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哈珀（Kyle Harper），俄克拉何马大学古典文学和文学教授、资深副校长兼教务长。哈珀在俄克拉何马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哈珀的研究集中在横跨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早期的社会和经济史上。
1798年，一位圣公会的乡村牧师匿名发表了《人口论》，这是那部精彩而有争议性的作品的众多版次中的第一版。在之后几版中，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增加了一长篇关于罗马的章节，从而在大卫·休谟和罗伯特·华莱士关于“古代国家的人口密度”的辩论中添加了自己的观点。这个看似晦涩的争论标志着一道无声的分水岭。休谟的负面评价使古典文明走下了神坛，并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现代性的自我意识和优越感。在马尔萨斯的文章中，只是把罗马简单地置于一种宽泛、模糊的文明范畴，在这些文明中，“人口似乎很少被精确地按照平均和永久的生活资料来测量，而是通常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马尔萨斯对罗马历史的见解不能说是独到或深刻。但是，事实证明，《人口论》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和持久的适应性，因为它的核心学说是正确的：人类社会依赖于生态基础。时至今日，这仍然是一种思考人类境况——以及我们与罗马这样遥远的文明之间的关系——的具有启发的方式。当马尔萨斯出版第一版《人口论》的时候，在地球的某个地方，一个拥有特殊意义的孩子出生了。人类历史上人口第一次突破了10亿。这是一场长途跋涉。人类数量的扩张始于走出非洲的伟大迁徙，以及我们这个物种能够在地球上几乎任何环境中生存的神秘力量。尽管如此，当我们睿智的石器时代祖先发现了驯化动植物的可能性时，地球上只有约500万人，稀疏地散布在宜居的大陆上。农业的兴起是一场能源革命，将太阳辐射转化为可消耗的卡路里，其效率改变了一切。农业革命的爆炸性潜力就体现在急剧增加的人类数量上。从能源基础的角度来说，最初的农耕文明与1800年马尔萨斯所认识的世界并没有太大区别。在马尔萨斯出生时的英格兰，人均工资比农业刚刚兴起时高了一点，但并不多。事实上，18世纪英格兰的平均收入远更接近罗马时期，而不是现今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正如马尔萨斯所写，人类是否已经逃脱了前工业化经济体的能源陷阱，这一点还远不清楚。而且，显然不是所有社会都逃脱了。例如，就在工业革命之初，中国文明核心地带的工资和人类福利水平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相差无几。但在18世纪和19世纪，中国的人口数量成倍增长，超过其生态容纳能力，导致了马尔萨斯主义基本学说所预测的那种饥荒和社会灾难。讽刺的是，马尔萨斯作为一名先知，最大的失误就是关于自己国家的案例研究。以英国人为先锋，人类策划出另一次影响更广泛的能源革命。地底下凝结成化石的太阳能被挖掘出来并应用到机械上；实用技艺背后的科学事业被动员起来。更多能源、更多食物、卫生改革，以及（晚些时候的）微生物理论和抗生素药物的结合，使得人口膨胀达到了地球生命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就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人类数量又增长了60亿。尽管这场革命就在牧师马尔萨斯的鼻子底下展开，但他却没有理解技术创新将人类社会从能源陷阱的可怕影响中解放出来的方式。在今天的70亿人当中，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和预期寿命都超过了罗马人所能理解的范畴。那么，我们这些现代世界的居民，是否因为现代能源机制看似无穷无尽的潜力而与古人不同，站在鸿沟的另一边？在某些方面，是这样的。我们的危险在于富余的废气，而不是站在稀缺性的刀锋上。但是，本书提出了一些将我们与过去联系在一起的意料之外的方式，这些方式能够跨越现代化造成的鸿沟。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从马尔萨斯的重要经验中找到灵感，即使我们现在的位置使我们拥有了更广阔的视野。本书的核心论点是，罗马帝国的崛起催生了经济上的繁荣，反过来也密切依赖于这种繁荣。吉本的“最幸福”的时代就是历史上这样的时期之一，贸易和技术超过了收益递减的报复性力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罗马人享受着真正集约式的增长。更具普遍性的意义是，前工业化的经济体是有弹性的，马尔萨斯理论中的“摆动”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后自行抵消。现代性建立在非凡的能源突破之上，而先例是存在的，罗马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还看到，大自然创造了前现代社会赖以为生的“生活资料”，它绝不是一个静止的背景。按照其自身的方式和节奏，大自然改变了人类社会谋求生计的条件。即使在相对平静的全新世，太阳也像个匪夷所思的调光器，调节着地球接收到的能量；火山和地球自身不稳定的内部系统进一步扰乱了人类社会的命运。这种不规则的脉冲撼动并摇摆着本已复杂的状况。政体和社会建立在经济和人口基础之上，而这些基础又在自然反复无常的外部影响下发展和收缩。前工业化社会的能源限制是有延展性的，而且在不断变化。