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1840年-1902年）
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和理论家，自然主义文学流派创始人与领袖
1894年法国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被法国军事法庭以泄密罪判处终身流放。1896年，有关情报机关查出一名德国间谍与此案有涉，得出德雷福斯无罪的结论。但是战争部及军事法庭不但无意纠错，而且极力掩盖事实真相，调离该情报机关负责人，公然判处真正泄密的德国间谍无罪。为此，著名作家左拉挺身而出，接连发表《告青年书》、《告法国书》，直至在《震旦报》上的致总统公开信，即有名的《我控诉》(J'accuse)，由此引发整个法国争取社会公正的运动。军方以“诬陷罪”起诉左拉，接着判一年徒刑和3000法郎的罚金。左拉被迫流亡英国，一年后返回法国。继续与军方斗争。直到1906年，即左拉逝世四年后，蒙冤长达12年的德雷福斯才获正式昭雪。
您能否允许我——我相当感激您当初接见我的时候所表现的亲切态度——对您应得的荣誉表示关切？您能否允许我告诉您，虽然您的军星向来如此闪耀，却受到最可耻和难以磨灭的污点玷污，而有逐渐黯淡的危险。恶名诽谤并没有使您有丝毫损伤，您已赢得民心。您光芒四射，与俄罗斯结为盟友，可谓爱国的荣耀。现在，您即将主持我们在世界事务上的庄严胜利，为我们这勤劳、真理与自由的伟大世纪加冕。不过，这可恶透顶的德雷夫斯事件，是多么玷污了您的名字（我正要说玷污了您的统治）。军事法庭竟奉命判埃斯特哈齐这种人无罪，这是对真理与公义的一大污辱。现在法国已颜面尽失，而历史将会记载，这样一起有害社会的罪行，是发生在您的总统任期内。既然他们胆敢这样做，那我也该敢于说出真相。因为我曾保证，如果我们司法制度的正常管道没有说出真相，我就会将真相全盘道出。说话是我的责任，我不想成为帮凶；如果我成为帮凶，在远方备受折磨的无辜者——为了他从未犯下的罪行而遭受最恐怖的折磨——的幽灵将会在夜晚纠缠着我。总统阁下，我将以一个正直之人的一切力量，向您说出大声说出真相。基于您的信誉，我深信您并不清楚事实真相。您是法国的最高首长，除了您，我应该向谁痛斥那些真正犯罪的人？一个邪恶的人主导了这一切，干了这一切--帕蒂上校。当时他只是一名少校，他就是整起德雷福斯事件，而要等到一个公正的调查确定他的行动和责任之后，我们才会明白德雷福斯事件。他看起来难以捉摸且心思复杂，满脑子诡计，竟运用低级恐怖小说的方法--偷取档案、匿名信，在荒废的地点会面、在夜晚四处奔走兜售害人证据的神秘女人。说备忘录是德雷福斯所写的，是他的主意；要在一间满是镜子的房间检查该档案，也是他的主意。福尔齐内蒂少校（Major Forzinetti）告诉我们，帕蒂拿着尚未点亮的提灯进入犯人正在睡觉的牢房，突然把灯光照在犯人脸上，意图使受到惊吓的犯人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条件下招供。我没有必要说出全部；只要他们去找，就会找到。我只能简单说，帕蒂以刑事警官的身份负责调查德雷福斯案，以事发顺序与责任轻重而言，他都必须首先在这起可怕的误判案件上负起责任。因全身瘫痪而去世的情报局长桑德尔上校（Colonel Sandherr），曾持有该备忘录一段时间。以前曾发生过“消息走漏”、文件消失，如同今日依然不见踪影一样。随着人们持续寻找备忘录的作者，开始有人假定，只有参谋部的军官才有可能执笔这份备忘录，而且是炮兵团的军官。