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立飞 王国军：人口流动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研究 ——基于CGS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高立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健康保险、养老保险、巨灾保险。

王国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专家，亚太保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保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保险行业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健康保障学会常务理事。研究领域为保险经济学、农业保险、社会保障。《中国保险》编委及焦点专题栏目特约主持人。《保险研究》编委。主持完成3项国家社科和自然基金课题，学术成果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和北京市第八届、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出版著作38部，在《经济研究》《战略与管理》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引用本文：高立飞,王国军.人口流动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1(2):85-91.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流动不断加强，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人口流动也使得居民面临的健康风险、养老等风险陡增，具有城乡二元结构特点的社会保险制度难以充分满足流动人口的风险保障需求。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年的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和PSM等方法，研究结果显示，人口流动促使居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的概率均显著提高，人口流动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存在个人、家庭和社会方面的异质性。

关键词：人口流动；商业医疗保险；商业养老保险；倾向得分匹配；probit模型

一、引言

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户籍制度的松动，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流动不断加强，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人户分离人口达到2.86亿人，占总人口的20.43%。人口流动是一个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过程，流动人口面临的健康风险、养老风险、人身伤害风险等诸多风险明显增加。然而，中国长期以来实施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制度与户籍制度挂钩，大量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难以与当地户籍人口同样地享受社会保障服务和社会福利。特别是，社会保险的保障水平有限，如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水平则受到起付线、封顶线等规定的限制，导致了流动人口的风险保障存在缺口。

商业保险是居民管理风险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流动人口面临的具有城乡二元结构特点的社会保险制度“失灵”问题，还可以满足流动人口更高层次的风险保障需求。在风险逐增与社会保险保障有限的双重背景下，研究人口流动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是笔者关注的主要问题。

二、文献综述

人口流动使得居民面临的诸多风险增加，这是因为流动行为本身触发各类风险的概率增大，容易出现各种风险。当前中国人口流动呈现“以农民工为主的乡—城或城—城流动”特点，城市则汇聚了形态复杂多变的风险，加剧流动人员的风险。流动人口主要面临的风险体现在失业风险、健康风险、养老风险等方面。

由于流动人口普遍文化程度低、劳动技能差，往往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从事低端岗位工作，就业岗位可替代性强，收入和福利待遇低，更换工作频率高，特别是劳动合同签订不足、用工不规范、参保率不足等问题明显，使流动人口面临失业风险。流动人口还面临较高的健康风险，大量流动人口劳动强度大，工作条件恶劣，还可能面临职业危害问题，城乡人口流动对流动者的健康存在损耗效应，城乡结合部的环境污染相对严重，使流动人口暴露的健康风险大。另外，人口流动还导致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的加大，并为养老问题担忧。

毋庸讳言，逐增的风险会提高居民风险感知，进一步促使居民采取措施规避风险，这是因为高风险将会使居民处于恐惧、焦虑、沮丧等负面情绪中，居民会主动采取措施解除或者缓解这种状态，并且个体的自觉威胁严重性越高、自觉威胁易遭遇性越强越能激发个体产生这种保护动机。流动人口有多方面的风险保障需求，但表现最为迫切的是意外伤害保障需求、医疗保障需求和养老保障需求。然而，基本保险存在保障水平有限，转移接续不便、异地报销困难等现实问题，参加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往往需要有稳定的劳资关系，这使得流动人口的诸多风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商业保险则是社会保险的重要补充，人口流动是否促进居民通过配置商业保险来应对风险？于长永、李敏发现社会流动性显著增加了农民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意愿，商业医疗保险能够促进流动人口消费，降低储蓄率，增加综合社会融入水平，但除此之外，直接与人口流动影响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研究成果还较为有限。

三、数据来源、模型建立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需数据来自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数据库，调查样本取自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效样本12582个。删除存在数据异常、数据缺失等问题的样本后，共得到11510个有效样本。

（二）指标选择

1.解释变量指标。在人口流动概念界定方面，张庆五较早地提出，人口流动与不同于人口迁移，人口迁移是指户口发生迁移，人口流动则主要以人户分离为主要判断标准。付文林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以移民率的方式计算人口流动，即1-（住本乡、镇、街道且户籍在本乡、镇、街道的人口数/抽样人口数），笔者借鉴这一计算方式定义人口流动，即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但户口不在本乡、镇、街道的样本发生了人口流动，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户口在本乡、镇、街道的样本未发生人口流动。

