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
作者｜费孝通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八十岁可能是一条年龄界限，跨过了这条线，一个人会觉得心情上轻松、自由些，因为余下的岁月已不大可能改变这一生已铸下的功过了。他可以有平静的心情来检视过去在人生道上留下的步步脚印了。我感谢中根千枝教授和乔健教授给我这个机会，出了一个题目“人的研究在中国一个人的经历”，要我在他们为祝贺我八十诞辰召开的“东亚社会研究”讨论会上作一次发言。这个题目的意思是要我回顾一下，我在人类学这门学科里做了些什么。当然我的工作能否代表中国的人类学界，那是很难说的。但我既然是中国人，我在这门学科里所做的工作无可否认是人类学在中国的表现。而且我的工作至少也反映了我同时代的学术方向。
但是这个题目从何答起呢？这很为难了我。
当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乔健教授给我寄来了一本书：Sir Edmund Leech写的Social Anthropology（一九八二）。Edmund是我在L.S.E上学时的老同学。我们的友谊也并没有因几度隔绝而冲淡。一九八一年访英时，我还跟他一起在Cambridge他的书斋里纵谈了一天，没有想到这是我们相叙的最后一次。当我们同窗的时候，在我们讨论班上，他是个雄辩出众的青年。他那种爽直、明快、尖锐的词锋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次在捧读这一本可能是他最后的著作时，我立刻感到他那可爱的性格至老未衰，可惜的是这样的英才未获长寿。
读完了他这本书，我顿觉写这篇发言有门了。这是因为他在这本书里评论了其中有我一份的中国几个人类学者的著作时，提出了两个问题，启发了我的反思。
他提出的两个问题是：
（一）像中国人类学者那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
（二）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
Edmund对这两个问题都抱否定的态度。先以第一个问题说，他尽管承认人类学者不妨研究自己的社会，而且有些中国人类学者就是这样做了。但是他态度鲜明地说：“无疑的，这种样式的实地研究，对没有经验者我是不会推荐的。”（124页）他接着列举了四本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九年以英文出版的中国人类学者的著作，并一一加以尖刻的评论。在他看来，其中除了一本，可巧是我的Peasant Life in China（《中国的农民生活》，即《江村经济》），在一定程度上（up to a point），研究自己的社会看来是有好处的，其他三本都被他作为这种研究方法不足取的例证。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可能是出于“他们的眼光看来已被私人而不是公众的经验所产生的偏见所歪曲了”。（124页）
Edmund对人类学者研究自己社会的那种他自认是“我的消极态度”，跟我们共同的老师B.Malinowski恰恰是个鲜明的对照。后者在给我那本Peasant Life in China（一九三九）的序言里说：“如果自我认识是最难获得的，那么无疑的，研究自己人民的人类学是实地调查工作者最艰巨的，但也是最有价值的成就。”（XIX页）两人都用了“无疑的”那种坚决的口吻说出了相反的态度。前者认为中国人研究中国社会是不足取的，很少成功的，而后者却满腔热情推荐这种方法，认为在人类学这门学科里这是“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XIX页）
Edmund的态度和论调是不足为奇的。熟悉他的人都会赞赏他这种不与人苟同，特别是对他的师友不轻易附和的为学作风。今天，我在这里重提这个不同见解的对比，而且参与了议论，使我的心情又回到了LSE二楼Malinowski的Seminar Room。辩论出自意见的不一致，结果也许并不一定导致认同，但至少可以使双方都看清楚意见不同的来源，而达到相互的认可。使我懊伤的是今天Edmund已无法到场。我相信如果他在场的话，必然会报我以会心的微笑。他很可能同意我至少会明白我的看法，就是我们的分歧归根到底是出于我们并不都是英国人，包括Malinowski在内。我们各自的文化传统带来了“偏见”或更正确些应说是“成见”。这些“成见”有其文化根源，也就是说产生于Edmund所说的公众的经验。在这点上我和Edmund还是不－致的，因为他认为中国人类学者没有把他们的研究工作做好是由于私人经验所产生的偏见。他所谓公众经验，在我的理解中，就是指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当前处境。
