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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火队长”周恩来：如何在文革中苦撑危局（7—9）
接两前期：
07第三次庐山会议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三次“庐山会议”，到会者共253人。8月20日下午，在接待完两批外宾之后，周恩来登上飞机，直飞江西九江。傍晚时分，抵达庐山。周恩来是最后一个上庐山的中央领导人，他住在当年马歇尔曾下榻的一幢小楼里。22日15时，毛泽东在他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全会会期、日程、分组等事。谈到设国家主席问题时，会上除毛泽东外，几名常委都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时，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别人代行。康生、陈伯达、林彪也先后表示应设国家主席，并主张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这是毛泽东自1970年春以来第四次表明他对这件事的看法。既然毛泽东坚决表示不当国家主席，如果决定设国家主席，极有可能由林彪来担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便暗含着不赞成林彪当国家主席。而林彪在坚持设国家主席时，又打着主张由毛泽东担当这个职务的旗号，有意回避了自己同这一职务的关系。8月23日16时，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宣布全会议程。08
果断处置林彪事件林彪从九届二中全会后一直称“病”不出，既不批陈，更不做检讨，反而一步步走上同党和人民敌对的绝路。1971年3月初，他在苏州用南唐后主李煜词中“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的句子，来警告其子林立果等不能“束手待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限制和削弱林彪集团势力的同时，也希望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挽救。3月底，周恩来曾受毛泽东之托，带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去北戴河找林彪，要他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周恩来意欲“给他个台阶下”。林彪表示完全拥护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关于批陈问题的历次指示，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检讨。谈话中，林彪对自己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也没有表示要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左起：林彪、林立果、叶群、林立衡
“告诉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不要鲁莽行动。”周恩来果断指示。放下电话，周恩来回到会场宣布，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政治局成员留下，其他的人可以回去。与会人员从周恩来紧锁的眉头和凝重的神情推测，可能哪里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急需总理处理。但绝对料想不到是林彪出逃。林豆豆报告的情况是否属实？必须迅速查明情况。周恩来查问吴法宪：“空军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是怎么回事？今天调飞机去山海关机场没有？”吴法宪回答：“没有。”“究竟是没有，还是不知道？”细心的周恩来进一步追问。吴法宪支支吾吾：“我不知道。”他也确实不知道，林彪还没来得及通知他。周恩来说：“你要迅速查清楚，立即向我报告。”周恩来想到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下属的一个机场，于是又查问李作鹏：“你立即查一查，今晚是否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山海关机场。”不久，李作鹏、吴法宪回话：确实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吴法宪说：“我问了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林彪死党），他说是一架改装后的三叉戟到山海关夜航试飞的。”周恩来心想，夜航试飞是谎言。他当即命令吴法宪：“你通知这架飞机马上回来，飞机回来时不准带任何人。”过了一会，吴法宪说：“胡萍说这架飞机有故障，不能马上回来。”周恩来机警地感觉到这架飞机的行动不太正常，他以严肃的口气责令吴法宪：“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上回来。”就在周恩来打电话查问三叉戟飞机一事时，在北戴河联峰山96号林彪的住地，林彪、林立果、叶群等人早已乱作一团。他们经过一番密谋，决定私调飞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不料，周恩来一再严厉追查三叉戟飞机之事，打破了他们南逃广州的阴谋。林彪一伙见南逃阴谋败露，便决计叛逃，飞往苏联伊尔库茨克。23时20分左右，周恩来办公桌上那部红色的电话机又急促地响了起来。周恩来迅即抓起话筒，里面传出叶群的声音：“总理啊，首长（林彪）要我向你报告，他想动一动。”周恩来用他多年养成的保密习惯问：“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叶群说：“是空中动，我们需要调几架飞机。”