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波 陈皓 刘婷：中国共产党百年艰难探索：走出“宏观缺位”与“微观失效”窘境

作者简介：

周建波（1965-），男，山东省莱阳市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管理思想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同文书院经济调查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重点项目“东亚同文书院对华经济调查研究”。曾在SSCI刊物China Economic Review发表论文多篇，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管理世界》《北京大学学报》《中国经济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100多篇。著有《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鉴知集：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金融的边界与创新：历史视野下的金融、文化与社会》《管理智慧：儒墨道法与现代管理》《成败晋商》、《营销管理：理论与实务》《企业文化》等。

　　陈皓（1994-），北京人，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刘婷（1999-），宁夏人，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摘要：20世纪上半叶，旧中国国家能力低下，“宏观缺位”，被称为“一盘散沙”。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分配和财富流通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这有利于降低基尼系数，从而形成规模优势，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实现了国家能力的重构，“宏观缺位”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新中国在国防、教育、卫生、水利、交通等公共品领域的供应能力显著提高，然而国家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过度干预又导致了“微观失效”，致使工农业，尤其是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充分尊重微观经济主体的权益，逐步实现了国家宏观的有力调控和微观经济主体积极创新的结合，走出“宏观缺位”与“微观失效”的窘境，形成了政府作用与市场效率协调均衡的中国道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国家能力；中国道路；宏观缺位；微观失效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一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军阀林立、殖民入侵的混乱局面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建立了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并通过改革开放等一系列举措革新中国经济体制，逐步实现了国家宏观的有力调控和微观经济主体积极创新的结合，由此推动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百年以来，中国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宏观缺位”，国家能力低下，旧中国被称为“一盘散沙”；从1949年到1978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宏观缺位”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国防、教育、卫生、水利、交通、科技等公共品的供应能力大大提高，为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但国家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过度干预，比如加快互助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速度，又导致了“微观失效”，致使工农业，尤其是农业效率低下。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国家通过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充分尊重微观经济主体的权益，逐步实现了国家宏观有力调控和微观经济主体积极创新的结合，推动经济长期增长。本文将从宏、微观均衡实现的视角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中国道路的艰难探索。 

一、宏观管理缺位——近代中国国家能力的不足

　　千家驹在《中国的内债》一书中指出，近代中国的内债问题仅是财政问题的一面，财政问题的本质不是本金与利息难以筹措，而是国家无力掌控税收自主权，不能做到关税自主，因而在帝国主义压迫下难以振兴民族资本，内部军阀官僚腐败问题严重，导致国家衰弱。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千家驹所指出的近代中国的问题就是国家能力的不足。“国家能力”的概念起源于政治学，Charles Tilly认为战争促成了国家，也促成了出于战争需要的财政动员能力。Timothy Besley将“国家能力”的概念引入经济学的探讨，他将其划分为三个维度，财政汲取能力（Fiscal Capacity）、提供公平品的集体能力（Collective Capacity）和保障市场、产权的司法能力（Legal Capacity）。国家能力在国内学界存在多种表述，在探讨国家能力与经济长期增长的话题中，国家能力的主要表现是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和为公众提供国家安全、基础设施、法律制度保障等公共品的能力。

　　近代中国国家能力不足的问题还可以从近代中国农村危机中得以窥见。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国家能力低下，中国农村问题异常突出。具体表现为，农村土地高度集中，农产品价格低落，土匪窜乱，农民受到严重的盘剥。加上30年代正处于世界经济萧条的大背景，农村破产现象较为严重。正如千家驹所说，“农村问题现在已经变成了全国最重要的问题，它不但决定了社会的动乱与安定，而且中华民族的前途，四万万广大民众的生存，也因农村的崩溃而感受到莫大的威胁”。笔者在整理东亚同文书院旅行日记和相关文献等资料时，也发现了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对这一时期中国农民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的大量文字和图片记载，在荒年时尤甚。

