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英 | “湖南一师”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集体探索——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湖南一师”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集体探索

——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欧阳英 |文

“湖南一师”是青年毛泽东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根据地”。以往人们一般是从“湖南一师”与青年毛泽东革命思想的成长历程角度来深入理解它的重要意义。但是，倘若将“湖南一师”作为一个集体来看待，青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期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索，又可被视为“湖南一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集体探索中涌现出来的重要思想结晶。在此实际上存在着两个重要的整体性视域：一个是需要用整体性视域来看待“湖南一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早期集体探索；另一个是需要摆脱对“湖南一师”的重要历史地位与作用做片断化理解，而从整体性视域出发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整体发展框架体系之中，如此便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发展的连续性。

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哲学》2021年第2期

一、绕不过去的“湖南一师”

1914年初，湖南一师教员黎锦熙、杨昌济、徐特立等人，在“湖南一师”教师公寓“芋园”创办了宏文图书社。宏文图书社及其编译所，以翻译东西论著、刷新社会、挽救民族危亡为目标。同时，杨昌济对于新思想的介绍不遗余力，当《新青年》出版之后，他就订了几份，分送给优秀学生，毛泽东是受赠人之一。1917年4月，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署名，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发表了长达7000余字的《体育之研究》一文，表达了他对当时中国社会不重视体育的忧虑，呼吁人们要重视体育，以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同学萧三回忆了一件事：当时湖南一师每周日上午老师都会出题目让学生做文章，“毛泽东每次都认真为文，成绩很好”，《言志》《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文章在全校都极为出名。[6]1920年的夏天，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希望“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目的在于能让青年与全体湖南人获得“新研究的材料”，从而产生出“新思想、新文化”[7]。

1921年夏，湖南一师的校长易培基聘请毛泽东担任师范部二十二班国文教员。当时湖南一师作为培养湖南师资力量的重要地，其学术氛围十分活跃。老师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编写课文，同时允许老师按照自己的想法安排教学内容。毛泽东利用国文讲台，积极地向学生宣讲马克思主义，让学生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毛泽东选编的国文讲义，有着十分鲜明的思想倾向。其中，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作为教材，在当时是一大创举。

第二，“湖南一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集体探索的过程中，通过创办“工人夜学”，着力强调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辛亥革命前后，湖南一师的周边创办了一批工厂，如造币厂、黑铅炼厂和电灯厂等，并聚集了工厂和京东铁路上的产业工人、人力车夫、蔬菜小贩和其他劳动者。这些人的生活经常是朝不保夕，而且进学校学文化、受教育也更谈不上。但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湖南一师在1916年12月开办了一所工人夜学，专门接纳校内外失学的职工徒弟，向他们传授文化知识。1917年，毛泽东担任了湖南一师的学友会总务并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其间，他利用课余时间接手了工人夜学的续办工作。毛泽东经常深入到学校附近的工厂中去，与工人交朋友，他曾对自己的同学们说：我国劳动人民为什么会长期遭受苦难和压迫，原因就在于他们不识字，没有知识。因此，我们要教会他们识文认字，让他们掌握点知识，知道只要团结斗争，社会就是可以改造好的。“工人夜学”的创办开创了教育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使人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中国化发展的雏形。

第三，“湖南一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集体探索中，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使命。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与其在湖南一师的同学蔡和森、萧子升等共同组建了“新民学会”。学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使命，团结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学会起到了“建党先声”的历史性作用：传播马克思主义；不断扩大革命影响；组织赴法勤工俭学；领导学生运动；培育革命干部，等等。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8]有一半以上的会员，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思想家和领袖人物。

