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弗·伊顿·威廉姆森(Oliver Eaton Williamson，1932.9.27— ) “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自1998年以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爱德华·F·凯泽”名誉企业管理学教授、经济学教授和法学教授。曾任美国政治学与社会学学院院士（199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4年）；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83年）；计量经济学学会会员，（1977年）。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
有限理性是指，人们行为是“内在理性，但仅是有限的”[西蒙（Simon，1961，第xxiv页）]。虽然人们广泛认为人类的决策者并不是快速计算器，并且市场进程的抽象模型会偶尔地明确考虑这一事实[拉德纳（Radner，1968）]，但经济组织的含义只是被忽略了而已。有限理性一方面包括神经生理的限制，另一方面包括语言的限制。生理方面的限制以个人吸收、存储以及恢复的能力为基准。在这一方面，西蒙发现“由于个人受限于知识、远见、技能和时间，组织便成为实现人类目标的有效工具”（1957，第199页）。由于在1957年未定权益市场的文献还处于发展雏形阶段，而且西蒙还不甚清楚哪些其他模式会被“组织”（市场毕竟也可以有效地被视为组织）所替代，因此并不清楚西蒙心中是否已找到替代非完美未定权益市场理论的内部组织。拉德纳（Radner，1968）已经研究过，缺少无限计算能力会阻止签订各种复杂契约，其原因为需要竞争均衡的存在与最优化的标准理论。然而，缺失一整套未定权益市场理论是拉德纳所感兴趣的，这主要是因为该理论能够帮助他解释即期市场的存在性和流动性的需求，这未曾在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的未定权益模型中出现。这很有趣，因为不完全的（或昂贵的）未定权益市场同时也会引起内部组织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内部组织的目的是节省开支以牺牲计算能力，当未能抵消障碍时，据此推测内部组织将受青睐。结果这对于自我适应、有次序地制定决策是至关重要的。语言限制是指个人无法用文字、数字或图像清晰表达自己并且让别人明白理解。虽然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可还是觉得没有能力使用好语言（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必要的词汇量或者不熟悉相关的必要词汇）。所以他们诉诸其他交流方式。当形成这种语言困难时，论证、干中学和喜好可能是仅有的获得理解的方法。理性的有限性是很有趣的，当然，仅在某种程度上达到理性的限制，也就是说，在不确定性或复杂性条件的情况下才成立。若缺少任何一个条件，在起初一系列合适的或有行为就会被完全分类。因此，与环境条件相关的有限理性就会导致经济问题。在非有限理性的情况下，无论复杂性的程度如何，都会达成未定权益契约。相似地，如果环境足够简单，有限理性约束就不会被达到，而且在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相对制度选择就不会被提出——至少不会以任何有趣的方式。然而，当交易在不确定性/复杂性的条件下完成时，交易会变得非常昂贵，甚至无法描绘出决策树；有限理性限制就会变得很有约束力，并且有效地评估其他组织模式就会非常必要。费尔德曼和凯特（Feldman and Kater）对于决策程序的讨论是特别相关的（1965，第615页）。对于有些适度复杂的问题……不可能产生完整的决策树。这有几方面原因：首先是树的大小。复杂决策问题中替代性道路的数量是十分庞大的……其次，这并不是在下棋，在大多数决策情况下，替代性的方法和产生它们的准则都是不可寻的……第三就是后果估计问题……对于很多问题，要估计替代性选择的后果是困难的，如果可以估计的话。综合性的决策模型对于大多数有趣的决策问题是不可行的。
