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泉（1873 - 1933），浙江绍兴人，原名炜孙，字秋帆，号亚泉，笔名伧父、高劳。早年肄业于浙江崇文书院。曾任绍兴中西学堂教习，创办亚泉学馆，出版《亚泉杂志》等。1904年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理化数学部主任。1909年起任《东方杂志》编辑，继而掌其笔政，前后凡十一年。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中西调和，于1920年迫于情势辞去《东方杂志》主编职务。1933年病逝。论著多散见于当时报刊，单行本有《人生哲学》《博史》等。
世界一切有机物，常有感受疾病，以阻碍其生存发达者。其疾病之来，或为外部之侵害，或为内部之衰弱。然外部侵害之加，苟内部有健全之生活力足以抵抗，则亦不足为患。必内部既陷于衰弱，外部之侵害乃得而乘之，此其理为人身生理及动植物生理上所经验者。社会为有机体，亦不能外此公理也。吾侪之社会，自与欧美人之社会交通以后，外围事物，多所改变，权利朘削，势力失坠，此为外部侵害之疾病。然外部之侵害，常乘内部之衰弱而起，则吾侪对于社会内部之疾病，不可不研究其疾因，考察其病态，以定治疗之方法。然其状态与原因，均极复杂，吾侪苦不能为简单之说明，兹略示其内部之组织，以为研究病因考察病态之资料。吾侪社会中，大都不生产之分子多，生产之分子少。而此不生产之分子中，其小部分之侥幸者，常横领社会之生产物，席丰履厚，恣为淫侈，以酿社会之腐败。其大部分则以不得受生产物之分配故，贫乏痛苦，一方面沦于疾病死亡，演成社会之悲惨；一方面流为盗贼无赖，迫为社会之扰乱。此种状况，自周秦以来，已蓄积数千百年之久，日甚一日，深入膏肓，即无外部之侵害，其生存发达之机能，已停滞而衰弱，特今者以外害之侵入而愈形危殆耳。其组织之概要，表示如下：吾侪社会之组织，既如前表所列，则病因所在，略可研究。夫社会之所以生存而强健者，赖有生产之分子。今吾侪之社会，何以多不生产之分子乎?经济学中，以土地、资本、劳力为生产之三大要素。将谓土地限之，则吾侪之土地，固拥有莫大之面积，无穷之富源，其不能利用土地以资生产者何也?将谓资本限之，则资本者，劳力之结果，贮蓄之而得，吾侪固富有贮蓄性质，乃不能获得资本以事生产者何也?然则推论之结果，夫亦曰劳力之勿施而已。吾侪之社会，何以多不劳力之分子，是即吾侪对于社会之组织而欲研究其原因者也。夫不施劳力不能生产，既为经济学中之原则，则社会中不劳力之分子，不能获得社会生产物之分配，当亦为社会中之公理。而今日社会之组织，尝有与此公理相背者，即不劳力之分子，得横领社会之生产物是也。夫吾侪之欲减少劳力，且欲多得生产物也，固为人类之通性，惟为经济学之原则所范围，故劳力有所不敢靳耳。今既有不施劳力以获得生产物者，则吾侪必群起而趋之，此亦自然之势矣。社会之中，既有不施劳力而获得生产物之分子，于是人争趋之，不劳力之分子，遂因而日众。此众多之分子，既各挟其势力与希望，日求达其横领之目的，扩其横领之范围。然社会之生产有限，不足供多数之取求，故其竞争之结果，除少数侥幸者以外，不能不产出多数之失败者。此等失败之徒，即不得受社会生产物之分配者也。夫社会中不劳力之分子所以日众者，本为少数之侥幸者所诱起，今既产出多数之失败者，则亦可以改弦易辙，别求生存之道矣。然而社会中侥幸之途一开，往往使人心之倾向，陷于迷误而不知返。前车虽覆，来轸仍遒。例如起家科第致身通显者，不过几人，而困踬名场沉沦宦海者，乃不计其数。又如设富签者得标不过千百分之一，而投资者之耗蚀，何啻亿万。故吾侪之社会，乃多数不生产者互相竞争互相攘夺之社会，其状况几与赌博无异，而其率大多数之人，以投身于赌场里者，实自少数之侥幸者始也。此少数侥幸之分子，不但引诱多数，使变为不劳力之分子已也，一方面又对于劳力之分子，加以迫压，使其不能从事于生产。盖彼等所横领之生产物，既足减少劳力者之所得，致其生计日就艰难，而彼等产出之悲惨与扰乱之分子，复遍布于社会，使少数生产者日受凌侮，不能遂其生产之机能。