中国留美学生的文章。但是，由于综合国力较弱，国际地位较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声援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三、中国留美学生回国问题的谈判
见到“隔空喊话”无法奏效，中国政府逐渐认识到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和美国正式交涉。而恰逢此时，一些被扣留的学生也纷纷表达了希望中国政府与美国进行谈判来帮助他们回国的意愿。[11]47于是，1954年4月26日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就成了中国和美国正式交涉的战场。日内瓦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恢复和平的问题，但中共中央认为，中国代表团除参与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外，“还可以相机提出有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其他迫切的国际问题”[23]。根据这个指示，中国代表团在出发前特意收集了中国留美学生被扣留的信息。
和中国想早日解决留美学生被扣问题一样，美国其实也急切希望之前因故滞留在中国的美国侨民能早日回国。当时滞留在中国的美国侨民既包括守法侨民，也包括一些从事间谍活动和入侵中国领空、领海的犯法侨民，其中，犯法侨民中的空军飞行员尤为受到美国的关注。在滞留人员家属和新闻界等多方的压力之下，美国曾多次要求中国释放被扣的美国人，但最终并未取得多大效果。[9]66为了安抚国内民众，美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方面频频通过新闻媒体试探中方处理美国滞留侨民的态度，另一方面则请求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作为“中间人”向中国代表团传达美方的关切。5月17日，在中英代办会谈时，杜威廉乘机向中国驻英代办宦乡提到了美国侨民的问题，宦乡也乘机向杜威廉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即所有未触犯中国法律的美国人都有权离开中国大陆，但这取决于美国如何处理被扣留的中国侨民。宦乡的表态让美方看到了继续就这个问题和中国接触的可能。于是美国代表团请求杜威廉继续询问中方“如果美方愿意让这些在美的中国人自由回国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对被扣美国人的态度会怎样”[9]68，并希望杜威廉尽量讨价还价，说服中国将犯法美侨也纳入释放的范围。面对美国急于解决在华美侨滞留问题的心态，中国代表团认为应该抓住美国急切的心情，开辟出一条直接接触的渠道。5月26日，中国代表团发言人在向新闻界澄清中国的外侨政策时，透露了中国想和美国直接会谈的意愿。次日，宦乡告诉杜威廉，有5 000或6 000名中国留美学生被美国禁止回国，并被没收了护照；中国愿意同美国进行会谈，但不愿意再通过第三方进行会谈。直接会谈的要求让美国陷入了两难选择：如果和中国直接会谈，则会让国际社会认为美国改变了对中共政府的不承认政策；如果放弃和中国直接会谈，则会让美国人民认为政府漠视美国国民的利益。经过一番权衡之后，美国国务院最终决定在安排记者会以否认中美会谈具有政治承认意义的前提下，与中方进行直接会谈。
整个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共进行了六次会谈。第一次会谈于6月5日举行，但这次会谈只持续了20分钟，双方并未进行实质性谈判。6月10日，中美进行第二次会谈，美方代表约翰逊先向中方陈述在华美侨的数量和类型，然后递交了滞留在中国的美国人名单，要求中方给予这些人员通信、接收包裹和回国的自由。另外，约翰逊还对中国指控美国的说辞提出了质疑，称只有120名中国留美学生被扣留。针对约翰逊的讲话，中方代表王炳南发表了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在中国的美国侨民……只要他们没有未了的刑事或民事案件，他们随时都可以走……极少数美国人在中国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他们被扣押是罪有应得的。”[24]至于约翰逊对中国指控的质疑，王炳南坚称美国的说辞不符合事实，并说准备在下次会谈中再讨论美国政府扣留中国留学生的问题。在6月15日的第三次中美会谈中，王炳南首先回应了美方上次提出来的要求，允许在押的美侨和家属通讯，允许他们接收家属邮寄的小型包裹，可以考虑提前释放服刑期间表现良好的犯法美侨或者给予减刑。随后，王炳南严正地向美方指出“中国留学生并没有犯罪，美国政府却剥夺他们返回祖国的权利，剥夺他们同家人团聚的权利，这是不合理的”[25]101，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扣留中国学生，恢复他们随时离开美国的自由。