正如他们所指出的，大多数决策问题并不像诸如象棋之类的管理竞赛博弈，它们不是确定性的，而是涉及了不确定因素下的决策制定。对于此，综合决策树甚至倾向于不可行。然而，西蒙指出，正如此处所主张的，确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是无关紧要的。在象棋中可能被称作“不确定性”的是，“无法在完全确定环境中引人的不确定性——无法计算——可以确定环境的结构。但是无论不确定性的来源是什么，其结果总是一样的：在达成一个决策时，模糊总是取代了精确”[西蒙（Simon，1972，第170页）]。只要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其中之一处于一个必要的程度，则有限理性问题就会出现，并且会提出一个有趣的相对制度选择问题。据冯·诺依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施特恩（Morgenstern）观察，象棋是一种微小的博弈：“如果象棋理论[也就是说，可能博弈的完全树（complete tree）]真的被完全理解了，那还有什么好玩的呢？”（1953，第125页。）然而他们后来指出，正如西蒙所阐述的，要拓展完全决策树是十分复杂的。假设在一局象棋的任何阶段有大约30种合规则的走步，那么对于一种走步和它的对策来讲，就会有大约103种可能性。如果一局棋平均有40步，那么可能的走步就会有10120种[西蒙（Simon，1972，第166页）]——这是无法想象的巨大规模。米德对于未定权益契约有限性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有限理性的显著例子。他首先描述了“一个庞大的一步到位的‘议价’机制所有或有产品和服务（例如，在任一可能的时间及环境下的所有产品与服务）一旦买卖则成交”（1971，第166页），他随后承认（1971，第183页）：当环境由于不确定性太多而难以全部考虑……或者，可能导致相似结果，当有些特定环境风险难以界定并很难与其他风险辨别，以至于无法在风险发生或不发生的基础上形成企业赌博或保险契约；则由于这些原因，无法建立应急体系或有条件的期货市场体系。
虽然完全解释米德所描述的不可能条件涉及机会主义的问题（参见以下的第2节），主要贡献因素仍是有限理性的存在性。当环境不确定性太大以至于无法全部考虑时，则很可能超出了当事人的数据处理能力。无法产生完全决策树——“在任何现有市场中无法产生大量有意义的未来交易”[阿罗（Arrow，1969，第51页）]。有限理性的最后一个例子是由康芒斯将政治领导描述为“能用语言将别人感受到却无法表达的东西阐释清楚的人”中所提到的（1934，第750页）。这里理性的有限性以语言为形式，而非计算的极限，并且显然在每个人之间互不相同。如果劳动分工是可行的，那些理性有限性不如其他人那么严格约束的人就会成为科技、行政或是政治领导人等重要职位上意料中的候选人，也就是说，层级制就会由于这个原因而出现。正如哈耶克所强调的（参见第1章），当相关信息被价格信号所概括时，价格系统就比中央计划更有优势。价格系统可以缓解当事人的需求，而当事人与瞬息万变的市场条件相关的潜在数据变化的关系甚远。对于稀缺理性能力的需求也会相应地受到限制。倘若不能满足竞争性供给条件，那么依赖于总量统计就有很大风险。这部分内容将在第2节和随后的章节中展开，内部组织通常会拥有一些十分具有吸引力的特性，这使得当事人能够以一种适应性强、有秩序的方法来处理不确定性/复杂性，而不会产生由市场签订契约所导致的相同类型的机会主义风险。这种适应性强、有秩序的决策过程大大节省了有限理性的开支。与其预先详细描述决策树，并得到相应的未定价格（contingent price），不如允许公开事件并将注意力只集中在现实而非所有可能的结果上。和重复性市场交换相比，内部组织的另一个优势在于，高效的编码更有利于演进并被当事人充满信心地运用。这样的编码也可以节省有限理性的成本。通过某些特殊语言，用非正式方法总结复杂事件。然而，原则上说，重复性市场契约的当事人可能会发明同一种语言，由此实现同样的经济效益。这样的交换取决于机会主义的风险，因此更不利于全面发展。内部组织的另一个附加优势是，它能促进聚合预期，这样可以减少由相互依赖的当事人对变化着的市场环境作出独立决定时的不确定性[马尔姆格伦（Malmgren，1961）]。