周恩来问：“哦，你们调了飞机没有？”叶群回答说：“没有，首长要我先向总理报告，再调飞机。”叶群的这一回答露出了“马脚”。明明已调一架飞机到山海关机场，而且是林立果坐了去的，为什么撒谎说没调飞机？为什么刚刚查问了三叉戟飞机的事，叶群就来了这么一个电话？叶群的电话原本是想来试探追查飞机的周恩来，她没有想到此举却为周恩来证实林立衡报告的情况提供了依据。周恩来略加思索，不露声色地回答叶群：“今晚夜航不安全。调飞机的事，等我同吴法宪同志商量一下，看看天气情况再定吧。”周恩来放下电话，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命令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传达中央的命令：“停在山海关的飞机不准动；要动，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4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然而，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传达时做了篡改，说“4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可放飞”。同时，周恩来派吴法宪立即去西郊机场随时掌握机场的情况，并派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去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工作。派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以协助自己负责空军的指挥。要黄永胜留在大会堂，“协助”处理发生的情况。实际上是切断他同林彪一伙的联系。下达完命令，周恩来叫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在福建厅待命。他自己驱车到了中南海游泳池，他要亲自向毛泽东报告所发生的一切，并从安全角度考虑，建议毛泽东转移到人民大会堂118厅。那里是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和休息的地方。从中南海回到人民大会堂，电报大楼大钟的时针已指向0点。周恩来又命令吴法宪：“立即准备两架飞机，如果林彪一定要起飞，我亲自坐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去劝阻。”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就在周恩来下达命令的同时，林彪一伙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开枪打伤警卫人员，仓皇逃离了北戴河96号楼，乘红旗牌轿车向山海关机场狂奔。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的周恩来接到张耀祠的报告：林彪已离开住地，向山海关机场去了。周恩来询问警卫部队能否先赶到机场控制飞机，张耀祠难以做出肯定的回答。因为警卫部队的车再快，也快不过林彪的大红旗。尽管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和警卫团第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带着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驱车加足了油门在后面紧紧追赶，但林彪的红旗轿车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这时，周恩来又一次命令李作鹏，要他下命令给山海关机场，不准停在机场上的任何飞机起飞，要设法阻拦。但是，李作鹏没有遵照他的指示下达命令。9月13日0时22分，林彪的红旗轿车冲入山海关机场停机坪，在银白色的256号三叉戟专机的左后方戛然停下。256号飞机正在加油，油罐车的管子还连着飞机。叶群第一个从车上跳下来，嘴里喊着：“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让油车离开，我们要走。”平时夏天都要戴帽子的林彪仓皇出逃，连帽子都丢在了北戴河96号楼。他第二个下车，光着头。林立果第三个跳下车，提着手枪在一旁气急败坏地催促人们赶快登机。一切都太突然了。这时，林彪专机组的9名成员还有副驾驶、报务员、领航员等5人没有赶到，只有机长潘景寅和3名机械师上了飞机。0时32分，林彪、林立果、叶群等连滚带爬、狼狈不堪地抢上256号飞机，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了。与此同时，周恩来接到了飞机强行起飞的报告。为了挽救林彪一伙，周恩来命令空军指挥调度室：“向256号飞机呼叫，希望他们回来。不论在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如不行，在锡盟（即内蒙古中部锡林郭勒盟）降落也可以。”指挥所的呼叫声，通过无线电波，连续不断地传到256号飞机的机舱里，但没有得到任何回答。据当时万幸没上飞机的林彪专机副驾驶分析说，可能是飞机上没有把通信电台打开。因为一旦打开电台，包括3名机械师在内的机组人员都可以听到调度室塔台的呼叫声，禁止256号飞机起飞的命令也会传到3位机械师的耳朵里。空军司令部指挥室的雷达密切地跟踪林彪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墙壁般宽大的雷达屏幕上清楚地显示出那架飞机的亮点正向北移动。“0点46分，航向310度，飞机向西北方向飞去。”“现在飞机时速550公里，高度3000米。方向正北。”……空军司令部作战部指挥室通过专线保密电话，不断地把飞机的最新情况向周恩来报告。凌晨1时10分，西郊机场的吴法宪来电话报告：“飞机的方向不对头，向蒙古方向飞了，马上就要出国境了，要不要派飞机拦截？”周恩来在中南海向身着睡袍的毛泽东请示：“怎么办，打不打？还在射程之内。”