这种说法是明显的双重错误，表示对这份备忘录的研究是很肤浅的，因为只要经过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只有步兵军官才有可能写下这份备忘录。因此，他们展开了内部搜索；他们检验笔迹样本，仿佛这是个家庭纠纷；他们认为会在他们自己的办公室找出叛国者，再将他驱逐。我不想复述我们已经了解的部分情节，但就在帕蒂少校开始参与其事时，德雷福斯立即受到怀疑。从那时起，帕蒂便陷害了德雷夫斯，案件变成他的案件。他试图使叛国贼不知所措，并诱使他供出完整的自白。当然，还有陆军部长梅西耶将军。他似乎才智平庸；还有参谋部长布瓦代弗尔将军，看来他似乎被教权主义的激情左右了；还有副参谋部长贡斯将军受良心驱使，对事件的处理比较开明。但是，事件的发展是由帕蒂单独开始的，他牵着那些人的鼻子走，对他们施展催眠手法。对，他也玩弄招魂术和神秘主义，和幽灵交谈。他施加在不幸的德雷福斯身上的实验，他对他设下的陷阱，疯狂的拷问、可怕的幻想、愚蠢的调查--这一整套折磨人的荒唐事--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啊，对熟悉前面情节的人来说，那真是个噩梦！帕蒂少校逮捕了德雷夫斯，将德雷夫斯关入单人牢房。随后他马上跑到德雷夫斯夫人家，恐吓她，如果她向外界说任何一句话，便会失去她的丈夫。同时，不幸的德雷夫斯正扯着自己的头发，大喊冤枉，拷问的进行有如15世纪的记录，蒙上神秘的烟幕并伴随着大量粗糙的手法。指控完全基于一纸愚昧的备忘录，而那幼稚的指控不但是庸俗的叛国罪，同时也是最卑鄙的欺诈，因为几乎所有他交出的那些著名机密都是毫无价值的。我强调这一点，因为从中出现了真正的罪行--让法国声誉扫地、恐怖的司法错误。我想指出这种司法错误是怎样发生的，帕蒂少校如何亲手策划了这个错误，梅西耶将军、布瓦代弗尔将军和贡斯将军如何受他愚弄，以致后来必须负起这个错误的责任，从而觉得有责任将之视为不容讨论的神圣真理。起初他们所犯的错误是疏忽与愚昧。从最坏的方面来说，他们屈服于自己圈内人的宗教狂热与团体精神（esprit de corps）所带来的偏见。他们纵容了这种愚昧。
现在，德雷夫斯被传唤到军事法庭受审，一切被要求保密。叛国者若真为敌人大开国防边界，让德国皇帝直奔巴黎圣母院，那么采取再严格的缄默与秘密措施也不为过。现在全国陷入震惊状态；涉及恐怖的行为、背叛及历史性的丑闻时，谣言自然便四起，而国家便自然向这些谣言低头。刑罚重到无以复加。叛国者被人们要求公开革职，要看着他在声名狼籍之下懊悔不已。然而，这些控诉——这些难以形容、危险、可能让整个欧洲陷入激愤、需要小心隐藏起来的指控——究竟是否为真？当然不是！在帕蒂少校那疯狂的捏造背后，什么也没有。一切只不过是要掩饰一篇荒唐至极的连载小说。只要细读军事法庭上宣读的起诉书，任何人都会确定以上所言不虚。这份起诉书是多么空洞！一个人竟然因这份文件被判有罪，实在是奇迹般地不公道。正直人士读了它，想到德雷夫斯因为它而在魔鬼岛付出不相称的代价时，如果还不因此而义愤填膺、疾呼反感，我就蔑视他们。德雷夫斯懂好几种语言，这成了罪行。在他家找不到任何有损他声誉的文件，成了罪行。他偶尔回乡探访，也是罪行。他勤奋工作、求知欲强，也是罪行。他不惊惶失措，是罪行。他真的惊惶失措，还是罪行。它的措辞多么天真，它的主张多么毫无根据！他们告诉我们十四项不同的罪状，但其实只有一项，就是那份备忘录。而我们发现，即使是备忘录，专家们也并非意见一致。其中一名叫戈贝尔（Gobert）的专家因为敢于做出与军方期望不同的结论，便遭军方施压。