如果一系列相关交易中的每个当事人都各自观察事件如何变化，猜想可能的后果（包括预期其他当事人会如何适应），并且相应地行动，则存在一种风险，即用共同不兼容的方式作出一系列结果性的决策。然而，市场并不反常或是天生“倾向于”经历非均衡的延展期，延展期中当事人之间一系列共同预期会逐渐演进。原则上说，这种调整进程可以通过让交易的自主当事人暂时充当决策制定者而缩短：这样可以保证谁来适应和如何适应。可是这样分配给自主当事人也同样存在风险，即在做推荐时，自主当事人会选择私人收益而非集体收益的算计。在某种程度上，当内部组织减轻机会主义行为，同时不引起冲销成本时，从市场到层级制的转变就会促进效率的适应。机会主义拓展了经济人在自身利益考虑的指导下允许战略性行为的传统假设。这就涉及用欺诈的手段来牟取自身利益的问题，而且对于在其他契约关系之间的选择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相互作用的战略在其他作者的作品中也曾被提及，其中以谢林（Schelling，1960）与戈夫曼（Goffman，1969）的论述尤为引人注目。机会主义被分为管理的行为和工具的行为两种。然而，前者涉及信任关系，一方当事人的话语可以被视为他的义务职责；而后者则具有更中性的模式，当事人并不一定自我意识到任何战略都可以增进当事人的利益[戈夫曼（Goffman，1969，第88页）]。机会主义行为与这两者都不相同，因为其涉及的是，在会实现个人优势的预期下作出“虚假的或是空洞的——也就是说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威胁和保证”[戈夫曼（Goffman，1969，第105页）]。优势的存在要归因于：（1）事先存在和完全披露下的多产条件（比如，一个特殊的地点或差别技术），这一条件从一开始就获得，并区别于（2a）有选择的或者扭曲的信息披露，或者（2b）对于未来的行为自己也不相信的承诺。第一种类型的优势并不涉及机会主义。相反地，当事人仅实现其先前存在的位置所赋予的回报；由于这一缘故，并不特别形成关注契约所采取的形式。然而，信息的战略操作或意图的不实陈述都将被视为机会主义的，并且对于安排一种而非另一种模式组织的交易具有比较制度性意义。（2b）类型的机会主义在这方面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因此，如果失去了第二种类型的机会主义，那么，引出自我执行的承诺作为给予首次契约的条件，承诺大意是，“我庄严地保证，高效地履行契约续约间隔，以寻求公平的回报”，除非其影响初始协商中所出现的术语，并且（2a）类型的机会主义也会消失。相应地，安排一种而非另一种组织模式交易的重要性就变得微乎其微了。然而，根据假设，这种类型自我执行并不能确保。至少一些同意这种条款的经济人以一种自己也不相信的方式随意执行。既然无法事前将这些类型的承诺区别于真实类型（参见下面对于信息阻塞的讨论），那么信赖这样的承诺就会使得销售契约在契约执行和契约续约间隔时处于危险境地。为了防止无效执行这样的契约，必须努力预期未定事宜，并且要比要求条件更加完全地详细罗列出条款。同时，由于用很难事后辨识的方法，即便是详细合约也可以偷工减料，所以契约还是需要被监督的。内部组织可能因此而形成，因为其允许在首次签订契约和/或监管方面实现经济体。但是，仅仅怀有机会主义的倾向并不意味着市场会因为这一原因而有缺点。而且，少数人条件占优势是很有必要的。缺少这一点，投标者之间的大规模的竞争会导致机会主义倾向的失灵。尝试着要保护策略的当事人们会发现，在契约续订间隔中，这样的行为是无法存在的。对立的当事人会安排好满足竞争条款的其他交易。然而，当机会主义和少数人条件结合起来的时候，交易形势就将大大改变。此时会出现与随机市场环境中的双边垄断者相关的所有形式的困难。交易两难在于：每个当事人都会寻找对他有利的条款，这无疑助长了机会主义和讨价还价。相对而言，如果当事人可以联合起来以避免交易过程中出现讨价还价成本和非直接成本（主要是适应不良），系统的利益才会被促进。这里分析的特殊利益是，当在一开始就频繁出现获得多数人条件时，这可能是虚幻的或不会继续进行契约续约阶段。这种错觉在于，可能无法满足暗含的同质性假设。