鉴于当时有很多中国留学生惧于美国的迫害，而不敢提出回国申请，王炳南建议双方发表一个联合声明，以表示双方政府对于在本方境内的对方守法侨民在申请回国时均不加阻拦。针对中方的指责，约翰逊强调美国扣留120名留美学生是有法律依据的，并且当初被禁止离境的一些人现在已经定居美国，不想再回中国了。他向中方声明，在美国的中国人只要不违反美国的法规，都可以自由离开美国,美方将进一步对被扣留的120名留美学生进行研究，并会把研究结果通报中方。至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一事，约翰逊对这样做的必要性表示了怀疑。[26]虽然中美双方在很多方面还存在各说各话的矛盾，但从各自的潜台词来看，通过前三次的会谈，中美之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相互以适当理由批准一批滞留人员离境的默契。６月11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如果美国准许中国留学生回国，中方也可考虑批准几个美国侨民出境，或将几个被监禁的犯法美侨驱逐出境。[27]3766月17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致电美国代表团，明令拒绝参与共同声明的同时，同意了美国代表团要求释放一批被扣学生的建议。6月21日，中美进行第四次会谈，约翰逊将一份美国允许离境的留学生名单（总共15人）给中方代表，并敦促中方迅速释放在押的美国人。在这次会谈中，王炳南也向美方通报了中国已批准两名美国侨民出境的消息，并再次建议双方发表联合声明或共同记录。除此之外，中方还建议在平等的基础上由第三国代管双方侨民的权益。由于美国既不想给外界造成承认中共政府为合法政府的误会，也不愿看到太多人才资源为新中国所用，约翰逊最终以超出讨论范围为由拒绝了王炳南的建议，并强调美方会单独发表声明确保中国侨民“依照美国法律和规章，有完全自由到他们愿意去的任何地方”[25]346。7月16日和21日，中美双方派联络员先后接触了两次，美方联络员詹金斯向中方提交了修订后的美侨名单，要求中方尽快释放他们。中方联络员浦山向美方提供了另外6名已经获准离境的美侨名单，并再次询问美方是否同意通过第三国使节代管双方侨民的利益。詹金斯对中方再次准许6名美侨离境表示感谢，但再次拒绝了第三国代管双方侨民利益的建议。虽然这两次联络员会晤并没有弥合第三、第四次会谈中出现的分歧，但双方最终达成了日内瓦会议结束后通过驻日内瓦总领事馆继续就侨民及留学生回国问题保持联系的共识。
自1954年9月2日起，中美开启了将近一年的总领事级会谈。在会谈的初期，美方总领事高恩曾多次要求中国释放美方所给名单上的所有侨民，而中方总领事沈平则多次指责美方恐吓、虐待中国留学生，要求美方尽快释放他们。1954年10月，美方告知中方，继上次释放15名中国留学生之后，美方又批准了22名被扣留学生离境。此后，中方虽也批准了一批美侨离境，但始终没有将犯法美侨包括在内。1955年４月１日，杜勒斯在写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备忘录中表示：释放部分中国留学生有利于在各种场合向中国施压，迫使其释放在华美侨；国务院不反对移民局释放那些符合条件的中国留学生回国。[28]４月８日，美方告知中方，美国政府又释放了76名中国留学生。对于美国仍然还想截留个别重要人物的伎俩，中国政府早已有所洞察。因此，周恩来在会见来华斡旋中美关系（中美此前曾因第一次台海危机而剑拔弩张）的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农时说：“要求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其他中国侨民，美国应不加限制，让他们有自由回来。”[27]479为了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为了推动美国进一步放开离境限制，中国政府在5月24日释放了４名美国飞行员。5月30日，高恩对中方释放4名飞行员表示欢迎，并将５月14日的国内指示告知中方：除了两个中国留学生（钱学森和王大卫）不再想离开美国外，所有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禁令都已经被撤销。6月10日，艾森豪威尔在听取杜勒斯汇报钱学森和王大卫未被解禁的情况时，表示即使他们掌握了涉密的技术也应该准许他们回国。因为，他们所掌握的涉密技术在美国已经不是最先进的了。虽然艾森豪威尔的表态，表明美国已经放开了对所有被扣中国留美学生的离境限制，但是，这并没有达到中国的谈判目标，因为中国想要的结果是此类事情以后永远不再发生。
