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供给侧改革十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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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贾康."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之学理逻辑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1(2):18-25.
摘要：2020年，党中央国务院在一系列会议和文件中都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对于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明确给出重要指导方针。基于学理视角和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取向，对“双循环”指导方针作出分析考察，从“内循环为主体”与稳中求进、扩大内需方针一脉相承；“内循环为主体”是对我国本土雄厚市场潜力释放更为倚重的认识框架；“内循环为主”体现了更好把握防风险、稳增长、追求升级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思维；内循环为主决不意味着重回闭关锁国；内循环与外循环的“相互促进”五个方面研讨了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方针的内在逻辑与要领。
关键词：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学理逻辑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表述。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和较大的不确定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此后，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会议和文件中都对于构建双循环格局明确地给出重要指导方针。2020年10月29日，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要求“畅通国内大循环”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并作出了一系列相关要领的指导意见。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 本文试从学理视角，对党中央国务院的“双循环”大政方针作出力求“理论联系实际”的分析认识。 一、“内循环为主体”与稳中求进、扩大内需方针一脉相承 (一) “内循环为主”内在联通于“稳中求进”“扩大内需” 向前期追溯，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反映了我国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1996年，中央政治经济会议工作中曾提出“稳中求进”的指导方针。当时，经过近三年努力，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基本上达到预期目标，不仅成功抑制了通货膨胀，而且保持了经济较快的增长，有效避免了以往经济发展大起之后的大落现象。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有限的发展中大国极为重要。历史的教训是，经济运行不稳定特别是大起大落，不仅会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损失，影响社会稳定和人民生产生活，也会影响改革的进程，增加改革的难度。稳中求进的方针正是在深入总结这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1998年后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冲击，2010年经济增速再上两位数水平(当年报出10.6％)，但在当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重提“稳中求进”这一方针，强调把握和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有效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特征仍未消退的同时，“矛盾凸显期”的特征已无可回避，要在稳中求进中，保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 一直延续至今的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又是新时代治国理政新伟大实践和新鲜经验的科学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以及我国经济发展需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党中央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同时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对稳中求进这一工作总基调的认识。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同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这样，把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从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针提升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把我们党对治国理政的规律性认识、把握和运用，提升到新高度。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用“极不平凡”四个字点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年的实际状态；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迎难而上，开拓进取”的表述，深刻阐明了五年来的“极不平凡”是怎样得来、如何实现的。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作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重要内容，纳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中。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把它明确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凸显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自2010年再提“稳中求进”至今，实际工作过程中“扩大内需”已耳熟能详。