同质性与信息阻塞的结合导致严重的交易困难——正如先前有关保险问题的讨论中所指出的，并如阿克洛夫关于二手车市场的研究中所显示的（1970，第489～492页）。然而，这里与我的兴趣更为相关的是，初始获得的多数人同质条件在内部契约续约间隔期间可能不会持续太久。如果供应商中的当事人由于先占优势而沮丧，以至于初始竞价的赢家随后比输家更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那么最终所获得的销售关系实际上是少数类型的。这样的争论不仅关系到在可分割部件由内部制造而非购买时，而且还关系到在雇佣关系而非销售关系下交换连续个人间加工流程时的检验。阿罗通过灯塔例子解释了少数人交换（1969，第58页）。他从不确定性中概括出，假设灯塔的守护者精确地知道船只何时需要他的服务。而且，他还假设在任意时刻只有一艘船会处于灯塔的管辖范围内，那么对非付费船只关闭灯塔的排他性是可行的。然而，因为只有唯一买家和唯一卖家，“且没有竞争力量驱使两者形成竞争均衡”，那么一个交换问题就产生了。这个例子是双边垄断问题的一个版本。众所周知，当事人有动机去交换联合利益最大化的数量，但他们同时也倾向于通过针对交易发生的价格议价消耗相当数量的资源。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当在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当事人参与重复的少数人议价时，只能作出有趣的比较制度选择。缺少反复的讨价还价，则兼并合约就对于一次性交换契约没什么可表扬的。缺少变化的市场环境，则交换契约一旦达成，就会被永远保持下去。当重复交易和变化的环境结合起来时，内部组织的优势就在于，兼并合约同时允许适应性并且组织未来的讨价还价。相对而言，如果每个当事人根据其自身优势寻求随着数据的每个变化调整条款的时候损害了重复性即期签订契约，复杂的未定权益就会变得不可实行。一个贯穿本书且反复引起人们兴趣的问题如下：虽然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多数人交换条件，但是在契约执行期间变成了少数人交换关系，这是由于：（1）特殊的契约执行关系；（2）人力或非人力资本市场上的失灵。这里的论点在接下来第3节的信息阻塞中会得到详细解释。内部组织具有在机会主义与少数人条件结合的情况下签订契约市场模式的三种优势。首先，对于自主契约者，内部交换的当事人更加不容易获得小群体收益，因为其中有机会主义的存在，以此作为所有组织（体系）的成本。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会被相应减弱。其次，并且相关的是，内部组织可以更有效地审计。最后，当产生差异时，内部组织在解决争端方面会优于市场协调的交换，此时需要逐一考虑这些优势。不同于自主契约者，以纵向一体化关系相互交换的内部部门通常对于其预期的利润流并未有优先权益。即使相关部门可能具有利益中心的立场，但还是倾向于以一种受限的方式运行。首先，出现内部交易的条款更容易被限定。成本加成定价规则和变形因而会阻止供应商部门寻找垄断价格，否则其唯一资源供给的定位将赋予其有权定出垄断价格。另外，交易部门的管理很容易受呼吁合作的影响。因为对于个人利益的疯狂追求会促进系统的劣势，并且由于当前与未来预期的补偿（包括激励）很容易被总部影响而表现出不合作，所以就倾向于注意接受合作模式的简单要求。总之，我们期待一个更加共同利益最大化的态度和结果。与企业间组织相比，内部组织的审计优势在于它在制度和动机上的差异，这些差异支持内部模式。外部审计人典型地受约束于复审书面记录与文件，以及从另一方面来看限制明显相关事务调查范围。相反，内部审计人更大的行动自由，既包括不那么正式的证据，也研究其调查所引出的次要领域。内部审计人推定会以企业的利益行事这一事实部分解释了全部的差异——这导致了对于动机差异的研究。鉴于内部审计人在其他人用工具术语来看并不是铁杆拥护者，但自认为是，外部审计人却与“另一边”有牵连而其动机被猜疑。审计人员所受到的来自被审计方的合作程度相应变化。可预期外部审计人会受到仅有的肤浅的合作。潜在的“信息提供者”作为内部知情人士知道哪个条件出了差错以及为什么会出差错，他们不大可能自愿提供信息——因为从内部来讲，这是不忠诚的一种行动；从外部来讲，这并不是获得奖赏的好途径。然而，运营分部由总部进行审计，信息披露并不具有同样的污名。