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宏俊：进入计量和数据库时代的文明研究——七月书单
本书中文版出版于今年1月，英文原书名为 Principles for Dealing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Why Nations Succeed and Fail，被简称为《原则2》，作者2018年还有一本中文版书名叫《原则》的书，那本书的英文原书名就是Principles。中文版书名有点乱了。
作者瑞·达利欧是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也是个中国通。
达利欧在全书开篇就提出他的一个严重担忧，最近几年全球发生了若干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在他的有生之年是从未出现过的。例如：
在巨额债务与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背景下，储备货币国家大量印钞；
各国内部阶层差距（不仅是财富的，还有价值观的）拉大，阶层固化；
中国的崛起挑战了以美国为首的现存世界秩序。
他认为，我们目前的状况与上世纪的1930-1945年类似，那十多年，正是一战结束、经历了相对繁荣发展的20年代后，世界陷入大萧条、极权主义兴起以及二战爆发的年代！
个体的生命往往被淹没于漫长历史，只能经历大历史周期的某一个特点阶段，“我们就像蚂蚁一样，在短暂的一生中全神贯注于搬运面包屑，却无暇拓宽视野，发现事物发展的宏观规律”。作者和他的团队希望通过对国家兴衰模型的研究，找到历史大周期的典型特点。这是这本书第一部分的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在第二部分对过去500年中崛起的几个重要国家（荷兰、英国、美国、中国）做了个案研究。最后，作者基于大周期研究对世界的未来，尤其是中国与中美关系，做了预测。
作者提出财富和权力的八个决定因素是：（1）教育、（2）竞争力、（3）创新和技术、（4）经济产出、（5）世界贸易份额、（6）军事实力、（7）金融中心实力、（8）储备货币地位。这是作者一系列定量分析和周期研究的基本研究要素，据此分析各个国家的相对实力与周期地位。
通过研究，作者认为，真正成功的国家能够在200-300年中持续发展实力，但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完全超越这个时间周期。作者的另一个结论是：很多看似重大的历史事件，例如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和自然灾害（新冠病毒也属此列），对更大的全球进化趋势没有明显的影响。按此推论，除非大趋势改变，不然，意识形态、国际政策、领导人风格、瘟疫，都不会改变大趋势，或者说，它们不是导致社会变迁的大趋势发生变化的原因。
在书中，作者花了大量笔墨分析中美关系及其未来可能的走向。关于美国，作者的研究结论是，美国正处于长期债务周期的后期阶段，政府需要快速举借新债，但无法通过硬通货来支付，只能进行债务货币化，通过印钞为政府赤字融资。作为债务国，美国处于弱势地位，但是，“拥有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地位对美国极为有利。假如这一地位发生改变，这将大大削弱美国的地位”。
作者认为，目前美国两党唯一的共识是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在接下来的5年里，两国对彼此的依赖程度会降低。在接下来的5-10年里，中国会以比美国快得多的速度，降低对可能被切断的外部供给的依赖。
我读完《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几点评论与感想：
1. 此书体现了目前关于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大数据研究和建模研究。这本书是达利欧和他的桥水团队研究的一个阶段性副产品，要真正了解他们的具体研究与模型的细节，需要去他们的网站economicprinciples.org搜索更多的补充材料，包括参考资料、索引及指标数据等。由此，这项研究和分析模型一些变量的确定就变得特别重要，比如，上述财富与权力的八个决定因素是如何确定的？它们之间的权重、相关性、独立性如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因素在衡量上是否同样有效？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究和探讨的。
2. 作者作为投资人，为了其投资决策所需，以国家为单位，用数据做分析，大致能达到投资决策的作用。作者自陈他的目标：“只是拥有一个粗略但不断改进的模型，让我在竞争中获得优势，比没有模型的情况更有优势。”但是，对于一项学术研究而言，如果不考虑“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在不同时代的复杂性，也不考虑人类不同的文明时期（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不同的体制（民主、极权、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质上的区别，必然会导致某种无法克服的错谬。比如，如何看待苏联的兴起与灭亡？如果纯粹用数据来看的话，二战后的苏联各种数据（军事、科技、工业、农业、自然资源）是特别厉害的。按照作者在书中的研究，它从5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30多年间，综合而言是世界第二强国（见下图）。但是，苏联作为一个国家没有走完作者关于国家进化的周期模型的全过程，不到100年就戛然而止了，其寿命连一个国家（朝代）的平均寿命（200-300年）的一半都不到。因此，作者的模型在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上显然是不够的，需要解决更多的基本假设。