毛泽东凝神沉思，最后说：“林彪还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我们要是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头向后躺在靠背上。他闭着眼睛说：“有什么消息，速报告我。”1时55分，256号飞机在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境内。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用力按下手中的话筒，气愤地说出两个字：“叛徒！”又过了一会，256号飞机从空军指挥室的雷达屏幕上消失了。周恩来回到新疆厅，向在座的政治局委员宣布了林彪北逃的消息，大家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讲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林彪作为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掌握了我党我军大量的核心机密。他叛国投敌不仅对我党产生严重的危害，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立即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通报林彪事件情况，做紧急战备部署，以应付突发事件。周恩来首先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关闭全国所有机场。没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联合签发的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不许任何飞机飞进北京。派陆军进驻空军、海军机场，与原守卫部队共管，严格遵守净空命令。随后，周恩来拿起保密电话，亲自逐一给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外逃情况。为了暂时保密，又能使对方听懂，周恩来既含蓄又清楚地说：“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备战。”当时，有的大军区负责人一时还没听明白，还在电话中提问是谁跑了。周恩来着急地说：“你们还不懂吗？我再说一遍……”一圈电话打下来，周恩来的嗓子都喊哑了。3时15分，林彪的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劫持一架直升机，从北京沙河机场强行起飞，他们携带大量文件，企图追随林彪逃往国外。坐镇在空军作战部的李德生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果断指示：“迫使它降落，不听就把它打下来，决不能让它飞出去。”空军随即派出8架次战斗机拦截，但因为天黑没有及时找到这架直升机。好在这架直升机的驾驶员陈修文有高度政治觉悟，且智勇双全，在得知周宇驰他们的阴谋后，他千方百计地把飞机降落在怀柔县境内。落地时，他和周宇驰等人英勇搏斗，壮烈牺牲。周宇驰、于新野自杀身亡，李伟信被随即赶来的战士捕获。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加强北京地区的战备力量，北京军区命令三十八军的3个机械化师、坦克一师、坦克六师和炮兵六师共6个师，归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这样，北京卫戍区的兵力就由原有的4个师增加到10个师。防御区域重点是北至南口，东到首都机场，南到河北保定以北。考虑到当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是解放军各总部的负责人，为了确保北京卫戍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周恩来指示卫戍区部队对来自军委、各总部的电讯只收听，不汇报，即只接受来的电话、电报，不汇报卫戍区根据中央指示部署的应变措施。周恩来还指示外交部，密切注意外电反应，抓紧研究和提出因林彪事件可能引起的对外交涉所需的应对方案。做完这一切后，天已经亮了。人民大会堂外，丝毫没有显示出什么异样。人们依旧是那么的平静，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该散步的散步。天安门广场上，首都民兵师的队伍还在演练队形，准备迎接国庆22周年的检阅。广播喇叭的新闻播音中还不时有林副主席的字眼。外面的行人谁也没有料到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刚刚度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不眠之夜。此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办公桌前陷入了沉思。连卫士轻轻地把窗帘拉开和关灯的声音都没能把他惊动。从12日19时30分吃过一顿饭后，到现在连续紧张工作10多个小时没吃东西，也没休息。卫士担心他的身体，但此时此刻也不敢说什么，只能在一旁静候。沉思了好一阵子，周恩来起身前往毛泽东所在的118厅。往常，周恩来总是会问：主席休息了没有？但这次他没问，他知道毛泽东肯定没有休息。据当时在周恩来身边的卫士高振普回忆，周恩来在毛泽东那里大约谈了半个小时。13日上午9时左右，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周恩来吃了一碗面条和一个包子。随即又召集政治局委员、军委和总参作战部的同志到大会堂东大厅开会，分析由于林彪外逃可能发生的情况，研究制订紧急方案，调整部队部署，重点是应付外国势力的入侵，并拟定向全军发出的紧急战备指示。13日一整天，周恩来没有回过西花厅，连续20多个小时没回家。邓颖超担心周恩来的身体，来过好几次电话。从卫士们支支吾吾的言语中，政治经验丰富的邓颖超预感到国家肯定出了什么大事，她不是像以往那样催周恩来早点散会，而是叮嘱工作人员一定要按时给周恩来吃药，不要饿的时间过长，要提醒总理休息。