我并不明白为什么Edmund放弃他成为一个工程师的前程而闯入人类学这个园地的。我自己知道我为什么要学人类学，入学的动机可能是我们两人同在一个学术领域分道扬键的根源。我原本是想学医的，但是后来放弃了成为一个医生的前途。因为，那是我自觉的认识到“为万民造福”比“为个人治病”更有意义。可见我的选择是出于一种价值判断。
个人的价值判断离不开他所属的文化和所属的时代。我是出生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人，正是生逢社会的剧变，国家危急之际。从我的这种价值判断出发，我之所以弃医学人类学是可以为朋友们所理解的。我学人类学，简单地说，是想学习到一些认识中国社会的观点和方法，用我所得到的知识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所以是有所为而为的。如果真如Edmund所说中国人研究中国社会是不足取的，就是说，学了人类学也不能使我了解中国的话，我就不会投入人类学这门学科了，即使投入了，也早已改行了。
我从来没有隐讳过我选择人类学的动机。Malinowski已经在上述那篇序言里替我说明，我为什么闯入人类学里来的。正因为他同情我，他写下了一句用意深长的话：“人类学，至少对我来说，是对我们过分标准化的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XXI页）这不能只看成是自嘲之语。他在用沉痛心情谴责当代西方人类学者那种内心的无可奈何之情。
我不敢冒昧地把Edmund也包括在这一类西方人类学者之列，但令人深思的是他在这本学术自述式的书里却根本否定了人类学是一门科学。他说：“社会人类学并不是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也不应当以此为目的。如果要说它是什么，其实不过是艺术的一种形式。”（52页）这句话的涵义，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我却联系上了Malinowski上面所说的那句话，他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在西方人类学门内至少有一些学者把它作为表演才华的戏台，或是更平易一些，是一种智力的操练或游戏，或竟是生活中的消遣。我本人对这些动机并无反感。在一个生活富裕，又是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当个人谋生之道和社会地位已经有了保证之后，以人类学来消磨时间或表现才能，确是不失为一种悠悠自得的人生。可惜的是，我自己明白，我没有条件这样来对待这门学科，事实上也走不上这条路子；即便走上了，也不会觉得愉快的。
Edmund锋利的思路又发现了个使像我这种中国人类学者为难的题目，就是上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个别社区的微型调查能使你认识中国的全貌么？
这个问题的矛头直指我的要害，因为如果我学人类学的志愿是了解中国，最终目的是改造中国，我们采取在个别小社区里进行深入的微型观察和调查的方法，果真能达到这个目的么？个别入手果真能获得概括性的了解么？Edmund对这个问题仍然是否定的，消极的。他在第一个问题上是放过了我，我感谢他还说了些好评，但在第二个问题却想逮住我了。他用了回护我的口吻来表达他不相信我这样做能“了解中国”的。他说：“费虽称他那本书为《中国的农民生活》，他并不冒称他所描述的社会体系是整个国家的典型。”（127页）又说“这种研究并不或不应当自称是任何个别事物的典型。这样做的旨趣是在它的本身。”（127页）
Edmund对我的回护我是应当领情的。但是他的意见我只能接受一半。我确是没有意思想把那个调查过的江村作为整个中国所有千千万万的农村的典型；也没有表示过，研究了这个农村就能全面了解中国国情。这本书的英文书名是出版社给我加上的。它原本是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Kaihsienhung：Economic Life of a Chinese Village”〔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而且英文本的扉页上还印着“江村经济”四个字。当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时并没有用“中国的农民生活”而还是“江村经济”。Edmund是知道这经过的。
