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瑶，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产业组织学。在《经济学动态》《学习与探索》等期刊独立发表多篇论文。

引用本文：王瑶.马克思及其经济学前驱思想形成与影响因素考察[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1(2):61-72.

摘要：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由于分别拓荒性地构建了繁荣的经济增长模型、对立的阶级分配模型以及动荡的资本主义剥削模型而被载入经济学说史中的伟大经济学家行列。他们虽然都因信仰劳动价值论而使其经济思想一脉相承，但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愿景却截然不同。应用经济思想史的知识社会学方法系统地考察了三位经济学家思想形成与影响的重要因素，揭示了他们的生平和其思想成就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对经济思想的形成起重要作用的环境因素和个人因素能够解答此三人“经济学家愿景”迥异的原因，而决定学术影响力的思想创新、著作风格和知识传播等因素可以揭示三位经济学家之所以“伟大”的缘由。

关键词：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克思；经济思想；环境因素；个人因素；学术影响力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来源是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就《资本论》创作史而言，马克思在1851年4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明确地确定了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的地位，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顶峰。此外，马克思还于1873年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认可自己的主要论题来源于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思想：“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按照熊彼特对马克思经济学说与斯密—李嘉图学说之间渊源的解释，“亚当·斯密关于资本与劳动的相对地位的思想必定会对他有感染力，特别是因为这种思想是和一个关于地租与利润的定义——‘劳动产品的扣除’（第一编第八章《论劳动工资》）——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定义强烈地暗示着一种剥削理论……李嘉图是马克思当作老师看待的唯一的经济学家。我恐怕他是从李嘉图学到他的经济理论的。但远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使用了李嘉图的工具这个客观事实：他采用了李嘉图的一套概念工具，而他的那些问题是以李嘉图所赋予的形式向他呈现的。无疑地，他改变了这些形式，而且他在最后得到了大不相同的结论。”

　　虽然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一脉相承，但他们的经济学家“愿景”却截然不同。具体而言，斯密通过劳动分工和无形之手原理构建了繁荣的经济增长模型；李嘉图应用工资铁律和古典地租理论构建了对立的阶级分配模型；马克思则使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构建了动荡的资本主义剥削模型。可见，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的看法依次是和谐的、阴郁的、毁灭的。另外，斯密和李嘉图虽然是古典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但是他们因坚信私有制的存在是自然的和永恒的现象而无法摆脱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换言之，斯密—李嘉图学说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则力图揭示私有制的成因和其生存条件，最终是为了弄清消灭私有制的条件。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学说则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正如列宁所说：“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是被学术界公认的伟大经济学家。“伟大经济学家”一词的涵义应该是被写进经济学史中的著名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或者是著名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在此让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思想史学家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马克思三人的学术影响力评价。斯坦利·布鲁指出，“几乎所有当代经济学家都将马歇尔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一起看作是古典学派与新古典学派最伟大的四个代表人物。”马克·布劳格写到，“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方面都存在一种始终一贯性，远高于亚当·斯密对政治经济学理解的努力……20世纪目睹了对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伟大哲学体系的强大反抗”。从中可以看出，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三人都被冠以“伟大”字样。除此之外，埃克伦德等在《经济理论和方法史》一书中直接使用了“斯密经济体系”“李嘉图体系”“马克思体系”的标题字样，而全书中的其他经济学家则无此殊荣。这意味着，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是理论体系的创建者，换言之，他们是经济学家之经济学家。

　　如上所述，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既然一脉相承，为何他们的经济学家“愿景”以及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却迥异呢？这或许可以从他们各自经济思想的形成因素中去寻找答案。本文试图通过揭示三位经济学家的生平和其思想成就之间的内在联系去确定是什么因素对他们的经济思想产生重要的影响。借助于知识社会学方法，我们可以将经济学家的思想生成因素归纳为环境因素和个人因素两大类。其中，环境因素又细分为社会环境（历史事件和经济形势等）、学术环境（学术前辈和学术同行等）以及家庭环境（家族出身和父母熏陶等）等；个人因素包括宗教信仰、心理情结以及学识广度等。另一个问题是，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是如何成为伟大经济学家的？通过考察他们各自的思想创新、著作风格以及知识传播这些学术影响力的决定因素，答案可能自然呈现在我们面前。

　　二、经济思想的形成因素

　  （一）环境因素

　　对于马克思的前驱亚当·斯密（1723—1790）而言，工业革命是影响其经济思想形成的第一个社会环境因素。一方面，这种进化型的变革由于客观上导致了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对贸易和商业限制的瓦解，进而影响了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批判性看法以及拆除贸易壁垒的政策主张。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使得劳动分工和技术发明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它促使斯密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去重新思考现实问题并抛弃了以往关注经济公平的僵化思维。《国富论》（1776）开篇便论述了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所处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时代是影响其经济思想形成的另一社会环境因素。例如，牛顿力学的哲学基础是事物表象下存在着实在的结构。通过系统分析，人们不仅能够发现这些自然规律，也能发现那些统治人类的社会规律。受自然秩序的深刻影响，斯密将“无形之手”原理阐明为一种牛顿物理学式的和谐的社会秩序。具体地说，在自由市场制度下，关于个人的、自由的相互行为所产生的不是混乱，而是可以按照逻辑加以确定的有秩序的模式。这是因为，“自然力量”力求发挥它们自己的作用并使经济关系恢复平衡，平衡的支柱则是“完全竞争”。“无形之手”能辨认出隐藏在系统特征内的秩序，并把实行经济交换的人类行动自发地趋向和谐一致。就学术环境因素而言，斯密受到了重农学派特别是魁奈和杜尔哥的影响。重农学派对重商主义的批评和他们清除贸易壁垒的建议影响了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从重农学派思想家那里斯密还得到了如下主题：财富是社会劳动每年再生产出来的可供消费的商品，希望经济中的政府干预最小化，以及生产和分配循环过程的概念。更具体地，斯密的生产劳动学说明显来源于魁奈对“生产性”阶级和“非生产性”阶级的划分，前者对经济体在各生产周期中实现再生产起推动作用，后者只是为本生产周期的消费而生产各种用品。杜尔哥所著《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1770）中关于劳动分工的概念，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之间的区分，以及储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等内容成为了斯密《国富论》的组成梗概。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导师弗朗西斯·哈奇森也对斯密产生了重要影响。哈奇森认为，人们自己可以通过发现对人类有益的行为来认识伦理中的“善”，它代表着上帝意志。《道德情操论》（1759）中以同情为基础的“公正旁观者”理念便来源于此。此外，亚当·斯密还受到他的朋友大卫·休谟的影响。在写作《道德情操论》之前，斯密认真研究了休谟的《人性论》（1739），从而打下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领袖之一，休谟倡导商业文明和经济自由，并认为政治自由源自经济自由，这点对斯密而言非常重要，以致他在著作中多次提到。