当其甚时，全社会之生产，几乎歇绝。吾侪略一回忆，觉哀鸿遍地，伏莽丛生，农不安耕，工失其业，其景况固犹在目前，而推原祸始，要不过多数悲惨扰乱之分子与少数侥幸之分子，互角逐此横领之生产物，以酿成此巨劫而已。不但此也，不生产而又不得受生产物之分配，遂流为社会之悲惨与扰乱者，特就常因言之耳。若论其变，则生产之分子，为侥幸悲惨扰乱诸分子所迫侮，至失其生计，如上文所述时，亦或沦为悲惨。而人心之欲望无穷，社会之生产有限，即侥幸之分子中，未尝无一部分，或以分配不公，以贪欲未餍，由侥幸而转为扰乱，平时潜伏不动，一遇变乱，嚣然思逞，此征诸近事而可信者。夫至生产者而亦沦于悲惨，受生产物分配者而亦思为扰乱，是吾侪社会全体，除横领生产物之自为满足者及其谨愿者之极少数外，其大多数，无论生产不生产，受分配不受分配，固无不具有悲惨扰乱之性质及可悲惨可扰乱之资格也。而究厥病因，夫孰非社会组织之不善，不以生产物为劳力报酬之所致耶?此外更有一特因，为吾社会所独具者，则数千年来对于此种病理，视为当然而不知纠正是也。夫不欲以劳力易生产，乃人类普通之天性，吾社会所有之现象，世界各国，亦曾有之。特以内部组织之不同，人民心理之各异，遇有此种事实，即群相牵制，以剂其平，故流弊不甚。独吾社会生产不生产之区别，素不分明，惟以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为生产物分配之标准。夫劳心而获食于人之报，于理原非背驰，特劳心之界说不明，而所谓食于人者，其范围又漫无限制，于是智取豪夺，凡不劳力而攫得社会之生产物者，均得托于劳心之一途以自庇，安然处于法律保护之中。积数千年之习惯，一般人民，遂承认此为天然公例，安之若素。不独利用此攫夺行为希图侥幸者，莫肯显揭其非也，即生产之分子，受不生产之迫压陵侮时，亦以为分所应尔，惟自叹其所遭之不幸，而不知此例之不当者。法律保护之，人民公认之，而吾人社会之病机，遂深入而骤难救拔矣。综上所述，则病因略可明晰，彼少数侥幸之分子，实为社会致病之霉菌。此霉菌之能力，始则诱起他分子，使其一部分自趋于悲惨扰乱之途，继又迫压他分子，使其全体陷于悲惨扰乱之境，而吾社会之组织，又适合于此霉菌之生存发达，故其病状乃变化百出而不可究诘焉。病因既明，请进而述社会之病状。吾侪读四千年来之历史，觉一治一乱，反复循环，历历不爽者，此何故耶?论者谓社会承平日久，生齿过繁，生产物不足以赡养之，生活既艰，则酿成干戈疾疠，以减杀其人口。迨过剩之人口，既即于死亡，生活稍豫，乃渐致太平。此等论者，固以一治一乱，为社会上必至之趋势，乃社会自然之生理。然社会自然之生理，苟必至于如斯，则吾侪之社会，将永沦于悲观而莫能救济。吾侪以为生产之增加，虽不敌人口增加之速，而此等危险，尚远在若干世纪以后，在近世纪内，尚不能成为问题。吾侪之土地，利源未辟，地力未尽，所需于劳力者正亟，生齿之繁，劳力之所自出也，吾侪苟勿靳劳力者，亦讵有人满之忧欤?故生活之艰，非人口过多之患，乃不劳力者过多之患。一治一乱之循环，决非社会自然之生理，正社会疾病之状态也耳。吾侪社会之病态，时进时退，与间歇之疟疾无异。疟之发也，由于霉菌之作用，此霉菌入于人体至充分发育时，病者即寒热陡作。迨汗出热退，霉菌由排泄以去，病体乃稍即于乂安。然霉菌虽去，其芽胞仍留存于病体之中，故届一定之时期而疟又作。吾侪社会之一治一乱，状态正复相同。当少数侥幸分子，势力充分横施迫压时，社会全体即陷于悲惨扰乱之状态，而生产几乎歇绝。生产既绝，则少数之横领者亦穷，是犹土膏涸竭，寄主之植物枯，而寄生之植物亦枯，草木凋零，食草之动物死，而食肉之动物亦死也。病源之霉菌，既经一度之变乱而失其势力，于是社会生产，不虞迫压，而秩序渐即于安宁。然是等病菌之芽胞，未尝绝灭，一遇社会生机，稍复常态，必将潜滋暗长，以逞其引诱迫压之作用。迨至势力充分时，则又陷全社会于悲惨扰乱之境矣。故一治一乱，成为吾侪社会之惯例者，皆社会之病态，而非自然之生理也。吾侪之社会，既具斯病因，现斯病态，故当闭关自守之日，其势力已不足抵抗北方游牧之社会，而屡为所乘，其与欧美之工商业社会相遇，而情见势绌者，亦固其所。彼等之社会，务开发天然之富源，而吾侪之社会，乃奔逐于人为之利薮。