我也同意，解剖一个农村本身是有意义的，所以是有趣的。但我必须老实说，我的旨趣并不仅限于了解这个农村。我确有了解中国全部农民生活，甚至整个中国人民生活的雄心。调查江村这个小村子只是我整个旅程的开端。因此如果Edmund看法是正确的，就是从个别不能概括众多，那么我是走入了条死胡同了。所以我必须正视Edmund所指出的问题，并在实践中证明他的看法是似是而非的。从个别出发是可以接近整体的。
这个问题在我写完《江村经济》时已经意识到，而且国内不少评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我对此心中是有答案的。我这样想：把一个农村看作是全国农村的典型，用它来代表所有的中国农村，那是错误的。但是把一个农村看成是一切都与众不同，自成一格的独秀，sui generis，也是不对的。
也许是受了我早年所学的动物学和解剖学的影响，我对客观事物存有类型（Type）的概念。一切事物都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如果条件相同就会发生相同的事物。相同条件形成的相同事物就是一个类型。同一个类型里的个别事物并不是完全一样的，类型不是个别的众多重复，因为条件不可能完全一致的。我所说的类型只是指主要条件相同所形成基本相同的各个体。
以江村来说，它是一个具有一定条件的中国农村。中国各地的农村在地理和人文各方面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江村不能作为中国农村的典型，也就是说，不能用江村看到的社会体系等情况硬套到其他中国的农村去。但同时应当承认：它是个农村而不是牧业社区，它是中国农村，而不是别国的农村。我们这样说时，其实已经出现了类型的概念了。所以我在这里和Edmund辩论的焦点并不是江村能不能代表中国所有农村，而是江村能不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一些中国的农村。那就是说形成江村的条件是否还形成了其他一些农村，这些农村能不能构成一个类型？
如果承认中国存在着江村这种的农村类型，接着可问，还有其他哪些类型？如果我们用比较方法把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那就不需要把千千万万个农村一一的加以观察而接近于了解中国所有的农村了。请注意上面我多次用了“逐步”和“接近”两个词。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步接近整体的。Edmund喜欢用数学概念来表述事物，我这里所说的“接近”也就是微积分里的基本概念。
用实践的经过来说容易讲得明白些。一九三八年我从英伦回国，也正是我校读完《Peasant Life in China》一书的清样之后，抵达中国抗战时大后方的云南昆明。我只休息了两个星期就下乡去调查昆明附近禄丰县的一个农村，我把它称作禄村。禄村和江村所有条件不同，江村是在沿海传统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是个具有传统家庭手工业又从上海传来的现代工商业较深影响的农村。禄村是个远离现代工商业中心的内地农村，这个农村的农民几乎全部依赖农田上的收入来得到生活的。江村和禄村具有不同的条件，给了我实践类型比较研究的机会。云南的内地农村具备的条件还是有所不同。我们沿着滇池转，发现了三个不同类型，禄村之外还有易村和玉村。我们把这三种类型的比较在一九四一年用英文写成了一个简略的英文论文，称作“Three Types of Villege in Interior China”，（《中国内地农村的三个类型》），由当时的太平洋学会印发。这里我们就用了Types这个字在论文的题目里了。云南三村的详细的情况，一九四三年我在美国写成了Earthbound China一书（中文本《云南三村》尚在印刷中）。这本书在我看来在人类学方法上是和《江村经济》相衔接的，是类型比较法的实验。但在西方并没有受到像《江村经济》那样的重视，看来这并不是西方人类学者所感兴趣的方法，因而也没有引起Edmund的注意。也许这时西方的人类学者已把我看成是一匹不受学术领域中各科边界约束、四处乱闯的野马了。
这匹野马，写完了《Earthbound China》有三十年没有在人类学界出现。我上面所说的逐步接近的诺言也难以为继了。但是当我在年过七十之后，重新回到早日驰骋的领域时，我还是坚持了原来“逐步接近”的方针，不仅在江村追踪调查，了解它在这半个世纪里的变动，而且把研究对象从农村提高了一个层次，进入了小城镇的范围。
