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完这本书（《为什么？》），本来只准备写两段文字作为译后记。但出版社以我曾受教于作者查尔斯·蒂利为理由，敦促我写一篇长一点的文字。我只是未出师门的学徒而已，本不敢在老师面前造次。但我研读蒂利的作品数年，倒也有一些自己的体会。国内学术界和关心抗争政治的读者对“蒂利”这个名字已不陌生，若能写出一般读者不熟悉的蒂利，也许九泉之下的老师会原谅我的造次吧。
既然这本书以“为什么？”为题，下面的文字主要讲述《为什么？》的为什么，也就是我将这本书引入国内的理由。我依葫芦画瓢，将理由分为四种：故事、惯例、准则和专业表述。首先以故事形式讲述翻译这本书的个人原因，希望至少能引起非专业读者的兴趣。惯例与社会关系密切相关，读者每日都会见到或用到，一笑即可。准则旨在让不明真相的读者对蒂利肃然起敬，希望成功。专业表述部分硬且长，非专业读者可以略过；其目的在于梳理蒂利半个世纪的学术轨迹和思想演变，并将《为什么？》置于蒂利的整体学术框架中分析。最后是致谢部分。
我对自己和“蒂利”这个名字的初次接触记忆犹新。我出国前是经济学专业，从未选修过任何社会学课程。因为自小喜爱历史和政治，在2003年出国读书时同时申请了经济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并由于对当时在国内风靡一时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兴趣而放弃经济学全奖，到北卡罗来纳大学读社会学（到了美国才知道福山是政治学家）。我在武汉大学读经济学硕士时主要从事中国城市化研究，刚到美国时仍计划以此为方向，经常在图书馆的开架书库上随意浏览。一天下午，我在城市化主题的书架上偶然发现，整整一排书的作者都是查尔斯·蒂利的书（蒂利在城市化领域做过大量研究），吃惊不小，不知此人何方神圣。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蒂利。
第二个学期，查尔斯·库兹曼（Charles Kurzman）开设社会运动课程。我本无兴趣，甚至以为social movements这个词指的是将人类社会类比为分子运动的生物社会学，但听说选课人数不足而面临取消，于是“恻隐之心”大发，选了这门课。蒂利、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和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这个著名“三人组”问世不久的《抗争的动态》（Dynamics of Contention）是这门课唯一的指定教材。通过细读这本书，知识背景几近于零的我对抗争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之后的暑假，我一鼓作气、酣畅淋漓地读完了赵鼎新老师的大作，并立志将抗争政治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这之后，我陆陆续续购买并阅读了蒂利的绝大多数著作。蒂利于我已是神一样的人物。转眼几年过去，在号称回归分析和人口统计大本营的北卡并不开心的我决心转学。我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并获录取，但并没有鼓起勇气给蒂利写信。就在面临选择，并准备投奔另一所学校时，我意外收到了蒂利语气亲切的电邮。除了对我的研究表示兴趣，蒂利更以不容拒绝的语气说：“哥伦比亚大学是研究抗争政治的好地方，欢迎来这里！”我大受鼓舞，终于在2007年秋季来到哥大，正式成为蒂利指导的博士生。非常不幸，蒂利于2008年4月29日因淋巴癌溘然长逝，我也无意中成为他正式指导过的最后一个学生，但蒂利留下的学术遗产已足够我终身受用。
算起来，我和蒂利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大半年而已，但这大半年充满了无数让我终身难忘的回忆。尤其在前半年，我和蒂利每周见面两次，一次在他办公室单独接受指导，另一次则是他每周一次的两小时方法论必修课。在他的课上，我每次都主动坐在离他最近的地方，生怕漏过他的任何一句话。正是在他的课上，我开始领略到历史社会科学的魅力，并希望在这一领域有所耕耘。最受震撼的是第一堂课。上课前一天，蒂利给全班同学群发电邮，说他第二天上午去医院手术，下午两点钟的课可能会迟到片刻，向我们道歉。结果两点钟不到，刚做完癌症手术的蒂利竟提前走入教室！另一个下午，我去蒂利的办公室请教一个学术问题，不知不觉聊了一个多小时。回到家后收到他的电邮，看后眼泪夺眶而出：“谢谢你下午和正接受化疗的我聊学术，让病痛中的我好受了许多。”关于蒂利的故事，我可以说上三天三夜，这里不再罗嗦。之所以讲述这些故事，是因为它们为我翻译这本书提供了理由。我自感受惠于蒂利，且蒂利对我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我和他密切接触的大半年，所以这几年一直想为他做点什么。蒂利刚去世时，自觉资历、学识都不符合条件的我婉拒了国内报刊撰写纪念小文的约请。我后来写过两篇致敬性质的学术文章，一篇介绍蒂利的学术思想，[1]另一篇尝试和他的社会机制思想进行对话，[2]但一直没有为他做过翻译。我对翻译之苦深有体会，曾为一本两百多页的书耗费了五年光阴，严重耽误了自己的学业。所以曾立下誓言，绝不再涉翻译。蒂利在世的最后一年，国内正在引进他的多部著作，但几乎拿遍所有学术荣誉的蒂利在我面前只字未提中文学界对他的关注。我于2010年至2011年在北京做调研，期间购买了几本中文版蒂利著作。一方面惊叹国内学界这几年对蒂利的兴趣猛增，[3]另一方面却发现中译本存在若干不尽如人意之处，甚至在学术期刊上读到批评蒂利著作中译本质量的文章。这才使我下定决心为蒂利做一点翻译。
有非社科专业的朋友说：“这本书不都是生活常识吗？为什么要翻译？”我会给出下面几条惯例：
蒂利是学术大师，大师的书总是值得引进的。
蒂利的书这几年国内引进了不少，销量似乎也不错。这么多人喜欢总有其道理。
蒂利一共有五十多本书，我单挑中这一本，这不很能说明问题嘛！
很多社会学大师的作品都是这样的，在看似波澜不惊的表面常识下揭示出深奥的社会学原理。
这就是著名的象征互动论。
社会学不都是这样嘛！
查尔斯·蒂利（1929–2008）是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世界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之一，被誉为“21世纪社会学之父”[4]、“美国最多产、最有趣的社会学家”[5]。蒂利于1950年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并曾求学于英国牛津大学和法国西部天主教大学。他先后任教于特拉华大学、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密歇根大学（兼任社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社会研究新学院（兼任社会变迁研究中心主任）和哥伦比亚大学，生前为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L. 伯滕威泽社会科学讲席教授，在社会学、政治学与历史学三系同时任教。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人文与科学院、美国哲学院院士，美国科学促进会、社会学研究学会、比较研究学会特约会员，密歇根大学、多伦多大学、巴黎政治学院、鹿特丹大学、日内瓦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魁北克大学、克里特大学等校荣誉博士，并获法国棕榈叶教育骑士勋章、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阿尔伯特·O. 赫希曼奖（社会科学界最高荣誉之一）、美国社会学会终身成就奖（美国社会学界最高荣誉）、国际政治学会卡尔·多伊奇奖（比较政治学界最高国际奖励）以及美国社会学会、社会问题学会和美国政治学会民主化专业委员会的年度最佳著作奖等荣誉。密歇根大学设有以他的名字冠名的讲席教授职位，美国社会学会和社会科学历史学会均设有以他的名字冠名的奖项。蒂利的研究侧重于宏观社会变迁与抗争政治（尤其是1500年以降的欧洲），一生出版了五十多本学术著作（多为独著）并被译为多种文字，发表了六百多篇学术论文和评论，并主编著名的《剑桥抗争政治研究》等多套丛书。他的《从动员到革命》被美国社会学会选为1970–1995年最具影响的十七部著作之一，[6]《从动员到革命》和《抗争的动态》均跻身社会学历史上引用率最高的著作[7]。蒂利被广泛视为历史社会学和抗争政治研究的奠基人，并且是引用率最高的历史社会学家。[8]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
从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算起，一直到2008年离世，蒂利的学术生涯满打满算正好五十年。在这半个世纪中，蒂利的研究横跨社会不平等、城市化、国家缔造、抗争政治等多个领域。但在多方涉猎的表面之下，蒂利的研究体现出深刻的历史维度：他长期关注宏观社会与政治变迁，追踪社会结构与形态的历史延续和断裂，注重历史事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强调研究对象在截面和纵面上的差异。同时，他的研究以揭示历史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为宗旨，研究问题呈现出鲜明的社会学色彩，并重视理论的检验和积累。和沃勒斯坦一起，蒂利开创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科学理路：历史社会科学（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不同于历史社会学，这种理路拒绝将对历史的考察和理论化界定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而主张历史性是社会现象的固有特征和内在结构，对历史的关注必须渗透于一切社会科学研究中。下文梳理蒂利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和思想演变，以此点出《为什么？》的学术背景及其在蒂利学术成果中的位置。我试图阐明四点：第一，蒂利题材各异的研究蕴含了社会关系这一连贯主题；第二，蒂利的学术轨迹映衬出美国社会学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一对充满张力的核心概念，即结构（structure）与能动（agency）（以及宏观与微观），可视为结构主义社会学的发展缩影；第三，在这半个世纪中，蒂利的历史社会科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静态结构主义色彩逐渐淡化，最终由结构还原论转变为关系实在论。第四，《为什么？》是关系实在论在微观层面的应用，是蒂利以小范围的人际互动来检验社会关系论的尝试。