13日晚上10时15分，空军司令部送来一份报告：18时4分，蒙古人民共和国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2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从18时起进入一等戒备。这可能是林彪座机坠毁。周恩来从时间和方向上猜到十有八九。14日上午11时左右，连续忙碌了50多个小时的周恩来看上去显得格外疲惫。在身边工作人员的一再劝说下，周恩来服了安眠药，在大会堂躺下休息了。连续高度的紧张和劳累使他很快就发出了轻微的鼾声。躺下休息前，周恩来告诉卫士：有什么情况随时叫醒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外交部一边密切注意外电报道，一边研究和提出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的交涉或应对方案。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在晚年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14日上午，符浩与其他外交部党组成员来到部会议室开会。一进入会议室，符浩便感到气氛里有一种严峻感，但每一个与会者都很镇定，会也开得有条不紊、从容不迫。主持会议的是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在会议上，大家对林彪出逃做了几种估计，详细讨论了在各种情况下对外交涉以及如何表态的问题。符浩记得，会议正在进行中，突然值班秘书拿着一份手抄特急报告快步走进来，径直奔向姬鹏飞。姬鹏飞接过报告仔细阅读，神态冷静沉着。当他的目光离开文件，脸上绽开了笑容，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向大家说道：“机毁人亡，绝好的下场。”接着把报告读了一遍。原来，这是驻蒙古大使馆的直线电话，关于中国一架军用飞机在蒙古境内机毁人亡的报告，大致内容是：今日上午8时半，蒙古副外长额尔登约见许文益大使，通知有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凌晨2时30分左右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机上共有9人，全部死亡，其中有1女的，机号256，并向我提出抗议，以及许大使已向对方提出要求到现场调查等。顷刻间，会议的气氛活跃了许多。分管对蒙外交的副部长韩念龙从姬鹏飞手里接过报告，逐字逐句仔细看了一遍。为了让毛泽东与周恩来尽快知晓这一消息，姬鹏飞立即要王海容与主席和总理办公室联系，但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两位自前天夜里起，一直没有合过眼，刚刚服过安眠药入睡，总理按习惯要4个钟头以后才能醒来。姬鹏飞要求再一次和两个办公室的秘书通电话，强调送去一份特急和特别重要的文件，一定要把主席和总理叫醒。下午2时，入睡不到3个小时的周恩来就被外交部的一个紧急电话叫醒。电话是王海容打来的，她说有重要情况要向总理报告。秘书只好把周恩来叫醒。周恩来预感到可能有林彪一伙的什么消息，叫王海容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并吩咐卫士到门口等候。王海容送来的是我国驻蒙古使馆发回的密报。看完报告，周恩来顿感如释重负。周恩来高兴地连说：“啊，摔死了，摔死了。”随后，一向注意仪表的周恩来穿着睡衣和拖鞋，疾步走向毛泽东所在的118厅，向毛泽东报告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两人谈了1个多小时。从118厅出来后，周恩来来到福建厅，向等候在这里的政治局委员宣布了林彪一伙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机毁人亡的消息。会场在短暂的沉寂后马上涌动着阵阵欣喜。这天晚餐时，周恩来破例喝了点茅台酒。如何保持国内政治局面的稳定，防止出现其他可能发生的事变，周恩来想得很多：除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外，林彪集团的其他党羽当时都还没有惊动。对这些人，要尽快找恰当时机解决，防止他们有些人狗急跳墙。另外，对当时国内的大多数人来讲，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说林彪反对并阴谋暗杀毛主席，才让广大群众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疑。为此，他指示：对林彪事件要严格保密，保密时间尽可能长些，以赢得时间处理“善后事宜”。9月20日，我驻蒙使馆奉国内指示派使馆二秘孙一先送林彪飞机坠毁现场照片及有关材料回国，并当面汇报。此前，周恩来指示外交部电告驻蒙古使馆，请许文益大使亲自带人到出事现场，查清飞机型号，遇难9人的身份，还要从各个角度拍摄下飞机、现场和9人的照片，特别是死者的照片要从不同角度拍特写，并向蒙古方面交涉，把9人的遗体运回国内。随同孙一先回国的还有中国建筑公司驻蒙古公司的蒙语翻译贺喜。周恩来专门指示符浩去车站接车。2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听取孙一先的汇报。大家根据带回来的材料分析了飞机坠毁的原因，应该是飞机由于燃料将要耗尽，被迫紧急降落。驾驶员不太熟悉地面情况，冒险以飞机肚皮擦地降落。飞机降落后失去平衡，与地面冲撞，油箱里还有残油，引起爆炸。从死者的遗体上看，都取下了手表等易于擦伤身体的物品，说明迫降是事先做了准备的。会议开始时，周恩来看到只来了孙一先一人，当即警觉地问孙一先：“一同回来的不是还有一个翻译吗？”孙一先一时被周恩来严峻的神色弄得不知怎么回事，忐忑不安地回答说：“他回家了。”周恩来脸色一沉，严厉地责问：“谁让他回家的？”在一旁的符浩回答说：“是我让他回家的。因为他没有到过现场，也不了解有关情况。”周恩来火了：“那也不行，飞机坠毁他总知道吧，立即派人把他找回来！你当过兵没有？你不是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嘛！”两个小时后，翻译贺喜被人从酣睡中叫醒，送进了警卫森严的外交部招待所。