他们还告诉我们，有23名军官的出庭作证不利于德雷夫斯。我们还不知道他们被问了什么问题，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证词不全是负面的。此外，必须注意的是，他们全部都来自陆军部。这场审讯被当成一场内部事务，全都是他们自己人，而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是参谋部想要这场审讯，是他们审判德雷夫斯，而他们刚刚又做出了二次判决。这样，剩下来的只有备忘录，而专家对它的看法并不一致。他们说，在会议室内法官自然倾向宣判无罪。如此一来，你就可以明白，为了证明判决有理，参谋部今天硬是坚称拥有一份可以罪证确凿却不能公开的秘密文件，它使一切正当化，我们必须向它低头，就像服从一个隐匿而未知的神。我拒绝接受这份文件。我全力拒绝！一定是一份荒谬的文件，或许是一份和某些小姑娘有关的文件，其中提到了喜欢挑剔的“D”；或者大概是某个丈夫觉得某人利用了他的妻子之后并未支付足额费用。可是，那张纸不是与国防有关、公开后会立即导致战争吗？不，不！这是谎言。更令人憎恶、更讽刺的是，他们的谎言不会使他们遭受任何伤害，没有任何方法可判决他们有罪。他们把法国搞得天翻地覆，躲在他们正当的激情背后；他们使人心惶惶、扭曲心灵，自己却闭上嘴。我不晓得还有什么比这更危害社稷的罪行。总统阁下，这些事实解释了司法误判是如何造成的；而关于德雷夫斯的品格、他的财务状况、缺乏犯罪动机、从未停止大声喊冤——这一切都证明他是帕蒂少校过度想像力、军方盛行的教权主义、对“污秽犹太人”的捕猎--这让我们的时代蒙羞--下的牺牲品。现在，我们谈谈埃斯特哈齐事件。三年过去了，许多人的良心仍然深感不安与忧虑，因而进一步探究，最后他们终于相信德雷夫斯是无辜的。我将不再回溯有关舍黑-凯司特纳（Scheurer-Kestner）起初的疑惑，以及后来转变为确信的过程；然而，当他进行他的调查时，参谋部内部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桑德尔上校去世了，接替他出任情报局长的是皮卡尔上校。皮卡尔履行职权时，有天拿到一封由一名外国特务发给埃斯特哈齐上校的电报。他在强烈责任心的驱使下展开调查，但除非上司同意，否则他不会采取行动。因此，他向直属上司--贡斯将军，然后是布瓦代弗尔将军，然后是继梅西耶将军之后任陆军部长的比约将军——提出他的怀疑。人们经常讨论的著名的皮卡尔档案，其实就是比约档案，这个档案是由某个下属为他的部长预备的，而参谋部必定仍保有这份档案。调查从1896年5月进行至9月，有两件事是可以确定的：贡斯将军深信埃斯特哈齐有罪，而布瓦代弗尔将军及比约将军则毫不怀疑备忘录是出自埃斯特哈齐的手笔。这些结论完全是基于皮卡尔上校的调查。但是他们感到极为不安，因为埃斯特哈齐若有罪，德雷夫斯的判决势必会被推翻，而这正是参谋部不惜任何代价想要避免的。当时，相关人士必定感到无比焦虑。值得注意的是，比约将军并没有做出任何妥协，他才刚接触此事，有能力揭发真相。但是他不敢这样做--无疑地，他害怕舆论，也害怕连累整个参谋部的人员，包括布瓦代弗尔将军、贡斯将军，更不用说他们的部属了。他的良心在与他心目中的陆军利益拉扯，但只持续了一分钟。一分钟过后，一切都太迟了。他已做出选择，他妥协了。自此，他的责任愈来愈重，他已承担了别人的罪行，已和其他人一样有罪。他的罪甚至比其他人更重，因为他有权力实践正义，却没有采取行动。请您明白这一点！