　　对于马克思的另一前驱大卫·李嘉图（1772—1823）而言，拿破仑战争（1803—1815）形成的《谷物法》是影响其经济思想形成的社会环境因素。在对英作战中，拿破仑对英国港口的封锁有效地控制了运往英国的外国粮食，这使得英国因粮食进口减少而导致国内谷物及土地价格极为昂贵。在1803—1810年间，英国谷物价格平均提高18％，地租也按这样的程度增加，这使得地主阶层在不断限制粮食进口中获得了一种既得利益。当1815年拿破仑被俘虏时，统治着议会的英国地主阶层非常担心新一轮的谷物进口会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并使地租收入大幅度下降。因此，他们要求提高以前对进口谷物设置的最低价格。最终，英国议会同意实施《谷物法》。《谷物法》的主要目的是对英国进口谷物征收关税并且有效地对英国从国外进口的谷物设置一个最低价格。《谷物法》的影响使英国地主阶层获得了高额地租。在李嘉图的心目中，高额地租是以牺牲利润为代价的。李嘉图把利润看作是驱动经济进步的动力，从而看到《谷物法》对经济增长的威胁，因此他极力主张自由贸易。事实上，在1813—1815年有关《谷物法》的论战中，李嘉图就坚定地站在自由贸易这边，并且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也与李嘉图直接相关。这些证据表明，有关《谷物法》的存废论战催生了李嘉图关于国际贸易学说中的比较优势原理。股票经纪人出身是影响李嘉图经济思想形成的家庭环境因素。大卫·李嘉图的父亲亚伯拉罕·李嘉图是一位成功的犹太移民股票经纪人。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年仅14岁的大卫·李嘉图便被父亲雇佣在自己经营的伦敦股票交易所供职。得到良好锻炼机会的小李嘉图依靠给父亲当学徒时积累的股票投机经验，在21岁时开始投机于政府公债，并在数年之间就积累了万贯家财，从而成为了经济学说史上最富有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经营股票交易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他对长期基本面与短期股票价格波动做出的准确判断。他认为在股票市场上人们总是倾向于夸大事件的重要性，这种“预言的自我实现”使得股票价格在短期内便能大幅偏离基本面。李嘉图的做法是，如果有理由导致股票价格的一个小幅上升，他就会购进该股票，因为他肯定其价格会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当股票价格下跌时，他会抛出该股票，因为他确信人们的警惕与恐慌将不受环境控制而使该股票价格进一步下跌。李嘉图的相对价格理论明显受到了他投机股市经验的影响。李嘉图认为，商品的长期自然价格是由劳动价值决定的，而短期的市场价格则取决于供给与需求。也就是说，商品的市场价格会因为供给与需求的偶然或暂时的波动而偏离其价值或自然价格。众所周知，李嘉图是纯粹演绎法的发明者，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一致认为李嘉图在经济学分析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李嘉图论证了利用抽象推理的方法形成经济理论的可能性。具体来说，他从基础的前提假设出发，用逻辑的方法推理出一般性的结论。马克·布劳格这样赞美李嘉图的方法论：“如果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部分析的机器，是一种思维方式，而非一大堆具体的结论，那么就是李嘉图真正发明了经济学这部机器所使用的技术。”哈佛大学的埃尔顿·梅奥教授将李嘉图的这种纯粹的理论推演法（没有历史事实的理论）归咎于他所经历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脱离的股票经纪人出身。综上所述，李嘉图的相对价格学说和纯粹演绎法均源自他的股票经纪人出身。