这样，信息阻塞的条件在企业内部交易时比在企业间交易时更容易被克服。最后，在当事人之间被争论时，内部组织并不为自主签订契约所经历的同种困难所困扰。虽然企业间的争论通常以一种非正式方式在法庭外解决[麦考利（Macaulay，1963）；勒夫（Leff，1970）]，这种方式通常却很困难，而企业间的关系经常会很紧张。费用高昂的诉讼有时候是无法避免的。相对而言，内部组织不会导致这样的争端（因为当事人更倾向于合作性地适应），并且可以通过诉诸命令而解决这些争端——这是一个有效解决可理解差异的方法。然而，有些情况当涉及企业间利益差异时（正如当自主当事人之间发生交易时），则命令可能成为不被接受的争端解决方案。（谁是仲裁者？他是否充分知情？他的偏向是什么？他是否会被贿赂？）更普遍地，内部组织能够替代市场（在劳动力、中间产品与资本市场等方面），部分因为假设并有效地免除了某些准司法（quasijudicial）功能。结果便是，内部组织对于机会主义来说显得没那么脆弱，当达到少数人交易条件之时，无论是从一开始作为更普通的情况，还是作为契约执行阶段特殊经历的结果。虽然也涉及有限理性，但信息阻塞是一个主要由于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而产生的衍生条件。当与交易相关的真实基本环境或一系列相关的交易被一方或多方当事人所知晓，但是无法不付代价地被他人分辨或向他人显示时，则信息阻塞便存在了。为了理解信息阻塞条件，分清交易中的卖家、买家和仲裁人非常有用。同时，在初始协商下所存在的事前信息阻塞，应该区别于在契约执行过程中所形成的事后信息阻塞，雇佣仲裁人的情况似乎仅与事后信息阻塞条件相关联。需要强调的是信息阻塞和先发条件（first-mover condition）的关系。之所以内部人和外部人不对等，就是因为外部人缺少企业专用、任务专用或交易专用的经验。这样的经验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而且那些通过被授予首次契约而获得经验的人可以凭战略方式应用经验。通常人们承认，如果交易当事人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那么交易是有风险的。阿罗解释道：“……信息对于风险承担最优配置的关键性影响不仅仅是它存在与否，而是它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不平等性”（1969，第55页）。然而，我认为：（1）这不仅是不对称问题，而是不对称和（a）获得信息平价的高成本，以及（b）当事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倾向，共同导致了问题；（2）甚至在当事人拥有相同信息，并且如果存在信息差异，则可以毫无疑问形成信息问题；（3）当事人之间的信息分布在少数人议价的环境下具有特别意义。最后一个建议是相当明显的。因此需要考虑在上述（2）的环境中的少数者交易关系，即买卖双方都有相同的信息，而且进一步假设，信息完全足够完成交易。尽管双方拥有相同的信息，如果一方会反映世界的真正状态是不同于当事人双方所知道的，并且如果对于一个外部仲裁人来说，决定世界的真正状态代价很大，那么这样的交易都可能很困难。这里形成一个问题，如果仲裁人通过产生与独立观察相关的费用就能分辨哪一方在撒谎，以及撒谎达到什么程度，则主体会热衷于作出机会主义的陈述。结果是，只有当买卖双方和仲裁者都有关于世界状态相同的信息时，人们才会有信心地说交易顺利进行。接下来要考虑的是这种情况的变形，包括仲裁人在内的所有当事人，都拥有相同的信息，但信息的内容却是不完全的，而且当事人无法在事前完全详细地列举基于不完全信息推断世界所存在状态的规则，以及增加观察所采用的规则。由于当事人作出有利于描绘惠及其利益的事后陈述，显然会形成契约的模糊性。结果是产生昂贵的讨价还价。相反，假设当事人有着不同的信息，但如果各方的信息需要被直白地披露，那么结果就是信息量对于交易的完成来说已经足够了。进一步假设，双方从一开始没有信息“优势”。虽然如此，会形成问题，即使双方对描绘达成一致仍无法矫正问题。机会主义在此时以选择性批判或歪曲各方独有数据的形式——再次假定仲裁人独立得知存在哪些真实情况，成本很高，这是可以预期到的。