一年来，比约将军、布瓦代弗尔将军及贡斯将军都知道德雷夫斯是无辜的，但他们竟默不作声！这些人夜里竟然还能安然入睡，他们还有自己深爱的妻儿！皮卡尔上校以正直人士的身份尽其本分，以正义的名义对上司表明坚决的态度。他甚至乞求他们，告诉他们，他们的踌躇不定是如何不明智，一个恐怖的风暴正在成形，而真相一旦大白，风暴就会爆发。后来，舍黑-凯司特纳先生向比约将军重复了这一席话；他以爱国为名，恳请比约主持这起事件，切勿让它愈演愈烈而演变成公共灾难。没办法！罪过已经造成了，参谋部已无法坦承罪行了。而皮卡尔上校被调职，他们将他愈调愈远，甚至调到了突尼西亚。他们甚至想要指派他从事一项必然会招来杀身之祸的任务，莫赫斯侯爵（Marquis de Mores）就是在同一地区被杀害的。尽管如此，皮卡尔并未失宠，贡斯将军和他保持友好的书信往来。只是，有些秘密最好被按下不表。在巴黎，真理正沛然莫之能御地向前迈进，而我们知道这场预料中的风暴将如何爆发。当舍黑-凯司特纳先生正要向司法部长要求重审德雷夫斯案时，马蒂厄‧德雷夫斯（译按：德雷夫斯的哥哥）先生公开抨击埃斯特哈齐是备忘录的真正作者，而埃斯特哈齐就是在此时浮上台面。证人说，他起初惊惶失措，几乎要自杀或逃跑。然后，突然间，他却厚颜无耻了起来，其强硬的态度让巴黎惊讶不已。原因是他的救兵来了：一封匿名信警告他敌人正在采取的行动；某夜甚至有个神秘女子交给他一份由参谋部偷来的、能救他一命的文件。我不禁怀疑帕蒂上校是幕后主使人，因为这种手段非常符合他那充满想像力的作风。他的成就--陷德雷夫斯入罪--已危在旦夕，而他当然要保护自己的成就。要是修正判决，代表他那虚构的连载小说——如此荒谬、如此悲惨，而可恶的结局是在魔鬼岛上--将土崩瓦解。他绝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因此，他与皮卡尔之间的决斗终将举行；在决斗中，其中一人光明正大地露面，另一人则戴上面具。不久我们会在民事法庭上见到他们。实际上，是参谋部仍然在为自己辩护，拒绝承认犯行，而人们对他们罪行的憎恶正与日具增。在惊诧中，人们亟欲了解谁在背后为埃斯特哈齐撑腰。幕后主使是帕蒂上校，他安排、主导了一切。他所的手段是如此荒谬，以致马脚四露。其次是布瓦代弗尔将军、贡斯将军和比约将军，他们不得不让埃斯特哈齐无罪开释，因为若承认德雷夫斯无罪，陆军部便会受到公众的鄙视而威信扫地。这是个异常的状况，而其结果也令人印象深刻，因为事件中唯一的正直人士皮卡尔上校竟成了受害者，饱受讪笑与惩罚。啊，正义，多么恐怖的绝望揪紧着内心！他们甚至说，皮卡尔就是那名伪造者，说他假造了那封电报，来打倒埃斯特哈齐。但天啊，为了什么？有什么目的？请说出一个动机来。难道他也被犹太人收买了？整件事最滑稽的一点是，皮卡尔根本是名反犹太主义者。对，我们正目睹一幕丑陋的场景：负债累累、为非作歹的人获判无罪，而一个充满荣誉感、毫无不良记录的人，却被大肆攻击。当一个社会走到这种地步，也就堕落腐化了。总统阁下，这就是埃斯特哈齐事件：一个有罪的人却被证明无辜。两个月来，我们时时刻刻都注视着这场了不起的事件。我只能简述，这只是整件事的摘要，但有一天，这起事件中所有棘手的内容都会被详尽地写下来。我们目睹佩利厄将军与哈法义（Ravary）少校指挥了一项恶劣的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坏蛋被美化，正直人士却名誉扫地。随后，当局便召开军事法庭。难道有人会期待一个军事法庭推翻另一个军事法庭的判决？我所说的不涉及军事法庭法官的选择（选择他们的方式可以有所不同）。