　　马克思（1818—1883）经济思想形成的社会环境因素是机器大工业下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19世纪30年代之后出现的机器大工业粉碎了传统的农业—乡村—手工经济的稳定状态。佃农被逐出家园，织布工和其他手工业者因为新机器的发明而被大量淘汰。这些人由于没有土地、房屋、工具和资本而只能完全依靠他们的雇主。这样，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便成为纯粹的雇佣劳动者。特别是，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民众却变得越来越贫困。这是因为，占人口少数的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而占人口多数的劳动者却因遭受无情的剥削而使其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工业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表现在工人们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却非常低。托马斯·皮凯蒂通过挖掘英法两国的历史数据表明，“从19世纪的第一到第六个十年中，工人的工资一直停滞在非常低的水平——接近、甚至不如18世纪及其之前的水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正是基于机器大工业下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这一时代环境，据他在《资本论》（1867）第一版序言中所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就学术前辈而言，如前所述，在经济学领域，斯密和李嘉图是马克思的前驱。特别是从许多角度来说，李嘉图更是马克思的学术导师。斯密的生产劳动学说、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与阶级分配论都给了马克思很大的启发。与西方经济学家否定亚当·斯密的生产劳动学说不同，马克思高度赞赏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并认为斯密对生产劳动的理解是同他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看法相联系的。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出发点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的分析，借助于劳动价值论来集中考察单一同类“商品”的生产和从商品生产中得到的新生价值（剩余价值和生存工资）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的进化论思想在于发现了物种是在环境变化过程中“适者生存”和“自然选择”的结果。马克思在1860年读了达尔文的著作，并在政治经济学上也看到了类似的现象。达尔文影响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马克思将自己看作“社会科学界达尔文”，并在1860年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写道：“达尔文的书是非常重要的，我愿意将它看作历史上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基础。”此外，李嘉图的影响更不容忽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表达了对李嘉图阶级对立观念的崇高敬意，“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来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马克思在建立他的历史决定论的过程中深受黑格尔所提出的“对立统一”矛盾律的影响，即所有的历史进步都是在矛盾斗争中实现的。虽然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关于在历史中的辩证法思想，但他修改了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哲学并用它代替了黑格尔的唯心论。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1841）一书中通过区别观念和现实，认为历史就是由人们通过其感觉逐渐认识与接受现实的过程。在这方面，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一样强调物质现实的重要性，反对宗教以唯心论为基础的虚幻观点。这样，马克思先是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移植到黑格尔的辩证法之中去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然后他又把辩证唯物主义扩展到经济领域形成辩证历史观，从而指出了社会各阶级为分享生产成果而进行阶级斗争是历史变革的主要动因。

　　对经济学家思想形成起重要作用的环境因素包括社会环境、学术环境以及家庭环境等。其中，社会环境体现了经济学家所处的真实世界的重要性以及对了解当时经济形势的渴求；学术环境包括人生关键时期老师和学者们的重大影响以及必要的学术交流和活跃的学术氛围；家庭环境主要指个人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父母熏陶。就社会环境而论，在研究伟大经济学家的成长历程以及试图理解经济思想为什么会有特定走向时，考察当时经济形势与经济思想发展趋势之间的互动关系会有丰硕的收获。斯密所处的经济环境是工业革命早期的后工场手工业（手工制造业）时代，《国富论》中用制针工场去讨论劳动分工的例证便是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在斯密所处的时代，生产力仍是以手工劳动技术为主，工人还未完全附属于机器。这意味着，资本对劳动还未建立起绝对的统治地位。可以猜测，斯密所处时代的工人断然不会有马克思所处的机器大工业时代下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程度那样严重。这或许解释了斯密和马克思的“愿景”不同之原因所在。李嘉图则处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人口持续增长的时代，相对于稀缺性的土地而言，占人口多数的无产者与少数拥有土地的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对立关系自然呈现出来。李嘉图经济学的“悲观主义愿景”在此也得到了合理性说明。关于学术环境，如果想要了解一位经济学家的成果产生的条件，就必须了解他当时学习和工作的情况。学术环境并不等同于创造力，但却是创造力得以发挥的不可或缺条件。这是因为，一方面，经济学关注人类社会关系中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经济学家没处在适合探讨的知识环境，那么他在该领域就很难做出成就来。抛开斯密和重农学派的深入交往、李嘉图与马尔萨斯的著名论战以及马克思身处柏林大学的黑格尔派氛围不论，就三位经济学家之间的关系而言，李嘉图是在1799年阅读斯密的《国富论》之后转向经济学研究的，而马克思更是将李嘉图视为自己的思想导师。由此可见，经济学家所处的学术环境很容易对其产生巨大的影响，从学术前辈和同行中获得的灵感、反馈、激励和鼓舞对于经济学家的创造力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就家庭环境而言，父母对子女的熏陶对一位经济学家日后思想的特定走向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与李嘉图父子的股票经纪人家庭传承类似，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伦·斯科尔斯在自传中承认他对期权定价模型的贡献受到了父母长期关注股票市场的影响：“由于受到我父母，特别是我母亲的影响，我对经济学，特别是金融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在高中和大学期间，就开始通过先是我母亲、之后是我父亲开设的账户对股票市场进行投资。我对股票价格走势的决定因素很着迷。”需要指出的是，就经济思想而言，主流观念和有用知识只在人们所处的特定时代环境下占有支配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改变，经济学家需要批评和质疑已有的不合时宜的旧思想并进而洞察出与时俱进的新观点。

　 （二）个人因素

　　对于马克思的前驱亚当·斯密而言，加尔文教与斯多葛派的宗教信仰是影响其经济思想形成的个人因素。亚当·斯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加尔文教义的影响，加尔文教义赞扬节俭和勤奋工作，谴责奢侈、高利贷和“非生产性”劳动，这明显影响了《国富论》中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此外，在许多方面，斯密的目标是用一种将道德生活和对物质欲望的合理追求结合起来的体系取代西欧反唯物主义的基督教教义，这种教义是自由和经济增长的障碍。另外，斯密还接受了斯多葛派信仰，认为上帝是通过自然发挥作用的自然神论者。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斯密信仰世界的“善”并憧憬着地上天堂。一种观点认为斯密的“无形之手”可能是一种宗教性的比喻，指的是上帝之手：“也许无形之手可以认为是上帝的指导之手。”