　　面对日益严重的中国农村危机，知识分子纷纷从城市走向农村，时至今日为人们所熟知的陈翰笙无锡调查、李景汉定县调查、（美）卜凯调查等专门针对农村的调查报告皆出自于这一时期。学术理论界对于当时中国存在严重的农村危机这一现象已有共识，但对于这一危机背后的成因以及解决举措却存在论争。例如，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认为农村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农民个体贫弱，而且毫无公民意识，如一盘散沙；乡村传统基层组织结构的破坏加剧了农村破产。因此，晏阳初提出以文艺教育救农民之愚，以生计教育救农民之穷，以卫生教育救农民之弱，以公民教育救农民之私。梁漱溟主张重建乡村礼俗风尚以拯救农村。从事实来看，乡村建设派的构想并不成功。千家驹根据李景汉的定县调查报告，对晏阳初在定县的乡村实验进行了批判，认为五年的乡村实验并未对定县大多数民众的经济生活产生根本性变革，也无力摆脱跟随中国农村破产的趋势。乡村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然而对农民能产生实际效果的乏善可陈。梁漱溟自己也承认，“‘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这个话，差不多是一个事实。”此外，还有农村生产技术改革派和农村合作派，主张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建立农业金融体系，帮助农村摆脱困境。这两派的观点侧重技术层面对于生产力的影响。

　　五四运动之后，得益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努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国内得以广泛传播。千家驹及以陈翰笙、薛暮桥等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因为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意识，主张只有通过根本的改造，中国才有出路，因此也被学者誉为中国的左翼经济学家团体。他们基于详实的田野调查和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指导，在理论层面对上述学派的观点进行了批驳。

　　陈翰笙、薛暮桥等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破败和农民疾苦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农民素养和技术基础，而在于农民受到帝国主义殖民者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过于沉重。诚然，农民素养的提高和技术改进有益于改善农村问题，但生产力的矛盾只是表象而非本质。旧中国时期，个体小农是典型的弱势群体，财富资金的匮乏令他们难以抵御天灾人祸和经济波动的冲击；即使有新技术的出现，也无力购置。这些微观主体的问题需要通过农民互助合作来解决，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这样一个合作制度得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进行引导、推动，因此旧中国时期微观市场的问题实则也指向了政府缺位，要求政府发挥引导、推动作用。此外，不能否认的是帝国主义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对乡村也存在积极的影响，例如农村许多劳动力迁移进入城市，通过在更高效率的工厂从事生产工作，获得更高的收入，这促成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进一步发展了农业本身中的商品生产，但也由此使得农民不得不依附于帝国主义的掌控，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剥削资本阻碍了农业资本的积累和再生产，整体来看弊大于利。

　　农村经济中的传统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生产效率远低于城市的机器大生产，因此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导致农村资源向城市资源转移是无可避免的进程，这就是为什么通过农业技术改进无法扭转趋势的原因。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于农民的压迫显然进一步放大了城乡矛盾，致使农村破产现象严重。如果不能通过土地革命解决中国农民被压迫、通过政府转移支付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无法真正解决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因此，“中国农村派”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增强国家干预经济的计划性，解决由竞争的无序性带来的市场失灵问题，促进资源的有效分配。“中国农村派”坚持从社会生产关系角度出发，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构农村经济问题，深刻地认识到农村社会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体，而土地问题是农村危机的核心问题，并提出了近代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论断，明确了中国的革命方向，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中国农村派”的主张中不难得出推论，要带领农民自下而上进行制度变革，打破封建残余；要抵御帝国主义的经济和军事侵略，发展壮大民族资本，就必须强调政府拥有强有力的宏观治理能力。“中国农村派”的战时经济理论可以说是这一观点的集中体现。

　　千家驹认为，战时经济主要指的是有别于正常时期的、基于战争时期特殊条件背景下的、涵盖社会物质财富生产与流通过程的经济活动的总称。众所周知，现代战争力量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战争期间，首先要尽力保证的是维持战时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转，为此甚至可以接受部分生产效率的损失。由于参战方将无可避免地承受战争的破坏，而战争失败的一方将面临一无所有的处境，因此政府不仅要承担监督管理的角色，还要尽可能地介入其中，通过调配各方力量，维持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基于以上特点，千家驹提出战争时期需要实行统制经济，要动员所有经济力量与敌人作战。

　　战时经济理论极端重视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强调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尤其底层劳动大众的力量打赢战争。例如在发行公债与征收租税等财政政策活动中，要依据个人能力，实现“有钱者出钱，钱多者多出”，必要时刻要施行公债劝募与强迫派买相结合。财政开支主要是购买战略物资，因此在货币政策方面，必须要维持物价和外汇的相对稳定。薛暮桥在抗战时期曾负责山东解放区的对敌货币斗争工作，并很好地完成了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山东解放区所发行的抗币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作为法币的辅币流通。薛暮桥发现由于国民党政府和汪伪政府所发行的法币、伪币会流入解放区，且数量不可控，一旦法币币值出现贬值，极易造成解放区物价的波动。薛暮桥给出的建议是利用强制力对法币、伪币进行驱逐，禁止其在解放区流通。人民手中的法币可以通过当时山东解放区的北海银行兑换成抗币，北海银行再将兑换的法币换成军需物资，以防贬值。