当然老马也只有老方法。我把类型比较法从农村用进了小城镇。先在我家乡的几个小城镇开始，逐步进入长江三角洲的四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市，二年后又扩大到江苏全省。第四年我就闯出省界，分两个方向前进：一是沿海从江苏到浙江，经福建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再进而接触到广西的西部。另一路是进入边区，从黑龙江到内蒙古、宁夏、甘肃和青海。其间又去过中国中部的河南、湖南、陕西。中国的沿海、中部和西部在最近八年里我大体上都访问过了。
这样的年纪和这样广阔的“田野”，原来在江村那样的微型调查我本人是做不到了。幸亏我这段时期并不像过去那样只能单枪匹马地上阵，现在已有个小小的队伍，由一些青年学者边学边工作，在各个据点进行直接的观察。我们由于和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密切合作，也有条件用问卷的方法，由点及面的作广泛的数量调查。更由于有了计算机的帮助，大量统计料能够比较快的整理出来，江苏全省小城镇的抽样普查就是一个尝试。这使我们更能接近于对中国全貌的了解。
由于我自己意识到这一生中能利用来作研究工作的时间愈来愈短愈少，我不能不多看些地方。所以我的习惯是每走一地方就把我的感受写下，仔细的调查研究留待别人去做。我称之为开路破题的工作。我写下的这一类的文章是不少的。其中一部分早期的作品已经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汇集了一本《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去年（一九八九）出版，不能直接阅读中文的朋友，可以从中看到一些例子。
我想用我本人的经历，正如本文题目所要求我的，来答复Edmund向我们中国人类学者提出的问题。我可以告慰于关心我的朋友们的是，我幸而在晚年能得到这十年可宝贵的机会来继续我的初志。当然，我并不敢说对中国的国情已有多大的了解，但比五十年前是了解得多了一点。更使我高兴的是四十年代根据我所调查的资料和从而所得出的认识和形成的对农村发展的见解，到了八十年代逐步地经过实践的考验，已证明不少是符合实际的。这也使我更相信认真的以人类学方法去认识中国能有助于中国的发展。人类学是可以成为一门实用的科学的。
我很羡慕Edmund有深湛的哲学修养和优异的学术环境。我知道，像我这种务实的人对他提出的问题所作出的答复是不容易说服他的。但是我认真的想一想，我这种在Edmund看来也许是过于天真庸俗的性格并不是偶然产生的，也不是我个人的特点，或是产生于私人经验的偏见，其中不可能不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烙印。随手我可举出两条：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学以致用”。这两条很可以总结我自己为学的根本态度。
想不到二千多年前的孔老夫子对我这一代人还会有这样深的影响。孔老夫子还不是主张少在看不到摸不着的玄理上去费脑筋。他周游列国还不是为了寻觅有用于社会的机会？务实的精神潜移默化，渗入学术领域，结果使像我这样的人，毫不自觉这是古老的传统，而投身入现代的学科里，形成了为了解中国和推动中国进步为目的的中国式应用人类学。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学派的形成并不是出于任何个人的创见，很可以说是历史传统和当代形势结合的产物。
我和Edmund意见的分歧，对一个有人类学修养的人是完全能理解的。这里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属于不同传统和处境的问题。我们不仅能相互容忍而且还能相互赞赏。我们不妨各美自美，还可以美人之美。这是人类学者的应有共识。
不幸的是人类学在现代世界上还是少数人的珍品，远不是普遍人的常识。可是在这个各种文化中塑造出来具有不同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人们，由于科技的急速发展，已经生活在一个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小小寰宇之上了。他们带着思想上一直到行为上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进入共同生活，怎样能和平共处确是已成为一个必须重视的大问题了。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人们的共同生存。从这个角度去看我这次和Edmund的缺席对话，其意义也许不只限于我们少数不同国籍的人类学者的共同兴趣，而可以联系到今后世界人类怎样进入二十一世纪的问题。
我虽然已经年过八十，对今后人类的关心看来并不是杞人忧天。人类学者是否有责任在建立文化容忍的精神方面作出一些贡献？谢谢今天的各位朋友，让我们一起为人类学的不断前进作出努力。
*本文原载于《读书》（1990年10期）