3. 作者在大周期分析中把国家债务作为一个核心指标，当一个国家债务大量增加，但又不能化解时，危机就爆发了。美国当前的一个表征，其走下坡路的一个指数，就是它的债务。但是，因为美元是储备货币，美国目前还是有能力把自身的债务通过印钞的方式转嫁到那些债权国家（比如中国），因此美国短期内不会因为债务问题出事。但是，这个分析框架如果放到农业文明的话，债务可能就无法作为指标参数了。例如，在唐代、宋代、明代，它们的社会发展的核心指标显然不是债务，它们不是用类似储备货币这样的金融工具一统天下，让自己有强大的竞争力的。按一般的观点，它们用的是文化的力量，使得天下统一于它们的话语系统。
4. 在中美关系的分析中，作者一方面认为中国在模型量化上，正在冉冉升起，而美国在走下坡路，另一方面，作者其实也是十分担心中美发生战争（台海）。后者与前者有不一致性。也就是说，作者的直觉、洞察与他的模型是相左的。
5. 按照作者的模型，能够对中国乐观的地方，我认为是目前中国的“人”的受教育程度相对不低了，中国学士学位获得者在全球占比为22%（美国为20%），人力价值高企，有越来越多的人会独立作出价值判断、追求理性目标。
如何度量文明
《文明的度量》作者伊恩·莫里斯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此前我们介绍过他的最重要的著作《西方将主宰多久》。如上述，《原则2》对历史大周期的研究，需要解决其八个衡量指标的科学性。而《文明的度量》一书探讨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度量文明，它对《西方将主宰多久》中提出的度量文明的四个社会发展指数做了阐释与论证。
《文明的度量》与《原则2》不仅都运用了定量的历史研究法，而且也都建立和使用了数据库。事实上，《文明的度量》也是作者定量研究的副产品，他交代，此书是在出版社的建议下，由数据库扩展为一本著作的。
如我们所知，莫里斯提出，所谓社会发展，就是社会办成事的能力，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是社会发展的最小定义。用更正式的说法，“社会发展就是技术、生计、组织和文化方面的总体成就，人们通过这些成就来吃饭、穿衣、居住和繁殖自身，解释周围世界，在群体内解决纠纷，扩张自己的势力并压缩其他群体的势力，保卫自己、抵御其他群体扩张势力的企图。”
作者在书中对设立社会发展指数的标准作了阐述，提出了六大标准：（1）必须是相关的，（2）必须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3）必须是相互独立的，（4）必须有充分的文件证明，（5）必须是可靠的，（6）必须是便利的。在此标准下作者选定的四个特性是：（1）能量获取，（2）社会组织，（3）战争能力，（4）信息技术。在这四个指标中，第一个“能量获取”是最关键的。
而如果以此六个标准，我们去检视《原则2》的八个指标的话，显然需要细致的讨论和极大的修正、优化。
文明史也是人类应对风险的历史
《文明的逻辑》是又一部以量化史学的方法对文明史作研究的大部头著作，作者陈志武教授是著名金融学教授，本书是其“逻辑三部曲”第三部，其他两部是《金融的逻辑》和《财富的逻辑》。
陈志武教授以计量方式、从金融学的角度对历史展开研究已达十多年。记得2010年左右曾在复旦大学听他讲过一次对中国的田契文书和族谱的量化研究报告。《文明的逻辑》一书，反映了他作为一位金融学教授对于历史研究的另类方法和角度。例如，书中总结，罗马帝国有78位皇帝，其中35位被谋杀。西罗马帝国的15位皇帝，只有3位正常死亡。东罗马帝国104位皇帝，41位死于非命，占39%。这说明东罗马在皇权继承、权力制衡等制度文明上有进步。而在中国，从公元前210年到1911年，期间共有127个政权，729位皇帝。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自汉代到隋朝是一直上升的，皇帝一年中有7%的概率被人害死（同期欧洲史2.5%）。自唐到明朝上半叶，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降到3%；至18-19世纪的清朝，这一概率又降到了0.5%。说明中国的政治文明通过改良，取得了一些进步。
作者提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惯用的度量文明进步与否的尺子是“生产率”。“唯生产率论”运用到国家，就是“唯GDP”论，应用到历史分析中，人类发展就被分为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等阶段。唯“生产率”论成为作者举出的一个靶子，他的关于文明的逻辑的研究，就是要纠正这种传统史观和文明观。除了生产率，作者增加了一把尺子——人类“风险应对力”，从而更为准确地解读人类文明化进程。
作者认为其贯穿全书的基本命题是：人类的许多创新虽然对生产率没有直接贡献，但却改善了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此书“专注于讨论驱动人类文明进程的风险逻辑”。由于人类在应对风险能力上的各种创举，导致一般暴力和战争暴力持续下降，走向文明。
《文明的逻辑》是一位经济学家以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对一个非经济问题——文明——的研究与解释。尽管在劳动生产率的维度外，加上了风险应对力的维度，貌似在弥补经济学单维分析的缺点，但并没有跳出经济学的功利得失计算。
与《文明的度量》相比：
（1）两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文明的度量》试图回答的是“西方何以主宰世界”，而《文明的逻辑》实际上是想给文明史一个修正的解释体系。我认为前者的问题意识更强，后者更着重于如何理解文明的发展。
（2）考虑的维度上，书中提出的“风险应对”带有强烈的金融学的味道，感觉是在用一个小框架（金融分析框架）分析一个大问题（人类文明问题）。用张军的话来说，陈志武“巧妙地看到了文明的“金融”本性”。那么，作者还是需要对为什么文明的本性是金融，作出合理的推断。