从1955年8月1日起，中美两国将之前的总领事级会谈正式升级成为大使级会谈。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第一个议程便是双方平民的回国问题。在这个议题的谈判中，美方希望中方立即无条件地批准所有在华美侨离境，中方则希望美方提供在美中国侨民的名单；撤销妨碍中国侨民离境的禁令；同意发表联合声明以肯定双方侨民回国的权利；同意由第三国照管双方侨民利益。对于美方的要求，中方代表王炳南先在谈判桌上向美方代表约翰逊声明犯法美侨的释放必须依法办理，后又在约翰逊主动邀请的私下共餐中向约翰逊透露中国能立即释放的犯法美侨很少，但这些犯法美侨被押的时间不会太久。约翰逊对中方没有承诺立即释放所有在押美侨感到有些不满，但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对这个问题的纠缠。对于中方的关切，约翰逊表示，提供被扣中国留美学生名单超出了会谈的范围，但美方保证会取消中国侨民的离境禁令。至于发表联合声明和由第三方代管侨民利益的问题，美方还是一如既往地表示反对。后经多次协商，中美两国最终在9月10日就平民回国问题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两国大使协议的声明》，双方以互相通知彼此的口吻强调：中美承认在各自国家内的双方平民享有返回各自祖国的权利，并采取适当措施使各自平民尽速回国；中美双方将分别委托印度和英国为愿意返回本国的平民提供协助；中美双方将对以上安排广为公布，双方委托的第三国也可以如此照做。[25]102至此，中国留美学生的回国问题才基本得到了解决。
四、中国留美学生争取回国的斗争
美国明目张胆的扣留，激发了中国留学生争取回国的斗志。他们有的向移民局据理力争，有的设法取道他国，有的则援请律师，但由于彼此分布较为分散且相互之间惧怕吐露回国的心声，这些斗争大多都是个人自发进行的。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背景下，这些斗争是极其危险的，因为移民局随时都可以给他们扣上“企图离开美国”“亲共”等罪名，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他们后来逐渐萌生了集体斗争的意识。
1952年夏，李恒德以度假为名联络师昌绪等十多名中国留美学生在麦德福营地举行聚会，大家以非会议的形式交流了对回国的看法。在沟通中，他们相互倾诉回国的愿望，并达成了集体维权的共识。鉴于当时美国的反共情绪依然高涨，中国留美学生的活动还受到监视和压制，大家商定聚会结束后各自联络决心回国的同学，为将来采取集体行动创造条件。经过大家一段时间的串联，到这年冬季时，这支队伍已经壮大到了30多人。在队伍日益壮大的同时，大家在高乐宾和伊斯莱等外国友人的帮助下逐渐统一了争取回国的路线，即争取让中国政府早日了解到留美学子回国的意愿；争取更多美国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联络更多的留美同学，进一步扩大集体力量。[29]
1953年5月，为了向中国政府汇报留美学生的现状，李恒德等15人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并将信委托给伊斯莱，请他设法转送给周恩来。他们在信中报告了自身的处境和渴望回国的迫切心情。为让中国政府掌握美国扣留中国留美学生的证据，他们还在信件中附带上了费城移民局下发给李恒德的“禁归”通知。同年12月，李恒德等人又将一封15人的联名信委托给印度驻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请他转送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然后再由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呈送给周恩来。他们在信中说，自从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以来，“不少同学曾分别向移民局一再请求或个人尽力设法绕道回国，而终能达到目的者百中无一。今朝鲜休战业已数月，而美方强制羁留的命令仍无撤消或修改的征象，这显非个人单独设法而能成功的”[11]48，因此，希望政府能帮助他们逃离美国。1954年2月，当得知中美两国都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消息后，李恒德等人意识到这是中国政府向美国交涉的良好契机，于是他们托人将一封由40人联名的信转交给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他们在信中讲述了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情况，并请求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和美国交涉他们回国的事宜。[21]161
为了配合中国政府与美国的谈判，争取美国公众的同情，1954年8月5日，26名居住在美国东部的中国留美学生联名写信给艾森豪威尔，并将信件发送给了部分国会议员、群众团体和报社。他们在信中一方面倾诉“禁归”令给他们造成的痛苦，另一方面指出自己在美国接受的教育和训练都未涉及任何机密，希望艾森豪威尔撤销“禁归”令，允许他们随时离开美国。这批信件发出以后，美国各地的报纸纷纷对信的内容进行了报道，有的媒体甚至还登门访问了一些留美学生。比如，波士顿的《基督教箴言报》和《波士顿环球报》就曾采访过张兴钤、师昌绪和林正仙。经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后，中国留学生的信很快就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美国人老调重弹，说中国留美学生回国后将会帮助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因此不能让他们回去。