这些军人的血液中所含有的纪律，难道不是恰恰削弱了他们实践正义的能力？纪律意谓服从。陆军部长是陆军的最高司令，一旦他在国家代表们的喝采声中公开确立原判的权威性，您怎能期待另一个军事法庭推翻原判？就等级来看，这是不可能的。比约将军在他的声明中已经暗示了法官，而他们也依循他的意见来审理案件，有如在战场上不假思索地服从指挥。影响他们判决的意见，明显是：“德雷夫斯已被军事法庭裁定叛国；所以他是有罪的，我们这个军事法庭不能宣布他是无辜的。我们也知道，如果承认埃斯特哈齐有罪，就等于宣告德雷夫斯无罪。”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们摆脱这种思路。他们的判决如此不公平，会严重影响未来的军事法庭，并让他们所做的决定启人疑窦。第一次军事法庭的判决或许是不明智的，而毋庸置疑的是，第二次的军事法庭有罪。他们的借口（我一再重复）是最高首长已宣布第一个判决是不容改变的，是神圣与超越一切的，因此他的下属绝不敢反对。他们告诉我们陆军的声誉，要我们爱戴陆军、尊重陆军。啊，当然，如果他们是指国家一旦有难，陆军便立即回击，保卫法国领土，这样的陆军就代表法国人民，而我们当然只会爱戴和敬重它。可是，介入这起事件的陆军恰恰不是如此，它毫无我们所追寻的尊严可言，也有悖于我们所需要的正义。我们面对的是持着军刀、明天可能逼迫我们屈服的军人。天啊，我们应该诚恳地亲吻他们的刀柄吗？当然不应该！此外，我已经说明了：德雷夫斯事件就是陆军事件，参谋部的一名军官被同僚检举，在上级的压力下被判刑。我一再说，他若要沉冤得雪，参谋部全体官员便必须认罪。因此，陆军运用了任何想像得到的方法——运作媒体、联系与影响力——袒护埃斯特哈齐，以便再判德雷夫斯有罪。共和政府应当用扫帚把耶稣会的巢穴（比约将军自己这样称呼他们）清扫个干净！什么地方才能找到刚强、明智又爱国，且胆敢彻底改革整个制度、从头再开始的政府部门？我知道不少人只要想到战争便不寒而栗，因为他们知道国防是由怎样的一批人操纵的！一座神圣的教堂现在已变成了卑鄙阴险、散布谣言、背后中伤者的狡窟，而这就是决定我们国家命运的地方！德雷夫斯事件的情景，一个不幸、“卑鄙的犹太人”的牺牲，让人们不寒而栗。对，几名军官运用了一连串疯狂、愚蠢、放纵的想像力、鄙劣的警察手段、审判官式与暴君式的手腕，用靴子践踏国家，以国家利益（raisond'Etat）为借口，将国家要求真理及正义的呼声塞回它的喉咙。他们的罪行，还以卑劣的报刊为根据，并且让巴黎的无赖（fripouille）为他们辩护--这班无赖现在耀武扬威，挫败了法律与正直。当人们要求的是一个作为自由、正义的国家之首的慷慨祖国时，却指控他们使法国陷于混乱，这根本就是一起罪行——尽管真正犯下这起罪行的人正共谋误导全世界相信他们虚构的事件是真的。误导、操弄公众意见并使之走上狂热，是一项罪行；毒害谦虚、普通平民的心灵，鼓吹反动、褊狭的狂热，自己却躲在反犹太主义那可憎的堡垒背后，也是一项罪行。法国是人权自由的伟大摇篮，若不消除反犹太主义，便会因此而死亡。以爱国为借口增进仇恨，是一项罪行；当人类的科学正为真理及正义而努力时，把刀剑当成现代的神祇来崇拜，也是一项罪行。真理与正义，我们曾多么热切地渴望它们！现在看到它们被人拒绝、忽视、遮掩，是多么令人沮丧！我可以轻易地想像舍黑-凯司特纳先生的灵魂如何充满沮丧的痛苦，无疑地，将来有一天，他会恨不得自己在议院被质疑时曾采取革命性的行动，将实情全盘托出，推翻原有的一切。他是极为正直的人，一生忠贞不二。他认为真理本身便已足够，尤其是当真理像白昼一样耀眼之时。为何要破坏平静的局面，反正旭日就要上升？