例如，在对婚姻与生育问题的研究中，作者认为，由于在人类早期到农耕社会，金融市场不发达，人们只好依赖血缘和姻缘这两个体系解决风险挑战。所以，“婚姻约束里必须包括性关系的垄断权，妻子不仅必须能生育，还必须绝对贞洁”。“男女性关系也只为生育，不以生育为目的之情欲不被伦理规则制定者所接受。”把农耕社会以及之前人类社会的两性关系总结为“只为生育”，显然会遭到无数“黑天鹅”事实的否证，这一点，只要搜索研究部落社会婚姻的人类学家的田野作品，就很容易找到很多不以生育为目的的两性关系案例。
事实上，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心理认知框架，其中就有查理·芒格所谓的导致错误决策的25个心理模型。比如，嫉妒模型，就不是简单的风险计算能解释的。所以，在讨论诸如婚姻、家庭等人类文明现象的演进时，需要有综合各个学科的多元思维模型，如果只有经济学的成本效用分析，加上一个跨期模型与风险变量，往往会削足适履，适得其反。
一图读懂世界经济史
陈志武教授在《文明的逻辑》一书中对“传统的唯生产率史观”进行了批评，而首当其冲被批评的就是《告别施舍》的作者格里高利·克拉克。他认为格里高利·克拉克的著名观点，“人类历史上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简直太可笑了。那么，克拉克和他的《告别施舍》到底想揭示什么问题呢？
《告别施舍》研究的几个问题都是关于现代化、关于东西方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持续了几万年的前工业化社会为什么会跨越到工业化社会，工业革命的好运气为什么砸中了英国，工业革命后为什么发生两个世界的“大分流”？
为了回答这些从《国富论》《资本论》到《枪炮、病菌与钢铁》这些经济学、社会学经典著作涉及的第一性问题，克拉克首先提出了一个观点：世界经济史可以用一张图表来总结，其核心就是1800年左右是整个人类经济史的转折点。
1800年以前，人类技术每年的进步速度不及0.05%，是现在的三十分之一。因此，1800年前的人类经济，是适用于所有物种的“自然经济”，决定生活状况的因素与其他动物如出一辙。它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尽管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少数权贵已过上了富裕的日子，但1800年时，一般人的生活并不优于他们旧石器或新石器时代的祖先。
公元1800年后的工业革命代表人类社会率先突破自然的限制，人类经济率先脱离自然经济。从而告别了自然的“施舍”，仿佛逃逸出了地心引力的限制。
显然，克拉克找到了一个对人类经济发展做出模型分析的简洁而优美的表达。《告别施舍》一书还有对人类经济与生活重大问题的一系列睿见。
例如，关于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英国？而不是中国、印度、日本？
作者说，英国的优势不在煤矿、殖民地、宗教改革或者启蒙运动，而在于英国制度稳定和人口的机缘，上层阶层人口向下流动，带来下层教育水准的提升，价值观的改观。英国的制度从1200年开始出奇的稳定，人口在1300年到1760年期间增长缓慢，而富人和有经济成就者的繁殖力惊人。因此，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最早嵌入英国的文化，甚至基因之中。
中国和日本在1600至1800年的走向与英国一致，迈向一个体现勤勉、耐心、诚实、理性、求知欲及学习等中产阶级价值的社会。两国也有长期制度稳定及私有财产权。但它们走得比英国慢。原因在于：上层社会的生育率仅比大部分人口高一点点。导致两国都没有大量受教育阶层的子女向下流动。
以上原因，导致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
作者对于人性的演化也有自己独特的观察。例如，他分析了人类的幸福是否在增进的问题：收入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幸福，没有证据支持幸福的增加是来自收入、寿命或健康的改善。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丰衣足食并未让我们比我们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祖先更幸福。根据调查，1958-2004年，日本人均收入增长了将近7倍，但幸福程度是略有下降的。其原因，关键是幸福感不是来自于绝对幸福水准，还是来自于与他人的比较，幸福排序是一种“地位竞赛”。
我们的祖先大多是在前工业世界更进取、经济成就高于同辈的奋斗者，通过胜过他人而获得幸福感。而那些“知足的人“可能已经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达尔文挣扎”中遭到淘汰了。因此，现代人可能永远无法得到满足， “嫉妒者已经继承了地球”。
作者在全书最后的感慨是：
世界经济史充斥着违背直觉的效应、意外和猜不透的谜。它与我们是谁、我们的文化如何建立等问题纠缠不清。我们为什么要在荒野度过数十万年才能达到今天的富足，为什么许多社会就是没办法和我们在物质的乐土并肩同行。没有和这些谜团角力过的人，没有资格宣称自己头脑灵活。
中国版《柏林谍影》
今年7月的高温，据说是50年一遇的。最后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部消夏读物。
《千里江山图》是孙甘露先生酝酿了十多年的长篇小说。故事发生在1933年的上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1933年的上海，华洋两界交织，国共明暗角力，建造国际饭店的脚手架还没有拆除，肇家浜两岸还是各种垃圾和煤炭码头……如此景象的上海，是难得的一个个谍战故事的发生场景。孙先生是一位讲故事高手，在他的冷静的白描中，我读到了《柏林谍影》，看到了《谍中谍》……
编辑：梁启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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