笔者选取指标人口流动（mobility）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来开展研究。根据受访者对问题“您目前的户口登记地是”的回答来判断其是否发生了人口流动，回答“本乡(镇、街道)”的样本所在地与其户口所在地一致，即人户一致，说明样本未发生流动，相应地，给人口流动指标（mobility）赋值为0；回答“本县(市、区)其他乡(镇、街道)”“本区/县/县级市以外”的样本所在地与其户口所在地不一致，即人户分离，说明样本发生了流动，相应地，给人口流动指标（mobility）赋值为1。另外，在研究中删除了回答为“户口待定”的样本。

2.被解释变量。研究人口流动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被解释变量是CGSS2017数据库中的商业医疗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购买指标。被解释变量商业医疗保险购买情况（m-insur），即“您目前是否购买了商业性医疗保险”，未购买赋值为0，购买赋值为1；商业养老保险购买情况（e-insur），即“您目前是否购买了商业性养老保险”，未购买赋值为0，购买则赋值为1。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主要选取了：省份（province），性别（gender），年龄（age），年龄平方（age_2），民族（nation），受教育程度（education），收入水平（income），身体健康状态（health），心理健康状态（m-health），户口类型（register），婚姻状况（marriage）。同时，若受访者参加了基本保险，会对其商业保险需求产生一定的影响，笔者在控制变量中加入了基本保险。具体地，当模型中主要被解释变量为商业医疗保险时，在控制变量中加入基本医疗保险（m-insur-a），即“您目前是否参加了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参加赋值为1，未参加则赋值为0；当模型中主要被解释变量为商业养老保险时，在控制变量中加入基本养老保险（e-insur-a），即“您目前是否参加了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参加赋值为1，未参加则赋值为0。

（三）模型建立

由于文中涉及的被解释变量为二值变量，所以本文选择建立probit模型，基本模型如下：

式（1）式中α为常数项；insur_ij表示样本i投保第j种保险的情况，j=1时表示商业医疗保险，j=2表示商业养老保险，insur_ij为二值变量，取1表示i投保了第j种保险，取0表示i未投保第j种保险；X_i表示可观测到的影响样本i投保商业保险的变量，包括mobility_i以及control_i；mobility_i表示样本i是否发生人口流动，取1时，表示样本i发生了人口流动，取0时，表示样本i未发生人口流动；control_i表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ε_i表示模型的残差项。

（四）描述性统计

为了初步研究人口流动是否影响了居民商业保险的需求，笔者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笔者将样本分为全体样本、流动样本（指标mobility赋值为1的样本）与非流动样本（指标mobility赋值为0的样本），通过比较三种样本中商业保险的投保均值情况来作出初步判断，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1。限于篇幅，本文未汇报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在商业医疗保险方面，全样本的投保均值为0.114，小于流动样本的投保均值（0.179），大于非流动样本的投保均值（0.086），流动样本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水平高于全样本的投保水平，更高于非流动样本的投保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口流动促进了居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在商业养老保险方面，全样本的投保均值为0.077，小于流动样本的投保均值（0.114），大于非流动样本的投保均值（0.061），流动样本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水平高于全样本的投保水平，更高于非流动样本的投保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口流动促进了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综上分析，人口流动确实促进了居民购买商业保险来应对风险。当然，这仅仅是通过简单地比较投保均值数据后得出的结论，其可靠性仍需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来加以验证。

四、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人口流动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笔者首先做了人口流动与居民商业保险投保行为的基本回归；其次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回归、更换变量、更换估计方法等三种方法检验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最后分析人口流动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在个体、家庭和社会方面的异质性。

（一）基本回归结果分析

笔者分别研究人口流动对居民商业医疗保险以及商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具体回归结果详见表2。其中，模型（一）、模型（二）以及模型（三）中的主要解释变量为商业医疗保险。模型（四）、模型（五）以及模型（六）中的主要解释变量为商业养老保险。

在商业医疗保险方面，表2显示：模型（一）中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加入控制变量后，模型（二）中的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继续加入基本医疗保险变量后，模型（三）中的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仍显著为正，经计算系数0.177对应的边际效应为0.028，即发生人口流动的样本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概率显著提高了2.8个百分点。

在商业养老保险方面，表2显示：模型（四）中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加入控制变量后，模型（五）中的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继续加入基本养老保险变量后，模型（六）中的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仍显著为正，经计算系数0.134对应的边际效应为0.016，即发生人口流动的样本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概率显著提高了1.6个百分点。

上述回归结果表明，人口流动确实显著促进了居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来应对风险，这与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保持一致，研究结论更加严谨。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笔者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更换变量、更换估计方法等三种方法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1.倾向得分匹配回归。由于研究本身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笔者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重新研究人口流动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匹配变量为基本回归中所有的控制变量，为了避免单一匹配方法可能会对回归结果造成影响，笔者采取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三种匹配方法，分别研究了人口流动对居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在研究中，三种匹配方法均通过了平衡性检验。以最近邻匹配为例，在商业医疗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为主要被解释变量的研究中，样本匹配后变量的标准化偏差明显变小，且所有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小于10%，说明匹配结果较好地满足了平衡性要求，匹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拟合程度比匹配前更优。

