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生命充满了劳绩，但还要诗意地栖居于这块土地上。”

一旦一个人找到了他存在的界限，这个界限将他从无尽的可能性中拉回来，这些可能性最接近的一个可能是安逸、偷懒和放松，让存在者（这里大体上是指“人性”）的命运变得简单。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毁誉参半。他的作品多种多样，有三个人批评他就会有一千多个人赞美他。一位后来者，戴维·克雷尔（David Krell）称他“无疑是本世纪最有力量和影响力的哲学家”,至少在传统的欧洲大陆上是这样的。当然，直到今天，大概有上千卷研究海德格尔的英文出版物。在过去的几个世纪没有任何一个人受到过如此多的关注。

牛津大学三一学院的茵伍德（M.J.Inwood）介绍了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的著作。从1916年到1927年他没有出版任何的作品，只是大量而集中地学习，特别是对胡塞尔（Husserl）的现象学，舍勒（Scheler）的哲学人类学，狄尔泰（Dilthey）的解释学和保罗（Paul）、奥古斯丁（Augus-tine）和路德（Lnther）的文学。基督教经文给他提供的不仅仅有大量的历史决策实例，还有区别于我们自己的希腊的本体论。同时，他发表了很多关于这些和其他主题的演讲。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他的作品都建立在演讲的基础上，而且演讲是如此的单调沉闷，这是一个谜。这些猜测对于海德格尔没有什么，但是有一个谜团很容易总结出来：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2年中，他是纳粹党的一分子？

但是这有点超前了。马丁·海德格尔的故事开始于1889年的德国巴登（Baden）。

海德格尔是在农村长大的，那里有着极端民主主义的传统。他的家族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海德格尔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教父。他在费莱堡（Freiburg）的大主教学习和教授神学。追溯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在他的作品中，“深渊”（正如在伊甸园的故事中一样）被不真实（罪恶）的一生紧随着，从而产生出焦虑（内疚）。这种焦虑促使了对救赎的寻求，海德格尔通过提出“什么是存在”这一问题来解决这一点。

因为这是他的解决之道，所以他的兴趣就从宗教转向哲学，接着他带着这些兴趣来到了马尔堡（Marburg），也就是他1923年追随现象学创始人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地点，他在此之前就见过这位学者。《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就是他5年之后的成果，他把这本书献给了他的导师。提到胡塞尔，我们必须注意，他被划分为犹太人，尽管他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和训练。另外，他在德国不能拥有一席之地。即使如此，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承载在犹太学者身上的压力还得逼迫他们远离了德国的公共生活。当胡塞尔最终辞掉费莱堡教授职务时，海德格尔已经准备好去取而代之。

胡塞尔

特别是在随后的几年，海德格尔喜欢说他的理论是由胡塞尔的“新康德主义”作品中的“毁灭”产生的不足所建立起来的，那些作品的抽象本质特性得到加强，因为赞成世俗对每一天的错误看法而受到古人的爱戴。相反，海德格尔将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人类意识、对人类意识存在的认识、人类意识的短暂以及它的重要性。海德格尔还神秘地说，人性问题“存在于其中，总是会朝着它的方向发展”。

海德格尔继续满足地在费莱堡的讲台上讲授着各种问题，一直到1933年早期，也就是希特勒被选举成为整个德国的总理之时。这所大学的校长（一个坦率批评纳粹的人）辞职了。现在故事情节更加复杂了。海德格尔接任了原校长的职位，1933年5月1日加人了国家社会主义党。甚至，他的《存在与时间》也再次出版，在书中他减少了对胡塞尔的致谢。只有一个注脚被留下用于记录他的个人关系，后来者被他的拥护者作为“在德国作出的无数妥协”的证据。

但是海德格尔看起来不是那种会妥协的人。在成为校长期间，他被自己的哲学所激励，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前景表现出巨大的热情。由于海德格尔是校长，而对纳粹致敬在所有课程开始和结束之时又都必不可少，所有犹太学生的联合组织被愤怒的暴徒占领，还有部分犹太教授和学生遭到了驱逐。1933年6月，在海德尔堡，海德格尔宣称德国大学的课程随之会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坚持到底的一场艰巨斗争，不会被天主教和人类观念所淹没”。海德格尔写密函给纳粹官方谴责一位同事赫尔曼·施陶丁格尔（Hermann Staudinger）（他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他拒绝再教授任何犹太学生，并在衣领上佩戴纳粹十字标志。

让我们把脚步稍微向后倒退，来理解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复杂的思想家。

为了把国家社会主义的观念带到弗莱堡大学，海德格尔努力的第一步就是成为这个大学的校长。他在就职演讲中赞扬了“德国人在历史上的精神任务”，强调纳粹党职业服务和军事责任的精神，并宣布“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即誓死保卫土地和鲜血的力量”。他严肃地教导全体师生：“仅仅只是首领自己，是德国的现实、目前、将来和法律。”最后，他引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一句话结束了他的演讲：“所有伟大的东西才能经受暴风雨的考验。”