党中央、国务院和有关管理部门反复表述的扩大内需，是从国内已经形成具有大规模特征的统一市场这一基本国情出发，考虑到在经济低迷运行过程中，宏观调控已有可能也应该利用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手段，调动内部需求而得到有效供给的回应，支持经济在一定景气水平上的可持续发展。从经济学的解释上来说，作出扩大内需的努力以后，就是要形成以供给的有效性状态来回应需求的一种更为活跃的经济循环，而直接把它表述在“内循环”概念上，实际上是对原来所说的经济循环里面基于本土的这一部分更为强调了，从而有了这样一种合乎逻辑的认识和表述的延伸。可知扩大内需以后，首先形成的是本土上我国的市场潜力所支持的对于需求的有效供给的回应。当然，内需得到有效供给回应，也必然伴随着我们坚定不移推进开放所带来的外部供需回应与内外循环互动。内循环与外循环的相互促进所形成的经济运行，植根于中国走向现代化、弥合二元经济进程中经济社会的“成长性”，就是将有一轮一轮的开发来扩大城镇建成区，以接纳从农村进入城镇区域的原农村人口，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升级换代，一轮一轮的产业结构优化互动和产业升级，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不断释放巨量的需求并得到本土和外部所有可能的有效供给的回应，来支撑这个经济双循环。实际上基于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的背景来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供需互动的“双循环”及其中的“内循环为主体”，首先是认知经济生活的一种自然机理，其次把它更明确地表达在文字概念上。 (二)基本认识：双循环是政策组合的大框架 双循环是一个完整的方针，也是政策组合的大框架。任何一个有开放度的经济体，经济运行必然是双循环，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格局，也早已是双循环格局，现在的新意主要是体现在强调内循环为主体。实际上这与“扩大内需”在逻辑上是同一个宏观调控“阶段性相机抉择”的逻辑——既要立足于本国，又要拥抱全球化来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那么这个双循环应该是一个长期坚持的完整大框架，但是在新时期特定的背景下，强调扩大内需和以内循环为主，又有现实的突出意义。 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是在原本已有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发展过程中做加法，而非否定原本的国际经济大循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全球“地球村”已共享一个产业链，在生产、贸易和投资等方面形成共同发展、不可分割的格局。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共同背景，是不可能被完全颠覆的全球化——这决定了两者必然是“相互促进”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国际大循环的相关战略设计思路的提出，所关联的基本情况是基于国内的市场发育还非常初步，自身内循环中可以调动的潜力还相当有限，所以必须先更多考虑“两头在外”“三来一补”等形式的发展，促进国内市场的培育，激发本土活力带动原始积累过程中潜力的发挥。此期间可看到，“两头在外”不仅带来了国内大市场中的有生意可做，而且带来了外部的生产要素，即与生产加工相应的资金以及技术、管理经验，特别是带来了商品经济的意识和规则，从而培育了本土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使在中国依靠本土低廉劳动成本、国土开发成本的相对优势与外部资金、技术、管理的相对优势相结合，走入“经济起飞”过程，又进而发展到“世界工厂”状态。 现今的整体形势已今非昔比，国内已拥有可观的市场发育——当然仍需再进一步地完善与升级，在继续维护国际大循环的同时，我国已拥有把内循环作为主体的客观条件，同时，国内的升级发展必然带动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国内与国际的双循环必然相互促进。但是合乎逻辑的是，全局的规模部署中，国际大循环的份量要调减，内循环的份量要提升，以适当控制和降低对外依存度，应对和抵御外部不确定性，提升我国经济向高质量状态升级发展的确定性与主动权。我们开始时很弱，很多的原始积累和当初的蓄势过程，要更多依靠引进外资，再来培育国内各种各样相关要素与市场条件的成长，“两头在外”就是先有引进，然后再出去，这个大循环中间，是把整个中国的发展局面带起来了。这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战略框架。随着中国富起来、强起来并已经在制造业方面成为世界工厂的新局势下，国内循环的市场潜力可以更多变为现实支撑力量，国际大循环方面的份量由增到减是必然的，原因上还可再加上近年来外部不确定性的剧增。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客观上已经在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已由2007年的9.9％降至2019年的不到1％。但是国际大循环还要长期坚持——只是它的相对份量调减，又是合乎逻辑的。原主体仍然在，但是要升华，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循环中的具体形式和品质要提高并处理好内、外循环间的此消彼长。我们过去可能是“三来一补”为主的“两头在外”，而现在我们更多地是把全球各种要素供给引到了国内，我们在产业链提升状态下更好形成中高端的产品，既满足国内需要又要有输出——品质提升是必须努力追求的升级，发展是题中应有之义。那么内需方面加以扩大以后，更多地以在内循环这个方面的潜力释放形成经济运行的支撑，再到中央现在强调的内循环“为主体”，提升“为主”的份量，就是适应当下外部巨大的不确定性——毕竟我们相对好掌握的，是内部的一些确定性因素。更多立足于内循环，扩大内需为主，标志着中国在更高发展阶段上“双循环”必要的优化调整，但其中内循环的具体份量是可以相机调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三)“双循环相互促进”中要正确处理消费与投资关系和充分激发企业投资积极性 在扩大内需方面，中央特别安排了一揽子宏观政策。货币政策要在“稳健”方针下进一步强调灵活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财政政策在“更加积极”的基础上，2020年“三箭齐发”，提高赤字率，更有力度地运用地方专项债，以及作为非常时期代表性非常之策的特别国债。这种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带有强刺激的一揽子方案特征。 中央给出的扩大内需方针，强调消费和投资。从经济学原理上说，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是人民满足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得到实现的具体形式，是经济循环的原生动力。但从可持续过程看，投资却是关键的支撑力量，消费是由投资带动出来的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潜力释放。