如果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契约的主体之一相对于其他人有着更深一层的认知，并且信息掌握较少的一方获得对等信息的成本会很高。那么，选择性披露或是歪曲对于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来说更加危险。然而，我要强调的是，由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问题，与信息集相同但不完全的情况或信息集不同且当事人双方都不享有战略信息优势的情况所产生的问题相比，两者在程度上各有不同，但本质上相同。在任何情况下，如果（1）当事人并非机会主义者，（2）可以实现无限理性条件，或者（3）多数人竞争条件占优势，那么信息阻塞并不一定损害市场交易——当前地与未来地。然而，如果以上所有的条件都不成立，从市场交易转移到层级制，可能会获得以上所指出的层级制在限制机会主义方面的优势（参见第2.3节）。如果交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终结的状态，在相同但非完全的信息条件下，问题就会产生。除非当事人能够完全规定事后信号怎样计划为对于世界的描述，可以预期关于实际达到何种状态的观点出现差异。即使每个当事人具有相同的关于环境条件的信息，他们也并不一定对世界实际所实现的状态达成一致。相反，如果进行交易的考虑因素有条件地随着同意（或否则宣布）何种世界状态终结而变动，可以预期每个当事人会作出机会主义计划以支持利于自身的结果。因此，假设当事人A同意在日期d为当事人B供给x，如果日期d-1的平均温度小于或等于T0，则供给X+Δ。同样假设，当事人A和B在日期d-1的凌晨4：00、午间12：00和晚上8：00能够自由获取温度。如果日期d与前一天的单位加权平均温度大大低于或大大高于T0，则交易就能顺利进行。然而，假设单位加权平均温度比T0稍低，权重为0.95、1.1与0.95，将会使之增加至大于T0。当事人B也许会断言，中午的温度应该在计算每日平均温度时配置更高的权重，并且相应地供给X+Δ。因此，当事人A就会反对讨价还价，并且紧接着需求收集额外信息。此外，在一个多维化的世界里，此类争端的数量还在自然而然地上升。回想一下在第1章第3节中提到的一个例子。有效的风险承担在事前和事后被信息阻塞所阻碍了。通常情况下，如果被投保人比保险者更知道其真实风险的特征是什么，那么就会存在事前信息阻塞。另外，良性风险和恶性风险很好分辨，因为不能以表面价值为代表进行分辨：恶性风险同样如此。由于要建立当事人道德真实风险属性的成本很高，针对恶性风险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倾向就会结合起来产生逆向选择问题。就事后方面来说，道德风险也是信息阻塞的结果。假定一个当事人被赋予保险范围，就出现了高效的损失缓解问题：被保险人会采取有效措施来降低其处于风险的概率吗？或者他会重新配置其资产远离损失缓解偏好其他活动吗？如果保险企业不能决定损失是由于忽视或环境因素引起的，就会发生后一种情况。被投保人可以轻易地否认疏忽大意，而无论其是否是影响因素。如此，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就又一次结合起来产生了问题。先发优势（first-mover advantage）在先前提到过，且在接下来的几章中还会出现。基本情况如下：通过干中学的方式，首次契约的赢家对于输家获得了显著的信息优势。结果是，即使多数者竞争在首次奖励时是可行的，但是在契约续订间隔当事人不再持续竞争。通过经验得到的信息会受到两种情况阻塞：（1）原始赢家拒绝泄露（机会主义的表现），或者（2）虽然经过努力，他们也不能泄露（由于语言阻止多样化的有限理性）。少数讨价还价的情形就这样演进了。由于这个原因，市场经常给层级制让道。有时候被称为“专有技术”（knowhow）的方法是一种解释先发优势的有趣途径，这里指一种未申请专利或可能无法申请专利的技术，从交易秘密中识别出来，因为专有技术“意味着持续的信息流和数据流……[尽管交易秘密]意味着一个或一揽子秘密的个别转换而非连续性流动”[埃克斯特龙（Eckstrom，1963，第127页）]。专有技术意味着一种信息阻塞的条件，正如美国司法部在联合鞋业机构案例中要求解禁专有技术时所提及的（着重强调）：只有联合鞋业机构以当前可做到的一种形式，向其潜在顾客解禁其完整的专有技术，才能实现积极地解禁联合鞋业……控制的当前技术与鞋业领域的技术员。这意味着联合鞋业机构的潜在顾客将占有制造那些机器本身的具体模型和蓝图。这意味着，解禁所有的制造及操作手册、与机器相关的规则及注意事项，包括联合鞋业机构习惯上提供给制鞋商的总平面图。设想雇佣技术人员克服生产与操作过程中的困难，并给予潜在竞争者直觉知识，这些直觉知识基于无法翻译成书面形式的培训与经验。相比于联合鞋业机构的雇员，必须给予联合鞋业机构的潜在竞争者的雇员同样多至少不应少于、同样详细的帮助。