海德格尔相信，德国继承了古希腊语言和思想方面的传统。希腊语和德语是原始且智慧的语言。欧洲所有其他的语言都是拉丁语系的，而拉丁语对海德格尔来说意味着腐败。古希腊人曾试图理解“存在”的含义，现在德国人是唯一能够屹立于西方文明之林并使传统复兴的民族。据说希特勒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海德格尔警告说，德国位于为生存而斗争的中心，夹在布尔什维克主义虚无论和资本主义唯物论之间。

“我们被一个钳子夹住了。位于中间，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个民族的邻族是最多的，所以德国是遭遇危险最大的纯哲学国家。对于这次任务我们很有把握。但这个民族仅仅只能意识到，就其本身来说命运会引起共鸣……而且会创造性地检查它的遗产。所有的一切都暗示着，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民族，这个民族必须前进，这样西方历史就会跨越它们未来事件的中心并进人生存力量的原始国度。”

他认真地写道。

显然，现在海德格尔认为自己在把文明从它衰落的地方拯救出来，而文明的衰落是由逻辑和科学的技术理性导致的并因为科技而贬值了。纳粹主义也有着返回朝气蓬勃的黄金时代以再次发掘真正的德国意识这一目标。他在1933年的演讲中表现出的妥协也不是很明显。“Bekenntnis zu Adolf Hitler und dem.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aat”的意思就是“效忠阿道夫·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宣言”。

德国人是唯一能够屹立于西方文明之林并使传统复兴的民族。

“极右”是纳粹党最喜欢的主题之一，是对于一个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坚定信念：民族共同体。这要求摆脱其他政体强加给德国人民的议会制度和现代主义的枷锁。只有这样，种族和鲜血才能创造出理想的社会。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有真正的英雄，如阿尔伯特·里奥·史拉格特（Albert Leo Schlageter），一个德国士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对别人采取随机的暴力行为。尽管柏林的人们表示抗议，他还是在1923年被法国当局处死了，因为他在莱茵兰（Rhineland，同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接壤的德国领土，曾被宣布为非军事区）进行破坏活动。在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Mein Kampf）的第一页，他得到赞扬，纳粹党在执政以后以史拉格特的名义设立了一个国家法定假日。对于海德格尔，史拉格特是真正存在者的楷模。很快，在担任校长后的另一次演讲中，海德格尔授予史拉格特荣誉，断言他死于一个“黑暗、耻辱和叛逆的时代”，但承认他的牺牲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将来对荣耀和伟大的觉悟”。

史拉格特告诉满意的大学听众，

“像学生一样行走在这些场地上。但弗莱堡不可能长久地支持他。他被迫去波罗的海（Baltic）；接下来去西里西亚北部（Upper Silesia）；然后去鲁尔（Ruhr）……他不能逃出命运的安排，所以他的死是世界上最困难和最伟大的，并伴随着坚强的意志和一颗明静的心。”

这也是《存在与时间》（Beingand Time）里的语言，在这本书里海德格尔详细说明了“真正的”生命。一旦一个人找到了他存在的界限，这个界限将他从无尽的可能性中拉回来，这些可能性最接近的一个可能是安逸、偷懒和放松，让存在者（这里大体上是指“人性”）的命运变得简单。这就是我们指明存在者最初历史化的方法，它取决于真正的果断，而且存在者会一直存在，不会死亡，它可能已经继承了但还没有被选择。

至于虚无，这一元素在二战后就在《什么是形而上学》（What is Metaphysics）中被存在主义者理解了。海德格尔说“我们知道虚无”，我们通过恐惧而知道了它，“恐惧揭露了虚无。”

听起来有点不祥……

但是海德格尔当弗莱堡校长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他在1934年辞职了，这一时期正在清除“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一个成立于1865年的基督教教派，以街头布道和慈善活动、社会服务著称），当时纳粹组织普遍敌视那些被犹太和资本主义思想所站污的国家。即使是这样，海德格尔直到1945年还坚持做国家社会主义党的纳税成员。

1966年，在对他的演讲进行回忆的一个采访（德国《明镜周刊》）中，他解释说，从纳粹主义中他看到了“这里有出现新事物和新曙光”的可能性。然而，他说自己后悔在1933年劝告学生让首领自己成为“存在的规则”。