为了积极配合五四运动，《湘江评论》周刊于1919年7月14日正式创刊，毛泽东担任主编。新民学会的骨干成员毛泽东、陈书农、萧三等，撰写了其中的大量文章，毛泽东撰写的最多。毛泽东将《湘江评论》的宗旨确定为“宣传最新思潮”[9]，并强调：在学术方面，要“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10]而去。从《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的内容来看，当时的毛泽东以开放的视野将中国社会的发展置于“世界的大潮”中加以思考，帮助人们开阔了视野：“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同时，他还看到了新思潮对湖南革命运动的积极推动作用，认为只有积极地接纳新思潮，才能赢得发展的活力：“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11]。从历史上看，《湘江评论》具有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意义，[12]极大地激发了人们改变中国现状的革命热情。萧劲光曾回忆，他与任弼时“在长沙读书的时候”，正值五四运动波及全国的时候，毛泽东所开展的“广泛的革命活动”以及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所传播的“巨大的革命影响”，在他们开始“革命觉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正是在这个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觉悟”[13]。

第四，“湖南一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集体探索中，通过发动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推崇研究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社会主义的重要性。

1920年8月，在积极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何叔衡、方维夏等人发起组建了“俄罗斯研究会”，该会的宗旨是“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俄罗斯研究会”在让湖南社会各界了解苏俄情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毛泽东十分推崇俄罗斯，认为它是“社会革命之著明者”，是“模范国”[14]，真切地表达了对十月革命的向往以及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到来的预见。毛泽东于1920年9月还专门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习与研究马列主义，在思想与组织上为建党准备了条件。参加学习者，以湖南一师的校友和学生为最多。湖南一师附小和校友会会址，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常开会的地方。

第五，通过在“湖南一师”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形式，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集体探索有了组织保证。

上海于1920年8月最先在国内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毛泽东在接到上海和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之后，也立即着手青年团在湖南的组建工作。毛泽东积极支持新民学会的会员参加青年团。当时湖南一师学生张文亮，曾经接到毛泽东的指示，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团任务。在他的日记中，可以窥见毛泽东当年为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费了很多心血、花了很多功夫。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找真同志”，不可过于急进，要注重团员的质量，即要采取积极而慎重地吸收团员的方针。

继上海、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之后，1920年秋，毛泽东在长沙也着手建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员主要来自新民学会中坚信马克思主义、愿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先进分子。1921年6月，在接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来的召开党的成立大会通知之后，毛泽东与何叔衡一道，以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的身份，前往上海参加党的成立大会。毛泽东在成立大会之后被党组织派回湖南，组建中共湖南支部并亲任书记。随后，又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当时毛泽东发展的党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社会主义青年团队伍，慎重地将其中最先进的分子吸收为党员；另一方面是通过广泛地开展工人运动，从而在工人中发展党员。毛泽东积极在学校中发展党员，其中包括：湖南一师、湖南第一中学、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湖南甲种工业学校等。

第六，“湖南一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集体探索中，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征服其他社会组织，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实现“安马合流”。

湖南一师除了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组织，也有一些无政府组织，如“光明社”。自从1921年湖南的共产党组织——中共湘区委员会建立后，毛泽东争取无政府主义者参加革命。湖南一师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师生，通过“崇新学社”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影响，逐渐地倾向接受马克思主义。同学们把这个争取转变的过程叫做“安马合流”，即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合作，就是党的教育说服了无政府主义者。

二、“湖南一师”与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原来人们一直关注的是“湖南一师”期间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建立与形成。[15]但是，从哲学层面上看，“湖南一师”期间毛泽东对于当时风行一时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思考，以及关于唯物史观、知行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均反映出此时毛泽东已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了大量的初步探索，这种探索为毛泽东日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飞跃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从这种探索的发展过程来看，它与“湖南一师”传播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良好氛围是分不开的，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期间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思想互动的认识结晶，体现了集体探索与集体智慧。下面就对上述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与说明。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初理论探索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著名论战，是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资产阶级改良派之间围绕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的争论，实质是中国究竟是否需要革命，是走资产阶级改良之路还是走无产阶级革命之路的讨论。从理论上看，论战阐明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从实践上看则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加速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论战以哲学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应不应当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重大问题予以提出并回答，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初理论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角度看，这场论战的现实理论意义在于，通过论战的方式，帮助人们梳理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与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与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之间究竟是相互联系，还是各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到底能否被用来解决中国社会的客观性的现实问题。