此后，孙一先和贺喜这两位被“隔离”了半个来月，直至他们听了有关林彪事件的传达后，才恍然大悟，恢复了自由。有了这滴水不漏的保密措施，于是，在林彪事件以后的10多天里，人们从新闻广播、报纸杂志里听到看到的仍然有“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的字眼。一切都显得那么风平浪静，那么井然有序。然而，就在这样一种“内紧外松”的平静中，林彪集团的党羽都一个个从政治生活中悄悄地消失了。9月23日，林彪事件后的第10天，毛泽东要汪东兴询问周恩来有关黄永胜等人的情况。周恩来立即来到毛泽东处报告了黄永胜等人在拼命烧材料的情况。毛泽东说：他们是在毁灭证据，看来这些人是要顽抗到底了。“请主席放心，这件事我马上去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上午一定办成。”周恩来明白毛泽东的意图，已经到了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采取措施的时候了。从毛泽东处出来后，周恩来立即布置逮捕黄、吴、李、邱等人的工作。本来打算在23日晚上对黄、吴、李、邱采取行动，但因为第二天上午李先念要率代表团去越南访问，邱会作要去机场送行，而林彪事件尚未对外公开，对黄、吴、李、邱采取行动仍需要秘密进行，为不引起外界的猜测，周恩来和其他有关负责人商量，临时决定改在24日上午。以开军委办事组成员会议传达毛泽东指示的名义，通知黄、吴、李、邱24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24日上午7时多，周恩来驱车来到首都机场为李先念送行。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和邱会作等先一步等候在候机室。像往常一样，周恩来和他们一一握手，气氛没有丝毫的异常。只有知情的杨德中等人，始终紧随在周恩来的左右，警惕着周围的动向。送走李先念后，周恩来对纪登奎、邱会作说：“上午9点在人民大会堂开军委办事组成员会议，传达主席的指示。”纪登奎知道这个会要解决黄、吴、李、邱。回城里的路上，周恩来对同车的杨德中说：“把车开快一点，我们先一步到大会堂，再与邱会作单独谈一谈，争取让他多交代些问题。”不料，周恩来的座车提速，在后面的邱会作等人的车也加快速度跟了上来。本来中央领导人专用的红旗车上配备了通信设施，但因为反窃听都拆掉了。杨德中心里只能干着急。大会堂北门，邱会作的车与周恩来的车几乎同时停下。尽管杨德中抢先下车，但已来不及了，早已等候在这里的执行人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邱会作隔离到了福建厅。周恩来和叶剑英、纪登奎在东大厅等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到来。9时，黄永胜、李作鹏先后来到，与邱会作一起隔离在福建厅，只有吴法宪迟迟未到。周恩来在东大厅来回走动。叶剑英急了，甚至要北京卫戍区做好到住地逮捕的准备。过了10多分钟，吴法宪终于来了。警卫森严的福建厅，气氛显得非常紧张。黄、吴、李、邱4人已经觉察到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了，都低着头沉默无语。当周恩来走进福建厅时，他们4人惶恐地站了起来。周恩来还是一一跟他们握了握手。这些人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毕竟还是有过战功的老同志。落座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对黄、吴、李、邱4人实行离职反省。周恩来说：“中央决定对你们4人隔离审查，希望你们与林彪划清界限，交代你们的错误。林彪叛逃后，根据多方查证，证明你们4人是站在林彪一边，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搞分裂活动。毛主席等了你们10天，希望你们觉悟，主动向中央交代问题。你们不仅没有交代，反而相互串联，销毁证据，完全站在党中央的对立面。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中央不能不采取断然措施，把你们分别隔离起来。这便于你们交待问题，也便于中央对你们进一步审查。你们放心，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事，你们的家属、孩子不会受到牵连，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宣布完后，周恩来问：“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吗？”黄、吴、李、邱4人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周恩来随即下令将他们4人带走。同日，周恩来召集军队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央处理黄、吴、李、邱4人的决定。会后，周恩来起草了中央通知，通知宣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林彪反党宗派活动中“陷入很深”，“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待”。该通知经毛泽东批准后下发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在此前后，林立果“联合舰队”在各地的骨干分子也相继被抓捕归案。09