　　此外，千家驹还主张通过各种方式促进内地农业和工业的发展，通过经济统制的方式争取实现出超，从而为国家赚取外汇，以支持抗战的军费支出。毕竟，无论出于财政考虑，抑或出于维持法币币值考虑，还是出于抗战自给自足考虑，鼓励生产、实现出超是相当必要的。

　　综上，作为特殊背景下产生的战时经济理论特别强调国家的宏观管理能力，强调国家对流通环节的介入，重视社会财富分配的均等，这有利于降低基尼系数，实现举国抗战。其弱点是忽略生产环节和微观主体积极性的发挥，因此不能行其久。新中国成立后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过度干预，包括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所导致的生产效率低下的弊端，或可为其做一个注脚。

　　然而近代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国家能力低下，不能为活跃的民间经济创造坚强的宏观管理环境。比如，北洋政府空有名义上的集权统一，实则地方军阀割据现象严重。中央政府无力汲取财政税收，关税自主权的回收也屡屡受阻，军阀内耗、官僚腐败日益严重，使得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仍然处于动荡之中。为解决国家能力低下，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可惜从康梁变法到辛亥革命，均未实现目标，最后还是依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首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于经济危机频发的19世纪中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不平等导致的阶级冲突，因此它强调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促进社会财富的横向流通，降低基尼系数，刺激消费需求，并进一步从分配领域延伸到生产领域，以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彻底解决经济危机。其次，马克思主义站在劳动大众的立场上，为弱势群体鼓与呼，强调保护劳动大众的利益。而近代中国仍是传统农业国家，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的国情现实，决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实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大众的大联合，形成规模力量，进而打倒封建和帝国主义势力，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重塑国家能力。

二、微观市场失效——单一计划经济制度下的弊病

　　新中国初期，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内外部环境，因此政府延续了战争时期对经济实行强有力管控的政策方针。在1949—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西藏等地区尚未完全解放，偏远地区仍有反革命和土匪残余扰乱经济秩序，外部面临抗美援朝战争的军事压力。在陈云等人的组织领导下，政府通过统一管理财政经济——这正是国家能力提高的体现，陆续打赢了“银元之战”“米棉之战”，对投机倒把分子予以沉重打击。通过国营机构对全国各种重要生活物资，如粮棉煤炭等统一调拨实现物价稳定；通过国家银行现金管理和对货币数量有效调控，实现金融市场稳定。随着国内外形势的逐步稳定，国家整体政策目标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进阶为社会主义革命，政策重心也回到经济建设，尤其是工业化建设。

　　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配合建国初期民众对于国家重建的巨大热情，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相关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一五”计划和156项重点工程实现了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兴建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促进了经济发展。据统计，1949—1952年全国新建铁路1320千米、恢复铁路1170千米。1949年全国抢修公路26284千米，至1949年底，全国通车里程达80768千米，这一数据在1952年已提升至130276千米。同时，农业水利建设也有相当大的投入。财政数据显示，1950年在水利建设投入的费用相当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水利经费最多一年的18倍，1951年相当于42倍，1952年相当于52倍。1949年全国水灾面积在1亿亩以上，1952年前三季度的数据为1600余万亩，全国水灾面积的迅速下降也说明了治洪的有效性。这一时期，国家大力开展扫盲运动，支持基层医疗机构建设，在文教卫生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尽管如此，需要看到的是，建国初期取得的成就主要依靠国家能力提高所造成的宏观管理环境的改善，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由此形成了集体性经济活动的规模效应。随着基础设施的初步恢复，规模性、集体性经济活动的边际收益不断递减，同时动员人力、物力的边际成本不断上升。由于缺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尤其缺少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经济理论系统性分析的指导，生产领域的“一大二公”、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导致管理成本上升，生产效率下降。这引起了薛暮桥、孙冶方等坚定地推动公有制建立，主张提高国家宏观管理能力的原“中国农村派”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他们最先就社会经济的失衡和计划经济的弊端进行了反思，围绕价值规律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由于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是当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主流代表和成功案例，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受苏联模式影响较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斯大林所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并没有否认价值规律的存在，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存在着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必然发生作用。但是，他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活动范围定义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这就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斯大林否认了价值规律在计划经济体系中的普适性和支配性，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只调节商品流通，不调节商品生产，但可以影响商品生产。事实上，通过价格的波动影响商品生产，不就是在调节商品的生产吗？这反映了斯大林理论的局限性。