要研究一个学者的学术思想，最妥当的手段是采取“历史主义”立场，将其置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学术潮流之下，尤其要着重考虑它与主流学术思潮之间的关联。[10]在这个意义上，蒂利的学术起点可以说是社会学中的结构主义以及帕森斯。为了建立起学科的合法性，社会学的奠基者们竭力将社会学与心理学区分开来，将前者定位为对社会行动背后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分析。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断言，到涂尔干的“社会超越个人总和”思想，再到韦伯对新教伦理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肯定，早期社会学家都试图用社会结构框架以及与之相关的规范、价值等概念来解释社会行动。[11]结构主义思想首次得到系统理论阐述，则要等到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structural functionalism）。蒂利于1950年从哈佛大学获得本科学位，正是由帕森斯创建于1946年的跨学科性质的社会关系系首届本科毕业生。[12]之后，蒂利开始在一家医院工作的同时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一年后获奖学金，赴牛津大学进修一年。返回哈佛校园后，蒂利继续修读了一年的博士课程，随后加入美国海军，并远赴韩国服役。蒂利于1954年重返校园，其间曾赴法国调研，最终于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值得指出的是，加上本科四年，蒂利求学的十年正是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如日中天的结构功能论。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初期，结构功能论在美国社会学占有统治性地位。尽管从60年代初之后受到日渐猛烈的抨击，甚至时至今日已被大多数美国社会学家所抛弃，帕森斯所开创的辉煌至今无人能及。受其影响，美国社会学在相当长的时期都在事实上是一门研究社会结构的科学。[13]受生物学以及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早期社会学家的影响，结构功能论将社会与生物体类比，视前者为一个由互有关联的部分组成的系统，并强调不同部分各自的职能，以及它们合为一体对社会系统的积极影响。[14]更具体地，帕森斯区分了文化、社会和个性系统：作为分析起点的文化系统核心价值制度化为社会系统中的角色与规范要求，最终内化为个性系统中的需求与秉性。帕森斯从来没有从反方向分析这三个系统：核心价值是如何形成或改变的？行动者如何在社会互动中创造性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行动者如何反思、改变自己的角色或游戏规则？这些问题从来不是帕森斯关注的重点。更甚者，在著名的AGIL（调试、目标达成、整合、模式维系）框架中，行动彻底消失：由于每个子系统进一步裂变为四个次系统，并遵循同样的系统与制度逻辑，这一理论框架没有给包括集体行动者在内的行动者及其能动性留出多少空间。[15]战后美国社会学的最重大理论转向正是以帕森斯社会系统理论为代表的结构功能论的全面衰落。社会学家对帕森斯几乎完全脱离于经验研究的理论构建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并对其宏大却空洞的理论大厦的实用性与适用性表示怀疑。尽管这之后再未出现另一个“一统天下”的理论范式，结构功能论的霸主地位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起已不复存在。蒂利学术生涯的起点一方面是结构主义社会学，另一方面却是对帕森斯的不满和批判。在发表于1998年的一篇访谈中，蒂利明确指出，在学徒时期，自己和其他一小群师生自我界定为“反帕森斯主义者”。在这里，帕森斯与“反帕森斯主义者”显然是蒂利学术观形成阶段的两个对立的参照系，它们为蒂利评估、定位自己的理论取向提供了参考。[16]但与后来更大规模的“反帕森斯”思潮略有不同，帕森斯对蒂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蒂利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左翼政治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帕森斯的社会过程论所代表的保守主义的反向回应；其次，学生阶段的蒂利已经对结构功能论的反历史取向产生不满：“[帕森斯的范式]没有时间维度。它过于抽象。人失去了任何能动性。……你应该研究真实的历史形势，你应该能够重构当事人的经历……。”[17]在方法论层面，蒂利曾在回顾自己的求学经历时有如下描述：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黑暗年代”，……方法意味着统计分析；解释则意味着以下三者之一：（一）将一个现象置于更宏大的社会结构中（以整个社会或文明为界）；（二）挖掘两个变量之间的高度相关关系；或（如果走运的话）（三）确立某个重要现象的必要与充分条件。……然而，即便在研究生阶段，我已经对历史分析有所了解，并意识到对联袂发生（constant conjunction）和关联的探寻有两个严重缺陷：它忽略了变革性过程，并倡导不成熟的简化。[18]
蒂利对社会关系的兴趣来自于社会交换理论的奠基人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在霍曼斯的课堂上，时为哈佛大学本科生的蒂利第一次得以剥开社会现象的表层，认识到深层社会关系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同时发挥的形塑作用。[19]尽管后来和霍曼斯的研究取向分歧渐深，尤其对后者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以及具有极度心理化约倾向的行为理论提出尖锐批评，[20]蒂利仍然从霍曼斯那里（尤其是霍曼斯对小群体的研究[21]）学到了从社会关系视角看待或大或小的社会现象。不仅如此，霍曼斯明确反对以简单的理性人假定为社会科学的微观基础，而主张从行为心理学中寻找基础；同时始终坚持将因果解释的重心放在人际互动上，而不是个人的心理状态。[22]尽管很少得到深入讨论，霍曼斯在这一点上对蒂利的影响是绝对不可忽视的。[23]除此之外，霍曼斯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经验主义影响了蒂利的终身研究，可以说是蒂利的社会科学哲学的起点。他对系统历史分析的鼓励也直接影响了蒂利的博士论文选题。[24]
蒂利更广为人知的学术导师是历史社会学大师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25]摩尔是比较历史分析在20世纪中叶最具影响力的代言人，也是历史社会学走向成熟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在其代表作《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中，摩尔详细考察了世界多个国家的历史演变，探讨了民主、法西斯和共产主义三种现代政体的社会根源，尤其是工业化进程如何与既有的农业政体产生互动，从而引发了截然不同的政治轨迹。[26]关于摩尔，学术界存在不少误解，这里不妨引用摩尔本人在书中的一段小结：
[我]试图理解上层地主阶级和农民在以下三场革命中的角色：导致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革命、导致法西斯主义的中途夭折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导致共义的农民革命。在面临商业化农业的挑战时，上层地主阶级和农民的不同反应是决定政治后果的关键因素。[27]
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摩尔将阶级作为一个关键解释变量；他眼中的世界历史由地主、农民等不同阶级构成。《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的解释逻辑来自社会史；作为一个发轫于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史的研究领域，社会史强调政治变迁背后的经济与社会因素。《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将阶级构成的变化和冲突视为历史事件背后的宏观形塑力，这一点在蒂利的终身研究中同样得到了体现。第二，摩尔并非机械的阶级决定论者：“角色”、“反应”等用词都具有强烈的能动性色彩；换言之，摩尔极为重视行动者的历史能动性与对社会结构的反作用力。但如何将这种能动性有机地融入历史分析中，摩尔并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这也是蒂利半个世纪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第三，摩尔指出，在不同的历史时点，行动者做出了不同的决定，引发了不同的后续事件和连锁反应，最终导致了截然不同的政治后果和历史形态。蒂利在晚年所明确化和系统化的社会机制、历史或然性、社会过程等思想正是对这一观点的回应和深化。[28]蒂利曾对比较历史方法进行过细致的归类和分析，对试图在不同个案之间寻找共同路径的一般化比较（universalizing comparison）持批判态度，并认为个体化比较（individualizing comparison）和差异发现比较（variation-finding comparison）是较为理想的比较方法：前者将某一现象的特例进行对比，目的在于发现独特性；后者考察个案之间的系统差异，并将这种差异加以理论化。[29]终其一生，除了少部分个体化比较研究，蒂利的大部分著作都采用差异发现比较法，[30]而摩尔正是这一方法最娴熟的运用者之一。在此意义上，蒂利的研究是对摩尔的比较历史分析的自觉传承。除了理论和方法，蒂利的研究对象和主题更是打上了摩尔的深深烙印。终其一生，摩尔始终深切关注社会中的集体暴力和冲突，他对暴力的理解更是迥异于以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在结构功能论看来，社会的正常、平稳运行会产生相应的社会化过程，制造“噪音”的人们最终将接受主流社会的规范和意识形态，具有自我调适功能的社会秩序得以在代际间复制；社会冲突和暴力活动这些“越轨行为”（deviant behavior）是社会化失灵的产物，是社会中的一小群人由异化感驱使而做出的绝望之举。[31]摩尔则认为，民主制度是历史的产物，是不同群体之间斗争的特定后果。事实上，正是对民主与正义在学术意义上的长期关注和政治立场上的坚定支持激励了摩尔对革命与暴力的研究。[32]摩尔指出，在特定情况下，革命是通往民主的必由之路：
对一个西方学者来说，为革命激进主义稍加辩护并非易事，因为这和根深蒂固的心理直觉相抵触。人们普遍认为，和革命暴力相比，渐进的、增量的改革在增进人类自由方面已经展现出优越性。这一假设是如此深入人心，连对它加以质问都显得很奇怪。但在考察了相关证据之后，我不情愿地认识到，温和行动的代价至少和革命的代价一样惨烈，甚至远甚于后者。[33]