　　对于马克思的另一前驱大卫·李嘉图而言，歧视女性的心理情结是影响其经济思想形成的个人因素。李嘉图于1815年左右因转向经济问题写作而失去了对股票交易的兴趣。此时，作为一名乡绅的李嘉图买下了格洛斯特郡的哥特科姆庄园（Gatcomb Park）作为自己的不动产。李嘉图于1823年因耳部感染而与世长辞。他的遗产分配极不公平，大部分都给了3个儿子，包括那个哥特科姆庄园。在遗嘱里，李嘉图特别坚持“儿子的份额至少应该是女儿的8倍”而严重地歧视他的4个女儿。他还将一部分财产遗赠给了他的朋友马尔萨斯和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父亲)。从中可以看出，李嘉图在某种程度上是厌恶女性的。可以猜测，李嘉图歧视女性的心理情结直接导致了他悲观论调的“愿景”倾向。这是因为，土地在宗教和神话中是女性的象征。李嘉图正是从肥沃土地的稀缺性出发，得出他那阴郁经济学的观点的。李嘉图体系基于三个假设前提：一是收益递减规律；二是人口规律；三是生存工资铁律。据沃尔特·韦斯柯夫的解释，“这三个假定都与肥沃土地的稀缺性相关”。因此“在李嘉图的体系中，代表女性的土地扮演着魔鬼的角色。”李嘉图体系的主要论题就是土地的稀缺性导致较低的经济增长。他首要表明的是，土地在“集约边际”（把更多的投入应用于同一土地上）和“粗放边际”（把同样的投入应用于不同类型的土地上）上都存在收益递减规律。具体而言，随着劳动力的增加，养活工人所需的那些额外的谷物需要更多的土地来生产，这些追加的土地由于不如原来那么肥沃从而导致谷物产量也没有原来那么高。即便在同一土地上投入的资本和劳动有所增加，结果还是一样。总之，在土地的稀缺性条件下，与人口增加相伴随的从优等地过渡到劣等地的特征化事实会使谷物净产出下降，进而导致经济增长也下降。由此可见，李嘉图的古典地租理论竟然来自于他对女性偏见的心理情结。

　　马克思经济思想形成的个人因素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博学多才的学识广度。马克思之所以被誉为“千年第一思想家”，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还在于他影响了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理论等其他领域。相应地，马克思之所以能超越如此众多的其他经济学家是因为他能够把哲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联结到一起而形成统一的整体的能力。马克思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神奇般人物，他不仅拥有希腊哲学的博士学位，还可以流利地说法语、德语和英语并能用这三种语言进行写作。马克思研究的题材甚至涵盖诸如数学、化学和文学等领域，这些在《资本论》的行文中均有所体现。从1850年起，马克思将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利用馆内的丰富藏书去钻研“政治经济学的各个令人困惑的分支”。马克思每天研读时间多达10个小时，到1853年10月共写出了被总称为《伦敦笔记》的24本笔记，它们为《资本论》初稿的诞生准备了必要的资料。总之，马克思的博学多才和异常勤奋使《资本论》呈现出一种集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为一体的宏大理论体系。诚如马克·布劳格所言，“马克思创立了一个体系，它包括所有社会科学，我们只能在其自身基础上考虑他的经济学，而不能全面考察他的哲学、社会学和他的历史观点……即使如此，留给我们的仍是一幅巨大的图画，所描绘的比以前所碰到的任何东西都更为宏伟。”

　　一个人如果想取得学术知识的创新成就，境遇、才智和毅力等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此外，个人的宗教信仰和心理情结也可能决定着研究经济学哪些特定的方面以及使用什么研究方法。前面指出，斯密的加尔文教信仰强化了他对生产劳动学说和节俭美德思想的探索精神。加尔文教关于社会劳动增加上帝荣耀的教义指出，“因为根据《圣经》中的启示和人的自然直觉，我们可以感受到自己所处的这个极富意义的组织结构，以及整个宇宙都是上帝为了人类的方便而创造的，这样一来，就使那些非人格化的社会劳动也显得好像在为上帝的荣耀添砖加瓦，所以说，这种社会劳动也变成了上帝的意愿。”在这方面，加尔文主义者尽管强调信仰高于工作，实际上却鼓励世俗的利益作为缓解尘世苦难的一种方式。此外，加尔文教的传道者们也不赞成“炫耀性消费”，所以新教影响下的资本家和工人都十分崇尚节俭精神。这也使得斯密学说突出强调储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李嘉图对女性的偏见激发了他对土地问题的好奇心从而成为对古典地租理论研究的驱动力。回到李嘉图时代的英国历史文化传统，我们会发现，歧视女性与英国贵族世袭制密切相关。特别是，长子继承制使得女孩生下来地位就不如男孩。这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另一位身为英国勋爵的伟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对女性持有和李嘉图同样的厌恶态度。一种观点认为，凯恩斯关于储蓄和投资的理论受到了他歧视女性心理层面的影响，“投资的男性特征和许多其他因素一起，常被琼·罗宾逊和其他剑桥学者用来说明企业家积极的‘动物精神’；储蓄的女性特征明显表现为在就业均衡决定的分析中所起的消极作用”。由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的学科属性，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必须具备跨学科的广博知识并且他的创造性工作需要在其所从事的狭小领域（由知识分工所致）付出极大的心力和长久的努力。马克思及其所创建的经济学体系便是如此。正如熊彼特所评论的，“马克思作为一位经济理论家，首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他是一位求知若渴的读者和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极少遗漏重要的文献。他消化了他所阅读的一切。 热情地钻研每一事实或论证的细节，这在习于瞻顾整个文明和长期发展趋势的人当中是极少见的。”以至于“一个人无论怎样也不会了解马克思和他的著作，如果他不去适当地重视这种著作中所包含的渊博学问——这是无止息的劳动的成果，这种劳动从他早年主要是对哲学和社会学方面感到兴趣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集中于经济学，直到他的工作时间几乎全部被经济学独占为止。”

