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進興，中央研究院副院長、院士。研究中國近世思想史、宗教文化史、西方史學理論。曾著《優入聖域》、《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從理學到倫理學》、《皇帝、儒生與孔廟》等書。尤擅散文寫作。嘗以「吳詠慧」為名，出版《哈佛瑣記》，風靡兩岸三地，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學子，餘音不輟。
頭回看到余英時老師是1975年2月，他剛當選中研院院士不久，為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做了一次講演，題目是「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這個演講整理成稿後，成為以後二十年研究中國思想史「內在理路」的典範，影響極為深遠。而我當時猶忝列「批余小將」，以打倒學術權威為己志，聽了這個講演，心中若有所失。
後來因緣際會到哈佛大學念了六年書，才算真正接觸了余老師。我能夠進哈佛大學完全得力於他的推薦。1976 年，我到美國匹茲堡，還沒有註冊，聽紐約的同學說，哈佛大學的余英時教授要找一個人談話，這個人恰巧就是我。之前，申請哈佛的研究計劃，寫得有些不搭調，要去的院系不大對頭，所以沒被錄取。大概余先生看了有點印象，他有次到台灣做演講，我在台下聆聽，卻不明就裏。同學幫我找到了余先生的電話，我打過去，余先生說：「既然你在匹茲堡大學還沒有開學，就過來波士頓玩玩。」於是我就搭了灰狗巴士，先抵紐約，再轉去波士頓。在哈佛的燕京圖書館跟余先生談了三個多小時，對我後來的治學是個轉捩點。
那時我不知天高地厚，大放厥詞。現在回想那次談話，不禁會臉紅：主要針對陳寅恪等名家而發。余先生跟我半聊天、半面試時，我放言：「讀陳寅恪的東西，覺得他的表達方式很奇怪，常是先有引文，才有自己的觀點。這引文裏的資訊ABCD非常多，最後拿的可能只是其中的B，可是讀者初讀這一段資料的時候，並無法預知他的邏輯推論是怎樣進行的。」余先生覺得這個初生之犢，連史學大家都敢胡亂批評，當然知道是很膚淺的。但余先生十分包容，聊了三個多小時後說：「你明年轉到哈佛來吧！」我那時尚未遞出申請，就知曉可以進哈佛大學了，不禁喜形於色，難掩內心的興奮。
後來回到匹茲堡大學見到許倬雲先生，老實供出實情。許先生說：「既然你的興趣在思想史、學術史，還是跟余先生比較好。」在匹茲堡這七個月裏，我便跟著許先生做一些導讀，了解他的學問，也有不少收穫。
但我剛到哈佛大學那一年，余英時先生即受耶魯大學禮聘為講座教授，一時無法親炙教誨。
哈佛大學的六年讀書生涯，是我夢寐以求的快樂時光。以前在台灣大學讀書時，無法早起，經常日正當中才去課堂；遲到或曠課乃是常事。而到了哈佛大學，早上五、六點每每就自然起床，醒來便士氣昂揚，想直奔課堂，目睹列聖列賢的光彩。又性喜逛書店，嗜書如癡，有位朋友到我的宿舍，看見藏書堆到天花板，就說：「幸好波士頓沒有地震，不然那麼多書倒下來，準把你壓死。」
初始，我的研究方向係西方思想史和史學史，後來起了變化，跟兩位老師有絕大的關係。其中一位是比較思想史的大家─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 1916–1999）。那時我的西方思想史題目也定了，有一次他跟我聊天：「你有這樣的底子，做西方的學術當然很好，但是在西方不乏有人可以做得更好，將來恐難脫穎而出。為什麼不回去做中國學問？一般做中國學問的人沒有你這般西學的底子，有不同的眼光和訓練，說不定會看出一些有趣的問題？」當時聽了有些洩氣，好像史華慈看輕了我之前西學的努力。後來心情沉澱之後，也覺得不無道理。又去請教余英時教授，方才定案。其實余先生由哈佛大學轉任耶魯大學，並沒有正式教過我，我讀書跟的是余先生的老師楊聯陞（1914–1990）教授。可是我上楊教授的課只有第一堂和最後一堂。第二堂去的時候，教室空無一人，我覺得奇怪，怎麼請假也不講。後來從系裏知道，那時他的精神不佳。