内部组织在许多方面帮助克服信息阻塞。大部分原因在于内部组织在机会主义方面对于市场的优势——正如上面第2.3节中所展开的。这样一来，（适当类型的）内部组织可以用来缓解机会主义地利用信息阻塞的动机。同时，内部组织的高层审计能力在于帮助克服信息阻塞条件。内部组织的语言优势也应该提一下。这在两方面十分显著。首先，愿意披露选择性获得的信息的当事人，会发现如果形成有效的内部编码，将更容易交流特质条件，那么披露信息更容易。前面所提到的内部组织的编码优势与市场有关，因此可以帮助克服信息阻塞。其次，内部组织倾向于在经验评级方面比市场组织更有优势。可能成为机会主义陈述的当事人，例如，按照其资质履行任务或供给零部件——如果当事人面对经验评级的预期，则当事人将不被鼓励这么做。迅速排序好资质和坏资质的类型，并支付其差别工资或价格，通常被认为是有效的做法，因此其他条件不变，更倾向于具有较好经验评级特征的制度模式。无论如何，这并不表示市场没有经验评级这一功能。就像[勒夫（Leff，1970，第26～36页）]和其他人说过，商业声誉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资源，并且企业有时非正式地、有时正式地集中共用信息，分享契约经验。这样的信息分享是否有效的程度取决于市场：中间品市场，发生企业间交易；最终品市场，发生家庭与企业间的交易。在经验评级方面，中间品市场的发展通常比最终品市场完善得多[勒夫（Leff，1970，第29～33页）]。尽管勒夫限制了市场中介交易的比较，但是经验评级在市场和内部组织中的差异仍然存在，并且与我们此处的利益更相关。我承认，勒夫在中间品市场中提到的沟通优势，与最终产品市场相比，在企业内部会得到更好的发展。第一，经验评级者和决策制定者通常会是一个人而且是同一个人——这时完全无须发生人际间交流，更较少发生组织间交流。决策制定者会参考与所谈及交易相关的自身经验，并且相应地作出最终决策。第二，由于先前提到过的内部组织的编码优势，企业内部的细微变化可能不会在组织之间得到实现。此外，这次考虑到语言经济学，沟通的数量下降了。第三，企业之间的经验评级可能是危险的。企业A可能会告诉竞争对手企业B，说企业X“可能运作良好”，事实它知道企业X“略微地不合标准”。如果依靠这样的陈述，企业B结果会处于竞争劣势。另外，由于分配一种绩效类别而非另一种的标准并不能明确地被定义，既然企业B使用企业X些微不同于企业A，则企业B没有基础记录抱怨，更不用说可能会引起诉讼。最后，即使企业A准确地报告了企业X不合标准，企业B也会缺少深入解释为何做出这样的配置。企业B也许会推测企业A的问题部分出于其自身原因，例如，更仔细起草的契约可能会回避困难。如果企业B的管理者认为自己更聪明，那么报告可能就会打折扣了。相对而言，由于会比较容易地保证关于内部交易的深入解释，那么内部不信任更不可能。然而，结果是企业间签订契约方面的经验评级发展完善，企业内部评估却趋向于甚至会更加完美，也许因此会出现水平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来说，经济学的力量大部分追溯于其不懈的强调净利润分析。然而必须小心谨慎，以防矫枉过正。当事实上考虑互动效应时，如果净利润以交易特定术语计算，这样的情况就会发生。在技术不可分割的情况下完全熟悉这一形势，这时实际上存在互动效应，不考虑这些互动效应将会导致次优化。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技术的分割并不意味着态度的分割。对于氛围的参考意图，考虑到相关联的态度互动和系统结果。考虑一下迪特姆斯（Titmuss，1971）在他的血液捐献者研究中所提到的利他主义吧。他将英国系统和美国系统作了比较，前者完全依赖自愿的捐献者，后者则是资源捐献和商业捐献的混合体。