　　薛暮桥受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影响，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运行与价值规律的关系曾经有着过于理想的构想，认为确立国营经济的领导权，可以通过规模效应更好地利用价值规律，不仅可以限制由价值规律自发作用而产生的通货膨胀和市场投机，克服生产的盲目性，还可以通过调整农产品、工业品的价格，加速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但这种看法存在矛盾之处。国营经济仍是通过价格波动这一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影响社会生产的，一旦否认价值规律在商品交换中的支配作用，导致价格与价值相背离，又如何让价格信号合理地发挥其作用？正如孙冶方的著名观点“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这就是说，即使计划经济也应该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之上。

　　薛暮桥也很快在现实中发现理论设想的局限性。首先，如何确定计划指标在规模上总是合理的？亦即，国家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如何能够高质量地利用价值规律？这在事实上提出了生命个体的认知局限性的问题。薛暮桥在统计“一五”计划数据的过程中，发现1953年、1956年冒进的、过度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导致了物资供应的紧张。他在《再论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一文中提出“国民经济管理范围适当的扩大，可能更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不适当的过分的扩大，也有可能对我们的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恶果。”这说明薛暮桥开始反思政府干预并不全然是合理的，需要在利弊得失之间寻求均衡。薛暮桥开始思考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可以容许小商品经济甚至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存在，并有一些发展，然后慢慢改造它们。这与他后来所提出的“社会主义低级阶段”论在逻辑上保持了一致。他还就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满足人民的多元化需要、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保证生产和消费、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平衡，如何在保证工业化的基础上努力提升国民收入和增加劳动就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这些问题都是他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发现的政府干预过多可能导致的矛盾。

　　其次，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如何保证价格制定的有效性。薛暮桥在过去30多年价格管理实践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价格改革给予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尤其是60年代临危受命，成功治理了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丰富的经验让他对中国的价格管理体制进行了深入思考。计划经济时期薛暮桥希望通过制订价格、稳定价格及调整价格等方面帮助计划经济有效运转。但他发现单一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体系经常处于不合理的状态，由此导致部门失调、财政补贴，继而引发通货膨胀等弊端。因此，他在改革开放时期，从旧的物价管理体系的坚决拥护者变成质疑者和否定者。薛暮桥总结三十年的物价管理经验，提出我国的经济是建立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必须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问题论争中，顾准和孙冶方一直坚持价值规律的主导作用，批判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顾准并不属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村派”系列的左翼经济学家，但在五六十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得到主流观点认同时，他仍然坚持价值规律的重要作用。针对有关商品经济的存在和价值规律的论争，顾准的观点是独特而有力的。他认为由于经济核算制度的存在，使用货币进行核算是必要的，而由此必然会存在商品生产。因此，即使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下，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他还认为，如果过分强调计划的一面，否定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关系，价格对生产分配与产品转移的影响，达到否定经济核算所能发挥作用的程度时，企图用计划规定一切的弊病就会出现，而这是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

　　那么，不承认价值规律的主导作用究竟会在现实中引发什么问题呢？客观上，否定价值规律的主导作用，本质上就是通过政府强制力，有计划地对物质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和分配，这正好可以实现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所追求的公平和平等。但是，单一的计划经济在对物质资源调配不合理时，势必会扭曲名义上的价格，导致价值规律的不适用。由于价格信息失真，价格与价值背离，价格就不能再起到自发调节生产的作用，也就使得微观市场失衡，微观主体缺乏积极性。薛暮桥通过社会调查走访深刻地发现了这一弊端。1961年，薛暮桥与陈云在青浦县等多个基层公社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对于政府的过度干预怀有不满。例如，农民被要求种并不适宜的双季稻，缺乏积极性激励的农作导致了农业减产。粮食供应不足使得公社食堂和供给制并未真正受到农民的欢迎。农民希望通过自身努力改善生活，例如许多农民希望个人饲养家禽，但是当时的政策只允许公养，而公养的效果又远逊于私养。以上现象都说明了，宏观干预过多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既经历了沉痛教训，也积累了成功经验，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初期的农业社会改造。为了解决劳动力缺乏、耕畜农具不足等问题，建国初期在基层推广建立农村互助组、合作社。这种互助组、合作社可以凝聚个体的力量，在农业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劳动力投入等方面取得规模效益，有助于提高个体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规模不太大，采用自愿两利的原则，比如对于季节性互助帮工、耕畜农具的借用通过民主协商支付相应的报酬，因而能够降低管理成本，显示出远较个体小农更高的生产效率，因而受到农民欢迎。当然，起初农民由于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并不愿意加入互助组、合作社，但在基层党员干部的宣传引导下，当然主要是规模效应起作用，农民看到参与互助组、合作社的人均有受益便纷纷加入。互助组、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分配的激励性，农民生产积极性高，粮食产量自然屡创新高。因此，邓小平对建国初期的社会改造给予了高度评价。