这些改善没有推翻而是发展了马尔萨斯定律。不过，本书提出了另一个更深层的逻辑，这超出了马尔萨斯的想象力。马尔萨斯机制描述了植物能量的生态限制。（肉类只是被低效转化为美味食物的植物能量。）当这种能量变得稀缺时，人类数量就会被一连串致命、普遍、可互换的可怕手段（包括流行病）减少到一定规模。然而，比起严格的能量限制定律所能预见的事情，现实中的死亡事件是一股更疯狂、更独立、更不可预测的力量。原因之一是，流行病完全依赖于病原体的生物学特性，而调节人口数量正是这些病原体的工作。食物短缺能够招引并驱动某些传染病病原体，但另一些病原体则对它们所尾随的社群的营养状况漠不关心。我们粗略地看一下人口增长的历史轨迹就会发现，从发明农业到最初的10亿人口，少数几个微生物敌人对人类社会的命运来说具有多么不可估量的决定性作用。以这个架构来看，马尔萨斯定律最终还是太过局限而无法成立。马尔萨斯定律把我们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人类和植物身上。但微生物并不只是难以控制的小麻烦或是轻微的干扰。它们属于更深层的规律，也就是更完整的地球生态环境，在这里，我们与其他物种竞争和合作，包括那些看不见的物种。细菌、病毒和其他寄生物不是系统中的惰性部分；相反，它们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抓住面前的一切机会。这种视角使人类的胜利看起来更谦卑，或许也更不明确。“人类世”（Anthropocene）是个正被不断接纳的名字，用来描述地球历史上当前的时代，以承认人类文明对地球物理和生物系统造成的不可磨灭的影响。除了加速气候变化，以及通过核技术的放射性痕迹留下我们存在的永久标记之外，我们还重新定义了地球上几乎所有物种之间的竞争和合作的环境。用约翰·麦克尼尔的话说，“人类世已经改写了陆地上和海洋中所有物种的进化规则。生物适应度——定义为生存和繁殖的成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与人类活动的相容性。那些适应人类化地球的物种，如鸽子、松鼠、老鼠、牛、山羊、杂草、水稻和玉米，都能够繁衍兴旺”。但这里还有一个更不祥的悖论没有说明。人类数量的增长也改写了地球上共生微生物的游戏规则。微生物的种类大概共有一万亿；每个人身上平均约有40万亿个细菌细胞。它们在这里已经有35亿年了。这是微生物的世界，我们只是生活在其中。这些万千种类中的大多数都对我们漠不关心。只有约1400种已知微生物能对人类致病。尽管我们拥有免疫系统这样卓越的防御性武器，但这些微生物还是进化出分子工具——各种致病因子能够威胁我们。一个充满病原体的星球的崛起，是微生物进化的结果，而人类数量的激增以及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无情地改变地貌的行为，反过来又深刻影响了微生物的进化。进化是由随机突变的盲目力量所推动的，但我们创造了进化进行修改和实验的环境。在本书中，我们只是处于一种新认知的初始阶段，正挣扎着从越来越多的混乱的新数据中理出头绪。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不断发现这样的事实：历史上的重要病原体都非常年轻。微生物基因学的未来发展很可能会进一步彰显出过去几千年来（并且一直到今天）物种进化的戏剧性。我们关于“新兴传染病”的意识就是认识到创造性的进化破坏力还在持续，甚至可能在加速。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新兴传染病的分类只算到大约一百年前左右出现的传染病。这一时间跨度是武断的，并且具有误导性。在过去几千年中，致病性微生物进入了一个进化骚动的新时代。罗马帝国就被卷入了这条剧烈加速的湍流中。古人敬畏命运女神可怕的统治，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意识到，历史的主宰者似乎是结构与机缘——自然法则与纯粹运气的混合体。罗马人生活在人类历史中的一个决定性时刻，罗马人无法想象，他们所建立的文明正是自身成功和无常环境的受害者。罗马人持久让我们着迷的力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来自于我们关于他们的知识所带来的惋惜之情——他们正站在未知变化的无形边缘上。人类与自然漫长且错综复杂的故事充满了悖论、惊奇和盲打误撞。这就是为什么历史的特殊性很重要。和人类一样，自然也很狡猾，但是受制于过去的境遇。我们的故事和这个星球的故事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可能会在许多方面看到，环境在创造并毁灭历史上最燿眼的文明之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罗马不可避免地成了一面镜子和一种尺度。但是，我们不应该把罗马看作是一个灭亡文明的实例教训。相反，作为一个未完故事的一部分，罗马人的经验很重要。罗马人与自然的相遇，代表的不是一个永远消失的古代世界的最后一幕，而是一场新戏剧的序章，这样的情节仍在我们周围继续上演。在一个发展过快的全球世界，大自然的复仇开始显现，尽管人们一直在幻想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这一切听起来似乎并不陌生。在这个文明的命运中，自然环境的支配地位以我们未曾想象的方式，将我们与罗马人彼此拉近，拥在一起，为古老的奇观和未知的将来欢呼。
本文选编自《罗马的命运》，题目为编者所加，经过简略编辑。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书目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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