蒂利从摩尔那里直接承袭了对革命和暴力运动的关注，并最终发展出一套系统的抗争政治理论。[34]和摩尔一样，蒂利也发现，通往民主之路往往充满了暴力和抗争的插曲。[35]根据博士论文改编的第一部专著《旺代之乱》是一项对发生在1793年的旺代叛乱的个案研究，该事件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一场举足轻重的农民反叛运动。[36]蒂利细致入微的档案研究具有浓厚的历史学色彩，但他的研究问题具有十足的社会学意味：为什么在法国西部，一些农民群起叛乱，反抗大革命，另一些农民却保持沉默？在他看来，历史学家只关注宗教信仰、农民对法国大革命的敌意等心理动因，却无法解释不同地区（甚至不同阶级）参与度的重大不同。通过对两个邻近地区社会结构的系统比较，蒂利将解释点放在农村地区社会关系的差异上，并从城市化水平的差异中找到了突破口。由此，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视角来看，被历史学家和大多数社会学家视为绝望之举的旺代叛乱就得到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蒂利显然继承了摩尔对阶级关系的重视，但他对社会关系的关注已经暗含了动态元素，他对农民创造性的强调也给能动性留出了空间。然而，此时的蒂利仍是一位坚定的结构主义者：阶级仍然是他的重要解释概念；他的一整套理论工具箱仍然以长时段的静态结构变迁为主，包括阶级构成的变化、城市化水平以及全国政治局势的演变；他笔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也并不易区分；他的解释框架仍然是行动者如何回应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这个“引爆点”点燃之后最终导致内战的历史轨迹，只是被他语焉不详地描述为冲突升级。
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蒂利继续在城市化方面做出大量研究，具体题材包括人口流动、人口结构变迁、城市社区、殖民化、种族冲突等。在这些研究中，蒂利的论述始终展现出宏大的视野、鲜明的历史性和比较研究的进路。[37]一直到80年代，蒂利的研究始终具有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尽管不断弱化）。连对蒂利抱有崇高敬意的历史学家小威廉·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 Jr.）也尖锐地批评道：“[蒂利]醉心于自己的一套一般化修辞，坚持认为政治抗争行为源于宏观的、不凸显特定人物的社会过程的渐进演化……。”[38]综上所述，蒂利的学术起点可以被界定为将社会过程化约为结构性因素和社会变迁后果之间静态对应的结构还原论。正如《旺代之乱》所体现出来的，蒂利将历史过程和社会冲突的解释点放在初始性的结构因素上，将复杂的政治过程化约为具有静态色彩的社会结构变迁。
20世纪70年代的结构主义已经和60年代大有不同。在结构功能论跌下神坛之后，70年代的结构主义呈现出多元态势。[1]不同于结构功能论的自我实现、自我修正的结构，此时的“社会结构”更多地指涉社会生活中可以觉察的形态、可以观察的规律以及可以认识的格局。[2]这一时期的结构主义社会学有几个发展态势：第一，结构–能动与宏观–微观这两对概念逐渐分离，不再完全重合。更具体地，结构主义社会学既可以是宏观研究，也可以是微观研究。这一趋势尤其凸显在格哈德·伦斯基（Gerhard Lenski）和乔治·霍曼斯二人几乎截然不同的理论取向上。伦斯基是一位宏观社会学家，研究整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他眼中的人类历史和社会结构是一个朝着特定方向进化的长期历程。[3]霍曼斯的视角正好相反：作为方法论个人主义者，霍曼斯用行为心理学来解释日常社会关系中的基本人类行为、人际互动中的心理过程及其衍生的小群体结构。[4]但尽管理论进路两极分化，二人关注的都是社会结构的内在规律：伦斯基不惜牺牲深度来换取广度，霍曼斯则以对自己关注视野的设限来获得解释的心理学深度。第二，结构主义的分析起点不再必然是社会制度。帕森斯的理论关注点是不同制度子系统（以及此系统）在上一级制度系统框架内的互相联系，并主张将社会制度与行动者视为截然不同的分析单位。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理论起点正好相反，他试图从个人行动出发，以此解释社会制度。[5]尽管帕森斯和科尔曼最终试图解释的都是更高层次的复杂结构类型，后者的理论基石却是个人的理性行为与社会关系。[6]第三，结构主义社会学家开始试图打通宏观与微观分析之间的鸿沟。罗伯特·K. 默顿（Robert K. Merton）明确指出：“社会学中的结构主义分析必须成功揭示微观与宏观层面的现象……并致力于发展相应的概念、方法与数据，将微观与宏观分析连接起来。”[7]第四，社会学家对在人类学占统治地位的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式的“纯粹”结构主义[8]缺乏对历史情境的考量提出批评，认为社会结构对历史过程的影响具有或然性，必须伴以对历史过程的分析。[9]第五，社会结构概念开始向外部和内部两个方向同时深化。霍曼斯眼中的社会结构是重复出现的行为类型，他所感兴趣的是心理元素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但在默顿看来，社会结构是社会状况对个人行为与选择的外部约束。这种张力同样表现在对宏观社会学是否需要微观基础的争论上。迈克尔·赫克特（Michael Hechter）和科尔曼等人致力于以理性选择假设为公关社会学奠定理论基础，并分别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写出了两部重要著作。[10]彼得·布劳（Peter Blau）则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他的早期研究具有浓厚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色彩，并成为交换理论的奠基之作；[11]但到了70年代，布劳公开放弃自己的早期立场，甚至否认宏观社会学存在寻找微观基础的必要性。[12]第六，社会结构的客观与主观维度得到区分。在布劳和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笔下，组织动态、群体冲突与社会变迁源于客观社会角色，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则认为这些变化是社会价值与规范变动的结果；李普塞特认为社会价值观是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布劳和科塞则将其视为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客观社会角色分化的结果。尽管均认为必须从社会结构中寻找社会变迁的根源，对结构的不同概念化导致对主、客观维度的不同强调。[13]在这种背景下，蒂利的理论取向从早期的变量式结构还原论过渡到了具有动态色彩的政治过程论。到了20世纪70年代，蒂利的研究重心从城市化转向更为宏大且互有联系的几个主题，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缔造（state-formation）[14]和抗争政治。[15]1972年和1973年，蒂利接连发表两篇重要论文《法国政治冲突的现代化》和《现代化孕育了革命吗？》，为他之后几十年的研究奠定了基调。在前一篇文章中，蒂利指出，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且往往伴以高昂的社会代价。现代化并没有导致社会冲突的消散；相反，现代化是一个地方事务被整合进全国政治的过程，是一个曾经相对自治的群体向国家政治领袖臣服的过程，而这些群体往往以愤怒和对抗来回应；从而，现代化是一个新的冲突形式取代原有冲突形式的过程。蒂利注意到，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法国，社会冲突从小范围、自发性的暴力活动转向大规模、高度组织化的集体行动。[16]在后一篇文章中，蒂利对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机械结构主义倾向进行了深刻的批评。亨廷顿基于截面比较数据，将20世纪中叶世界范围政治冲突和集体暴力的升级归结为“快速社会变迁”的直接后果。[17]依据长时段数据，蒂利指出，社会结构变迁的速度与暴力冲突的数量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由此，蒂利呼吁研究结构变迁影响暴力冲突的具体方式和逻辑。[18]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虽然尚未形成清晰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蒂利已经从长时段的历史数据中看出抗争形式在不同时期的差异；第二，蒂利对静态的、涵盖律（covering law）式的结构主义解释提出了明确批评，主张寻找中层变量和解释手段，尤其是“确定和追踪每个主要[社会]部门与变化中的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19]第三，蒂利首次将革命比喻为由舞台、演员、冲动和行动组成的剧场行为，[20]这一思想在他学术生涯晚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与早期相比，蒂利这一阶段研究的最明显转变发生在风格上。《旺代之乱》是一部细致入微的个案研究，20世纪70年代的蒂利则痴迷于量化历史分析。一方面，蒂利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申请到了数额不菲的研究经费；另一方面，从1969年至1984年，蒂利在密歇根大学担任社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在学校的支持下，吸引了一大批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从事历史与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蒂利和他的合作者一起，以报纸为主要数据来源，对长达数百年的欧洲抗争运动进行逐年统计。在当时刚刚进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电子计算机的协助下，蒂利对资本主义、国家缔造等宏观社会过程对社会冲突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例如，在与爱德华·肖特（Edward Shorter）合著的《法国罢工，1830–1968》中，蒂利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图表和量化数据表明，资本主义是法国一百多年以来罢工形式变迁的主要驱动力。不仅如此，基于长时段的历史数据，蒂利观察到，1914年前的一波短暂但影响深远的罢工潮改变了法国罢工活动的基本形态。“抗争形式在不同历史阶段存在差异”这一命题再次出现，并成为他的研究主题。[21]早期的蒂利基本沿袭了现代化理论的框架，将集体暴力形式的历史变迁视为从原始型（primitive）暴力到反应型（reactionary）暴力（reactionary），最后发展至现代型（modern）暴力的进化过程。[22]在1970年代中期，蒂利转而将集体暴力划分为竞争性诉求（competitive claims）、消极诉求（reactive claims）和积极诉求（proactive claims）。[23]但在《反叛的世纪，1830–1930》以及对英国集体行动的研究中，蒂利开始意识到，这三者间的界限并不那么清晰；例如，罢工可以三者兼备。不仅如此，这一分类体系区分的是诉求，而不是行动的形式。更让蒂利警觉的是，一些学者开始用这一体系构建具有进化论色彩的现代化理论。