史華慈先生說：「既然你問學有這樣的轉變，得在中國學方面多打點基礎，我介紹你到耶魯去跟余英時教授好了。」他顯然不知我事先就認識了余先生，我則喜出望外，順理成章接受了他的好意。當晚史華慈先生打了電話給余先生。之後，我每隔兩、三個月就會去余先生家住一、兩晚。這是我一輩子讀書最愉快的經驗。我和同學康樂（1950–2007）兩個人一起去，每一次都聊到晚上三、四點。因為聊得太晚，就乾脆在余先生家打地鋪，醒來再聊，下午才走。康樂原本就讀耶魯，為人熱情而有理想，對政治獨有見解，常跟余先生做台灣輿情分析。我則把握難得的機會作了很多的提問。余先生在耶魯時，恰值創造力的高峰，佳作如活水源源不絕。每回一有新作，他總會讓我們先睹為快，我們算是最初的讀者。有時我們就提供一些意見，我充當主要批評者，雞蛋裏挑骨頭。那時等於讀了兩個學校，耶魯和哈佛，常常來來去去。余老師和師母除了在學問上指導我們，生活也幫了很多忙。我們在高談闊論時，師母便忙著做飯、準備晚餐與宵夜。師母對我們很體貼，很照顧，我內心由衷地感激。余先生伉儷與作者（2013年10月2日攝於普林斯頓）
在哈佛，我打了一個比較全面、紮實的底子。那時受余英時先生影響，且戰且走，彌補舊學的不足。在哈佛，史華慈雖是我真正的指導教授，可是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十八世紀中國的哲學、考據學與政治：李紱和清代陸王學派》（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Li Fu and the Lu-Wang School under the Ch'ing）卻是余英時先生給的。他的設計頗有深意，刻意找一個冷門的題目，令我無所依傍，沒有二手資料可以參考，唯一的只有太老師錢穆（1895–1990）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有一章專門寫到「李穆堂」（1673–1750）。所以我只有把李紱的文集一本一本地翻閱，歸納出自己的看法。我的博士論文寫得相當順利，大概一年九個月就完成了初稿。當然並非個人天縱英明，而是有個學識淵博的老師做指引。每寫完一章就呈請余先生過目，看是不是「在正確的軌道上」（on the right track）進行，而不是胡扯一通。他說這個方向是對的，我就繼續寫下去。此外，史華慈教授對內容也有所批評與指點。猶記得他曾笑，我論文寫了大半，主角「李紱」還未粉墨登場，彷彿故佈疑雲的偵探小說。後來論文完成之際，史華慈教授卻難掩失望之情，似乎覺得偌多我在哈佛所浸潤的西學，毫不見蹤影，無從發揮。臨別之時，諄諄告誡有朝一日，應將中、西學問融為一爐。
但拙作整體而言，關鍵的還是余英時先生的指導。畢業數年之後，酌加增訂，幸運地被劍橋大學出版社接納出版，這起碼對得起師門了。
近來大陸有人要研究李紱，想翻譯這本書。我說：日本也有學者寫李紱，但自己還未取閱，應該可以參考。我想日本學者或有不同的見解吧！李紱是清代陸王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但罕有人注意，相對隱晦。他是一個次要的思想家，因為是次要的，反而更能反映一個大時代的氣候。因為第一流的思想家、學者，往往超越那個時代，走在前面，要談朱熹、王陽明的哲學反映了當時什麼具體的狀況，並不容易；而李紱更能反映當時學術和政治的氛圍。
我求學時，哈佛大師雲集，遊學於各名師之間，雖其樂融融，但如前所述，實際上受史華慈和余英時兩位史學大家的教益獨多。記得有次余先生偶過波士頓時，有一晚電話召我聚談，難得有機會在名家前面表達己見，隨意暢談，只見余先生頻頻點頭說：「年輕人立志不妨高，但不要犯上近代學者鋼筋（觀念架構）太多，水泥（材料）太少的毛病。」那天深夜和余先生步行到唐人街吃宵夜，我聽余先生一再說：「做學問說穿了就是『敬業』兩字。」從古人的「聞道」到余先生的「敬業」，我靈光一閃，似乎看到近代學術的真精神。
年輕時，曾經有一段時間身體並不太好；一向很崇拜人道主義者─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夢想去非洲當無國界醫生。余英時先生聽了說：「你的身體這麼差，不要增加人家的負擔就很不錯了。」方才有所醒悟。後來，機緣巧合之下，我練起了羅漢功，身體大有起色。四十歲以後身體才慢慢變好。我太太說，嫁我很不值得，一年有半載都躺在病床上。學問做得很辛苦，練了羅漢功，沒想到身體就好了，總算度過了人生最辛苦的階段。
1982 年，我完成了博士論文初稿，本來交上去了就可以畢業，但系上秘書告訴我明年的獎學金已批示下來，為了貪得多留一年在哈佛，我又將論文取回。其實，我的獎學金都是史華慈老師一手的「傑作」。他常怕我挨餓，有次竟然問：「有沒有食物吃？」為了讓我一心向學，他安排了令我無憂無慮的獎學金。其他同學似不明就裏，只看到我整天閒蕩，逛書店、到外系聽課，不必帶學生、當助教，有點奇怪。