被大众接受的海德格尔故事的版本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与纳粹党的荒唐行为只是年轻时犯下的一个错误，是一个幼稚的学者对于政治和世故的一个简单的调戏。当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他辞去了自己的校长职位，并拒绝以后再参加纳粹活动。此外，即使在这段时期，他还试图保护大学不受纳粹主义的过度干扰，并代表犹太学生和同事亲自干涉纳粹当局。这个关于海德格尔年轻时轻率言行的故事受到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所支持，包括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里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他们认为自己有非常充分的证据：海德格尔在1945年提交给“去纳粹化（De-Nazification）委员会”的论文。通常他的两个句子的连接处不会少于12个含糊之处，而这一次却异常简练。他写道：“在1933年，我在弗莱堡大学全体出席的会议中被毫无异议地选为校长（两个弃权），就像传言所说，没有被任命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部长。”事实上，这个句子是如此简练以致他忘记提到自己的另一个头衔即大学“首领”，这是部长赐予的荣誉。他继续说：“先前我不渴望也没有一间学术办公室。我从来都不属于任何政党。”却没有提到他在青年团体“Gralbund”中的活动，这个团体是由里查德·冯·克莱里克（Richard von Kralik）建立的，他是个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并称英国人和美国人为“被德国丢弃的人”。

他解释说，不管怎样他参加纳粹党只是为了促进弗莱堡大学的行政关系。

在我当校长后不久，在管理大学事务的两个职员的陪同下，区长亲自来劝我加入纳粹党，这与部长的意愿也相吻合。部长坚持说，这样我与纳粹党和管理部门的官方关系就会被简化。经过长期考虑，我声称自己为了弗莱堡大学的利益而准备加入纳粹党，但却以书面形式拒绝接受在党内担任职务或在担任校长期间和以后代表党的利益。

这里海德格尔再一次失去了解释原因的机会，如果他想减轻校长工作任务的欲望促成了他的党员身份，他每年都会延长任职期限直到1945年，这离他完成校长任务已经很远了。

相反，1934年后，他表明了自己慎重的抵触。

“我辞去校长职务以后，通过继续讲授，我对国家社会主义者要人的世界观的抵触日益增长……国家社会主义者思想变得越来越僵化且越来越不倾向于哲学解释，我是一个活跃的哲学家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了我的反对立场。”

很多年以后，他的一个学生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因为对奥斯威辛（Auschwitz）集中营的描述表现出“恶的庸俗”而被记住了，她被请求为一个纪念海德格尔80岁生日的文集写一篇文章。她以回忆自己第一次听说海德格尔为开端，追溯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

这只是一个名字，但他的名字却传遍了德国，就像神秘国王的谣言。关于海德格尔的谣言非常简单：“思想又有了新生命……有一位教师；他学会了思考。”

显然，他的思想并不是重点。但她接下来提供了关于海德格尔政治活动的解释，还回忆了柏拉图是怎样旅行到锡拉库扎（Syracuse）去给暴君提供建议的。“现在我们都知道，海德格尔曾经也屈服于改变‘住所’和参与人类事物的诱惑。”她写道。当他相当简单地参与政治后，柏拉图不得不返回雅典，并认为想进一步把理论付诸行动的欲望是毫无意义的。海德格尔受到的待遇“在某种程度上不如柏拉图，因为暴君和他的受害者并不是位于海外，而是在自己的国家”，她继续写道：

柏拉图和海德格尔，当他们介入到人类事务后，他们就分别转向了暴君和领导者。这不仅要考虑时代环境和表演人物，还应考虑法国人所谓的职业的畸变。暴君的吸引可能在理论上被很多思想家（康德是最大的例外）证明。

这样一来，阿伦特甚至成功地使海德格尔成为他自己思想的受害者。的确，他从带有某一荣誉的事件中浮现出来了：海德格尔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比那些后来评论他的人更快、更彻底。

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跟随者对所有这些都有很多感悟。毕竟，他们指出，阿伦特本身就是一个犹太人，甚至曾有段时间被关进法国维希（Vichy）的集中营。理所当然地，她的评价会被认为是不带任何偏见的。而且，阿伦特也是一个非常受尊敬的哲学家。然而，“不带任何偏见”也不全是正确的。海德格尔事件还有另外的因素。很奇怪的是，当阿伦特还只是马尔堡的海德格尔教授的一个18岁的学生时，她就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35岁的已婚男人，并且还跟他秘密进行了一段浪漫爱情。海德格尔也不想把这段恋情公开，他很坚定地告诉他的“俏皮的林中女仙”，一定毁掉他所有的书信。当然，她没有这么做（不讲道德的女人）。因此，数年之后，另一个海德格尔事件曝光了。所以，从海德格尔写给阿伦特的信中（日期为1925年7月22日）世人都能够读到这样的文字：

从未有人欣赏到的一点是如何进行尝试。就这一点来说，所有的妥协、技术、道德伦理、逃避现实都仅仅只是抑止和扭曲了存在的意义。当然，没有人可以轻易地侵人这样的个人情感。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到！真理需要它。