[24]1977年，蒂利首次提出“集体行动的剧目”（repertoire of collective action）这一比喻性概念。在《整装待发：勃艮第，1675–1975》一文中，蒂利指出：“集体行动的剧目……在两个方向演化：人们可用的手段随着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变化而改变，而每一种行动手段与新的利益和行动机会相适应。追踪这种剧目的双重演化过程是社会史的一项基本任务。”[25]在这之后的两三年，蒂利仍继续使用竞争性、消极和积极的分类法，但“剧目”已成为蒂利更经常使用的概念。[26]到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之交，蒂利终于意识到这一分类和剧目概念难以兼容，并彻底抛弃这一分类以及与之相关的现代化概念。[27]但“剧目”概念此时仍有待成型，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抗争剧目形成的互动性。蒂利坦承：“我最初的假定是一个单一行动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行动者）拥有一套手段剧目，并有策略地使用这套剧目。这是一个错误。一套既有剧目的任何惯例事实上都由两方或多方的互动组成。剧目并不由一个行动者所独有，而属于一系列抗争者。”[28]在资本主义和国家缔造方面，蒂利主编的论文集《西欧民族国家的缔造》已经成为一部经典之作，在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界都被广泛引用。[29]这本七百多页的厚书有两个重大贡献：首先，蒂利和合作者对以摩尔为代表的机械的、决定论的历史观提出了明确质疑，认为历史行动者的诉求极为复杂且有其特殊情境，而不仅仅是摩尔笔下的对世界主导政治秩序的抵抗或再改造。基于对西欧不同国家缔造过程的历史分析，蒂利和合作者们令人信服地表明，民族国家的形成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由与解放的过程，而是充满了意料之外的后果；大量的革命与反革命运动不是意在改变历史进程的有意识行动，而是人们为了追求自己的特定利益而发生互动的不经意后果。从而，要理解历史，就必须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其次，这本书对20世纪中叶的现代化主流范式做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政治发展道路通常是一个多元的、路径依赖的过程，且多伴有暴力和反抗。这本书“摧毁了比较政治中的现代化范式”，[30]并彻底改变了后人对国家缔造这一主题的看法。[31]另一个相对独立但密切相关的领域是抗争政治。蒂利与戴维·斯奈德（David Snyder）合作的论文《法国的困苦与集体暴力，1830–1960》对当时在抗争政治领域风行一时的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理论给出了沉重一击。相对剥夺理论认为，社会抗争和集体暴力发生在经济发展较快之后的相对停滞期；相比之前的快速发展期以及少数富庶者，当民众感到经济表现和生活水准明显下降时，他们产生相对剥夺感，暴力事件由此产生。[32]斯奈德和蒂利将相对剥夺理论加以操作化，对法国一百多年来集体暴力事件做出时间序列分析，发现经济衰减年份和暴力事件高发年份并不直接对应；真正与暴力事件频率直接对应的变量是全国性政治活动与政府镇压行为。尽管自己的理论尚未成型，斯奈德和蒂利对相对剥夺理论的批评以及对国家政权的强调在事实上终结了后者在社会学的统治地位。[33]1978年，蒂利以《从动员到革命》一书对抗争政治理论做出了系统阐述。在当时，一方面，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余威尚存，社会抗争被视为群众对结构性紧张关系（structural strain）的非理性反应；[34]另一方面，具有社会心理学色彩的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理论和相对剥夺理论仍然将抗争活动视为一种社会病症，或源自对自身福祉期待与现实感受之间的落差。[35]但从20世纪70年代起，资源动员（resource mobilization）理论异军突起，后者强调抗争活动的物质资源以及抗争者的理性和策略性，将集体行动界定为无权无势者使用被当权者视为不合法或不正当的手段实现资源（主要是物质资源）再分配的努力。[36]《从动员到革命》同意资源动员理论的基本观点，但在几个方面将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第一，蒂利明确提出，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s）只是涵盖面更广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的一种特定形式，而一系列看似不同的集体行动的共同元素在于“抗争集会”（contentious gathering）。[37]第二，蒂利倡议对集体行动剧目的历史演变进行系统研究，而不再将其视为给定；这就要求把集体行动和民族国家在近现代的兴起结合起来研究。第三，蒂利更强调抗争者对集体利益的追求和政治环境的变动对抗争行动的诱发作用，并凸显了政治契机（political opportunities）在集体行动中的关键作用。这本书现已被公认为主流的政治过程（political process）理论开山之作。[38]对于蒂利在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几个特色：第一，蒂利对主流社会学以及自身研究中的结构主义倾向和目的论（teleology）偏见有了清醒的认识，开始主动修正，尤其体现在他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上。第二，蒂利开始以“集体行动的剧目”概念调和结构与能动之间的矛盾，并在对抗争政治的研究中强调行动者的创造性和行动的偶发性。第三，蒂利已经产生了“社会过程”的初步思想，《从动员到革命》后半部分对抗争政治复杂性的强调即为这一思想的体现。第四，“社会关系”概念开始受到重视，这体现在蒂利对抗争政治的剧场性以及行动者互动的关注上。但蒂利这一阶段的研究存在三个关键问题：首先，“集体行动”仍然是一个边界不明的模糊概念，这直接导致了蒂利对于自己在集体行动长时段统计（尤其是《反叛的世纪，1830–1930》）的准确性的质疑。其他学者同样面临这一难题：革命、罢工、骚乱、反叛、社会运动、集体行动、集体行为、集体暴力等概念到底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的边界是什么？学术界对此并无共识。尽管蒂利在《从动员到革命》做出了努力，他并不完全满意。其次，蒂利对抗争政治的解释在本质上仍然是静态性的；“过程”概念究竟如何概念化和操作化，他并未提供一个较好的答案。第三，究其本质，抗争政治中的政治过程理论及其核心概念“政治契机”仍然具有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蒂利的理论模型对政体的变动如何诱发抗争政治做了大量分析，能动性却基本只停留在纸面上。
20世纪80年代的蒂利开始从量化历史分析向历史叙事回归，这与蒂利对自身研究的批判性反省密切相关。在临终前的一次访谈中，蒂利回忆道，自己在中期阶段的研究中意识到“哈佛大学教给他的那种社会科学”越来越不适用于他想回答的问题，因为“过程本身才是[他]要解释的对象，而不是[变量之间的]静态比较”。[39]但与此同时，两个宏观背景不能不提。首先，以蒂利为代表的量化历史分析在70年代受到了不少历史学家的批评。在一篇回顾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发展历程的重要文章中，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将蒂利等人的《反叛的世纪，1830–1930》列为量化历史学的代表。在肯定这本书的学术贡献和学术素养的同时，斯通也对它与它所代表的量化历史分析提出批评，认为这种研究路径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无法被量化的证据。此时的蒂利已经对这一局限有了深刻的认识。[40]其次，在量化历史分析强势崛起几十年之后，从70年代后半期起，叙事分析不再被视为被追求科学性的历史学研究扫入历史尘埃的过时方法，而在历史学界焕发出新的活力。这些都影响了蒂利的学术选择。然而，蒂利此时的历史叙事和《旺代之乱》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抗争的法国人》既放弃了标准的统计分析（尽管仍保留了大量图表和描述性统计），也没有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而是对法国境内不同区域前后四个多世纪的群体性抗争事件做出历史叙述和分析。事实上，这本书的每一章都是对一个特定区域抗争事件的长时段分析。[41]和20世纪70年代不同，蒂利没有对资本主义、国家缔造和抗争政治的形式进行复杂的统计分析，但这些过程被蒂利放到幕后，成为给定变量。[42]对具体抗争事件的选取也反映了蒂利的结构主义思维：蒂利以二十多页的篇幅近乎不厌其烦地讨论格列夫广场（Placede Grève）前后四个世纪所发生的抗争事件，而只给波澜壮阔的1848年革命留出十一页的篇幅，正因为格列夫广场是巴黎的商业交易、价格制定和政府征税的场所。[43]这本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两个方面：首先，蒂利第一次正式提出“抗争剧目”（repertoire of contention）概念，并且“剧目”首次成为蒂利的核心概念；事实上，整本书讲述的正是法国在四个世纪中抗争政治形式的延续和断裂。在将抗争政治定位为冲突（conflict），而非失序（disorder）时，蒂利指出：
抗争形式本身体现了这种秩序。通过追踪当权者所说的失序行动本身，我们看到有限数量的行动反复出现。在17世纪的法国，普通民众并不知道如何示威、游行或罢工。但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常规手段：驱逐税吏、收回对腐败官员的忠诚以及羞辱道德败坏者。……每一种行动类型都将某个特定群体和其他个人、群体或多个群体联系起来。每一种类型都随着持续的群体互动（斗争、合作、竞争或某种混合形式）而产生和变动。[44]
