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嫁给了托尼·朱特。当他面临ALS（也称卢·格里克症，即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病痛困扰时，我们和两个孩子在一起生活。从2008年他被诊断出患病到2010年去世，在这长达两年的痛苦折磨中，托尼克服了所有困难写下三本书。在《沉疴遍地》和《记忆小屋》之后，最后这本《思虑20世纪》是在他和蒂莫西·斯奈德的对话基础上完成的。在确诊后不久，托尼就开始着手这本书的工作；短短数月内他已四肢瘫痪，不得不使用呼吸机，但他依然勤奋工作。在他去世前的一个月，他和蒂姆终于完成这本书。这本书伴随他整个疾病过程，是他疾病的一部分，也是他死亡的一部分。

本书记录了20世纪思想史，以托尼对犹太理想主义和犹太人在欧洲遭遇的反思为开端，以他对美国政治在后冷战世界的失败的惊人描述为结尾。我们也能勉强把本书看做一部精神自传，说“勉强”是因为托尼几乎不以第一人称写作，本书所有自传性内容都是后来插入的——几乎是不情愿地——因为那些观念、历史、政治和伦理困境才是他生活的中心。

这并不意味着这本书没有个人色彩。对托尼来说，观念是某种情感，是他可以感知和在意的，就像大多数人在乎悲伤或爱之类的情感。正如本书所展示的，这可以追溯到托尼的生命开端——甚至在生命开始之前：他的名字“托尼”取自他父亲的表妹托妮（Toni），年轻的托妮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惨遭杀害。长大后，他父亲将自己对左翼政治和东欧历史的热爱传给了托尼，他非常珍惜的13岁生日礼物就是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的三卷本托洛茨基传。对他来说，观念以及对历史解释的需要根深蒂固，贯穿着他的过去和这本《思虑20世纪》。

在托尼所有的著作中，我觉得需要对这本书做些解释——背景介绍或场景描述，因为这本书的成书过程太灰暗了，正是这种灰暗造就了这本书的形式和内容。我对《思虑20世纪》有一些话要说，因此我写了这篇文章，我相信这也是托尼希望他的读者知道的。

当托尼被诊断患有ALS时，他知道他很快就会死去。在所有医生告诉他之前，他已清楚知道；即使当我们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治疗方案，他对此依然深信不疑。他清楚地知道这一切，因为疾病每天都在他身上扩散：手掌、手臂、腿，甚至呼吸的速度也不受他的控制。这段日子令人精疲力尽，坚持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医生每天都带来坏消息，难以承受的结果接踵而至，这一切混杂着困惑、决心、怒气、悲伤、绝望和爱。

某种意义上，大约就在他开始构思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进入了一个所谓的“泡影世界”（bubble）。这个世界类似一个平行世界，我们在这里居住，在这里观察。这个世界存在透明的、薄膜似的围墙，它们更像是单面镜：我们可以看到外面，但外人无法看到里面，至少我们的感受是这样的。我们深知这个世界奇怪而分裂，支配世界的是病态和死亡的法则，而非生命的法则。有时候，当我散步或仰望天空时，我能穿透这个世界的围墙。但托尼不能，而且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

当他的病越来越严重，他开始变得恐惧。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太多东西是他不能控制的，从呼吸机的电源插座到轮椅，以及对此一无所知的人们投来难以忍受的善意。他只能把书房当作避难所，而封闭的、如监狱隔间一般的病房只能安放他衰弱的身体和被困住的头脑。

他越是从公众视野中淡出，他就变得越有公共性。对他来说，和亲友相伴的私人生活是最大的安慰，同时这也非常令人悲伤，因为托尼不能成为他想成为的那个人，那个过去的自己——他称之为“老托尼”（the old Tony）——不断纠缠他、使他蒙羞。但也有一些地方能让他感觉自在——在那个世界的入口，他走出“泡影世界”重新做回自己，哪怕只有短暂的一段时间。比如邮件和互联网这个虚构的空间，又或者是文字和记忆。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托尼能够坐在电脑前，我们代替他的双手，向世界传达他的文字和思想。尤其要感谢托尼杰出的助手尤金·卢森尼亚（Eugene Rusyn），他隐去自己的存在，以和思考、谈话同样敏捷的速度做着记录。因此，托尼才能写越来越多的文章，接受越来越多的邮件采访或其他远程采访。《思虑20世纪》也是此种结晶，即世界的入口。