阿罗（Arrow）看到了这一研究后说道，“经济学家一贯想当然地认为，由于市场创造增加了个体的选择，就会导致更高的收益”（1972，第349～350页）。他然后问道：“为什么血液市场的创造会降低血液捐献中的利他主义呢？”（1972，第351页。）我承认，这一效应的答案在于，标准经济学家的模型是正确的，而且利他主义并不被市场创造所影响是未经考虑且不准确的。血液捐献的商业化并不仅仅是增加了工具途径的选择，它同样会改变交易的性质。似乎我们有理由相信，自愿献血者部分地在其不可或缺的感觉中得到满足。知道了这一点，如果利他主义热情衰减，系统就会适当调节以提高价格等级，并修补其重要性的感知。同时，一个双重系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自愿捐献者的行为说明他是慷慨的还是幼稚的呢？标准经济模型会错失许多这样的思考，因为他假设个体会以一种谨慎且中性的态度看待交易。然而，交易过程被视为价值的目标可能更加精确，有时甚至是重要的。对于氛围的关心会提出一些系统问题；在广泛的解释上，提供一个让人满意的交易关系构成经济问题的一部分。这里讨论的相对结构重要性在于，组织的可选择模式在显著氛围方面有时不同。可计算和准道德“介入”的差异是相关联的。市场交易主要倾向于鼓励当事人之间地交易专用类型的计算关系。这样的交易要小心地测量；未解除的义务并不能从一个契约或一系列相关交易转移到下一个。相反，内部组织通常能考虑到当事人之间的准道德参与。互惠的社会逻辑现象便是一个例子，参见古德纳（Gouldner，1968）。当这一现象在市场环境中出现时，它在内部组织中出现就不足为奇了。意识到经济组织的可选择模式会使交易关系差异化，以及这些关系本身很有价值，这要求组织有效性必须比通常的效率计算指出的有效性更广泛。这样如果预期金钱收益最大化的人完成并被采纳的、具有更高生产力结果的组织模式或实践，可能由群体用不同的价值修改或拒绝。首先，有利的生产结果可能不再存在，也就是说，高效和幸福感会内在地（不可分地）结合起来。再者说，如果模式或实践被视为压迫的或厌恶的，则对于氛围的偏爱也许会吸引个体放弃物质收益趋于非物质的满足。对于氛围的完整讨论会提出一系列范围更广的社会政治问题。我们足以看见：（1）之后章节的分析主要依赖于先前章节所提到的人类和环境因素；（2）氛围留作那些交易，其中态度溢出被认为特别强烈；（3）评估交易所测量的密度（组织间或组织内）是谈及氛围的主要场合。冒着过于简单化的风险，本章先前章节的论点可以在图3中得到概括。主要配对组合由粗黑的双向箭头标出，一方面关系到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复杂性的关系，另一方面关系到具有少数人交易关系的机会主义。信息阻塞是一个衍生条件，主要由于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而产生反过来导致少数人关系的结果。组织失灵框架中所出现的人类和环境因素周围的虚线则表示在交换环境中发生交易。1.在复杂的环境下，未定权益契约是不可行的，连续即期市场是危险的。而内部组织方便了适应性、连续的决策制定，从而减少有限理性。2.在现在和将来的少数者交易关系面前，内部组织会削弱机会主义。4.更加容易客服信息阻塞地条件，当其出现时不可能产生策略行为。然而，从市场到层级制的交易或者一系列交易的转移并不是所有的收获。在此过程中可能要牺牲弹性，并且其他官僚式的障碍也许会增加。本文选自《市场与层级制：分析与反托拉斯含义》，题目为编者所加，注释从略，有少量文字调整。来源于“社會學會社“。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介绍相关研究和著作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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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姆森｜理解“治理机制”
哈耶克｜自由状态：强制被减至最小可能之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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