消费的重要性毫无疑义，但是如果没有有效投资带出活力释放，带出预期调整中的向好，社会居民消费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前我国财政“过紧日子”的情况下，要倒逼出一个更好机制：在扩大内需的调控中，财政应力求“少花钱多办事”，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在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建设领域，财政的钱主要是“招商引资”的引子钱，更多是要借助好的制度机制、政策手段，引导民间资本、社会资本投入，形成开发建设合力，所以要积极运用政策性金融的引导手段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机制创新。企业的加入非常关键，不仅带来政府有限资金融资模式发挥乘数放大效应的创新，并且会带来管理模式的创新、治理模式的创新，因为所谓规范的PPP，就是法治化、专业化、阳光化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企业的加入是一个绩效提升机制，和政府、专业机构在一起，形成伙伴关系，产生“1＋1＋1>3”的相互加持效应，风险共担、优势互补、造福民众，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造福人民群众的经济增长后劲 二、“内循环为主体”是对我国本土雄厚市场潜力释放更为倚重的认识框架 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是必须对我国本土雄厚市场潜力释放更为倚重的一个认识框架。发展到现阶段，通盘考量国内外形势，有必要充分利用更多依靠国内本土已得到长足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形成的市场潜力客观条件，进一步“做好自己的事情”，合乎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而发展壮大起来的过程、新旧动能转换与动力体系升级的要领，要配套于利用客观支持条件的通盘考虑。 最初提出和制定国际大循环发展路径，其基本情况是基于我国国内的市场发育非常初步，自身的内循环中可以调动的潜力相当有限，所以必须先以“两头在外”“三来一补”的外循环为重点来求发展，积蓄发展的条件基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至当下，总体而言，在继续维护国际大循环的同时，把内循环作为主体和可依靠的一个基本盘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同时，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演变又使得更多地依靠内循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成为基本现实。合乎逻辑的是，中国继续推进现代化全局部署中，国际大循环的份量(相对比重)要调减，内循环的份量要提升。 从新中国整个发展通盘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已走过70余年的历程，改革开放后依靠40多年的较高速增长，国内已积累了相当雄厚的物质基础，综合国力已大幅提升。2020年，我国GDP总量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的地位，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大国经济基本盘，并将作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和法治化、民主化发展进程中，继续表现出一般经济体难以比拟、发达国家望尘莫及的成长性。2020年经受突发新冠疫情的考验之后，我国的战略部署中调动了发展支撑的潜能，表现为全面抗疫迅速取得初步胜利，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在2020年度内实现经济总量正增长的国度。站在GDP总量突破100万亿元大关的新台阶上，面对“十四五”新时期的规划布局，我国将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之后，按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新的两步走”的发展顺序，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整体而言，从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互动、结合的发展基础和前瞻态势来看，我国已经具备了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的基本条件。 (一)居民消费水平大大增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改革开放的有力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居民消费水平随着GDP的增长持续提升(见图1、图2)。2019年底，居民消费水平达27 563元，是1978年可比口径(指数)的近22倍，这表明以“内循环为主”的抉择在民生层面的国内消费支撑力上，已有较为可靠的依仗。 (二) 居民收入的人均水平稳步上升 在我国规模广阔、需求多样的国内消费市场中，支撑可持续消费的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在发展中稳步上升(见图3、表1)。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9年底已达到接近3万元，相比于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43.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33.6元的状况，已有超百倍的增长。 2019年中国在拥有14亿人口的全球最巨大人口规模体量下，人均GDP已达到了1万美元，成功坐稳(按世界银行标准口径衡量)全球最大的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位置。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人口数量绝对规模已达世界最大，这些为形成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奠定了基础。国内的超大规模消费市场必然带出超大规模内需消费对国内、国际供给的强有力吸引与拉动，也将会成为未来很长时期内国内及国际社会发展的动力与经济增长巨大潜力的来源。据统计，截止2020年，我国在全球经济发展增量中的贡献率已连续6年超过30％。 (三)工业供应链与全产业链体系较为完备，投资潜力巨大 从生产供给角度看，按照世界银行的产业分类标准，我国具有最完整、规模最大、最为完备的工业供应链与全产业链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666个细分工业门类的国家，在全球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 产业链、供应链和消费市场具有满足规模经济、集聚经济要求的条件，合乎逻辑地支持了中国投资潜力的形成与释放。本土和世界上的投资主体，近些年实际上都高度关注依靠国内经济循环为主的经济基础条件。