过去依然是托尼的思想源泉——并非是“历史”，而是“记忆”。记忆是他唯一可以确定的事物，他就像紧握救生索一样紧握记忆，这也是疾病唯一不能从他身边夺走的东西。记忆是托尼逃离“泡影世界”的唯一方式，也是他至死保存的一种独立性。在调取这些记忆的时候，他不需要任何人的任何帮助，记忆就保存在他的大脑里，只要他还能与人交流，他可以一直使用这些记忆——这些他的记忆。这就是为何《思虑20世纪》是一本有关记忆的著作，而不是一本历史著作，尽管20世纪是本书的研究主体。这本书和托尼的其他著作不一样，没有从数以百计的泛黄纸页中收集到的大量注解、参考文献、资料、图表、事实和信息。

《思虑20世纪》一直存在托尼的脑海中。在他刚刚生病的时候，他就开始着手20世纪思想史的研究。所以当他的同事和朋友，同为历史学家的蒂莫西·斯奈德向他提出系列对话的主意，他很自然地把那本计划中的书变成了和蒂姆合著的《思虑20世纪》。

连续几月，蒂姆带着他的录音笔，每周来到我们家和托尼坐在客厅里谈话；他们会不知疲倦、没有间断地长谈两个小时。托尼不会提前准备，也不会做笔记。我们对自己最相信的事物往往记得最清楚，托尼对事实和历史的记忆尤其清晰。我经常在厨房听他们的交谈，每次都为托尼的广博和宏大的视角而震惊，尤其当他谈到世纪之交纷繁错杂的政治、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起源和战后右翼民主政治的命运时。我对托尼的渊博和自如的控制力习以为常；而现在，他毫无障碍，畅所欲言。

这是一次知识的洪流，所有他亲身经历的事情和所有他所知的事物结合在一起。蒂姆坚持认为托尼不止是在“说”20世纪，更是把他自己放在这个时代背景里。比如说，他们把犹太复国主义视为犹太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时刻，给予这场运动在整个历史中应有的地位。同时，犹太复国主义也是托尼第一次感到失望的政治寄托，他再一次回顾了他曾对犹太复国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深深的热忱，而他这段年轻时的经历（在他加入基布兹并主动成为“六日战争”的志愿翻译之后）以及随之而来的觉醒，使得他“得以辨认其他人身上同样存在的狂热、短视和狭隘的排外主义”。这段经历也让他在描述和分析20世纪意识形态的灾难时多了一些历史的同情。

对托尼来说，完成这本书的动机（必须是一个强有力的、能克服朝夕相伴的不适和绝望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阐明思想史。蒂姆深知这一点，当他们的谈话进入状态的时候，托尼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生病的、脆弱的和痛苦的托尼，不能自如地吃饭、涂写甚至呼吸，他的身体饱受瘫痪的苦痛；当他和蒂姆谈话时，竭尽各种形式的交流，在精神世界中寻回一些慰藉和欣喜。这其中有蒂姆的功劳，他的严谨，他的知识深度，以及他如新教徒般的品德，在各个方面激发托尼做到最好。

在这个不合时宜的时代，思想意味着一切。托尼对思想的关注超过了任何事物，甚至超过了对朋友——以及某种意义上对他自己的关注。他真的相信，思想远比他自己更重要。他无法不朽，但思想可以。所以，当托尼病得越来越重，这本书的意义也就越来越大。他花了点时间回顾旧作，比如他在2003年写的一篇关于以色列一国解决方案（a one-state solution in Israel）的文章，又比如他坚持认为当代政治专家误解了哈耶克关于经济和国家计划的观点，忽略了当时奥地利处于两次战争之间的历史背景，这导致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后果，即“奥地利的经验……被升华成了一种经济理论”并且“不仅影响了芝加哥经济学派，也影响了当代美国有关公共决策的讨论。”

蒂姆会根据他们商量好的章节大纲把对话整理成文本，然后把草稿发给托尼。之后，托尼和他的助手不断打磨文本，这项工作往往进行到深夜。文本并不总是托尼想说的话，确切来说他为文本里缺少他的声音和一贯的优美行文而困扰。他曾是一个作者，而将谈话直接转录成文字——哪怕经过数小时辛苦编辑——对他来说仍然是怪异而缺少平衡的，尽管他具备出口成章的能力。

诚然，这本书最后呈现是结果是托尼和自己的妥协、托尼和蒂姆的妥协，以及托尼和ALS的妥协。这仅仅是本书的价值之一，我认为它还象征着托尼最后一次记录下自己的思想的决心。尽管本书有自传的成分，这并不意味着本书是托尼的忏悔自白：出于保护他们和自己远离公众关注的愿望，托尼谨慎地绕过或略过了他最关心的人。他从来不记笔记，也从来不会写下他内心深处对自己和周围人的思考。