     三、学术影响力的决定因素

　  （一）思想创新

　　马克思的前驱亚当·斯密是古典增长理论的创建者。斯密之前的重商主义持有世界经济是停滞的以及财富是固定的观点，因此一个国家只能以牺牲另一国家为代价而增长。结果，他们主张在国内建立政府特许的垄断并支持对外殖民主义，鼓动政府派遣特务和军队去贫穷国家掠夺黄金和其他贵金属。重商主义在理念上信奉货币财富与贸易出超。就前者而言，财富完全由货币构成，货币就是金银。每个国家的首要目标就是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去积累金银。就后者而论，重商主义主张通过鼓励出口和打击进口使金银不断进入他们的国库来寻求贸易出超。简言之，重商主义认为商品交易的本质是有赢必有输的零和博弈，因此在政策上建议设置贸易壁垒。斯密在《国富论》中有力地论证了“国民财富”的关键不是以牺牲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获取金银，而是生产与交换。斯密“无形之手”的理论根据是自由交易是一种可以实现双方共赢的正和博弈。借助于专业化分工能扩大总产出的论证结论，斯密的增长理论可以概括为，一个允许市场行为主体在“天赋自由”和充分竞争条件下追求自我利益的交换型经济体系将是一个自我调节和高度繁荣的社会。在斯密的心目中，重商主义政策只能对生产者和垄断者有利而不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好处。在这种意义上，重商主义由于目光短浅实际是一种反增长学说。因此，斯密认为贸易壁垒由于对两个国家的生产能力都有损害而应该被拆除。

　　马克思的另一前驱大卫·李嘉图是古典分配理论的创建者。亚当·斯密确立了古典价值理论的基础，并且首次科学而严密地阐述了经济增长理论。李嘉图则创立了一种思考经济问题的全新思路，这一思路偏离了斯密的和谐“增长”模型，走向了一个对立“分配”模型，其中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为争夺经济利益而相互冲突。据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序言”中的解释，“全土地生产物在地租、利润、工资的名义下，分归各阶级，但因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缘故，各阶级所得的比例，根本不同……这种分配受支配于一定法则。确定这种法则，是经济学上的主要问题。杜尔哥（Turgot）斯图亚特（Stuart）、斯密（Smith）、萨伊（Say）、西斯蒙第（Sismondi）等人之著作，固曾改进这种科学，但关于地租、利润、工资的自然程序，犹未能有令人满意的主张。”在这种意义上，斯密的理论体系关注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李嘉图的理论体系则强调经济成果是如何在不同的阶级中进行分配的。换言之，李嘉图突出的是阶级冲突和收入分配，而非斯密关注的各方和谐和经济增长。如上所述，斯密经济学是乐观向上的，其主要论题是“无形之手”（市场机制）如何将土地、资本与劳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以增进每个人的福利。李嘉图的悲观主义宿命论使经济学获得了“阴郁的科学”的名声。李嘉图与他的好友、同行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一起，声称对有限资源的压力将总是使绝大多数人生存在糊口水平。由此可见，李嘉图虽然是斯密自由贸易政策的追随者，却逆转了斯密乐观主义经济学的进程。

　　马克思通过挑战斯密的“无形之手”原理和拯救李嘉图体系而创建了资本主义剥削模型。《资本论》提出了经济决定论和资本主义剥削理论。马克思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应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来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雇佣劳动）使大工业资本家从剥削工人创造出的剩余价值中获得巨额财富，而工人只能获得维持日常基本生活的生存工资。阶级分配的两级分化将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资产阶级的生产过剩与无产阶级的消费不足所致）和政治危机（无产阶级革命），由此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将被无产阶级推翻并被共产主义取代。就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家“愿景”而论，如果说斯密将其视为“自然和谐”的、李嘉图把它看成是“沉闷悲观”的，那么马克思则把它描述为“动荡毁灭”的。按照约翰罗默的说法，斯密和马克思的主要区别在于：“斯密主张，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将带来惠及全部的结果，相反，马克思则坚持，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将导致政治动乱、无政府状态、危机和私有制体系自身的消亡……斯密提倡无形之手引导独立、自立的个体采取那些会带来社会最优的行动——尽管他们自己不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对于马克思来说，这种比喻变成了竞争的铁拳碾碎了工人，让他们的状况比在另一个可行的、以社会所有或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制度中大大恶化。”另一引人注意的看法是，古典经济学的危机是由李嘉图体系的两个矛盾引发的。问题的实质可归结为，劳动价值论还是生产要素价值论作为古典价值理论更为科学？李嘉图体系的矛盾之一是，资本与劳动等价交换条件下，利润（作为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如何来自劳动创造的价值？李嘉图体系的矛盾之二是，等量资本产生等量利润的特征化事实，使得资本有机构成的划分变得没有意义或可变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观点缺少说服力。李嘉图学说的追随者麦克库洛赫等人由于无力解决这些矛盾，最终造成了李嘉图学派的解体。此后古典经济学转向了萨伊的生产要素价值论轨道，认为资本因创造价值而自然应获得利润。马克思似乎是为解决李嘉图体系的两个矛盾而设定《资本论》的核心论题的。针对李嘉图体系的第一个矛盾，《资本论》第一卷通过区分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概念讨论了劳动力价值v和剩余价值m的来源。《资本论》第二卷通过讨论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过程得出简单再生产的平衡条件：“第Ⅰ部类的商品资本中的v+m价值额（也就是第Ⅰ部类的总商品产品中与此相应的比例部分），必须等于不变资本Ⅱc,也就是第Ⅱ部类的总商品产品中分出来的与此相应的部分；或者说，Ⅰv+m＝Ⅱc。”从中可以看出，两大部类交换的平衡条件表明劳动力价值v小于资本转移价值c，是劳动力创造出的价值v+m在与资本c进行等价交换，这便解释了资本与劳动进行等价交换前提下利润来源于劳动价值的难题。针对李嘉图体系的第二个矛盾，《资本论》第三卷提出了著名的“转化理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马克思通过区分劳动价值（由行业内部竞争形成的个别价值）和生产价格（行业之间竞争形成的市场价值，即销售价格），指出了劳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并不改变价值总量，得出的结论是：在等量资本情形下，资本密集型行业（资本有机构成水平较高）商品的生产价格通常高于其劳动价值，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有机构成水平较低）商品的生产价格一般低于其劳动价值。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劳动价值论始终在起作用，单个商品的生产价格与其劳动价值不一致，是为了使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趋于一致。