那年余老師復推薦我申請到國際朱子學會論文發表的機會，不意增長了不少見識。那一次大會值得大筆特書：大陸甫開放，代表團裏包括李澤厚、任繼愈（1916–2009）等著名學者，最引人注目的則是馮友蘭（1895–1990）。但在幾天的會議裏，大陸代表卻刻意與他區隔，在餐桌上他與女兒兩位孤零零地用餐，不明緣故的我，心裏很不忍。余老師、陳榮捷（1901–1994）老先生偶爾會過去跟他寒暄兩句。
日本方面的代表團陣容龐大，不容小覷，居中漢學泰斗島田虔次（1917–2000）教授更絕少出席國際會議。由於他念過天津中學，中文甚佳，居間常有請益的機會，有回他言道，雖與余教授的學術論點不盡相同，卻不能不推崇他是當今中國最了不起的學者。這個評斷，迄今記憶猶新。
畢業返台不久，有天同門康樂突攜來一幅余老師的題字，說要給我留念。由於自認是書法的白癡，從不敢奢想老師的墨寶，不意竟有此意外的禮物。之後，每當夜深人靜獨處書房之時，遂常與這幅字兩相對顧，細細咀嚼其中寓意。余老師藉龔定庵（龔自珍，1792–1841）的詩，這樣寫道：「霜毫擲罷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
余先生題贈的書法
另外，鮮為人知地，余老師在耶魯任教期間，對台灣民主與人權的發展，甚為關切；他且一度為美麗島事件（1979 年12 月10日）投書《紐約時報》，替黨外仗義直言。有趣的是，當時代表國府立場反駁他的卻是日後當上台灣地區領導人的馬英九先生。
該時余老師為台灣作育不少人才，他臨別哈佛之際，除了收了我，還有洪金富、丁友兩位同學。在耶魯時，更收了康樂、陳弱水、周婉窈等台灣的留學生。他認為有必要為台灣培養一些讀書種子。這些人後來回到台灣也各自在學術教育界堅守崗位，不負所望。開放之後，他復積極栽培大陸年輕學子，為中華文化做薪火相傳的工作，此是後話了。初刊於2009 年12 月，2019 年7 月增訂。
----------------------------想我老师余英时：哈佛大学的年代
作者｜陈弱水
來源｜《文化与历史的追索》
我是从1981年秋天到1987年春天在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从学于余英时师的。1987年秋天，余师转任普林斯顿大学教职，当时我的博士论文大约完成百分之六十。余师离开耶鲁后，我一面受聘教授他负责的课程，一面继续写作论文。我的论文在1987年底完成，授课则至1988年春天。我一共从学于余师六年半，其间在耶鲁大学相处六年。耶鲁大学在康乃狄克州的新港（New Haven, Connecticut）。新港是个小型城市，位于纽约市地方交通网的北方顶点，搭火车到纽约大约一百分钟。由新港往北，距离余师原先任教的哈佛大学车程约三小时，回头往南，越过纽约，离普林斯顿大学也是差不多的车程，耶鲁刚好在哈佛、普林斯顿两校间的中点。就工作地点而言，余师是一路往暖和的地方移动。耶鲁虽然是名校，跟哈佛、普林斯顿相比，位置比较孤立，哈佛在波士顿郊外，普林斯顿接近纽约，来往的人都相当多。耶鲁的孤立造成小型学术社群的气氛，在其间，师生、同学关系易于密切，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和余师共处，受到无穷的益处。回想起来，我跟余师接触最密的时段大概是在耶鲁的第三、四年。我到耶鲁的前两年，忙于适应环境，锻炼语文，花很多力气在欧洲史的课业上，跟余师在课外的接触不算特别多。从第三年下学期开始，一方面由于准备博士候选人资格考，一方面因为自己求知的需求，几乎每星期都跟余师见面一、两个小时，谈话的内容绝大部分在学术方面，这样的日子可能持续将近两年。不少人知道，余老师惯于在晚上进行研究写作，直至深夜凌晨，他在耶鲁期间，除了有排在上午的大学部讲演课（每隔一学期一门），通常在中午前到校，下午上讨论课，处理事务，会见学者、学生。我跟他应该多是在正规的会客时间（office hours）之外见面，这样才能久谈。我自己教书以后，才了解这种情况是很特殊的，我很感谢他的慷慨，也觉得自己很幸运，在1980年代前半，耶鲁中国研究领域的研究生不多，才使我有可能占用余师那么多的时间。除了单独会面，最主要和余师接触的机会是上课。在余老师的学生当中，我最特别的经历就是长期担任他的助教。在老师工作过的学校，不算密西根大学的话，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之中以耶鲁最为重视大学部教育，起码在1980年代是如此。它有完整的助教制度，所有大学部的基础课，不管修课人数多少，都配有助教，专门的课有时也有。我到耶鲁的第二年就担任余师的助教。