美国总统“暗送秋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采取敌视、封锁、遏制和孤立新中国的政策，致使中、美两国关系和中、美两国人民交往断绝了20多年。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美国政府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1969年3月苏联武装挑起珍宝岛流血冲突后，美国总统尼克松做出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大动作。7月间，尼克松访问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他多次表示：美国准备开始同北京交往，反对苏联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如果让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在罗马尼亚访问时，他甚至称：不应孤立中国，美国愿意同苏联和中国都建立友好关系。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7月26日，西哈努克致函周恩来，并转来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要求来华见周恩来、就中美关系问题进行接触的来信。7月28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也放出话来：希望同中国恢复外交对话。中南海里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极大地关注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些新动向。一项改变中、美、苏三国关系格局的外交决策，在他们中间酝酿开来。到了金秋9月，北京的大街小巷，正在以它喜气洋洋的面貌迎接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南边山水相邻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也正在庆祝她独立24周年。9月2日，是越南的国庆日。这天上午9时47分，越南领袖胡志明因严重的心脏病不幸逝世。鉴于当时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正处于关键时刻，越南政府为防国内局势动荡，决定将胡志明逝世的时间改为9月3日，定于9月9日为胡志明举行国葬，并到9月4日才正式公布。9月4日凌晨，差不多与越南公布胡主席逝世消息的同时，以周恩来为团长、叶剑英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星夜兼程前往河内吊丧。中共中央考虑到，苏联将派出以党内第二号人物柯西金为首的代表团赴河内吊丧，认为中共代表团不宜在河内与苏共领导人碰面。于是，9月4日当晚，周恩来与叶剑英到河内的医院瞻仰完胡志明的遗容后，便飞回了北京。周恩来此举，第二天就引起了国际舆论尤其是美国舆论的关注。美联社在9月5日的电讯中说：“美国一个不愿透露姓名、地位不低的官员对周恩来避免与柯西金打交道离开河内，感到非常高兴。周恩来避免会晤柯西金，不表明中苏冲突有任何新变化，而表明冲突糟到什么程度，说明整个中苏问题已经达到没有任何伸缩的余地……”周恩来有意回避一事和国际舆论的反应，反而给苏联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苏联毕竟不愿意让“美帝国主义”利用中苏矛盾。9月10日，周恩来接到了一封发自中国驻河内大使馆的急电，上面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想在回莫斯科途中路过北京时，与周恩来总理会晤。中共中央在接到柯西金的要求后，考虑到国际国内形势，决定让周恩来同柯西金会面。9月11日10时50分至14时30分，周恩来在首都机场贵宾室与柯西金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就中苏关系的紧迫性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谈中，周恩来说：“约五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当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因为不同意见的争论，不要说现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会存在，一万年以后，也会有矛盾，有斗争。中苏两国的问题，只要我们心平气和地来处理，总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嘛！五年前我送你到北京机场途中也说过嘛！”柯西金说：“中苏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讨论的话，可以讨论三个月。”周恩来说：“目前看，我认为边界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柯西金点头称是。周恩来趁热打铁：“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打开地图就会知道，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还要打仗呢？”柯西金知道中国正在忙于进行“文化大革命”。“我国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国外，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可是，你们调了很多兵力到远东。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达到了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说到这里，周恩来不由得有些激动。