　　创新思想的有用性表现在不仅有助于解释当时的经济情况以及解决实际中出现的问题，还能够为未来的经济学发展提供一个理论轮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富有创造力和持续性的思想成就便是在各自所处的时代构建新模型用以解释现实中的现象并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先驱性的思想基础。具体来说，斯密发现了专业化的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进而通过讨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确立了无形之手原理。这一原理后来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最大化和均衡分析的思想基础。李嘉图发现了土地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并通过阶级分配法推导出长期增长停滞和分配不公的新结论。边际革命实质是复活和光大了李嘉图有关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前驱思想。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与土地之间是“雇佣”而非“并列”的要素关系，进而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构建的是以资本主义剥削模型为特征并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提供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综上所述，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均是通过仔细察看一个经济体系周围以及隐藏在该体系背后的事物，进而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做出相关的理论阐述。三位经济学家的创新体系后来各自成为了一种范式标准，即斯密—新古典主义范式、李嘉图—斯拉法主义范式以及马克思主义范式。范式主义最大的价值就是为研究工作的评价提供了一种相对清晰的标准。在这种意义上，范式主义的制度功能是能够确定一个学术共同体（学派）的共同学术标准和价值，从而为创新思想的知识传播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平台。

　  （二）著作风格

　　与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学家主要为国王和贵族所著不同，《国富论》是为普通劳动者的福利所写的一本书。在此书中，斯密向读者表明他的自由经济模型将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实际上，斯密对既得利益者和商业势力不抱好感，他同情的是在几百年中屡受虐待和压迫的普通人。引人注目的是，斯密因其清晰、有趣及富有说服力的著作风格能使读者饶有兴趣地阅读《国富论》。熊彼特曾这样评价斯密的写作技术：“他不喜欢任何超过常识性的表达，即便头脑最愚笨的读者也能通读无碍。他娓娓道来，用细微而朴实的观察鼓励读者，使他们在阅读中一直感到惬意。”《国富论》提供了解救劳动者以及摆脱“霍布斯世界”苦难的公式。其主要目标便是通过探索财富和经济增长的实际来源来粉碎支配着当时商业利益集团和政府势力的重商主义观点，从而引导英国和世界各国向普通人命运的“最大程度的改善”前进。英国史学家亨利·托马斯·巴克尔认为，就其最终的影响来看，斯密的《国富论》也许是包括《圣经》在内的所有著作中最重要的一种。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声称：“《国富论》和蒸汽机毁灭了旧世界，建立了新世界。”可以说，《国富论》是经济独立的宣言。

　　斯密的《国富论》虽然充满了理论陈述，但是这些理论总是有大量与现实生活紧密关联的例子作为辅正。相反，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由于缺少丰富的历史案例而显得枯燥抽象。尽管李嘉图因为其个人经历而熟知商业与经济生活的现实情况，但他在对经济理论进行论证过程中并没有使用归纳法。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将历史或经验数据集中起来通过从局部到整体或者从个别到一般的方式对经济理论进行归纳式论证。李嘉图倾向于用严格的假设来支持其论断的做法被熊彼特称为“李嘉图恶习”。罗纳德·科斯称之为“黑板经济学”，萨缪尔森称之为“抽象的方法论”。引人注目的是，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些大人物，如瓦尔拉斯、帕累托、费雪、米塞斯、乃至凯恩斯、萨缪尔森、斯拉法等不同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无不深受“李嘉图恶习”的影响，他们都“反常地”迷恋这一方法。众所周知，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的基础》（1947）和新李嘉图主义者皮耶罗·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1960）都全面继承了“李嘉图恶习”的著作风格。值得深思的是，“李嘉图恶习”却使《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声名大振的反常案例揭示出经济思想史也会存在使错误思想或方法得以长久传播的路径依赖现象。

　　马克思认为《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并希望它能“从理论上打击资产阶级，使之永远无法从中恢复”。此外，《资本论》能成为一部经典著作的部分原因还在于它很对知识分子的品味，具体地说，其声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难以消化的长度，它与世隔绝的风格，它炫目的博学，和它代数学的神秘”。恩格斯也对《资本论》能同时满足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两个群体的阅读需要做出了声明：“《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不仅在德国和瑞士是这样，而且在法国，在荷兰和比利时，在美国，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这样；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而在英国，马克思的理论正是在目前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个运动在‘有教养者’队伍中的传播，不亚于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传播。”《资本论》因其生动形象的语言魅力而令人难以忘怀。例如，在论述“货币转化为资本”之后，资本家与工人的阶级关系时，马克思写到，“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其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在描述“资本的原始积累”时，马克思写到，“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论》的学术魅力注定使其一出版便会打破学术界的平静，即便是反对者也会热血沸腾。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同我的观点完全敌对的《星期六评论》在其关于德文第一版的短评中说道：叙述方法‘使最枯燥无味的经济问题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1872年4月20日的《圣彼得堡消息报》也说：‘除了少数太专门的部分以外，叙述的特点是通俗易懂，明确，尽管研究对象的科学水平很高却非常生动。在这方面，作者和大多数德国学者大不相同，这些学者……用含糊不清、枯燥无味的语言写书，以致普通人看了脑袋都要裂开’。”