也许部分原因是他非常注重隐私，托尼一直为他即将离世而感到痛苦，并非对死亡本身（他和任何现实主义者一样坚强），而是对两个儿子感到抱歉。他太想教导他们，去爱他们，在儿子们成人前一直陪伴他们。他去过哪里，他认识什么人，他读过（写过）哪些书，他如何理解这个世界，托尼有太多故事想告诉儿子们。他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对自身的设定超越了死亡的局限，找到一条从深渊“回返”的路。那时候我并不完全理解托尼的想法，但现在我意识到死者也能跨过重重阻碍表达思想，将生命和死亡彻底剥离。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只有在真正死去之前就开始考虑此事，我们才能做到这点。

托尼做了这件事。他迅速失去了对生命的控制，但讽刺的是他还能牢牢掌控身后事。他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留下的亲朋。我们所说的并非某些超自然事物（尽管有时我们也会谈到这些），而是有关历史的文字和记录，托尼深知他写下的文字才是最重要的。《思虑20世纪》就是他为那个无法再分享的未来留下的一份努力。而书中的自传部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丹尼尔和尼古拉斯（译注：托尼·朱特的两个儿子）。

这本书是在那个“泡影世界”里写成的，隐约存有那个世界的痕迹。未来，以及托尼的计划和我们共同想象的生活就这样被突然抹去。过去也改变了，每段回忆都成为一个令人悲伤的注解，提醒着生命正逐渐离他而去。正如他所说，在一个正常的世界里，人们承认自己无法预言遥远的未来，但当下却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也许不知道十年后的自己会变得如何，但多数人知道自己今天在做什么。对托尼来说，这一切突然颠倒了。未来——甚至是不久之后的未来——变得无比清晰：他将不久于人世。然而，现在却变得不可预知。今天他的手臂还能动吗？他还能呼吸吗？

托尼脑内的定时器，这种令人不安的“红移现象”（译注：红移现象，最初是针对机械波而言的，即一个相对于观察者运动着的物体离得越远发出的声音越浑厚，相反离得越近发出的声音越尖细。）也改变了托尼的政治观点。所有事情都变得紧急起来，当下是他唯一能指望的。他的写作变得更加激进，我和他都认为《沉疴遍地》里关于美国经济增长不平等的论述，关于社会民主原则被普遍践踏的观点，以及其他论述，使这本书称得上他个人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而在《思虑20世纪》中，托尼对正义的思考更加超前。本书涵盖了一些其他东西，正义、不平等、好的政治等等，这些一直是托尼思考的基石。现在又多了一些别的思考，这些思考更加私人也更具情感色彩：耻辱、羞愧、恐惧、怒气；但同时它们又塑造了托尼以及他的思想，它们不仅是情感，也是政治理念。

耻辱是其中最重要的。在他和其他ALS患者接触时，这种情感最为强烈。这其中许多人比托尼年轻，他们非常贫穷，没有医保，生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们需要实际的社会和医疗服务。耻辱是一种糟糕的情绪，但同时也是——或者说应该被视为——一种丑陋的社会现实。他的文章《夜》（译注：本文收录于《记忆小屋》）中写道的这种“无法被假释的监禁”部分是为了这些新朋友所作。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思虑20世纪》——托尼尽力攀登的高峰——的终点，为了我们能够“思考社会”——使人们不再仅仅考量社会政策的财政效益。但这并非残障人士或特殊利益者的政治，这是共同的责任以及我们每个人对彼此的义务。

当他快要完成这本书的时候，疾病已蔓延全身，由于呼吸道问题和注射吗啡，托尼能清醒思考的时间有限而无法预知。疾病对托尼的身体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同样痛苦的还有他脆弱的自尊心，一旦发生了任何让他对世界更加忧虑的事情，他几乎难以承受，随时可能离去。

就拿他在这本书最后对我们时代——“恐惧的时代”——的讨论来说。对失业的恐惧，对失去养老金的恐惧，对经济衰退的恐惧，对可能出现投下炸弹的陌生人的恐惧——政府无法再掌控我们居住的环境，我们对此深感恐惧。这种恐惧不能让我们变成一个以一己之力对抗全世界的孤立团体，这样一切都会失控。我想美国人深知这种无能力为的恐惧，当他们意识到曾经远离恐怖主义的人身安全不再时，恐惧感被加强了。

对恐惧的政治操控使托尼愤怒，不是苦恼、失望或沮丧，而是真正的愤怒。恐惧是一种终极的情绪，托尼一直与之相随：恐惧自己无助地倒在坚硬的水泥地上；恐惧呼吸机突然失灵（如果真的发生了，在那之后还是会恐惧再次发生）；恐惧被陌生人把导管塞进鼻子和喉咙（他一直希望是我来做这件事，即时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想法不理性但可以理解）；以及对死亡的长久的、无法忽视的恐惧。在托尼看来，对恐惧的政治利用，就像“9·11”事件一样，是最严重的道德滥用。