彼等之社会，以多数之劳动者与少数之资本家相竞争，而吾侪之社会，乃为多数之不劳力者互相竞争。外部侵害之加，适中吾内部之弱点。吾东方病夫，欲维持其生命于此危难之时期，非对于内部之疾病为根本之治疗不可。然则吾人将以何法治疗社会之疾病乎?夫病菌既遍布于全社会，则当从全社会以奏刀圭；病菌既深入于各个人，则当从各个人以施针灸。吾人曩日倡言变法，希望立宪，赞成革命，欲借政治以挽回痼疾，施治者三次。而社会之病势，乃有增而无退，侥幸之分子，益发生不绝，悲惨扰乱之分子更蔓延靡既者，则以病在社会全体之各个人，非政治界一二人手术所能愈。且政治界中，本为少数侥幸分子所占据，乃霉菌之制造场，传染病之生产地，而欲其祛除社会之疾病，势必不能。而今而后，治疗之任务，不能望之政府，而当责之于社会之个人；不能委诸政治之机关，而当属诸于社会之全体。请进言治疗之方法。吾侪治疗社会疾病之方法，有广狭二义。狭义维何?即保守自己之一分子，不受疾病之传染是也。吾侪纵不能使社会中不发生侥幸之分子，而自己之一分子，则不可希图侥幸。吾侪纵不能使社会中不产出悲惨与扰乱之分子，而自己之一分子，则不可以希图侥幸之故，陷于悲惨与扰乱之境。质言之，即勿靳其劳力而已。许行之捆屦织席，虽不可以率天下；陶侃之运甓，托尔斯泰之装书，则未始不可以自励。使社会各个人，多能遵循斯旨，以己身为本位，力行不怠，虽侥幸之分子与希图侥幸而陷于悲惨扰乱者，未必遽能绝迹，然社会之疾病，固未尝不可杀其大半也。虽然，治疗多数不劳力所生之疾病，固宜先从各个人自身劳力始，亦犹吾人生理上扑灭病菌，全恃各个白血轮之作用也。然使病者口体所接触及病室中之空气，均不免有病菌之留存，或足以促成病菌之发育，则白血轮之能力几何，其功效终无由而显。夫吾社会不以劳力为生产物之代价，相争相夺，酿成一治一乱者，数千年于兹矣。侥幸之见深入人心，横领之习衍为根性，是非正本清源，从社会习染上，施以扫除，如治病者之洁清四围所接触及病室中之空气，则病菌仍难绝灭。此广义之说也。广义治疗，以改变社会心理转移社会积习为要旨。宜揭明经济学之原则暨吾社会之病状，普示于社会全体，俾人人观念中，晓然于自食其力为天然之公例，而希图侥幸乃致乱之大原。浸润既深，心理自变。多数之心理既变，则沉痼之积习亦将潜移默化于无形，而又得持狭义之独行家为之先导，其收效也应更速。当斯时也，即有一二侥幸之分子，依然横领其生产物，然心理积习，既已改移，则社会之观念，亦将易歆羡而为鄙弃，虽有诱起迫压之作用，终亦无能为害矣。广狭二义，互相为用。盖个人虽保守自己一分子，不受疾病传染，而不能保各个分子之均不受传染，是仅能治疗自己之疾病，未能治疗社会之疾病也。且吾社会中，特立独行，洁身自爱，如上列狭义治疗云云者，古今不乏其人，而当时之社会，终不受何等之影响。是非参用广义治疗，不足以济狭义之穷。然社会为各个分子所积而成，必分子中有部分，自具却病之能力，不受疾病之传染，而后全体之疾，乃有转机。故狭义之治疗，亦为广义之基础。正如治病者不清洁病室及其空气，则霉菌固难绝灭。然病室之霉菌，每由病体中排泄而来，故必体内白血轮，各效其扑灭霉菌之作用，而后病室中之霉菌，乃能次第消除也。要之，吾社会之疾病，乃吾社会所自酿而成，故当由吾社会自为治疗，而不当望之于政治机关；亦当由吾各分子各自治疗，而不当委之于社会全体。曩者闭关自守，无他种社会接于吾前，故病虽深而未殆。今则寰海交通，相形见绌矣。曩者政体专制，一切制度，均悬禄利以为招，故人心咸趋于侥幸之途，而治疗不易于从事。今则政体变更，事半功倍矣。势之不容缓也如彼，时之不可失也如此，吾社会数千年之痼疾，其以此为治疗最好之机会乎?吾国民盍起而图之。
本文选自《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杜亚泉卷）》，作于1913年。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介绍相关研究和著作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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