其实，以我当时的英文能力以及对美国了解的程度，都不足以当此任，但余师原来的助教Kandice Hauf学长因故无法续任，我只好硬着头皮顶上。余师找我任此职时，我也看得出他的为难，这件事后来勉力撑过，也奠下我尔后长任助教的基础。我一共担任过余老师三或四次的助教，记得除了一次是“中国思想史”（Chinese Though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其他都是传统中国史的导论课（The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透过一再聆听余师的讲演课，我得知他对中国历史有着通贯的了解，这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往后我自己做研究，无论课题有多专门，很自然就会考虑起这些课题或所牵涉现象的各种历史意义。跟余老师接触，还有一个令我深为怀念的时机，这就是到老师家聚会谈天。我在耶鲁就学期间，年节时分，余师和师母陈淑平女士往往邀请学生和同事到他们家过节，有时大群人，有时小群，年节则包括感恩节、圣诞节和中国农历新年，都在冬日，老师的两位女儿也常加入聚会。其他时候我也有些机会到老师家，例如我在耶鲁前两年时，当在哈佛的黄进兴学长前来找老师，我跟在耶鲁的康乐学兄也会一同前往。余师住在距离新港约二、三十分钟车程的橘乡（Orange），聚会多在晚上，从新港到橘乡之间有路灯的地方很少，往往漆黑一片，我开着车，感觉车灯就像神奇的挖路机，从寒林之中开出一条通往余府的路。我印象最深的是跟婉窈以及康乐、黄进兴一同前往，谈话一定到深夜，然后尽兴而归。谈话的内容无所不包，但往往有严肃的课题，我也在谈听之中得以成长。譬如有一次触及“文化”或“中国文化”的问题，余师立刻强调，文化是为生活而存在，而服务的，不能颠倒过来，让生活屈就文化。即使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还是个值得人们省思的洞见。如今，康乐兄已经长往，除了有不胜今昔之感，我也觉得，学术文化和人间其他种种一样，都是集体的事业，同世代中有人早走，后死者就多做一些事吧。在耶鲁时，余师在我心中最鲜明的影像是，他是一位深刻、博学而充满活力的知识人、学者。这是他创造力爆发的时期，他的许多重要著作都写于这几年，以下是其中篇幅较大的：《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方以智自沉惶恐滩考》、《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陈寅恪晚年心境新证》。这段时期的作品有的原为单独刊行，后来都集入《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二书之中。在耶鲁时期，余师也发表了不少英文论文，没有中文版而具份量的有：Morality and Knowledge in Chu Hsi’s Philosophical System，以及收入剑桥中国史第一册秦汉卷的Han Foreign Relations。后面一篇应该是在1970年代写就，出版已在1986年。就对余师学术生涯的了解而言，这些著作有的是他青年时期汉史研究的持续，有些是中年早期明清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扩展，有的则是新开创的课题。关于后者，最明显的是《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这本书除了本身的原创性贡献，也开启了余师后来对于商人文化、明清儒学转向的研究。透过对胡适、陈寅恪的探讨，他也开始大量撰写有关中国近代思想的论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Morality and Knowledge in Chu Hsi’s Philosophical System，这原系1982年7月在夏威夷国际朱子学会议提出的论文，于1986年正式刊布。这是余师第一篇关于朱熹的著作。在我的印象里，他为写此文重读《朱子语类》，应该至少是他第二次读此大著。余师后来会有《朱熹的历史世界》、《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问世，背后是有极深的积蓄的。我在耶鲁，亲身观察到余师勤奋澎湃的写作历程。余师常跟我谈论他的研究构想，有惊奇或得意的发现，或研究中出现趣事，他也会特别告诉我，我也见过他因思绪深陷问题而略为恍惚的神态。