【延伸阅读】
读费孝通的《皇权与绅权》
如费孝通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所说，它“是不成熟的”。但这本书本来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一个起点。西方现代学术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著的奠基之作当称曼海姆出版于1929 年《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曼氏去世后发表的知识分子问题的论文更成熟），和美籍波兰裔学者兹南民基出版于1944 年的《知识人的社会角色》。这两部著作问世后，西方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门研究出现了相当一段历史时期的沉默，直到60、70 年代，知识分子研究才成为显学。从这一背景看，由费孝通发轫的中国学者的知识分子研究的起点并不落后西方许多。但在青年学者们重新捡起费孝通当年的话头时，应有“世上已千年”之感慨。
这本书反映出那个时代曾享有一个自由争论与对话的空间。这体现在师生间，也体现在当时已很有一些名气的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之间。这样跨学科的讨论，两学科间如此实质而非形式的沟通，是令今天的中国学者们钦佩、羡慕和汗颜的。
当然说起点也罢，说交流沟通也罢，这部书的影响最终依赖于它自身的价值。我们还是从这部书的价值说起。
这部书的讨论框架和学术价值基本上是奠基于费孝通的三篇文章之上的。而费在这三篇文章中讨论了三个问题：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作为社会分化基础的知识分子，政统与道统。
封建制度中，政权并不集中在最高的王的手上，这是个一层层重叠着的权力金字塔，每个贵族都分享着一部分权力。王奈何不得侯，侯也奈何不得公，一直到士……封建解体，在政治上说，……集中成了大一统的皇权，皇帝是政权的独占者，“朕即国家”。他在处理政务时固然雇佣着一批助手，就是官僚。可是官僚和贵族是不同的。官僚是皇帝的工具，工具只能行使政权而没有政权。贵族是统治者的家门，官僚是统治者的巨仆。
史学家吴晗也有近似的认识：
秦以前是贵族专政，秦以后是皇帝独断。皇权是今天以前治权形式的一种，统治人民的时间最长。
强调“皇权”意味着不受外来理论的束缚，坚持本土的特征。这在半个世纪前的知识分子笔下是多么自然顺畅。
当代“封建论”者会说，政治结构姑且可以这么说，经济结构却一直是封建类型。事实上经济从来是与政治密不可分的。政治结构中打碎了贵族的身份制，农民干好了可以当地主，布衣可以经科举成为官僚，这与西欧封建制是多大的差别，岂是一个“封建”可以统摄。这是此书之外的话了，就此打住。
从皇权入手，费孝通抓住了秦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关键。他说：
从权力结构上看，我们至少可以从传统中国找到四种重要的成份：皇权、绅权、帮权和民权。
可惜的是，他只在皇权与绅权的研究中开了个头。帮权与民权尚未起步，就永远中辍了。只能留给后来的有心人去思考这些念头可堪挖掘与否。
知识怎么可以成为社会分化的基础呢？可以分化社会的知识是什么性质的呢？这类知识怎么会独占在某一部分人的手里？这种独占有什么好处？怎样加以维持？这一部分怎样在社会里构成阶级？
这是非常出色的一组问题，他是这样解答的。可以成为分化基础的东西必须是可识别的标帜，如性别。知识分为两种：自然知识与规范知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掌握了后者的人。为什么劳心者治人，是因为规范的实行需要权威。规范知识人人都可学到一些。当规范、传统、文字三位一体时就产生了排外的“知识阶级”。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进展，搞自然知识的知识分子一定是前进思变的。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着眼于规范的维持，他们必是卫道的。这种分析的路数与兹南民基很有相似之处，只是过于简单了一些，但仍有独到的见识。在这篇文章结尾处费孝通说：
以整个中国历史说，也许从没有一个时期，在社会上处于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曾象现在一般这样无能，在决定中国命运上这样无足轻重。为什么他们会弄到这个地步？……中国知识分子是否有前途，要看他们是否能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使自然知识、技术知识、规范知识能总合成一体，而把他们所有的知识和技术来服务人民，使知识不成为一个社会阶级的独占品，也就是说打破这种知识成为阶级的旧形态。