其次，蒂利将抗争剧目视为政治过程中的不同形式互动的产物，并明确提到了抗争过程中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信号传递、协商和斗争”，[45]这里的社会关系色彩已经非常鲜明，并为蒂利日后的社会机制理路埋下了伏笔。然而，特定的抗争剧目到底是强是弱，具有普遍性还是特定性，此时的蒂利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他也没有找到梳理和利用自己搜集到的庞大历史数据对抗争剧目的演化进行追踪的最佳研究手段。[46]例如，在一篇文章中，蒂利敦促社会史学家关注宏观社会变迁和特定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47]但仍然被批评为具有结构主义偏见，给人一种“人们被没有喜怒哀乐的过程牵着鼻子走，而并没有真正发生互动”的印象。[48]与此同时，蒂利对社会互动的中层过程越来越关注，并对《从动员到革命》中的一般性理论（general theory）立场开始产生怀疑。在这里，不能不提的是美国社会学在20世纪下半叶一个更大范围的理论范式变化：中层理论（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的崛起。1949年，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正如日中天之时，帕森斯的学生默顿号召社会学家转而关注中层理论：“中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多如牛毛的琐屑但必要的初步假设，也不是……解释一切被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与社会变迁的统揽一切的统合性理论，而是介于这二者之间的理论。”默顿强调，在局部理论完善之前，一般性理论的时机并不成熟；社会学家在现阶段的任务是“发展适用于有限概念范畴的特定理论”；这些特定理论必须能提炼出经验性假设。[49]中层理论同时避开了“粗粝的经验主义”（raw empiricism）与宏大但空洞的理论框架的双重陷阱，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夸张地说，当代美国主流社会学无处不见默顿的中层理论思想的影响。[50]虽然蒂利对默顿的直接征引多与具体概念和理论有关，总体而言并不算多，仔细比较早期和中期的蒂利，默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蒂利在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可以视为默顿的中层理论在历史社会科学中的自觉运用与检验。在处理微观与宏观问题的关联时，他有意避免统揽一切的化约性理论陈述，而总是将相对低一层次的理论与特定范围的经验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在方法论上，蒂利在学术上的好友阿瑟·斯廷奇科姆（Arthur Stinchcombe）的影响不容忽视。[51]斯廷奇科姆是美国社会学历史上对方法论认识最为深刻的学者之一。1978年，斯廷奇科姆出版了一本颇为奇特的小书《社会史的理论方法》。这本书剖析了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尼尔·斯梅尔瑟（Neil Smelser）和莱因哈特·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这四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的历史研究，并指出，他们具有说服力的研究，都是进行了有力度的深度类比（deep analogies）；当他们试图将一般性理论运用于宏观历史事件的研究时，则往往难逃谬误。从而，斯廷奇科姆得出了一条影响深远的结论（或毋宁说开宗明义地提出论点）：“一个人并不将理论运用于历史；相反，他用历史来发展理论。”[52]在1981年的《当社会学遇上历史》的第一章《社会学，和历史相会吧！》中，蒂利对斯廷奇科姆的论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53]蒂利原则上认同斯廷奇科姆将细致的历史分析作为社会变迁理论的基石这一观点，认为有效历史分析的关键不在于建立单一事实，而在于从深度类比中提炼出可靠的历史事实，并将一连串事实的集合构建为一个累积性的因果过程，以每一个事实作为下一个事实的前提。[54]然而，蒂利并不同意斯廷奇科姆的“论从史出”的观点，而坚持认为，即便是历史学家，也仍然依赖于一般性理论。在他看来，不管理论多么粗糙，历史学家研究的起点总是理论，而历史研究的重要目的仍然是解释。从而，蒂利也得出了他的著名结论：“一件蹩脚的工具在手总比没有工具好。”[55]尽管二人对于理论与历史之间的优先关系存在分歧，在具体的理论构建上，斯廷奇科姆的思路已经具有日后成型的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s）元素，[56]而此时的蒂利已经基本接受了这一中层理论建构思想。在宏观历史社会科学的宣言《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中，蒂利已经开始从理论和方法论上谈论时间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时间和空间比较对于提炼可靠研究结论的价值。[57]此时的蒂利为自己的结构主义研究注入了时间与空间情境。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尤其是“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浪潮。如上所述，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在70年代初“跌下神坛”后，美国社会学呈现出不同类型结构主义“百花齐放”的态势。但不幸的是，“反帕森斯”运动在批判帕森斯的文化系统理论的同时，也“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抛弃了作为解释变量的文化。到了80年代，社会学之外的其他学科开始重视文化。例如，历史学家小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 Jr.）和林恩·亨特（Lynn Hunt）强调话语、仪式、符号、认同等文化因素在法国大革命中的重要角色；[1]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与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发起了一场人类学的“写文化”运动；[2]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文化的历史性的强调也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美国人类学；[3]源于欧洲的文化研究也在这一时期的美国达到高潮。[4]进入90年代，“文化转向”浪潮终于席卷美国社会学界，其影响延续至今，并扩散至政治学和其他学科。[5]社会学中的“文化转向”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对社会科学中的结构主义思维做出批评，转而强调文化的自主性。[6]第二，受后现代思潮影响，解构国家、阶级等传统概念；淡化社会科学的“科学”色彩，强调社会科学的建构性和相对性；否认解释（explanation）和诠释（interpretation）[7]的差异，甚至主张诠释的优越性。[8]蒂利本人常被视为结构主义的代表，他不可避免地要对相关质疑做出回应。在《英国的大众抗争，1758–1834》中，蒂利明确表示了自己对文化转向的态度：第一，捍卫社会科学知识的科学性和累积性：“到了今天，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开始认为一切社会行动都不过是话语而已，这种解构使得社会科学的常规手段再无用武之地。……我将大赌注押在我所考察的政治过程的连贯性和外部可知性上。”[9]第二，强调结构性因素在因果链中的主导地位：“我将文化……视为社会行动发生的外在框架，将话语视为行动的主要手段，但我不认为文化和话语穷尽了社会现实。”[10]第三，否认文化的决定性作用：文化不是“笼罩在社会生活上的云雾，随风摇摆，像下雨下雪一般随意制造社会行动”[11]第四，后现代主义有其合理之处，尤其是对主框架叙述（master narratives）的挑战，但它只擅长“破”，而无法“立”；[12]各种社会建构学说无法提供对议题与框架建构过程中的动态过程加以理论化的工具。第五，主张以社会关系为分析单位：“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心理或社会整体）是最基本的现实。”[13]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蒂利对后现代主义和文化转向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写了大量关于身份认同、心理、话语、叙事方面的文章，[14]并积极修正自己的理论，甚至宣称自己已经接受了在60年代盛极一时，但被以他本人为代表的政治过程学派所取代的“失范理论、非理性理论等”。但蒂利不满足于后现代主义的一味解构以及对因果解释的摈弃，而试图提出更具解释力的理论。他始终对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陷阱保持高度的警惕，认为许多社会建构形成了本体，例如群体、制度、市场、自我等等，而社会学家的任务应当是解释建构的形成与后果，而不是停留在社会建构的表层，甚至否定本体的存在。蒂利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理论家，他从不将自己的理论构筑于文本和思辨之上，而是从有血有肉的历史叙述中构建理论。他对自己酝酿多年的抗争剧目理论寄予厚望，希望以此打通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能动，尽管此时的蒂利承认这一理论并不完善。[15]
20世纪90年代的蒂利已年过花甲，但学术创作力却越来越旺盛，这和他对社会关系的理解日益深化有关。[16]这十年的蒂利非常高产，这里只讨论两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英国的大众抗争，1758–1834》和《韧性不平等》。在对英国抗争政治的历史研究中，蒂利对七份重要报刊杂志上所描述的八千多场抗争集会进行了编目和分析，并查阅了英国各大档案馆的馆藏和文献。表面上看，《英国的大众抗争，1758–1834》和《抗争的法国人》颇为类似，只是研究对象从法国换成了英国；除了第二章的统计分析，历史叙述仍然是主要的研究方法。但前者的目录透露出一些端倪：除了纲领性质的前三章和最后一张的结语，这本厚实的书以时间和事件为轴，将英国近百年的大众抗争划分为时长为六到三十年的四个阶段。这种编排和叙述方式赋予这本书以厚重的历史感，但也体现出蒂利仍在摸索如何将单一抗争事件和社会运动置于一个统一的框架下研究：《旺代之乱》关注一场重大革命；《反叛的世纪，1830–1930》和《欧洲革命，1492–1992》分别关注一个世纪和五个世纪的革命运动[17]；《法国罢工，1830–1968》关注的是单一的罢工事件，对不同事件组成的罢工潮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抗争的法国人》开始将局部抗争和革命浪潮放到一起考虑；《从动员到革命》明确指出不同抗争形式的共同点——抗争集会。《英国的大众抗争，1758–1834》则第一次以抗争集会为分析单位：至少十个非政府人员“聚集在一个公开场所，对至少一个其他人提出诉求；一旦得到满足，这种诉求将影响到其对象的利益”。[18]这时的蒂利已经在有意识以“事件”（events）打通微观和宏观之间的鸿沟，尽管尚未完全成功。更为重要的是，蒂利明确与曾经的结构还原主义倾向切割：“抗争本身有相对独立的历史，这种历史不是简单的生产组织变化或国家权力结构变化的反映——它影响了生产的组织和国家权力的结构。”[19]这本书的核心主张更是和斯廷奇科姆十七年前的倡议遥相呼应：“前一阶段的集体诉求对集体诉求的后继形式产生限制，影响了大众抗争的主题、行动者、背景和结果。……抗争的特定轨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每一次集体诉求都包含了当事人之间的妥协、对互动的记忆、不同互动潜在后果的新信息以及当事人内部和当事人之间变化的关系网络。”[20]1998年的《韧性不平等》让许多人大吃一惊。