　　由此可见，只要在合理的条件下，农业合作的形式是符合中国农民经济利益的。这个合理的条件就是管理成本与规模收益的均衡。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推动互助组、合作社向人民公社转变，组织规模越来越大，且集体合作的方式带有强制性和命令性，对于分配制度只讲公平不讲激励，由此提高了管理成本，导致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效率降低。

　　从有关价值规律的探讨中可以看到对于传统马克思思想教条式理解的弊端。事实上马克思从未否定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普适性和支配作用，马克思曾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的生产类别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重要。”既然承认价值规律的重要性，那么单一的计划经济扭曲价格的行为就是不足取的，至少可以说以目前的基础条件还无法实现单一计划经济制度下的经济效率。马克思主义强调通过政府宏观管理能力进行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但是过度干预和追求绝对公平定会导致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的低下。从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经验来看，只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的生产发展情况相结合，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从经济理论的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国化主要体现在宏观政府管理和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性的发挥上，只有实现宏、微观均衡，才能真正解决经济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

　　三、突破“宏观缺位”与“微观失效”的窘境——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探索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经济学理论界在思想上仍然受到一定的束缚。根据魏众的考察，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政治上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在哲学层面拨乱反正外，由于光远、冯兰瑞起草的《坚持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在经济学理论层面进行了拨乱反正。这一时期，国家高级领导人频繁对外参访，了解国外发展情况；邀请国外专家作中国经济发展顾问；学习苏东改革经验及思想；引入西方经济学等措施都促进了改革初期的思想解放。思想解放对于新中国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只有在思想上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走出“宏观缺位”与“微观失效”的窘境，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找到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的探索经历了多个阶段，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里程碑，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业改革则是这条道路的起点。计划经济时期，新中国经历的最沉重的代价莫过于高度集体化的生产方式导致的农业生产滑坡问题。不同于工业生产的标准化程度高，农业生产的过程，比如劳动时间、劳动地点、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等难以标准化，由此造成了管理成本的提高；而农业生产的产量又十分依赖于自然条件。凡此种种，决定了最适合农业的生产方式是“家庭农场”，亦即依靠家庭成员流动性弱的特点，降低管理成本。而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年代，管理成本的居高不下使农民很难有耕作的积极性，由此导致了农业生产的低效率。

　　面对这一问题，最终的解决方法是划小生产单位，适当拉开收入差别，进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市场结构来说，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对于劳动力的束缚，富余的劳动力可以进入城市就业，促进了整体有效劳动要素的投入。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构想并不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早在邓子恢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时，他就提出了“分组分队，包耕包产”等责任制的思想。三年自然灾害发生后，1961年安徽省在省内推广“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政策，事实证明这种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该年安徽省36个县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粮食产量较上一年提升38.9%，而未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仅提升12%。邓子恢提出的责任制的思想更多源自于深入基层，对于现实问题的调查和反思。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则是经过长期计划经济、集体经济的探索，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深入的论争和思想解放，是认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国家需要平衡宏、微观协调发展理论后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早期责任制思想的延伸和发展。