论文完成，我常可拿到稿件，先睹为快，偶尔表达自己的看法。我记得曾多次细读余师的英文文稿，领略当中的见解和论证之外，也趁机揣摩英文写作的要领。这些稿件，有的至今尚未发表。在耶鲁追随余老师的六年，我自觉像是从后台看到了一场绝妙的学术好戏，且不论受用如何，问学之乐，论学之乐，此生恐难再。世事如梦，我虽然在耶鲁度过了充实的求学生涯，其间的细节大都已随时光化去。现在试着捕捉关于余师几件印象极深的事。有一次，我以助教的身分去上他的大学部讲演课。当时余师刚从台湾回来，课后他告诉我，他这次到台湾，在去程的17小时旅途中，一口气读完Hannah Arendt的The Human Condition，空中小姐觉得很奇怪，哪有人坐那么久的飞机不休息的。余师应该是坐头等舱，服务人员很清楚他的动静。他以聊天的轻松口吻告诉我这件事，我听了却大吃一惊，The Human Condition是一本三百多页的思想巨著，余师在一次飞行中就通读此书，实在反映了他在求知思考上的超人动力。
另一件事发生于我在耶鲁的第四年，可能是上学期。当时在成功大学任教的张永堂先生来耶鲁历史系担任访问学人，一天我和他以及余师一起进午餐。余师的办公室在研究生院大楼（Hall of Graduate Studies，简称HGS）三楼，他通常在大楼外York Street的一家餐厅吃简餐，我们那次也在这个地方。席间不记得张先生问了什么，余师响应之间说了一句话，意思是“我每天都在想问题”。我听到楞了一下，心里想，这话是不是说得有些随意，没想到张先生立刻反问：“你是说每天都想问题吗？”重点在“每天”二字。余师正色作答：“是每天，我没有一天不想问题的。”这一句“夫子自道”让我真正认识到，他的学术生命是什么样的状态。余师向来主张学思兼顾，但从对他的观察，我感觉，要有真知灼见，“思”的相对重要性可能还是高一些。当然，这个“思”不能是个人钻牛角尖，而必须带有严肃的自我省视的习惯和能力。再来谈印象最深的一堂课。这是我在通过博士候选人资格考后旁听的课，课名叫“中国史学”（Chinese Historiography），是传统中国史领域的研究生基础课。这门课我一到耶鲁就修了，不知为什么后来又去旁听。这门课通常上的人不多，但我旁听的那一次却有不少人修，可能大多是历史系之外来的。课上念赵翼的《廿二史劄记》，同学们各自选择条目，上课时大家一起阅读、讨论。余师事前大概没准备，学生拿出什么条目他就临时看。有一次，他跟着大家读，碰到窒碍难通处，他发现是赵翼错了，误解了自己所引的材料，余师并由此得出正确的答案。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廿二史札记》是一部学术研究集，我们阅读这样的著作，通常跟随作者的理路走，余师却一面阅读，一面照顾到赵翼所引文字的自身义涵，很快发现问题，立刻予以解决。这个“现场考证”的展示带给我很深的启示。最主要的启示是，人文学者做研究最终要依靠自己的心和头脑，应该随时处在严谨、具有批判性的状态中。刚刚提到我一来耶鲁就修余师的“中国史学”。当时修课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同学，就在老师的研究室上课，两人有自己的材料，轮流主读。我选读《史记》，以“太史公曰”的部分为主。读的速度很慢，功用主要在培养历史研究的基本能力，在我而言，也开始训练如何使用英语讨论中国学术问题。记得有时我提《史记》中的一、两句话，余师就接着念出一大串，让我惊羡，看来他对某些基本典籍颇有成诵的能力。对于余师的性格，我也有一些观察。他名利心淡薄。从世俗的观点看来，他是位成功的人，但成功者也有选择的问题，当机会来临时，他都是选择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有利的路途。而且对他而言，选择并不困难。他的决断力很强，能按自己的性情做事，少受外界影响。他性格上的另一个特点是从容，能够涵泳学海，顺其自然。他对我治学的指导意见，常常就是要“从容”，“厚积薄发”。“从容”我难以做到，至于“厚积薄发”，经过在学术路上跌跌撞撞几十年，也能体会其重要性，看今后是否能再多找时机，强化基础。余老师从二十余岁开始投身学术，待过的机构、接触过的人很多。他在耶鲁治学、生活的样貌，闻见的人则比较少。我虽深知记忆的不可靠，但还是勉力追思往事，盼有助于补充大家对余师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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