表3列示了倾向得分匹配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三种匹配方法的结果均显示人口流动显著提高了居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的概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回归结果与基本回归结果较为一致。

2.更换解释变量。更换解释变量是检验研究稳健性的重要方法。笔者在基本模型中，使用变量人口流动变量mobility-a来替换原来的主要解释变量人口流动mobility，具体地以CGSS2017数据库中“您是哪一年来到本地（本区/县/县级市）居住的”，若受访者回答“自出生起一直就住在本地”则说明该样本没有发生人口流动，给变量mobility-a赋值为0；若受访者回答为特定年份（如2008年）来到本地，说明该样本发生了人口流动，给变量mobility-a赋值为1。在研究中还删除了少量特殊样本，即受访者回答为“在本地只是短期居住，如探亲或学生放暑假回家”“不知道”“拒绝回答”的样本。值得注意的是，特定年份到本地居住的受访者存在来到本地居住后把户口迁移到了本地的可能，为了排除这一因素对研究的影响，笔者删除了对问题“您的户口是哪一年迁到本地（本区/县/县级市）的”回答为特定年份（如2010年）的样本。

表4显示，替换变量后，在主要被解释变量为商业医疗保险的研究中，模型加入控制变量和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主要解释变量都显著，说明人口流动显著提高了居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概率；在主要被解释变量为商业养老保险的研究中，模型加入控制变量和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主要解释变量都显著，说明人口流动显著提高了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概率。更换基本模型中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基本回归结果较为一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3.更换估计方法。由于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是0/1二值，因此又采用了Logit模型进行估计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表5显示，加入控制变量和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中的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另外，借鉴胡安宁的做法，笔者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原来的模型进行估计。表5显示，模型中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总体而言，更换估计方法的回归结果与基本回归结果较为一致。

（三）异质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人口流动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笔者主要从个人、家庭和社会层面，通过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交乘项研究人口流动影响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异质性，回归结果详见表6。

    1.个人层面的异质性。引入受教育水平，即“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education）及其与mobility交乘项的回归结果。以商业医疗保险及商业养老保险为主要解释变量的模型中education与mobility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会抑制人口流动居民购买商业医疗/养老保险。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往往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应对人口流动产生的风险，例如相对更高的收入、相对更好的福利待遇等。

引入住院经历，即“请问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由于生病或受伤住过几次院”（hospital）及其与mobility交乘项的回归结果。其中，有住院经历，hospital赋值为1；没有住院经历，hospital赋值为0。以商业医疗/养老保险为主要解释变量的模型中，hospital与mobility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有住院经历会抑制人口流动居民购买商业医疗/养老保险。这可能是因为，住院往往导致医疗支出增加，并进一步对商业医疗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的保费支出产生“挤出效应”。

引入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即“您目前的工作是否与用人单位或雇主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contract）及其与mobility交乘项的回归结果。其中，签订了合同，contract赋值为1；未签订合同，contract赋值为0。以商业养老保险为主要解释变量的模型中，contract与mobility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签订劳动合同提高了人口流动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概率。但以商业医疗保险为主要解释变量的模型系数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签订劳动合同意味着居民有相对稳定的工作，稳定的劳动收入可以为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应对养老风险提供财务支持。

2.家庭层面的异质性。引入未成年子女数量，即“请问您有几个18岁以下未成年子女”（juvenile）及其与mobility交乘项的回归结果。以商业医疗/养老保险为主要解释变量的模型中，juvenile与mobility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较多未成年子女数量会提高人口流动居民购买商业医疗/养老保险的概率。这可能因为抚养未成年子女是受访者作为父（母）亲的责任，需要受访者管理好自己的医疗风险和养老风险，以确保自己能够更好地照护未成年子女。

引入家庭医疗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即家庭医疗支出（不含医疗保险报销金额）与家庭总收入的比值（medical）及其与mobility交乘项的回归结果。以商业医疗/养老保险为主要解释变量的模型中，medical与mobility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家庭医疗负担越重越会抑制人口流动居民购买商业医疗/养老保险。这可能是因为家庭医疗支出过重，会对受访者购买商业保险的支出带来“挤出效应”，这一发现与前文住院经历在人口流动影响居民购买商业保险方面的作用类似。