但和这些少数人相比，大部分的美国民众则十分同情和支持中国留学生。一位叫本森的美国民众还给国务院写了一封信，义愤填膺地说：“我看到了中国学生们写的一封信，说他们被美国政府禁止不得回国……我们相信这些来到美国的学生们只是学生和朋友，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不能仍以朋友身份回去,这并不冒什么风险。让慈悲的善性不被官僚主义所玷污吧。”[9]62-63虽然民众的舆论给美国当局造成了不小压力，但行政部门始终都没有就此事表过态。因此，继东部留美学生请愿之后，王祖耆等9名中西部的留美学生于9月2日也用同样的方式发起了请愿活动。这次请愿活动虽然影响范围较小，但照样也获得了一些美国民众的支持。美国民权协会的马克斯先生曾因此致信王祖耆等留美学生，正义凛然地说：“在充分研究了你们争取出境的问题之后，我们的‘忠诚和移民委员会’和我们的执行委员会决定介入你们的案例……你可以和那些想采取上告来解决问题的同学商量，我们将为他们每个人聘请一位律师。你知道的，我们的决定是在维护正义和原则，而决不涉及费用上的要求。”[9]63随着留美学生维权斗争的日益公开化，迫于中国政府、美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压力，美国政府最终不得不撤销了对留美学生的“禁归”令。
虽然留美学生争取回国的斗争谈不上轰轰烈烈，但在国际社会普遍不承认中共政府并对新中国进行封锁遏制的背景下，这些斗争有力地表明了中华儿女对党和新政府的拥护和认可；展现了中华儿女心系祖国、忠于祖国的情怀；显示了中华儿女献身祖国建设的决心和担当；体现了中华儿女对祖国终将战胜困难，实现民族振兴的信心。1979年9月8日，方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归国的科学家座谈时，曾高度评价留美学生争取回国的斗争。他说：“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60年代许多留学生抛弃了舒适方便的物质条件，满腔热情地回国参加建设。有不少人同当时的美国政府所实施的阻挠政策，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这一切充分表现了中华儿女的民族气节，表现了爱国知识分子的骨气，表现了广大留学生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爱。这是光荣的历史……编写中国留学生史，这个时期的斗争应当占有重要的地位。”[30]
五、结语
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祖国的召唤，何去何从成为每个中国留美学生都要考虑的问题。或像严东生一样有感于“在建立新中国时，我们没有出什么力，现在建设新中国的时期已经到来，没有理由再停留在美国”[31]，或像陈荣悌一样想到自己的祖国“多年来都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人民生活很苦”[32]，他们之中的许多爱国之士毅然决定回国投身于祖国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大业。尽管美国曾不择手段地阻挠他们回国，但他们并没有泯灭自己的爱国之情和强国之志，始终坚守着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始终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融合在一起。他们回国后，满腔热血地融入建设新中国的洪流之中，在各行各业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和成就。从科技领域来说，在中国科学院1981年有留学经历的344名学部委员中，“有204人(占344人的59.7%)曾留学美国,其中大多数是四十年代出国学习,四十年代后期至五十年代中期回国的”[33]。从教育领域来说,他们有的成为学科带头人，带动了一些学科的发展与建立，比如教育学家曹孚、外国教育史专家滕大春；有的成为一校之长，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比如曾任吉林大学校长的唐敖庆和曾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谢希德。虽然他们现在大都已经离世，但他们的回国事迹理当为我们所记颂，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理当为我们所传承。
参考文献：
[1]薛葆鼎.见证红岩——回忆南方局（下）[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550.
引用格式：杨家榜，谢长法.归途1949—1955：中国留美学生的回国之路[J].教育学报，2022，18（3）：172-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