面对“问题与主义”之争，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论战的尖锐性与现实性，并积极地投身于其中。毛泽东对胡适的有关“多研究些问题”的观点表示赞同，并在积极主张需要对“尚未得适当之解决”[16]的问题加以研究与解决的同时，倡导组织问题研究会。1919年9月1日，毛泽东草拟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列出了144项问题以及10个需要特别注重研究的主义，如：哲学上之主义、伦理上之主义、教育上之主义、宗教上之主义、文学上之主义、美术上之主义、政治上之主义、经济上之主义、法律上之主义、科学上之规律，等等。[17]很显然，这种对于问题与主义的清理方式，是有助于深化有关“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思考的。青年毛泽东不仅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并且在有关主义的问题上，他的认识也是极为系统与完整的，涉及哲学、伦理、教育、宗教、文学、美术、政治、经济、法律、科学等等多个方面与层次。不过应当看到，对于青年毛泽东来说，“问题与主义”之争其实也是一个难以理清的问题，他于1920年3月14日致信好友周世钊，十分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困惑以及亟待解除困惑的心情：“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18]。1920年11月25日，在致欧阳泽的信中，毛泽东仍然强调要“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19]，由此表明了毛泽东对解决问题的重视。

虽然在1920年3月致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还有着对于主义“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的困惑，但是到1920年夏，毛泽东却对主义有了拨云见日般的认识飞跃。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中看到。毛泽东明确说道：“到一九二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20]客观地说，毛泽东的这种认识飞跃与新民学会会员进行问题的讨论分不开。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新民学会的会员曾经围绕要不要走俄国的道路展开大讨论。在讨论中毛泽东明确表示应走俄国的道路：“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21]同时对于“主义”，他的观点是：“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莫克拉西主义（即自由主义——引者注），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的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22]上述认识表明毛泽东已在思想上认清了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的本质，即“理论上说的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决定与这些思潮进行思想上的切断。

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一篇充满实用主义味道的文章，有关“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也可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前奏。这是因为，所谓的“问题”就是中国具体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所谓的“主义”就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主义。因此，从哲学层面上说，所谓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直接涉及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究竟能不能以及如何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以解决中国具体实践中的问题。严格说来，这就是一场有关马克思主义能否中国化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意义上的大讨论，是需要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才能加以充分阐释与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实现中国化发展这一重大课题，正在逐渐变得日益清晰与明了。马克思主义究竟能不能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首先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问题，直接涉及到这种结合的可行性论证问题；其次，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具有认识论意义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这种结合能否在认识中真正实现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究竟能否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一个本体论问题，是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力求回答与解决的重要问题。应当看到，李大钊对于该问题的回答是明确的。从李大钊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基本思想的介绍来看，他实际上已经直接指明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对于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重要作用。在李大钊的解释中，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它的解决对于解决其他问题是具有根本性的。这些其他问题包括：“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等等[23]。如此一来，中国社会问题解决的根本就在于解决经济问题，而不是其他问题。在对胡适相关言论进行思考的过程中，李大钊发现：“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24]。这里的“告白”就是指明马克思主义是能够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同时，从毛泽东后来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角度来看，在毛泽东那里该问题的回答也是异常明确的。但是，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需要经历一个发展过程的。这即表明，人们又需要从认识论角度来论证这个过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二）“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1920年下半年，蔡和森与毛泽东之间进行了密切的通信往来，由此促使青年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断由自发走向成熟。1921年1月21日，青年毛泽东在与蔡和森通信中提出了“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25]这一重要论断，强调了唯物史观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将唯物史观明确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这是青年毛泽东的一次重大思想飞跃，是毛泽东真正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