3.社会层面的异质性。引入农村户籍人口获得城市户口的难易程度，即“您是否同意以下说法——农村户籍人口要获得城市户口很难”（register）及其与mobility交乘项的回归结果。其中，回答为“完全同意”或“比较同意”，则register赋值为1，表示同意度高；回答为“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 则register赋值为0，表示同意度低。以商业医疗/养老保险为主要解释变量的模型中register与mobility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越是认为农村户籍人口获得城市户口难，越能够提高人口流动居民购买商业保险的概率。这可能是因为，流动人口中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口占比较高，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福利等制度挂钩，农村户籍人口进入城市后没有城市户口，往往难以享受到城市的社会保障服务等，因此会促进居民购买商业保险来管理由于人口流动增加的医疗风险、养老风险等。

引入户口不在本地对福利待遇的影响，即“您是否同意以下说法——户口不同在本地享受的福利待遇有很大差别”（welfare）及其与mobility交乘项的回归结果。其中，回答为“完全同意”或“比较同意”，则welfare赋值为1，表示同意度高；回答为“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则welfare赋值为0，表示同意度低。以商业医疗保险为主要解释变量的模型中，welfare与mobility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越是认为户口不同在本地享受的福利待遇差别很大越能够提高人口流动居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概率。以商业养老保险为主要解释变量的模型系数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户口不在本地，居民难以享受本地的社会保障等服务，会促进居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来管理健康风险，这一发现与前文农村人口获得城市户口的难易程度在人口流动对居民商业保险购买行为影响方面的作用的研究发现相辅相成。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我国人口流动规模较大，流动人口面临的健康风险、养老风险、失业风险等日益增多，受保障水平有限、接续转移困难等诸多原因的影响，社会保险未能充分保障流动人口的这些风险。笔者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年的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研究人口流动是否促进了居民利用商业保险来应对风险。研究发现，人口流动确实促进了我国居民购买商业保险。具体而言，人口流动促使居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概率显著提高了2.8个百分点，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概率显著提高了1.6个百分点。

人口流动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还存在个人、家庭和社会方面的异质性。在个人方面，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会抑制人口流动居民购买商业医疗/养老保险；有住院经历会抑制人口流动居民购买商业医疗/养老保险；签订劳动合同提高了人口流动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概率，但对于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在家庭方面，较多的未成年子女数量会提高人口流动居民购买商业医疗/养老保险的概率；家庭医疗负担越重越会抑制人口流动居民购买商业医疗/养老保险。在社会方面，越是认为农村户籍人口获得城市户口难越能够提高人口流动居民购买商业医疗/养老保险的概率；越是认为户口不同在本地享受的福利待遇差别很大越能够提高人口流动居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概率，但对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

从人口流动促使居民通过商业保险手段应对逐增的种种风险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处于新时代的流动人口对于管理、化解风险的强烈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保险业要进一步提高发展质量，不断满足新时代流动人口的保险新需求。首先，保险业要加大商业医疗保险、商业养老保险、商业护理保险等险种的发展力度，不断提高商业保险在流动人口风险保障中的作用，有效缓解民生痛点。但目前保险业（特别是寿险业）在保险产品的结构、种类、价格等方面存在与流动人口风险保障需求不相匹配之处，保险业要根据行业发展存在的这些现实问题进一步优化保险产品结构，丰富保险产品种类，提高保险产品普惠性水平，特别是重视发展税收优惠型商业健康保险和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以增加商业健康保险、商业养老保险等保险产品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不断满足流动人口的多层次、个性化保险需求，帮助流动人口有效应对风险。其次，政府要特别重视发展医疗互助事业和“惠民保”业务。医疗互助在中国日渐兴起，由于参与互助的支出水平较低，得到的医疗保障水平相对较高，广为民众所接纳，政府和监管部门要加强政策支持与监管规范，为保障流动人口的医疗风险提供“性价比”较高，健康、高效运行的医疗互助平台。“惠民保”产品具有保费低、保额高、投保便捷、投保门槛低等特点，是基本医疗保险的有效补充产品。目前“惠民保”业务发展存在一城一策、恶意竞价、夸大宣传等现象，政府在支持该业务发展的同时要加强监管，以充分发挥这一创新性业务在保障民生中的作用。最后，保险业要加强宣传与引导工作。尽管流动人口面临着逐增的风险，但不少流动人口的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仍然较为薄弱，诸多风险还没有得到有效处置，保险业要进一步加强对流动人口的风险与保险教育，提高流动人口的风险管理意识与保险保障意识，还要从行业层面采取有效措施，不断积累保险声誉，提高民众保险信度，“一推一拉”促进流动人口提高保险保障水平，有效化解人口流动带来的诸多风险。相关的，新型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保险业采取迅速行动，通过创新保险产品、定向“捐险”、开通理赔“绿色通道”等措施，树立了良好的保险形象，也有效提高了民众的风险管理意识和保险保障意识，相关经验值得保险业在促进我国流动人口应对风险中进一步推广。

参考文献：（略）

征稿启事（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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