近些年，我国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交通物流、平台模式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发展，进一步实现了生产流通的规模经济，提高了畅通产业链、供应链的能力。数字经济手段的广泛运用也为国内的消费便利和进一步的市场开拓，提供更为有效、完备的新途径、新模式。 关于扩大内需中增加有效投融资的可选项目，已有研究者列举出很多措施，比如：乡村整治；农民工进城落户的相关硬件建设；老城区改造；失能老人照顾体系建设；高技术产业关键技术举国攻关等。应看到这些扩大内需的切入点和可安排的投资空间是实实在在的。中国“有效投融资”的项目确实称得上俯拾皆是，而且我们已经有了多年积累的经验，完全可以在“财政过紧日子”的情况之下以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产业引导基金等渠道来利用这些投资空间。 三、“内循环为主”体现了更好把握防风险、稳增长、追求升级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思维 依学理逻辑而言，新发展阶段上“内循环为主体”的相机抉择体现了更好地防风险、稳增长、追求升级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思维。如何“做好自己的事情”，理所应当需考量当下发展中如何应对不确定性、把管控风险、稳中求进的主动权更好地把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基于相对有把握去调控的一些内部因素，首选是利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经济运行，加上外循环以及内外循环两者间的相互促进，共同构成升级版的新发展格局。结合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与其内在的学理逻辑，我们可以进一步更清楚地认知“内循环为主体”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一)“内循环为主”是外部环境复杂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中国“三步走”的现代化实现蓝图，恰逢20世纪四五十年代肇始于“半导体”而出现数字经济大潮后开始的“第三次产业革命”，这也给其后终于出现“经济起飞”的中国带来了新经济风起云涌的战略机遇期。在改革开放后的“追赶—赶超”过程中，现已成为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一员。在此过程中，2010年后国内经济发展告别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模式，开始进入以适当降速换更高质量的中高速发展阶段，亟需深化认识、适应和引领自2011年以来经济下行中的“新常态”，以便在按时完成“全面小康”建设目标后有充沛的新动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于外部国际形势而言，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不期而至，我国面对的国际形势趋向严峻，高端芯片等相关的核心技术已对国内的创新发展形成“卡脖子”式掣肘，实有“欲致于死地”的对带头企业(如华为)的打压性质。同时，就国内环境而言，经济发展新常态中，“新”早已明朗，但“常”还并没有实现，几年间经济增速在一路下行。依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性方针的现代化实现路径，当前发展面临的关键任务是要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使社会动力体系完成转型升级以支撑我国中高速状态中可持续的超常规发展。现在“L型转换”目标还未实现，需以内循环为主的结构安排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而形成强劲的长久支撑，争取在比6％增速再稍低些的重心上，完成“L型转换”，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内循环为主”在当下具有充分的可行性 我国的“稳中求进”更多依靠国内市场的可行性已凸显。根据消费、资本形成及净出口对于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即GDP增长的拉动)可看出，国内市场的消费作用在波动上升，而面临不确定的外部国际环境，出口的拉动作用已遇挑战性问题，2016年和2018年出现较大负值(见表2、表3)。对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源结构性安排，有必要在充分考量国内国际环境后，作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必要调整，这是更好把握防风险、稳增长、追求升级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思维的现实选择。 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可行性，也体现在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支持的“硬实力”方面。作为基础支撑的实体制造业，在近年发展中保持较好态势。同时，对于起乘数效应的科技创新创业“第一生产力”，其关注度与重视程度也在充分聚焦。我国制造业的主体产能位于各类城镇建成区，在2020年突遇疫情大考之后，仍保持逆势上升。2020年12月ＰＭＩ指数为59.1％，已连续10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表明制造业在复工复产中预期恢复良好。市场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60.1％，连续6个月位于高位景气区间，表明多数服务业企业对市场稳定恢复持续看好(见图4)。当然，面临经济发展引领新常态的阶段转换挑战与考验，应把握好“守正创新”的思路乘势发展，力求在五到十年间完成我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升级，由主要处于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微笑曲线”中端的“中国制造”，向曲线左右两端的“中国智造”与“中国创造”高位上升。 在科技创新领域，伴随国家改革开放后经济取得的长足发展，关于科技与研发的重要性认识逐步深入人心，国家政策积极鼓励发展科技创新，力求充分打开引领实体经济发展的这一强劲动力源，实现高质量发展所客观要求的“新旧动力转换”。政府与社会主体对于科技研发的投入在不断提高，到2019年，科学技术支出达9 500亿，占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的比重已增长至3.97％，国内社会整体的研究经费支出达2.21万亿元，研发经费支出在GDP中的比重已由2008年的1.54％上升至2.23％，并保持持续上涨态势(见表4)。 相比于社会整体固定资产投资率2018年、2019年的5.9％与5.4％，科学研究与高新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增长率在此两年间分别表现为13.6％与17.9％的高水平，即在社会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呈下行趋势的同时，科技服务业却能逆势上涨(见图5)。