　　只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得到突破，承认市场配置资源作用之后，这种改革才可能是一种全面的、彻底的改革。第一阶段的改革主要是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培育了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下一阶段的改革则是将这这一思路引入工商业，提升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的经营效率，推动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有效运转。例如改革开放以后迅速涌现的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和温州模式等，其中，乡镇企业就是这个阶段的代表产物。改革还继续在金融市场、信息市场等各类生产要素市场中不断推进。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宏观政府与微观市场的各自定位也愈加清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被描述为“市场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而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中的叙述则是“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在历次报告中对于市场论述的变化，体现了从认为市场作用从属于政府作用，到市场作用独立于政府作用但需要政府作用互相配合的认识转变。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否意味着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了呢？市场不是万能的，在新的经济环境之下，宏、微观的均衡又出现了新的挑战。回顾民国时期“中国农村派”的核心观点，市场自发竞争的无序性可能带来市场失灵，因此要加强国家干预经济的计划性，目的是促进经济效率的优化。如果说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微观市场效率的不高是因为被强行纳入农业人民公社和工业国营企业之中，无法拉开收入差距，丧失积极性，市场无从有效运行；那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微观市场的效率不高既来自于制度的不健全、非公平竞争性的“优胜劣汰”所引致的微观主体间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同时也与企业经营者的管理能力不高有关。

　　这一时期，与对经济快速发展的赞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众对于“拜金主义”和道德退步的批判。社会出现道德退步现象并不一定来自于民众整体道德水平的下降，而可能来自于针对市场信息不完全这一现象，如由于征信体系和司法体系不够完善导致对于不诚信等有违道德的行为约束不足。再如，国家提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背后的原因是许多企业在经营时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和效率，破坏了生态环境。这一现象的成因来自于经济活动的外部性，需要政府通过征收环境保护税等方式对这种破坏市场的行为进行合理约束。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不同地区收入差异在不断扩大，如果继续沿着市场机制运行，将会加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这就需要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解决收入差异的矛盾。为避免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和权力寻租，需要对政府进行合理的监督和约束，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现代宏观治理能力的一种体现。

　　以上种种，都是对于为了保证市场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宏观管理的挑战，这也就是国家在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又在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原因所在。面对不断产生的新问题、新挑战，既强调政府宏观管理的作用，同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是中国道路的制度优势，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体现。

　　四、结语

　　近代史上，中国人长期被诟病为一盘散沙，这正说明了旧中国政府缺乏公共品供应的能力，缺乏组织动员全国的力量和能力。以“中国农村派”为代表的左翼经济学家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破产的问题也得到同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重视分配公平和社会财富结构的平等，这是中国共产党群众基础和执政能力的根本来源，帮助中国共产党在军阀林立和一盘散沙的局面下建立了新中国并将公平平等延伸到生产领域，建立了“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保证了中央政府公共品的供给。从国家能力的视角来看，新中国具有强大的财政汲取能力和公共品的供应能力，这体现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在基础设施、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所表现出的高效的群众动员能力和工业化国家初期建设取得的成效。

　　但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偏重分配领域的公平，并进一步由分配领域延伸到生产领域，其优点是降低基尼系数，其弱点是走向平均主义，缺乏劳动积极性。“大跃进”时期国家的过度干预严重干扰到了微观经济的运行，造成惨痛的教训。之所以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强大的国家能力在推动国家工业化、促进民生进步、增强抵御外患能力的同时，也在强制农业生产过度集体化，从而构成对小农的侵犯，影响农民积极性发挥，牺牲生产效率。这一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前迟迟没能解决的原因则是新中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创新上遇到瓶颈，即将市场隔绝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外。“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体现出的极高管理成本和低效生产效率之间的对比尤为显著。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理论上的弊端体现在微观信息的不可全面获得性和集体化单位对于个体缺乏可置信的约束。缺乏微观信息就招致了上层在制定计划时容易对计划目标设定“跃进”，而下层在反馈时大放“卫星”，由此产生负向反馈；缺乏约束就导致了“大锅饭”和“磨洋工”的现象。

　　这一问题的解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逐步形成，政府把控好与市场之间的边界，突破了“宏观缺位”与“微观失效”的纠缠，实现宏观与微观的动态。例如政府放弃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合作，但是借助强大的国家能力实现动态平衡。诸如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提供水利、交通、通讯等公共品，增加化肥、农药和优良种子的供给，促进农地流转制度的建设等，为农户生产创造了条件；通过尊重市场主体对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剩余索取权以及财产所有权等来帮助市场更有效率地运转。

　　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完善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农村派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实践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改革开放的建设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实践则明确了将强大的国家能力与民众积极性的高度发挥相结合，亦即走出“宏观缺位”与“微观失效”的窘境，实现政府作用与市场效率协调均衡的中国道路。

参考文献：（略）

征稿启事（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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