以下这段文字是四年后，在他们注定要分道扬镳后，来自阿伦特书信中的一个片段：

我经常听到关于你的事情，但只要一提到你这个名人，人们总是带着稀奇古怪的保留和迂回——也就是说，有些事情我几乎弄不明白。我感到很苦恼，很想知道你怎么了、在干什么，弗莱堡大学是怎么对你的。信的结尾她满怀爱意地写道，“亲吻你的额头和眼睛。”尽管海德格尔每次回信总是简短地写道，“你的海德格尔。”

但是即使有人开始怀疑海格德尔对汉娜·阿伦特的描述，他的辩护者们却坚持说海德格尔的任何性格缺陷都是与他的哲学完全分开的，必须按“它本身的好坏”来判断。他们坚持说，任何试图将他的哲学和纳粹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做法都是非法的。这里面与纳粹主义并无任何的关联，特别是《存在与时间》。

然而海德格尔却不是这样看待上述事件的。例如，在1933年的一次演讲中，他说道：

“民族主义革命不是简单地推翻为另一个政党的政权的现有力量；相反地，这场革命是要彻底地推翻我们的德国的此在（dasein）。”

海德格尔希望纳粹政治革命继续进行到第二个更为深人的阶段，这其中包括“人类自身的转变”。他的哲学研究，包括对希腊思想的修补，帮助推进了这个政治进程。

直到战争结束，正当腐朽的西方民主国家外于崩溃的边缘，面临民族主义运动的“内部的伟大转变”时，海格德尔看到了形而上学缺陷的证据。1945年之后，海格德尔简单地交换了周围人的意见，展示了这一缺陷，它污染的不是民主主义而是纳粹主义。在1945年“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中，他的新计划——摧毁第三帝国，成为推翻负责纳粹主义的“西方人道主义”的工具！

从二战结束以来，很多哲学家赞美过海格德尔重要的政治著作。德里达应用了他特有的“解构理论”的技巧，甚至说曾经海格德尔成功地摆脱了“形而上学”，他的哲学也变成了反纳粹主义的最好形式。

卡尔·雅斯贝斯

尽管如此，许多海格德尔的最信服的支持者们却感到很疑惑，因为战后他从未（至少）正式表态谴责纳粹主义，据推测，例如，那可能是对媒体报道的蔑视，或者是一般意义上的道歉，而非是那个更为简单的他是一个纳粹党人的原因。当海格德尔作为校长时拥有的那栋声名狼藉的住房遭到他的朋友卡尔·雅斯贝斯（KarlJaspers）（他有一个犹太妻子）挑战时，他们选择的不是回忆他是否真正地支持纳粹计划。他说这里面有一场国际犹太阴谋，但无论如何，希特勒有一双“非常了不起的手”。这些哲学家们更愿意猜测纳粹主义的根源是在集中营守卫的大房子里而不是在他们的抽象的图标上。然而，在一条长长的德国哲学传统的延伸带上〔至少是从黑格尔和尼采起，就一直在额外地引入意大利哲学家乔瓦尼·詹蒂莱（Giovanni Gentile）的思想〕法西斯就描绘了一个蓝图。

詹蒂莱，一位受人尊敬的“新黑格尔主义分子”，是一个具有墨索里尼思想的人，他成为了意大利法西斯的官方思想家——并且在战后被共产党处决了。纽伦堡法庭注意到海格德尔与希特勒传递的救世主风格有某些共同点，但仅仅是禁止海德格尔五年之内不能进行演讲。

战后，提及大屠杀时，海格德尔仅仅只作了一段评述。他把它等同于食品工业中的机械化，说“本质上”这与在毒气室和死亡集中营生产尸体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他指出这两者都是有“虚无主义”的例证。

希特勒的政治影响多少是有点减弱了；然而，哲理却深深地留在海格德尔脑海里。

听完海德格尔的故事，你有什么感想呢？

焦虑、内疚，寻求救赎、书写文章，任职、辞职，解释、纠错……海德格尔的一生也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经历着跌宕起伏，喜怒悲欢交织前行，而在这复杂而繁多的情绪之中，“烦”是无法摆脱的一种。

被误解好烦，被传谣好烦，被曝光好烦，“只要人活着，就被烦（Cura）所占有。”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海德格尔主义者。

要想更好地应对“存在之烦”，我们就必须从“时间”这一要素入手，不再沉湎于机械流逝的、沉沦了的自然时间，而是在客观时间的基础上，用我们自身操心与操持的比例尺衡量出独属于自己的、新的时间：不再是由社会时间定义我们，而是由我们去定义时间。

那么，在“存在之烦”中，就让我们以自我的身心为尺，用哲学打开世界，开启新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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