总体而言这符合在追求高质量发展中亟需更为重视科技与研发创新的引擎作用，带动整个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四、内循环为主决不意味着重回闭关锁国 在总体框架的把握上，要牢牢掌握好理性的判断，即需将“内循环”与“外循环”充分结合在一起，强调“双循环”框架的完整性。对这一点无论从外生要求还是内生要求角度而言，应该更多基于我国现代化成长的内生要求，当然也适应着外部环境的变化。稳增长、防风险中，从“六稳”到“六保”等短中期的特征更为明显，但需重视短中期现实问题的解决一定是需连接于长期努力的方向与路径的，长期视界而言则一定是要在内外互动、内循环与外循环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过程中，继续争取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而且，现在强调内循环为主体，更多的倾向性就是要积极考虑面对风险，把握好中国的主动权。结合于国内的发展潜力、韧性、回旋余地，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还要对接国际化和信息化，在客观上形成了我们的成长性和后劲。从20世纪90年代初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到2000年前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市场经济一步一步地培育起来，融入到全球的市场经济大舞台。综合国力大大提升之后，我们现在需要审时度势，考虑更多依靠实力雄厚的国内统一市场来抵御外部巨大的不确定性。外循环在历史演化过程中似乎存在一个由升到降的变化，很多的原始积累和一开始的蓄势过程要更多依靠引进外资，使整个中国的发展局面被带动起来；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内循环的市场潜力可以更多转变为现实的支撑力量，外循环的份量由增到减是必然的。 这种内循环与外循环此消彼长的态势是我们作出注重内循环决策的重要依据。但同时，外循环的份量减少并不意味着可以否定外循环的重要性。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外循环与内循环并不矛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从本质上讲，“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轨道上，以自身的更深层次改革，匹配上更高水平更好的对外开放，从而形成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其中仍需十分看重开放的国内深化改革攻坚克难的催化与倒逼。这种相互促进是在世界市场舞台上发生的一种积极效应，会带来品质提升和转型升级，改变以来料加工、“三来一补”为主的“两头在外”的经贸格局，在产业链提升过程中形成中高端产品，既满足国内要又能输出到国际市场。这样的进步是值得努力追求的。 全球产业链的基本格局也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继续做好外循环。如果从理论研究的创新形成新供给经济学来做论证，当今世界从整个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以及由人们构成社会群体组成的国家关系来看，全球共享一个产业链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变。美苏冷战结束以后，全球逐步形成了今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由共享产业链所升华出的“共享经济”新机制等，在信息革命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生产力层面支撑着社会关系的演进。这正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配套条件。因而，面对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情绪化、甚至极端化的观点看法，强调“双循环”是个完整政策框架非常重要，其完整表述一定是内外循环相互促进，而不是只讲一边。要把内循环和外循环合在一起看，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同时，仍要长期坚持外循环，内循环决不意味着“封闭”。我们决不放弃继续在外循环这方面争取一切的可能性。要在开拓创新中形成新发展格局，就是需要以更为优化的“双循环”，即通过内外互动、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不断开拓发展国内、国际互动的新局面，追求更高质量的、以结构优化和应变能力提升实现的中国升级版的发展。 五、内循环与外循环的“相互促进” 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共同背景是不可能被完全颠覆的全球化，两者之间必然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第一，注重内循环为主决不意味着重回闭关锁国，而是追求在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道路上，更有风险耐受力的行稳致远，即在变局中更好地掌握主动权，更好地实现“稳中求进”。 第二，注重内循环为主，是以供给侧改革为主动，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寻求高质量发展的进力体系升级，客观上也需要外循环对深化改革的一步催化和倒逼。这也是近几年中央特别看重的新旧动力转换里的一个命题。动力体系的升级，离不开继续以全面的开放来催化和倒逼改革在深水区的攻坚克难。改革到了深水区以后步履维艰，但真正的攻坚克难，还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开放客观上就是在催化和倒逼改革。党中央如此看重自贸区概念，要求多轮复制来加深理解，就是要进一步拥抱全球化，以开放促改革。 第三，注重内循环为主是坚定不移追求中国产业结构状态和国民经济综合水平上台阶的升级版发展。这离不开继续以全面开放对接全球“合作竞争”的市场检验和内与外相互的造就。在中美关系剑拔弩张的氛围里，我们不否认有竞争，竞争中中国也一定会守住底线，但是我们与全球经济决不脱钩，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在全球市场上竞争不可避免，但是可以和平进行。以学理结合实际来讲，一方面中国的发展是有益于全球的，这几年我们在全球经济增量中的贡献越来越显著，而且2020年位居头筹；另一方面，中国只有加入外部国际竞争的“与狼共舞”，才可能完成从所谓低端的草食动物到食物链高端的肉食动物的转变(食物链概念可比喻全球分工里的价值链)。这两方面的相辅相成，是供给侧创新带来的共赢境界，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机遇。中国应该在以改革开放实现发展硬道理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和平崛起。所以，上述这些分析认识，又是落脚于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个战略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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