面对社会不公，托尼一直是一个坦率的批评者，如今他对此更是零容忍。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折中解决方案的零容忍——折中解决方案也是一种解决方案——而是对政治欺骗和在智识上的不诚实的零容忍。某种意义上，他保留着孩童般的智慧：为什么人们没有更生气呢？当然一些人确实发起反抗，托尼没能看到“阿拉伯之春”或”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些原本是他最有兴趣研究的问题。

这些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至少他是这么想的。他不喜欢这个词语，在他看来，这恰好证明了试图在学院和公共生活之间建立联系的学者的失败。这种划分意味着知识分子对原则的背弃（trahison des clercs），托尼后半生的职业生涯都试图通过清晰的授课、思考和写作来弥补这一裂痕。托尼一直在孤军奋战，而他关于如何成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思考就根植于这种孤独感中：远离知识分子群体，坚守原则，不加入任何组织或派别，同时独立地衡量某个事件或问题，实事求是，而不是根据任何宏大的蓝图（他支持对波斯尼亚的干预，但反对出兵伊拉克）。

事实上，疾病给托尼带来的最大折磨是他不能再保持孤身一人了。当他口述《思虑20世纪》时，他失去了他的学生、他的教室、他的书桌、他的书本，他不能再到处旅行或散步。换言之，他失去了那些帮助他厘清思绪的地方。也许其中最严重的是，他失去了阵地：他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弱，对生命的实际存在感到疲惫不堪。写作包含了身体的动作——通过笔、纸、键盘——将思想传达到页面；写作是有韵律、感觉、姿势和节奏的，这是一种身体的搏动。但是托尼已经失去了写作能力，或者说被严重削弱了，这种迷失感原始而深切。如果没有疾病，一切又会如何？这种没有位置感和自我意识的写作，在我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托尼做到了。公众——托尼所面对公众——出现在他的写作中，说来有些矛盾，事实上公众成了他不得不保持独立和思考的“场所”。他确实在公众场合中“自言自语”，他听见自己的声音通过邮件、采访、博客等电子形式不断回响，继以评估它们的影响。他借此融入这些场所，指导这些人们。“他们”成为他的学生和同事，这些陌生人向他施以援手，不是通过赞美，而是通过争论。

这很重要，因为公众构成了他的写作场所，也是他重要的交锋对象——这才是他最终的对手。让疾病、命运、身躯、过去和未来都见鬼去吧。托尼可以让对话一直进行下去，不断增加论辩的难度；他面对的公众会回击——当你在战斗时，你才感觉自己是活着的。介入（Engagé），他需要让对话进行下去，这就是为何他坚持完成《思虑20世纪》的理由，这本书是战斗的一部分，从他对支持伊拉克战争的知识分子的猛烈批评，到他充满先见之明地捍卫国家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他有着士兵般的纪律，即时他在战斗时处境险恶，他依然坚持下去，说出那些必须说的话，精炼和打磨每一个字。这才是他唯一认可的公共知识分子。

《思虑20世纪》包含了多年的思考和学识，也包含了长久的病痛折磨，最后成就了一个终生的理想主义者。在这样的环境中，为维持这种理想主义需要保持极度自律的头脑，需要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我并不是说托尼相信有一种所谓理想的社会，他唯一保持理想主义的领域是严肃的公共辩论。除了爱，这是疾病唯一不能夺去的。托尼称它是“核心”；对我来说，无尽的黑暗把托尼和我们分开，而这是一束微弱的光。如果说《思虑20世纪》涉及的是“是什么”和“应该怎么样”之间的无人岛屿，部分原因是本书的完成过程中除了黑暗相伴，还有点点光源。两者包围了这本书，就像托尼一样。

如果你能，请想象一下，当他快要完成本书手稿时，他的房间、他的书桌、他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浑浊的空气和永远擦不干净的灰尘，浓重到几乎可见的杀菌剂、鲜花和吗啡的气味，扩音器里滋滋的电流声；保持空气流动和光线敞亮而打开的窗户，因为托尼感到难以承受的寒冷，不得不再关上。

就在这个书房里，托尼完成了《思虑20世纪》。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当他快要失去所有行动能力的时候，他最后一个公众任务——他是这样看待这本书的——竟然是编辑自己说过的话。他说，“思虑20世纪”这个书名并不精确，不过已经“够好了”。对什么来说够好了？对谁来说够好了？当然，对丹尼尔和尼古拉斯来说是这样。也许还有他所面对的公众，还有那个为了留住他而做了很多努力的“外面”的世界。疾病改变了所有事情——但没有留下任何改变的印记。

托尼的文字终止于2010年7月5日，他于8月6日去世。

本文译者：宫保鸡丁，原载于《纽约书评》2012年3月22日，参看“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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