他双目炯炯，浓眉直竖，语气掷地有声：“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周恩来诚恳地提出，中苏之间的理论和原则问题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中苏边界问题是目前中苏两国关系的中心问题，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进一步说：“当务之急，是在谈判解决问题以前首先采取临时措施，使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双方首先就此签订一个协议，进而恢复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他提出了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双方应共同采取的几项临时措施：一、维持边界现状；二、避免武装冲突；三、在有争议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柯西金提议，临时措施中还加上一条：双方边防部门有事可预先联系。周恩来说：“临时措施解决了，边境的紧张状态就会变成缓和状态了。”柯西金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同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是我们由衷的真诚的愿望，我们能够也一定能够做到。”经讨论，双方商定于近期各派代表团举行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双方还讨论了有关保持和发展两国贸易、恢复互派大使等问题。这次会谈的结局，早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预料之中。苏联方面想同中国缓和一下关系，借中国压美国。这次谈判一直持续了9年之久，虽未达成任何协议，但两国边界未再发生大的武装冲突。中苏之间的总理级高层接触，很快被美国情报部门获悉。大洋那边的尼克松更坐不住了，他决定急起直追，不能让苏联抢先与中国改善关系，努力寻找通向“古老中国”的渠道。尼克松决心采取主动，加快与中国接触的步伐。接着，尼克松、基辛格利用出访的机会，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领导人传话：美国不同意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不参加孤立中国的安排，希望同中国对话。10月，美国政府通知中国政府，它将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美国在放宽限制的同时，想方设法同中国接触。12月3日，在波兰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追着中国驻波兰使馆译员表示，得到华盛顿的指示，准备恢复同中国大使馆的联系，愿意同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代办雷阳会晤。当晚，周恩来看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来电后，感到打开中美两国关系大门有望，立即报告毛泽东：“找着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拿到敲门砖了”。作为中国政府的一个回应“信号”，周恩来批准释放2月16日因两名乘游艇进入中国海域而一直被拘留的美国人，并通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几天后，斯托塞尔应中国驻波兰大使馆邀请，同中国驻波兰代办雷阳会晤，成为第一个进入新中国驻外大使馆的美国大使。基辛格把双方这一阶段的相互探询称为“与中国人跳的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11月份，美方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中国驻巴大使张彤表示：尼克松总统想同中国领导人接触。一个星期以后，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表示：“请转告叶海亚·汗总统：尼克松如要同我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周恩来的话，由巴基斯坦方面传给了白宫。1970年3月21日，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急报国内外交部：巴总统叶海亚·汗向大使张彤转达尼克松口信——“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如果北京同意的话。这样一条渠道的存在，将不会被白宫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们可以保证完全地自由决断。”熟谙外交之道的周恩来立即在电报上批示：“尼克松想采取对巴黎谈判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一个对世界保密（主要是对苏联保密）的“秘密接触”行动，在尼克松、基辛格和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实施开来。之后，尼克松又不断向中国方面传来信息：——美中和解十分重要，美国绝不会与苏联共谋反对中国。白宫愿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华。——准备派其高级助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与中国的相应代表对话。对尼克松的信息，周恩来采取了中国式的回答。10月1日，是中国人民庆祝自己国庆节的重要日子。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并站在毛泽东身边，检阅首都北京的国庆游行队伍。互为备份 各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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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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