前面曾谈到青年毛泽东曾经深受“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影响，而进言之，青年毛泽东有关“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一重要论断的得出，实际上是他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做出了明确的选择，那就是，像胡适那样，认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只需要对问题加以提出、理解与解决就足够了这一点是远远不行的，要想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是需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于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具有根本性意义，因此，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根据。这也就是说，青年毛泽东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不能仅仅围绕中国社会问题“就事论事”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而应当进一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哲学根据”意义，这是中国社会问题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极为彻底解决的重要途径。

在与斯诺谈话中，毛泽东曾强调，正是经过李大钊的帮助，他才“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26]。这里说到的帮助主要是指，正是在李大钊对于唯物史观系统介绍的前提条件下，青年毛泽东才得以完成由革命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才能够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一重要论断。因此，严格说来，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思想的系统介绍与说明对于青年毛泽东真正理解唯物史观，起到了思想保障意义。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将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加以了提纲挈领的阐释与说明：一方面“社会经济的构造”，是“一切社会的基础构造”；另一方面“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27]应当说，李大钊的这种思想上的帮助在青年毛泽东选择唯物史观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哲学根据的道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实现由自发选择到自觉选择的重要转折点。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毛泽东实现从革命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论断的另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青年毛泽东经历了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三次大论战的思想洗礼。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了关于“问题与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以及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三次重要的思想大论战，因此，前面提到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其实只是其中的一次。这三次大论战是一个清理思想的过程中，起到了帮助信仰和提倡马克思主义的一方坚定了对于马克思主义信念的重要作用。这三次大论战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要不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以及“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等等。因此，如果从哲学层面上看，这三次大论战实际上已经步步深入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如何用于解决中国革命的方法论策略，而不再仅仅是在表面意义上讨论马克思主义究竟应不应当引进中国的问题。

此时新民学会会员（包括留法会员）内部，也发生了三个“最急切”问题的讨论：一是改造中国的目的是什么？二是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三是方法进行即刻从何着手？很显然，这些问题的讨论是深刻的。1920年秋，蔡和森在致毛泽东的信中，亮明了自己的唯物史观立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必然和资产阶级唯心派哲学相对立。因此“研究学问”，首先应当把唯物史观和唯心派哲学区别清楚，至此“才不至堕入迷阵”[28]。正是基于此，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复信中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一论断。蔡和森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有着强烈的呼应关系，相互启迪，相得益彰。

（三）“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唯物主义的“知行合一”观的初步建立

中国革命的问题既是知的问题，也是关乎行的问题。因此，知行问题一直是青年毛泽东的关注重点。“湖南一师”求学期间，青年毛泽东不仅完成了关于“知行合一”问题的重要思考，而且也正是这一思考，帮助青年毛泽东顺利地完成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重大转变。“湖南一师”期间，黎锦熙既是毛泽东的老师也是挚友。通过与黎锦熙进行知行问题的讨论，毛泽东深刻地强调了“动”的根本性，但在当时这种关于“动”的认识是围绕“以知驭行”来展开。青年毛泽东明确强调：“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29]既然动心是根本，所以青年毛泽东认为，最要紧的是“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30]。

学生时期的毛泽东还认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31]由此可见，早期毛泽东的知行观公式是由知到信再到行的过程，在此不仅知是先于行的，而且行甚至是在“信”之后的。青年毛泽东希望在避世自修的前提下入世涉新，改造中国，因此，在他那里，是知行分离的，而且是知先行后的。青年毛泽东极其主张博学穷理，而且将书本知识视为认识的主要来源。而黎锦熙则主张，知与行是不可分割的，博学穷理不能离开行，必须以能行、必行、果行三者为根本。应重视个人和社会的实践需要，应将实践确立为筛选与衡量知识的重要标准。