有别于过去对长时段宏观历史现象的分析，蒂利转而研究抽象的、超越特定历史情境的不平等现象。但究其本质，这本书关注的是社会关系如何固化某种社会类型。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本书是蒂利第一次系统采用社会机制（social mechanisms）框架，即“反复出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因果序列”。[21]在蒂利看来，导致性别、种族、民族等不平等关系以及不平等“固化”的原因在于两种社会机制：第一，剥削（exploitation）——有权有势、交际面广的人享有提供递增报酬的排他性资源，而其他人无法享有这种资源所带来的好处；第二，机遇囤积（opportunity hoarding）——某个基于类别的群体成员得以享受某种宝贵的、可再生的、垄断性的资源，而这种垄断性又被社会网络所维系。在我看来，这是蒂利第一次令人信服地解决了宏观现象的微观机制问题：微观层面的人际关系和互动如何产生对立性的群体认同，并在持续对立中得到固化，最终产生宏观社会结构。蒂利终于将关系、过程、机制、结构、能动等他一直关注的理论元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22]但不可否认，《韧性不平等》并未彻底摆脱结构主义嫌疑。蒂利坚持认为，信念、意识形态、情感、文化等因素在不平等的生成和维系中并不扮演因果性角色：“认同感和群体之间的敌对感很可能伴随、促成或源自用以解决组织问题的类别不平等。但这些态度的相对盛行在不平等的范围和形式上只扮演次要角色。错误的信念强化了剥削、机遇囤积、效仿和调适，但对于它们的生成不具有多少独立影响。……研究这种韧性不平等的社会科学家必须切割掉意识形态的粗枝蔓叶，直达结构性根源。”[23]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另一个事件同样不容忽视。约翰·洛夫兰德（John Lofland）曾经描述过抗争政治研究中的“理论痛殴”（theory-bashing）现象，指出不少抗争政治学者对于前辈学者火力全开，大肆批评，以此凸显自己理论的革新性和完善性，试图取而代之，形成新的范式。[24]蒂利的理论取向也成了年轻一代的靶子。1999年，杰夫·古德温（Jeff Goodwin）和詹姆斯·贾斯珀（James Jasper）发表了一篇论文，对以蒂利、塔罗和麦克亚当为代表的政治过程理论进行了猛烈抨击，指责这一理论的结构主义偏见。[25]这篇文章迅即引起热烈讨论，引来几代学者的加入，[26]并深刻影响了抗争政治研究的发展轨迹。作为回应，蒂利一方面承认政治契机在概念上的含糊其辞；[27]另一方面坚持将文化因素融入对社会互动的分析，而不将它视为一个先在的或独立的领域。[28]这场争论对蒂利最后七八年的学术轨迹影响深远。众多年轻学者加入文化“阵营”迫使他反思自己对结构–能动关系的思考，更加注重社会互动对社会结构的反作用。最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关系社会学和社会机制思潮对蒂利影响至深。[29]前文说过，受斯廷奇科姆的影响（尽管未正式加以界定），蒂利从70年代后半期就开始有意识地以社会机制理路思考问题，同时有意识地吸取以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为代表的社会网络学派的洞见。[30]到了90年代，蒂利开始重新发掘罗伯特·默顿所主张的对社会过程的机制式解释（尽管默顿同样没有使用这一称谓）。在《隐形的手肘》中，蒂利指出，默顿对“有意图行动的非意图性后果”的研究忽略了一个问题：有意图的社会行动何以产生系统的、韧性的社会结构？[31]在这里，主体能动性已经成为蒂利的研究主轴，而他的答案是：在于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32]尽管“互动”（interaction）这个词在他以往的研究中多次出现，蒂利终于将这一概念一般化、理论化，并用于抗争政治之外的领域。1997年，蒂利在社会研究新学院期间的同事穆斯塔法·埃米尔巴耶尔（Mustafa Emirbayer）发表重要论文《关系社会学宣言》，正式标志着这一理论取向从幕后走向台前。[33]在1998年的一篇论文中，蒂利首次在本体论（ontology）层面上提出了关系实在论（relational realism）。蒂利区分出社会科学中常见的四种本体论：整体论（holism）、现象个人论（phenomenological individualism）、方法个人论（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和关系实在论。关系实在论主张“交易、互动、社会纽带以及对话构成了社会生活的核心”，侧重于“快速串联和分解，生成了组织结构，并同时塑造了个人行为的连接关系”，倡导“追踪沟通、庇护关系链、雇佣网络、对话者的关系以及权力关系等从小到大（以及从大到小）的动态变化”。[34]尽管对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的关注贯穿于蒂利学术生涯始终，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蒂利才开始系统思考一个问题：社会关系如何被蕴含且孕生意义的社会过程建构出来？此时的蒂利格外注重社会网络在不同历史情境下的形塑与变化，以及社会关系如何与人口、技术等变量一起引发了政治冲突。在结构、情境之外，社会关系作为蒂利理论体系的第三根支柱终于立了起来。如果再将关系社会学与前文提到的结构与能动这一对概念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发现，在以蒂利和怀特为代表的关系社会学家这里，结构主义社会学得到了新生。[35]不同于帕森斯笔下的自我循环、自我修复、自我论证的社会系统，蒂利和怀特将社会结构从单数意义上的概念转化为复数意义上的概念，也就是我们更常说的社会关系。在这种新理路中，社会结构被概念化为个人、群体和角色之间的关系网络。不同于传统的结构主义，怀特笔下的（复数的）社会结构不再是一个稳定的、先定给予的认识论实体，而成为贯穿了意义的、源于社会互动的多重动态关系。怀特认为，网络概念是建构社会结构理论的最佳方案；身份认同是一种控制行为，是行动主体对或然性的反应，换言之，是抵消不同网域（network-domain，简称netdom）之间转换所带来的冲击的缓冲地带；网域间的来回转换意味着主体进行反思、报告和更新的过程，而意义和身份认同正是在网域边界交错之处产生。通过关系性结构的思路，怀特在微观和宏观、主体施为和结构之间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点。蒂利的结构主义思想同样比传统结构主义社会学（以及他本人的早期研究）复杂许多。首先，在认识论上，蒂利寻求发掘社会现象背后可以验证、可以观测的事实，并构建它们之间的联系，同时指出，一个事实或一种结构并不足以引致相应的社会现象，从而，行动者的认知与动机必须得到分析；在本体论上，蒂利认识到个人、整体、形势与关系作为研究单位各自的优势，并不试图将任何单元置于优先地位，而是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进行综合。其次，蒂利反对涵盖律解释模式，而诉诸于成套的、特定时间或空间节点内的因果解释机制。再次，蒂利主张先将分析对象的高阶单元分解，然后分析低阶单元的因果关系，最后将这种低阶的多个因果关系合成为高阶的因果关系。蒂利反对方法论个人主义，强调分析单元的多层次性，包括环境机制、认知机制以及关系机制。环境机制是改变社会生活与政治过程的外部影响；认知机制是基于个人与群体感知的变化；关系机制改变个人、群体与人际网络之间的关系与连接。最后，蒂利强调历史过程的时序性（temporality），将历史过程分解为历史事件，认为历史事件在因果解释中的地位不仅应该受到承认，而且应该加以进一步的概念化与分析。如果说，怀特在空间维度上将古典社会学中先定给予的、刚性的社会结构分解成互动性的、多重的关系网络，蒂利则在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社会学静态的、涵盖律导向的结构主义思维改造为历时性的、动态的、多层次的社会过程。[36]不同于许多其他关系社会学家，蒂利并不将社会关系视为一种简单的抽象存在，而将关系置于具体、真实的时空情境中。在这种意义上，蒂利的关系实在论和社会科学哲学中的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有异曲同工之妙。英国哲学家罗伊·巴斯卡尔（Roy Bhaskar）结合本体论实在主义（ontological realism）与认识论相对主义（epistemological relativism），试图在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既保有研究对象的可知性，又强调知识的主观性、历史性以及相应的社会情境。因果解释理路。巴斯卡尔还对实证主义者所秉承的因果关系提出批评，认为它只是事件序列的先后组合，而不是生成某一后果的真正成因。[37]巴斯卡尔对本体论极为重视，并认为因果机制可以有不同的层次；还强调社会结构本身的因果内涵以及不同层次社会机制的不可化约性。这些都和蒂利的社会科学理路不谋而合。[38]尽管据笔者的检索，蒂利从未在作品中直接征引过巴斯卡尔的研究，后者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社会科学哲学这种元理论（meta-theory）中的长期探索很可能以间接的方式影响到蒂利的社会科学观。[39]更为重要的是，世纪之交的美国社会科学界出现了一股势头强劲的实在论热潮。[40]篇幅所限，此处无法详述，只强调一点：一个学者的思想和洞见绝非空中楼阁，而是深植与他所处的时代，把蒂利的关系实在论放在这股热潮下考察，尤其是它和批判实在论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从宏观层面上更好地把握蒂利学术思想的来龙去脉。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整个美国社会科学界对社会机制越来越重视，后者也成为一项系统的研究课题，甚至在短短几年间引发了一场横扫社会科学的“机制运动”（mechanism movement）。[41]这赋予蒂利以新的灵感，“社会机制”也成为他生命最后几年最频繁使用的词汇之一。进入21世纪，蒂利的创作力越发旺盛，他对抗争政治几十年的研究和思考也终于彻底成型。[42]2001年，蒂利和塔罗、麦克亚当出版了广受瞩目的《抗争的动态》，对抗争政治研究做出了基于社会机制和关系社会学的系统宣言。[43]这本书和蒂利过去的抗争政治研究存在以下重大差异：第一，蒂利明确以“抗争政治”这个词涵盖过去使用过的“社会运动”、“集体行动”、“集体暴力”等术语，在概念和不同类型抗争活动的关系梳理上取得突破：“……不同类型的抗争——社会运动、革命、罢工潮、民族主义、民主化，等等——具有类似的机制和过程。……对它们的动态过程加以比较，而不是局限于每一种活动本身，我们可以获知更多。”[44]蒂利和合作者这样界定抗争政治：“提出诉求的人和诉求对象之间不定期的、公开的、集体的互动，并且（一）至少有一个政府部门是诉求方、诉求对象或诉求相关者；（二）若得到满足，诉求将影响至少一个诉求方的利益。大体上说，这个定义指的是群体性政治斗争。”[45]第二，从书名可见一斑，蒂利将抗争（包括民主化在内）视为一个动态过程，是行动者长期互动的后果，而不只是国家缔造、资本主义或现代化的产物。第三，这本书抛弃了蒂利过去常用的对抗争事件的分类和统计，转向三大基石：（一）机制：数量有限的，以相同或相近方式改变特定元素组合之间在不同场合中的关系的事件；（二）过程：引发上述元素类似变革的机制的常规序列；（三）剧集（episodes）：持续的抗争事件，包括影响他人利益的集体诉求。