这一问题问得无比敏锐，然而解答却是不得要领的。历史新开出的一大玩笑是把新型的中国知识分子驱赶到自然知识的范围里，却缴械了他们掌握规范知识及其实施的权柄。
第三个问题是政统与道统的关系。即皇权——执政的系列与绅士——知道怎样统治天下的系列的关系。二者关系起于二者的分离。士始终抱着与政统结合，甚至制约皇权的企图，他们的理想——王道便是政统加道统，但结局却是制约皇权的失败，最终屈服于皇权。费孝通说：
士大夫既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他们降而为官僚，更降而为文饰天下太平的司仪喝采之流。……在政治命运上说，他们很早就是个失败者了。
在这一点上吴晗与费孝通有着最大共识，吴晗形象地描述了士与皇权从共治天下到沦为伙计、奴隶的过程。
这一视角在以后得到了发展，余英时对政统与道统又有新的论述，即使没有直接，也该间接地受到费孝通的这一思想的影响。
这本书中除去费孝通与吴晗的七篇外还有九篇文章，这九篇文章之功力显然不如费与吴。但也可以见到一些闪光的思想。比如史靖在《绅权的继替》中论述了西学冲击后“从前曾散在城乡村镇的教学方式变为集中于城市，特别是集中于大都会。”“学校所灌输的大部分是适应工业文明的观念意识与技术，……在都市以外是无法施展其本领的，……农家子弟一旦进入新式教育，往往要尽量留在城市。……原来应该继承绅士地位的人都纷纷离去，结果便只好听滥竽者充数，宵小遂趁机操纵，基层政治每况愈下。”这无疑是同类论述中最早的和最深刻的。
综上所述，本书选取了几个独到的视角去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与知识分子，极具启发性。
就学理的缺憾而言，他们大概没有了解到曼海姆、兹南民基的论述。如果能深入地理解了曼海姆所论述的unattachedintellectual（不束缚在某一位置上的知识分子），或许费孝通及他者对中国社会结构如何柳暗花明又会有新的见解。
中国绝大多数学者都只能作死学问。费孝通无疑是他这一代知识分子中最具智慧、悟性与分析力的社会科学家。吴晗亦是一位最重视打通古今的史学家。使后生惊讶的是，在一部披上了如此迷人的题目《皇权与绅权》的讨论中，他们竟把皇权当成一种古董与化石来讨论。他们如此痴迷于皇权与绅权的微妙关系的分析，却从未企图以这种分析关照一下下一个时代，哪怕是从一个最不情愿的小概率出发。他们看不到在他们于书斋慷慨论道之时，中国几大政治势力正作生死角逐。这场生死劫争不是书生可以左右的，但一个智者总该考虑一下，知识阶层占取一个什么样的立脚点才能保证自己社会功能的发挥，才不会如以往的士阶层一样淹没在皇权之下，才能促进一个健康的社会结构的发育。为什么在一场巨变前，我们的智者毫无察觉。
费孝通自己说，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他最满意的是《生育制度》。的确，那本书最自成一体，最完整。但《乡土中国》与《皇权与绅权》的关照更博大，更诱人，更富启发性。特别是《皇权与绅权》，不过三篇小文，远不完美，却令人感到其厚积薄发之势：行文左右逢源，卓见俯拾皆是，论述自然谦和，却难掩逼人之才气。那年费孝通38 岁。那是他第一次论述知识分子问题，就学术研究的意义上，也是他最后一次，以后尽管他拥有了学术生命，他再未触动这一领地。这部著作，对费孝通，对留在大陆的那一代学者，都是绝响。
我的一位好友一次与我夜宿外地旅馆，晚间长谈，说及他在八十年代中叶对费孝通的采访。他对我说，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认为中国再过多少年能出现一个您这样水准的社会学家？”他说：“费孝通思考了一会儿，给了我答复，你能猜出来吗？”我真的无论如何也不敢想费孝通说出来的是“50 年！”在七十、八十年代之交我读研究生时读过费孝通五十年代之前的所有主要著作。就著作的印象，我以为他知人且自知，是这个时代的智者，他有过吴文藻、潘光旦这样的师友，他平和不偏激。因而我以为“50 年”绝非他个人的自负，而是透露出他对时下的教育环境与文化氛围的深彻的悲哀。一座楼房可以在一年间盖成，一棵树木可以在十年中长成。而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失落，崇尚学术与真理的风气的消散，需要多少年的时间来挽回呢？我想，不会有人能确定地回答出来的。
----------------------------------
混乱时代 阅读常识
长按二维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