毛泽东曾回忆说，“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杨昌济“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32]。在杨昌济的影响下，青年毛泽东非常重视主体精神的能动性并且注重对于主体精神的培养。他在《讲堂录》中写道：“精神心思，愈用愈灵，用心则小物能辟大理。”[33]但是在《体育之研究》中，青年毛泽东开始对传统心学进行初步的唯物主义改造，着力强调了“心体合行”。随后，青年毛泽东又提出，“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34]进一步明确了被他用唯物主义的方式初步改造的“知行合一”观念。青年毛泽东在“知行合一”的问题上，经历了从以知驭行的唯心主义意义上的“知行合一”到“心力与体力合一”的唯物主义的“知行合一”的思想转变，形成了以实践为导向的“心体合行”的思想观念。毛泽东认为，“才有从学问一方得者，有从阅历一方得者”[35]，“闭门求学，其学无用”[36]，因此，虽然“有字之书”需要读，但“无字之书”也需要读。

三、“湖南一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史上，毛泽东是一个“桥梁性”与“节点性”的重要人物：他既是湖南一师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集体探索的杰出思想代表，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与概括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重要思想代表。因此，从思想发展的整体性意义上看，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期间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索，最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得到了延续与发展。由此一来，中国共产党人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展开的思想实践，可以从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期间的思想探索中找到源头。就此来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史上，“湖南一师”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集体探索具有思想源头的意义。概言之，从思想源头的角度来看，“湖南一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史上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第一，“湖南一师”的早期集体探索使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与建设中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道路从一开始便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盲目性与被动性，少走了许多思想认识上的弯路。

毛泽东曾在回忆中强调了湖南一师的生活对他的重要性：“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37]应当说，这一论述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对其在湖南一师期间所做出的思想与实践方面的探索是持肯定态度的。严格说来，这些探索具有思想储备的意义，为毛泽东后来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身份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艰辛的探索过程，而从思想发展的连续性角度来看，湖南一师期间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索中所进行的思想与实践方面的储备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既有助于在日后的探索中避免盲目性与被动性，也有助于让其避免走一些思想认识上的弯路甚至邪路。

从中国共产党人致胜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群众路线”角度来看，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以及《民众的大联合》中提出的联合群众、发动群众的思想显然有助于“群众路线”这一思想认识的最终形成。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呼唤民众联合起来，冲决一切束缚，大力解放思想：“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38]在《民众的大联合》中，青年毛泽东深刻地指出，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不能寄希望于个别的天才人物，而“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39]。这些思想认识为日后提出“群众路线”思想奠定了深厚的思想认识基础。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以及《民众的大联合》中树立起的坚定的联合群众、发动群众的思想认识，最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众路线”这一重要的致胜法宝中生根、开花。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强调“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40]，这是对群众路线的重要意义的充分阐述。

第二，“湖南一师”的早期集体探索使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与建设中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道路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高起点上的。

“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这一重要论断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期间提出的，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中国革命与建设所展开的思想探索与实践是不能偏离唯物史观指导的。这样一来，就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与建设中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道路从一开始就是奠定在唯物史观之上的，是具有高起点的。唯物史观是认识人类社会的本质与规律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这一点表明将唯物史观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哲学根据，是具有科学性的。毛泽东曾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41]。在此充分反映出正确思想的确立是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的重要保证。

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曾经明确展示了自己在确立唯物史观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42]在此清楚可见，唯物史观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根据的确立，是在战胜唯心史观、无政府主义等理论的基础上的重大发展。正因为“唯物史观”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根据，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才能真正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面对中国社会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并加以积极解决，也才会真正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求与发展事业。倘若以唯心史观作指导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索与发展事业，只会让其走入死胡同，甚至步入危险境地。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于主观主义的深刻批判，所反映出来的就是对唯心史观可能带来的错误从认识论上的深入剖析，使人们看到了唯心史观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中的危险性。主观主义就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43]，因此，只有避免它，才能避免将中国革命与建设引入歧途。