[46]第四，这本书明确了一系列中层机制，如连接（brokerage）、扩散（diffusion）、协同行动（coordination action）、社会移用（social appropriation）、边界激活（boundary activation）、认证（certification）、认同转换（identity shift）。[47]这本书是蒂利首次系统运用和检验自己的关系实在论，标志着蒂利从早期沿袭自摩尔的结构主义的彻底转向。曾经被视为阶级变迁、资本主义兴起、国家缔造等宏观结构力量产物的抗争政治现在成为不同动态机制和过程之间长时间互动的产物。同时，蒂利也对其他社会机制主张加以批判性反思，[48]并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系统的社会机制观，强调社会机制的解释性、因果性、多层次性以及时序性。[49]同时，蒂利也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系统的社会机制观，强调社会机制的解释性、因果性、多层次性以及时序性。[50]基于本体论上的关系实在论和方法论上的社会机制论，蒂利在去世前几年出版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著作。《集体暴力的政治》研究社会关系在集体暴力中的角色，深入探讨边界的确立、维系和模糊如何导致纠纷，最终引发暴力行为。[51]《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是摩尔和早期蒂利对民主化和大众抗争之间互动关系研究的拓展。[52]《信任与统治》深化了《抗争的动态》提出的“信任网络”（trust networks）概念，研究信任网络与政治权威之间的不同关系，以及社会网络之间不同类型的关系和形态如何导致威权主义、神权和民主政体。[53]《民主》承袭了《抗争的动态》的民主过程理论以及《韧性不平等》的类属不平等（categorical inequality）和信任网络理论，审视民主化历程中的暴力现象，将民主化视为三种相对独立却又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互动的后果：公共政治（环境机制）、类属不平等（关系机制与认知机制的结合）与信任网络（关系机制）。[54]《政体与剧目》将蒂利终身关注但相对独立的两个研究领域有机地融为一体：国家缔造和抗争政治。蒂利指出，政体类型（以及为了打造特定政体所做出的政治行动）和社会抗争是存在有机联系并相互影响的两个历史过程。为了阐明这一论点，蒂利提出了一系列理论陈述，并以丰富的历史个案和比较分析来加以验证。[55]蒂利的遗著，也是他临终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抗争表演》，是他对抗争剧目概念最系统的检验，标志着他对抗争剧目研究的高峰，也是关系实在论的最彻底体现。这里的抗争剧目不再只是对类似抗争形式和诉求反复出现的静态观察，而以社会关系为核心：
剧目概念来自我对法国五个区域1600到1975年间数以千计“抗争集会”的检索和编目。我可以从我整理出的事件列表中轻易观察到复现、变化和消散。尽管对“剧目”这一术语的描述力颇为自信，我将它作为一个向其他抗争研究者提出的挑战性假说，以检验他们自己的系统编目。……但在很大程度上，大众抗争的分析者……只是采纳了这个术语，用它来表示诉求的重复性，而没有认真思考什么证据支持或推翻了剧目对诉求的促进和引导作用，就像戏剧剧本或标准爵士乐调一样。……我不得不自己来从事这项检验工作。[56]
在这本书里，量化与质化、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能动、相关与过程、物质与文化、解释与诠释、形式分析与故事讲述、事件清点（eventcounts）和以事件为轴的历史叙述（eventful histories）[57]之间的壁垒被彻底打破；通过对故事的系统描述和分析，蒂利走出了一条将逻辑上的严密性和人际互动的微妙性结合起来的中间路线。在面对新一代学者对其忽略文化的指责时，蒂利并未采取回避态度，而是积极将文化因素融入自己的分析。但不同于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社会学家，蒂利没有成为“文化结构主义者”（cultural structuralist），[58]机械地将文化视为一个塑造社会行为的独立场域，而选择以具有互动性、关系性、机制性和解释性的关系实在论来回应。不同于早期将社会结构视为给定的自上而下的研究，蒂利在晚年越来越关注社会结构通过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而形成和固化的自下而上的过程。在他看来，社会结构并不来源于抽象的或本体意义上的文化，而是不同行动者、不同群体、不同关系网络之间长期互动的产物。他半个世界的思想演变和反思是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发展轨迹和争论的缩影，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理解了查尔斯·蒂利，也就理解了过去半个世纪的社会科学。
那么，《为什么？》在蒂利的学术生涯和社会学界占什么地位？初看起来，除了姐妹书《功与过》，这本书和蒂利的任何一本著作都大相径庭。在风格上，它是蒂利五十多部著作中最为通俗、轻快的一部，可能许多对蒂利不陌生的中国读者也很难相信它出自蒂利之手。在内容上，它不再侧重于宏大的历史与政治变迁，而近乎不厌其烦地从生活细节中提炼出社会学智慧。在序言中，蒂利明确提到了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约翰·杜威（John Dewey）、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甚至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影响，而这些人的名字几乎从未出现在蒂利过去的作品中。但如果抛开风格和主题的表面，我们会发现，这本小书是蒂利的关系实在论在微观层面的集中演练和体现，“关系”、“互动”、“故事”这些贯穿全书的关键词正是蒂利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所关注并试图融入自己的关系实在论框架的概念。对于一个成熟的社会科学家来说，具体的研究题材只是粗浅的表面；无论宏观还是微观，其背后的机制和理论都是相通的。从资本主义兴起、国家缔造、抗争政治、民主化、社会不平等到日常生活中的理由给定，蒂利真正的理论关注点都是社会关系。
1、2013年12月29日，美国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梅利莎·哈里斯–佩里（Melissa Harris-Perry）在她主持的MSNBC电视台政论节目中，和几位嘉宾一起，对前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怀抱收养的黑人孙子的全家照有说有笑、指指点点。这迅即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在铺天盖地的抗议声中，哈里斯–佩里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无数人要求电视台解雇她，甚至要求杜兰大学解除她的教职。哈里斯–佩里在推特上连续五次道歉，但未能平息风波。六天之后，她在自己的节目上声泪俱下地解释原因：“上周日，我们邀请了几位喜剧演员做年度回顾。我们称之为年末笑谈。但其中一个板块展现了几张在这一年中引起我们注意的照片。在这一板块，我要求嘉宾对照片做出即兴发言。其中一幅照片是米特·罗姆尼州长的全家福，上面有罗姆尼州长的孙辈，包括他收养的非裔孙子。”之后，哈里斯–佩里提到了自己的跨种族家庭背景（父亲是黑人，母亲是白人），提到了她对种族融合的向往以及对家庭多元化的支持。事态很快平息，她顺利保住了自己在电视台和大学里的工作。
2、有兄弟姐妹的人都知道，未成年兄弟姐妹之间的“明争暗斗”近乎常态。我在童年时，每次遇上姐姐做错事（如打碎茶杯）时，总希望父母能给予“充分”的责罚。但几乎无一例外，姐姐给出的原因总是一句话：“我不是故意的。”每次听到这句话，我就会暗中来气：“这哪里是解释，这分明是狡辩！”但它似乎很管用，父母从不细究姐姐到底是不是故意的，也不追究“不是故意的”和“责罚与否”之间的因果关系。唯有我在一旁暗自气恼。
3、在美国，高中毕业生每年申请大学的平均数量直线上升，这直接导致人均拒信越来越多。这些拒信几乎都是一个模式：“非常遗憾地向您通报，我们今年无法录取您。今年敝校申请人数众多，申请者也都非常优秀，我们希望能录取所有申请者，但录取名额有限。请放心，我们对每一个申请者都给予了认真的考虑。”哈佛大学在这方面做得最好，他们多加了一句：“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学生在哪里求学远不及他在大学四年中为发展自己的专长付出了哪些努力重要。”但请放心，所有申请哈佛遭拒的学生都在信上看到了最后这句话。
4、随着群体性事件在中国越来越引人关注，学者、政府官员和一般读者都想了解背后的原因。相应地，抗争政治研究也有成为“显学”的迹象。麦克亚当、塔罗和蒂利合著的《抗争的动态》是最经典的抗争政治研究之一。但非专业读者（甚至许多专业读者）很可能会发现这本书不堪卒读：连接、扩散、协同行动、社会移用、边界激活、认证、认同转换这些华丽的词藻到底是什么意思？人们起来闹事，原因难道不是很简单的不开心吗？或者稍微专业一点，矛盾激化？
明眼人会看出，上面四个例子都和理由有关。不管什么人，无论个人还是组织，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对别人或自己给出理由。这本书是一项关于理由（解释、借口、辩护、表述）的社会学研究。蒂利以一个2x2联立表区分出四种理由：惯例、故事、准则和专业表述。惯例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给出的惯常理由。我的姐姐小时候常说的“我不是故意的”即为一例。故事是具有因果色彩的解释性叙事。哈里斯–佩里讲述了关于她的节目和自己种族背景的两个故事。准则遵循一套特定的范畴、证据处理程序和诠释规则。美国高中生们收到的拒信显然来自模板；即便更具人性化的哈佛大学发出的拒信，你也不要幻想它只为你一人而写。专业表述以推定的因果关系为核心，它要求专业知识背景和权威地位。麦克亚当、塔罗和蒂利在对抗争政治的研究中问道：人们起来闹事当然和不开心有关，但不开心的人很多，不开心的时候也很多，为什么政治抗争只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发生？这背后的机制是什么？而认真阅读这本书的读者，往往也知道三位作者的学术地位和显赫声名。读者也许会以为，理由有优劣高低之分：专业表述是比惯例好得多的理由。非也！在蒂利看来，理解理由的关键在于社会关系。他告诉我们，理由没有层级之分，理由的给定和个人性格也没有关系。在某些场合，惯例要比专业表述有用得多。蒂利也不是在所有场合、对所有人都做专业表述的科学怪人。我的父亲是一位森林保护学家，一辈子和白僵菌（不要问我这是什么）打交道。一次在他去外地出差时，省领导来校视察，并亲临他的实验室参观。领导亲切地问起实验室的研究领域。负责接待的年轻有为的森保学副教授（父亲的学生）显然没有读过蒂利的书，兴奋地给出了专业表述，松毛虫、白僵菌等一连串专业名词脱口而出。一旁陪同的校办秘书眼见不妙，急忙打断，以一句话让领导连声说好：“森林里的树上有许多坏虫子，但化学杀虫剂有许多副作用；我们这个实验室研究的就是如何以好虫子来吃掉坏虫子。”