　　众所周知，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与《资本主义与自由》表达的是同样的主题思想，然而前者由于使用了近乎口语的写作风格而远比后者更为畅销。由此可见，如果忽视了社会中大多数人的阅读欲望和需求，就会阻碍一种创造性观点在思想市场的传播。就三位经济学家的文风而言，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显示的是真实的智慧并且提供了富有诗意及历史性的表达从而展现了一个均衡的和结局美满的世界。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用逻辑一致的研究方法来重新统一以往经济学家的众多思想碎片，从而锻造了经济学的一般分析体系。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清晰的逻辑框架下用包含智慧的言辞、生动的叙事以及相互冲突的阶级角色，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因果决定式的悲剧色彩的资本主义世界。需要指出的是，斯密和马克思的写作艺术比那种僵硬的、缺乏生气和热情的李嘉图风格更富有阅读感染力，然而必要的“李嘉图恶习”或许在防止思想偏见观点混乱或者妄下断言上更为有力。值得深究的是，“李嘉图恶习”备受后世青睐的原因可能根源于经济思想史上围绕“演绎与归纳”孰优孰劣的方法论之争从未停止过。特别是，以门格尔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与以施莫勒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之间的那场著名的方法论之争最终使演绎法占据了上风。事实可能正如罗纳德·科斯所言，“或许是因为公众通常对真理与谬误之间的斗争比对真理本身更感兴趣，对作家和演说家所提供服务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存在争论，而为了争论的存在，真理就必然不应该独立于不败之地。”

　 （三）知识传播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经济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是一部畅销书，它于1776年首次出版后发行6个月便告售罄。这部在斯密生前便已发行五版（1776年，1779年，1784年，1786年和1789年），并被翻译成四种语言（德文1776年，丹麦文1779—1780年，法文1779—1780年，意大利文1780年）的著作得到了包括大卫·休谟和托马斯·杰弗逊等许多人的赞扬。由于斯密之后的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将经济学贴上了“阴郁的科学”的标签而阻碍了斯密的自然和谐学说在英国本土的传播。斯密的繁荣增长模型是由其法国同道萨伊和巴斯夏传播到欧洲大陆，以及由其美国追随者托马斯·杰弗逊和亨利·凯里传播到美洲大陆的。与李嘉图不同，萨伊和巴斯夏拒绝劳动价值论和在自由资本主义下阶级对立的思想。以“法国的亚当·斯密”著称的萨伊在微观领域通过发展生产要素价值论以及在宏观领域提出“供给创造其自身需求”的萨伊定律对斯密的自由企业模型和繁荣增长模型进行改良，并以此为基础系统地和有条理地编写了《政治经济学概论》（1803）这部重要的经济学教科书。托马斯·杰弗逊将《政治经济学概论》的第一个英译本（1821）带到美国，并认为萨伊的书比《国富论》“更精炼、更清楚、更成熟”。可以说，在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教科书问世之前，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当时主要是通过阅读萨伊的著作而了解斯密经济学的。另一位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深信社会的根本规律是经济和谐。其著作《经济和谐论》(1850) 的根本观念是，经济生活的各种要素之间、各种领域之间、各个方面之间、各个阶级和阶层之 间，等等，在自然的不受干扰的条件下都充满着和谐的关系。美国经济学家凯里表达了与巴斯夏一样的愿景，他乐观地认为各个经济利益集团之间，尤其是劳动者与资本家，以及与土地所有者之间，存在基本的利益和谐关系。

　　凯恩斯曾说：“李嘉图征服英国的完整程度正和宗教裁判所征服西班牙一样。他的学说不仅达到为市民们、政治界和学术界所接受的地步，而且，它还使争议停止，与其不同的观点完全消失并且根本不被置之于讨论之中。”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于1817年出版之后不久，一批知名学者便聚集到他的学说和方法上来，进而形成了李嘉图学派。其代表性成员包括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经常为英国最有影响力的杂志《爱丁堡评论》撰稿）和罗伯特·托伦斯等。这些人都尊重李嘉图主义，他们忠实地传播和捍卫李嘉图的思想。詹姆斯·穆勒在其名著《英属印度史》（1817）的一个注释中对李嘉图的著作做了高度评价，后来又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李嘉图的学说作了通俗的解释。罗伯特·托伦斯上校自称是李嘉图主义的“皈依者”，其《论对外谷物贸易》（1820）采纳了李嘉图的地租论。麦克库洛赫于1818年著文时特别强调了李嘉图关于自由贸易、工资与利润的关系以及谷物进口一类热门话题的思想，特别是他于1824年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的一条关于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条目，最终确立了李嘉图学说的权威地位。李嘉图经济学至上的学术影响力使得19世纪的每个主要英国经济学家（包括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都向李嘉图致颂词。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以德语出版之后，在恩格斯和其他极为忠心的支持者的努力下，这部作品于1872年和1875年分别被译成俄文和法文。俄文版本的出版意义重大，这是因为，列宁通过阅读《资本论》成为了马克思最有力的信徒，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全世界第一次应用到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之中。晚年的马克思一直没能完成出版《资本论》完整版的任务，《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是由恩格斯于1885年和1894年分别出版的。一个多世纪以来，《资本论》又被陆续翻译成英文、日文、中文等40多种文字，共出版200多个版本，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资本论》也因此被誉为世界十大名著之一。在国际互联网上，亚马逊网上书店（Amazon.com）列出了超过4000个关于马克思和共产主义的条目，数量仅次于关于基督和基督教的条目，排在第二位。在经济学界，马克思作品的引用率高居榜首，据马克·布劳格的调查，“马克思的作品被引用的最多，比亚当·斯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里昂·瓦尔拉斯、梅纳德·凯恩斯、肯尼斯·阿罗、米尔顿·弗里德曼、保罗·萨缪尔森，或其他任何经济学家都要多。”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言而喻的。即使在西方世界，任何从生产的首要性进行推理以解释经济关系或者强调辩证法的经济学家都可以说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就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反对者保罗·萨缪尔森也不得不承认，经济学家行业内至少十分之一是马克思主义风格的经济学家。