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道路上不断迈进的重要思想保证。毛泽东在1927年前后的大量论著，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都贯穿着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方法。毛泽东揭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从而最终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与总政策，这是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于认识中国国情所结出的思想硕果。

第三，“湖南一师”的早期集体探索与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道路之间有着整体的连贯性。

前面谈到“湖南一师”期间毛泽东对知行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从毛泽东后来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与知行问题紧密的内在联系角度来看，青年毛泽东对知行问题的探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体系化建设方面具有奠基性作用，同时这也表明“湖南一师”的早期集体探索与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道路之间紧密地保持着整体的连贯性。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灵魂，“实事求是”提法的问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体系化建设方面，起到了高屋建瓴的重要作用。“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精髓的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发展通过“实事求是”这一提法的提出而得到了中国化、通俗化与大众化的升华。“实事求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唯物论与辩证法。虽然实事求是这一提法的问世在毛泽东那里要晚于关于知行问题的探讨，但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却是需要加以高度重视的，因为这一点可以正面地反映出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期间与友人们在知行问题上的早期集体探索，是与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道路之间有着整体的连贯性发展。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发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于是便有了《实践论》的问世，以及对于知行问题的科学解决：“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44]。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对实事求是做出了重要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45]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实事求是”，与岳麓书院中的“实事求是”，字面意思相同，而其中的内涵，截然不同。但不可回避的是，岳麓书院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在青年毛泽东脑海中留下的烙印。毫无疑问，二者之间存在着借鉴关系和改造关系。

四、结语

“湖南一师”是青年毛泽东进行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索的重要思想基地。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探索角度来看，“湖南一师”体现了集体探索的特点，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李达等人在湖南一师期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展开了集体式的探索，毛泽东是其中的杰出思想代表，毛泽东的许多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整体性发展角度来看，“湖南一师”的早期集体探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思想起点与重要组成部分，要想深入地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整体发展脉络，可以到“湖南一师”的早期集体探索中去寻根溯源。

【注释】

[1]参见孙海林：《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学习月刊》2003年第12期。

[2]耿品：《湖南一师时期的毛泽东》，《党史博采》2018年第6期。

[3]李捷、于俊道：《实录毛泽东（1893—1927）》第1卷，北京：长征出版社，2013，第54页。

[4]余玮：《63年情缘的起点是湖南一师》，《中华儿女》2009年第1期。

[5]孙海林等：《湖南第一师范校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第1页。

[6]李捷、于俊道：《实录毛泽东（1893—1927）》第1卷，北京：长征出版社，2013，第17页。

[7]毛泽东：《发起文化书社》，《大公报》，1920年7月31日，第2版。

[8]《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第2页。

[9][11]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第１版。

[10]毛泽东：《〈湘江评论〉启示》，《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第１版。

[12]尚媛媛：《湘江评论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党史文苑》2016年第11期下半月。

[13]萧劲光：《悼弼时》，《人民日报》，1950年10月31日，第2版。

[14]《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第410页。

[15]刘立勇：《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时期的成才之路》，《沧桑》2009年第4期。

[16][17][18][19]《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第362页；第366页；第428页；第495页。

[20]埃德加·斯诺：《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吴黎平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39页。

[21][22]《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二）》，《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第18页。

[23][24]《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6页；第1页。

[25]《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第15页。

[26]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79，第132页。

[27]《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第59页。

[28]蔡和森：《蔡林彬给毛泽东》，《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第143页。

[29]《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第73页。

[30][31]《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第73页；第202页。

[32]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79，第121、127页。

[33][34][35][36]《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第526页；第575页；第548页；第530页。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35页。

[38]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第１版。

[39]《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第312页。

[40]《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36—137页。

[41]《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516页。

[42]《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4页。

[43]《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819页。

[44]《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296—297页。

[45]《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801页。

欧阳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三个代表”研究会副秘书长。曾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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