在日理万机的领导面前，专业表述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回到上面的例子。尽管我在一旁暗中抱怨姐姐打破茶杯和“不是故意的”之间缺乏因果关系，我的父母却并不指望姐姐对这件事给出因果关系充分的专业表述：她如何在那一刻大脑开小差，引发手和茶杯之间的摩擦力减弱，从而导致茶杯滑落在地；地砖的硬度如何高于地毯，从而落地茶杯破碎的可能性高出N倍；等等。他们也未必有耐心听姐姐说故事：最近和好朋友杨梅关系如何紧张起来，今天早上刚吵了一架，刚才端茶杯时如何想到这件事，心里盘算如何缓和关系，最终分神导致茶杯落地（读者看到这里想必已经头疼）。姐姐的一句“我不是故意的”，父母的一句“下次小心点”，可能已足够。2014年3月，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MH370航班神秘失踪，所有人都在焦急地等待或寻找原因。飞机解体、自杀、劫机、恐怖袭击、美国阴谋、马来西亚军方击落……各种臆测的原因甚嚣尘上。记者多方打探，试图了解关于飞行员和乘客的一切故事。机械、物理、地理、气象、航空、军事、历史等领域专家纷纷登场，根据自己的专长，给出相关推断。试想一下，如果马来西亚政府给出惯例式理由（“坐飞机总有风险”），而不是专业表述，人们将会如何反应！再试想，如果哈里斯–佩里在电视上给出的理由不是故事（和眼泪），而是惯例（“我有言论自由”），那又该如何？！在这四种理由中，惯例和故事属于较为通俗的理由，准则和专业表述则对听者的专业背景有一定要求。如果以因果性区分，故事和专业表述追溯状态A到状态B的因果过程，准则和惯例则以适当性而非因果性为主要标准。翻译完这本书，我童年的“心结”终于可以解开了！姐姐给出的是惯例式理由，它本来就和因果推导合理与否、充分与否无关，只要适用于相关场合（关系：父女/母女，地点：家里），就已足够。理由的奥妙远不止于此。理由给定实质上是一个给予者和接收者确认、建立、协商或修复相互之间适当关系的过程。热恋中的男女每天通话；如果男生几天没有主动给女生打电话，女生就会心生疑虑：“为什么一个星期没有消息？！”女生当然想知道男生为什么“消失”了一个星期，但更为重要的是，她想确证自己仍然是男生心中的唯一。通过这篇代译序（以及这本书的翻译），我试图建立起自己蒂利的翻译者（这一点似无争议）和思想传播者（这一点有待读者确认）的地位。几年前，我在北京采访了几十位知识分子，希望了解他们的思想形成经历以及对其他相关知识分子的看法。我面临一个问题：如何让受访者说出自己内心真正所想？于是，在访谈时，我做的第一件事是递上名片，让对方知道我不是无良的记者伪装而来；第二件事是拿出签上自己姓名的知情同意书，向对方保证，不经对方授权，我不会将访谈内容外泄。通过告知受访者访谈原因，我试图协商自己和受访者之间的关系。人们还经常以理由来修复关系。我大学期间曾在校报上读到一篇很长的文章，作者是一位男生。文章第一句这样说：“我是一个喜欢看星星的男孩，但已经很久没有看星星了。”原来，这位男生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和女友一起坐在操场上看星星，但女友后来离他而去，他再也没有一个人看星星。不单单是这些。这位男生讲述了他和女友初相识的经历，之后的幸福生活，以及他们如何因为误解而分手。我不知道他的前女友看到这篇文章后反应如何，但它一直映在我的脑海里。现在我又知道，通过故事，这位男生其实是在试图协商（挽救）他和前女友的关系。蒂利被许多人视为结构主义者，这当然不是空穴来风（上文有详细论述）。蒂利从不同的理由给定形式中看出了社会结构和类型的形成（2x2联立表可以说是结构的体现）。但他绝没有忽略人的能动性。例如，蒂利指出，即使同样是惯例式理由，人们也会依据不同的社会情境加以灵活选择。如果A在图书馆里将B的书撞到地上，我们可以期待A说出以下几句话中的一句：
对不起，老兄。瞧我这笨手笨脚的。
真是抱歉。我没看见你的书。
呆瓜！我又把书撞掉了。
你把书放这儿干嘛？
我早就让你把书摆整齐一些。
这里的每一句话都对应了A和B之间的不同关系。同理，在美国，如果听到恋爱中的一方（尤其是男方）对另一方说：“问题不在于你，在于我。”（It’snot you—it’s me.）我们基本可以确认，对于说话的一方，爱情已不复存在。在中国，对应的理由可能是：“我们不合适。”对于恋人来说，有了这一句惯例，千言万语都已不再重要。在说这一句话时，理由的给定者往往并不真的打算详细解释为什么双方不合适，哪里不合适，或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从理由中，我们不难探知双方的关系。读者也许会说，这不都是生活常识嘛！未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Gladwell）给出的两个例子展现了理由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2006年2月，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Cheney）受老友凯瑟琳·阿姆斯特朗（Katherine Armstrong）邀请，和几个朋友一起在她位于德州的家庭农场打猎。不想切尼误伤七十八岁的律师朋友哈里·惠廷顿（HarryWhittington），后者体内被射入多达几百颗霰弹珠。熟悉美国政治的人都知道，此时正是小布什总统和切尼政治声誉的最低点：伊拉克战争、中央情报局特务泄密案丑闻等一系列事件令切尼应接不暇、脸青鼻肿。误伤事件一经媒体报道，立刻成为全国上下的焦点，且有政治化的趋势。这时，理由的给定成为焦点。切尼的盟友当然试图淡化此事。“谁都会遇上意外，”盟友们给出了惯例式理由。惠廷顿表现得颇为大度，在六天后发布声明：“不管做什么事，我们总要承担风险。不管我们做什么，不管我们经验多么丰富，多么专注，多么投入，意外总会发生，这是不可避免的。”惠廷顿给出的惯例可谓雪中送炭。德州枪支主管部门说，切尼没有花七美元购买狩猎特别许可证，违反了该州的法律。他们关注的是准则。切尼的批评者们同样从准则中寻找突破口：为什么白宫在事发十二个小时之后才确认此事？切尼是否蓄意隐瞒？一个没有有效执照而打猎的副总统该受到什么惩罚？狩猎专家也不甘寂寞。他们给出了专业表述：切尼等人当时有三把猎枪，但在狩猎鹌鹑时，最多只应有两只猎枪同时存在；为什么惠廷顿要亲自跑去捡被击落的鹌鹑，而不是由猎犬效劳？切尼打猎的姿势是否正确？为什么天快黑的下午五点半还在打猎？……此时，四面楚歌的切尼做了什么？他来到镜头前，面色沉重、满脸悔意地说：“我永远忘不了[哈里]倒下的那一刻。我开了一枪，哈里随之倒下。我必须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几天。”你猜后果如何？此事很快烟消云散，切尼安然逃过一劫。故事修复了切尼和听者的关系。这既避免了误伤事件升级为全国性政治丑闻，也为小布什、切尼政府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围绕堕胎的争论已经成为当代美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最具分歧性的话题之一，主张堕胎权和反堕胎的人士激烈交锋，互不相让，几乎没有任何妥协余地。从双方的主张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理由给定形式。主张堕胎权的人通常以惯例为理由（“我有权处置自己的身体”）和专业表述（“母体内的胎儿到最后三个月才被界定为人类”[美国]；“只有出生后的胎儿才算人类”[中国]）。反对堕胎的人士则诉诸于令人心碎的故事：一个初生的小生命被母亲残酷无情地扼杀。有宗教信仰者还会提到“神的旨意”，以及“地狱之惩罚”等。堕胎权的支持者觉得反对者的故事没有科学依据，意识形态先行；反对者则批评支持者道德堕落，信仰缺失。对不同理由给定形式的偏好引发了激烈的政策分歧，而要寻求和解，双方唯有重新审视自己的理由。[⑤]理由给定成功与否甚至会改变历史的进程。2009年，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裔总统。在竞选活动热火朝天之时，不止一位美国（和中国）朋友对我说：“美国人不可能选一位黑人做总统。”惯例显然对奥巴马不是好消息。专业表述？电视辩论在美国总统选举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但这种快餐式的当面交锋更多的是凸显两位候选人的个人魅力，双方在限时的辩论中难有机会详细阐述自己的政策纲领。最后，竞选在很大程度上变成惯例和故事的交锋。反对奥巴马的人强调奥巴马在资历上的硬伤：尚未完成一届联邦参议员任期，且在任期内多次缺席投票（从而被竞选对手批评为时间都花到竞选上去了）；从未有过任何独当一面的重要领袖经历；他的长期社区组织者的经历成为反对者的笑柄。但奥巴马有一件无可比拟的武器：故事。奥巴马身世复杂，母亲是白人，父亲是肯尼亚黑人；出生于“最不具美国味”的夏威夷；两岁时父母分居，随后离异；父亲在哈佛大学读完经济学博士后返回肯尼亚，1982年因车祸去世；母亲后来嫁给一位印度尼西亚学生，生有一女，1980年离婚，于1992年获博士学位，三年后去世；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分别在印度尼西亚和夏威夷度过；曾是“问题少年”，逃学、吸毒、泡妞，几乎“五毒俱全”，最终皈依基督教；先后求学于常春藤学府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以优异成绩获得法律博士，并成为《哈佛法学评论》的首位非裔学生主编；等等。可以说，奥巴马的经历充满了故事，而他被誉为史上最佳的竞选团队将这些故事打造为一个个“高超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最终将他推上总统宝座的正是这些故事。相形之下，竞争对手约翰·麦凯恩（JohnMcCain）虽然也有很好的故事（越战老兵，当了五年半的战俘，受到酷刑但拒绝叛国），却无法像奥巴马的故事那样引起人们的普遍共鸣。四年之后，挑战者米特·罗姆尼更是缺乏故事：他太一帆风顺，家境太优越，太有钱，笑容太“假”，发型太“美”，甚至肤色太“白”，一切完美得近乎虚假。惯例在这里输给了故事。这本书同样可以启发我们对当代中国的思考。在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访谈中，我发现，受访者普遍喜欢强调自己在关键时刻的决断力，却很少谈及他们所处的知识场域（例如知识界从19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激烈辩论）对其思想的塑造作用。受访者喜欢讲故事，尤其是他们持之以恒、毫不动摇地坚守自己立场的故事。我则试图洞悉他们立场形成的不同阶段，以及外界因素对其立场的形塑作用，这构成了我的专业表述的基础。总之，《为什么？》给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社会关系的理论工具，不管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谈话方式，还是政治冲突中的有意决策与无意行为。作为译者和蒂利的追随者，我也在此发出邀约：让我们一起思考理由的给定吧！
本文为作者为《为什么？》一书所写的“代译序”，原题目为“《为什么？》的理由”，限于篇幅，注释略去，欲求进阶阅读请购买原书阅读。题目为编者所加，文字已经过本号整理、编辑。选编不易，转载请遵守基本规则，务必注明原始来源和“勿食我黍”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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