　　思想创新包括知识发现、知识检验和知识传播三个环节。其中，知识发现是指在经济理论或经济方法上洞察出不同于现有主导思想的新见解。知识检验是指一个新理论要经受实践的多次验证以及时间的长久考验。知识传播是指同时代的和后继的经济学家对该项新研究的修正、延伸和推广。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常常重视知识发现和知识检验，却容易忽视知识传播的重要性。殊不知某位经济学家的杰出成就若没有引起同时代人的注意以及后继者的推广，他的思想贡献即使被后世发掘而使其一举成名，但也无法提升他应有的学术地位。例如，戈森于1854年便提出了被后世称为“戈森第一定律”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但由于同时代人对戈森著作的忽视使得其重要性远远低于1871年发现同样原理的杰文斯。可见，科学上成功且持久的创造力必须拥有知识传播这一重要环节，否则它就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成就。上述对三位经济学家知识传播途径的考察表明，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思想是通过学术同道或学派加以传播的，而马克思的学术思想主要是通过引证进行传播的。就前者而言，学界达成的基本共识是：只有当核心思想和范式标准确立之后，一个学派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学派的重要职能是把某个学科在某一特定发展方向上有着共同想法的一群学者聚集起来，通过自我批评、深入交流、不断修正以及与对手的研究范式展开激烈的争论，来强化学派内部成员们对于特定研究对象的共同理解从而推动该学派创始人核心思想广泛且持久的传承。另一方面，马克思的作品高居经济学界的引证率榜首表明知识通过引证传播具有“马太效应”，即作者的知名度越高，其著作也越受赏识。这是因为，对于潜在的读者来说，当他们从浩瀚的文献中选择所要学习的著作时，作者的名望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向导。总的来说，就知识传播对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性而言，施蒂格勒给出了恰当的总结，“一个成功的创新者在提出一项新观念后，会发现他的工作只完成了一半。事实上，可能还不到一半，因为别人对他的观念的批评与误解，迫使他必须对新观念作更深入的研究。为此，他必须说明他的观念是如何得到深入发展，如何对其加以有趣的应用，以及如何弥补它的缺陷。假如他能收一些热心的弟子，会在这一工作上得到很多支持。他们不仅能发展理论，而且还能进行各种各样的讨论，这些正是公开宣扬和散布观念的最佳方式。”

　　四、结束语

　　凯恩斯在评价经济学家的伟大影响力时曾深刻地指出，“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对此，哈耶克进一步补充到，“我只是想加上一个凯恩斯爵士可能也会同意的限制条件，那就是经济学家的伟大影响力仅仅在长期内才存在，而且仅仅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起作用，以及，当经济学家们的观念开始对社会有所影响的时候，这些观念的形式经常会变化到连它们的最初提出者都很难辨认出的程度。”笔者运用经济思想史的知识社会学方法较为系统地考察了马克思及其经济学前驱思想形成与影响的重要因素。如果上述看法基本成立，那么，便可用来解答本文开头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通过对经济思想形成因素中社会环境的考察发现：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所处的历史背景依次是18世纪中期的后工场手工业时代、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人多地少时代以及19世纪中叶的机器大工业时代。前文已经说明，正是社会环境的差异造成了三位经济学家“经济学观”的不同。第二，通过对学术影响力决定因素的考察发现：斯密的增长模型、李嘉图的分配模型以及马克思的剥削模型均属于构建理论体系式的学术创新，这使得其他经济学家的工作似乎是在为这三大理论体系添加注释。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两百多年中，经济学仅仅是做了一些“梳理工作”。在此期间，经济学家们只是对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分析体系进行一些补充、更正、提炼而已。据此看来，拓荒性的思想创新加上引人入胜的著作风格以及阵营式的知识传播，给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贴上了“伟大经济学家”的标签。

　　本文的研究价值在于为古典时期的三位伟大经济学家有关科学发现的理论提供重要的背景资料。我们已见到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最重要的创新思想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与他们的时代背景、学术环境、老师和同行的交流、文风魅力及观点严谨性的追求以及众多追随者的知识传播息息相关。不言而喻，追寻他们的思想历程会极大地丰富我们对经济思想演进的理解。因此，本文的研究从一个侧面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各自起源。众所周知，被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两种价值理论；大卫·李嘉图和马克思发展和完善的是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更进一步地，马克思又创造性地将李嘉图的阶级对立思想融入到剩余价值理论中，从而建立了以资本雇佣劳动和阶级分析方法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萨伊及其后的约翰·穆勒等人则将斯密的三种收入价值论改良为生产要素价值论，后经马歇尔将其与边际效用价值论相综合，发展为以自由竞争和均衡分析方法为特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本文的研究框架类似于一个分析模板，能为后续研究打开一条通道。例如，对瓦尔拉斯及其法国经济学前驱魁奈和古诺思想形成与影响的因素考察，可能会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熊彼特所说的那句离奇论断——“世界上最伟大的四个经济学家中，三位是法国人。”

参考文献：（略）

征稿启事（2021）

投稿须知

网　　址：http : //xbbjb.heuet.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