而他却因这种自信安详，而将受到如此残忍的惩罚。皮卡尔上校的情形也是一样：基于高尚的尊严，他没有公开贡斯将军的信。他的顾虑带给他更多的荣誉，因为当他尊重纪律时，他的上司却用最出人意料、最侮辱人的方法中伤他。我们看到两位受害人，两名正直、心思单纯的人，他们退后一步，把一切交给神，但同时，魔鬼也在进行它的工作。在皮卡尔上校的案件中，我们也目睹了极不名誉的情况：一个法国法庭允许告发人公开指控一名证人的罪行，但是当这名证人被传唤回法庭解释并为自己辩护时，这个法庭便宣布要秘密审讯。我认为这也是一项罪行，而这种做法将会唤醒普世的良知。无疑地，我们的军事法庭有拥某种独一无二的正义观。总统阁下，这就是明白的真理，它真是可怕，它将在您的总统任期内留下污点。啊，我知道您无权过问，您受限于宪法，受限于您周围亲近的人士。但是，身为一个人，您的责任很清楚，您一定不会忽略它，您一定会担起您的责任。我没有一刻感到绝望，我知道真理会取得胜利。且让我重复一次，我较以前更深信真理正在向前迈进，没有什么事物能阻挡它。这起事件才刚刚开始，因为现在的情况如水晶般澄清：一方面，犯罪者不想透露真理，而另一方面，正义的捍卫者将用他们的生命实践正义。真理若被埋藏于地下，将会不断积聚，累积出爆炸性的力量，而一旦有一天爆发，一切都会被炸开。我们将知道他们有没有为即将到来的大灾难做好准备。我控诉帕蒂上校，因为他是司法误判中的狠毒之徒（我愿意相信是不知不觉的），他更运用最为荒谬与应受谴责的阴谋，来掩盖他过去三年的恶行。我控诉梅西耶将军，因为他是本世纪最不公平的事件之一的共谋，但其所为至少出自其脆弱的心志。我控诉比约将军，他手上握有表明德雷夫斯清白的不可否认的证据，却将它隐藏。为了政治目的，为了挽救已受连累的参谋部同僚，他犯下这起违反人道、违反公义的罪行。我控诉布瓦代弗尔及贡斯将军，他们是同一起罪行的共谋，其中一位无疑是出于教权主义的激情，另一位可能是出于使陆军部成为无懈可击的至圣之所的团体精神。我控诉佩利厄将军和哈法义少校，他们主持了一项卑鄙的调查。我指的是，该调查是极端的片面之词，其中哈法义所写的报告便是幼稚无耻的不朽之作。我控诉三名笔迹专家，即贝洛姆（Belhomme)、瓦里那（Varinard）与库阿尔（Couard），他们呈交了欺诈且虚假的报告--除非医疗报告显示他们的视力和判断力有问题。我控诉陆军部在新闻界主导了一场可憎的运动，尤其是《闪电报》（L'Eclair）与《巴黎回响》（L'Echo de Paris），以误导舆论、掩盖自己的错误。最后，我控诉第一次军事法庭，它违反法律，只根据一份秘密档案便宣判被告有罪。我也控诉第二次军事法庭，它奉命掩饰第一次军事法庭的不法行为，并自己犯下罪行，故意判一个有罪的人无罪。在提出这些控诉时，我明白我的行动必须负1881年7月29日颁布的新闻条例30及31条的法律责任。根据这些条例，诽谤须受处罚。我故意使我自己置身在这些法律下。至于我控诉的人，我并不认识他们，我从未见过他们，和他们没有恩怨或仇恨。对我来说，他们只是一种实体（entite），只是社会上各种坏事的化身。我在此采取的行动，只是透过革命性的方法来催促真理和正义的爆发。我只有一项热切的渴求：以人性为名，让阳光普照在饱受磨难的人身上，人们有权享有幸福。我的激烈抗议，只是从我灵魂中发出的呐喊。谁胆敢传唤我上法庭，他们可以试看看，让审讯在光天化日下举行！
本文来源于“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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