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易中天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怠政与敛财
万历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朝廷大小官员，从内阁大臣到六部堂司再到言官御史，齐刷刷地跪伏在文华门。官员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拿着奏本，请求皇帝对他们提出的问题给予答复。而且看那架势，批复恐怕还得立即下达。这其实是被逼无奈。万历十八年以后，到四十八年七月驾崩，三十年间皇帝只上过两次朝，十九年五月十三日和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面都见不到，群臣心里如何踏实？不踏实的感觉早就有了。十四年九月底，皇帝便开始称病不朝，那时他才二十四岁。因此礼部的一个官员就说，头晕眼黑这样的病，不是年轻人该得的。不宜有而有之，则上伤圣母之心，下骇臣下之听。皇上可别吓唬人。这倒也罢了，反正“政由宁氏，祭则寡人”的模式古已有之，能够祭祀天地祖宗也算尽职。可惜，这件事皇帝也不想做。万历十九年四月初一是他最后一次祭祖，以后就全由别人代劳。看来，他连祖宗都不想见，何况臣下。当然，陛下也不是完全与世隔绝，单独召见阁臣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多半偶一为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由于给生母慈圣皇太后做寿，万历御皇极门接受群臣祝贺，然后又与首辅王锡爵谈话。辞别时，王锡爵可怜兮兮地说：今日见皇上，不知再见何时？可见首辅见他，也不容易。皇帝的“正当理由”是身体不好。他对王锡爵说：朕也要与先生每（们）常见，只是朕体不时动火。这是一件不大说得清的事。要说装病，恐怕夸张。有太医院在，生龙活虎的人可怎么装？数十年编造病状也很麻烦。但要说丧失工作能力，同样夸张。更何况，万历还是挺管事的。弄钱是因为开销多缺口大。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陛下为诸皇子婚事索要太仓银二千四百万两，户部的回答竟是国库已空。这可怎么过日子？尽管那日子过得也太奢侈。但皇帝是不能寒酸的，尤其当年张居正还老讲什么勤俭节约。即便为了出这口鸟气，也不能紧紧巴巴，缩手缩脚。当然，皇帝花钱，也不完全是报复性消费。有些事仍属必须，比如打仗和修复宫殿。不过他最想做的，还是要绕过六部广开财源，增加内帑。这就只能依靠太监。于是，负责采矿的矿监和负责税赋的税监，便被发明出来。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首批矿监被派往京畿，没过多久便迅速扩大到河南、山东、山西、浙江和陕西五省。十月二十二日，税监也到了通州。值得注意的是，派出首批矿监的七天前，仁圣皇太后病逝。皇帝因病缺席了嫡母葬礼，之后却并没有耽误派出税监，力度之大不像病人所为。结果也令皇帝满意。二十五年到三十四年，共得银五百多万两。这个数字虽然比不上农业税和盐税，但要比关税和商税多。可惜陛下并不知道，他那点收入远远不及那些太监的进账，仅仅广东税监李凤就贪污了五千万两，敲诈勒索得来其他财物还不计算在内。这皇帝，岂非冤大头？地方上却苦不堪言。想想看，太监哪里懂采矿？也只能胡来，要么遍地开花乱挖，要么借此名义刮地皮。反正作威作福是会的，横征暴敛是会的，贪赃枉法是会的。何况他们系皇帝委派，又直接向内库进奉，政府官员管不了，也没有制度保障。除了搞乱经济，激起民变，岂能有他！万历却对此心心念念。其他人的奏章，事情再急也爱理不理，矿监和税监的却随到随看随批。三十四年正月，云南发生民变，作恶多端的矿税太监杨荣被杀死并焚烧，皇帝听说居然几天不吃饭，直到惊动慈圣皇太后才肯进食。好在，到三十三年十二月，他总算不采矿了，却也继续不上朝，不见人，不批奏章，中央和地方政府主要官员出缺也不补，就连吏部尚书的职位空着他都不管。很难判断皇帝这样耍无赖是不是要跟内阁和群臣赌气，但是中央部门正职首长长期空缺，开此先例恰恰与派遣矿税太监同时。国家机器眼看无法运转。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忍无可忍的首辅赵志皋上书皇帝痛心地说，吏部掌印无官，四司诸务停阁；朝廷和地方官员旧者不升，新者无职；监察部门无人无力，狐鼠豺狼一切不问，各处司道郡县官员悬缺未补者甚多。凡此种种，可都是祖宗二百年来未有之事啊！这时，赵志皋已经七十四岁。他原本就性格懦弱，被人看不起，此刻夹在皇帝和朝臣之间更是左右为难。万般无奈之余，赵志皋只好在第二年宣布养病，一养就是三年，最后病死在官邸，得到了太傅的头衔和文懿的谥号。缺官不补则一如既往。到万历三十年，六部缺正职首长尚书三名，副职首长侍郎十名，中央言谏监察部门缺官九十四名。省级地方官，缺中央特派员巡抚三名，相当于省长的布政使和按察使共六十六名，另缺知府二十五名。应该派遣御史巡行的差务全国原本有十三处，竟九处无人。此后问题越来越严重。万历三十九年四月十七日，阁臣叶向高向皇帝报告：中央九大政府部门，正副首长硕果仅存八人，坚持上班的正职一人，副职二人，其余五人全都杜门不出，内阁也只有他自己在岗，实际处于半瘫痪状态。其实，万历的怠政岂止缺官不补。四十一年七月十一日叶向高的总结是：典礼当行而不行，章疏当发而不发，人才当用而不用，政务当修而不修，议论当断而不断。总之该做的事情统统不做，就连朝臣提出辞职有时都置若罔闻。实际上那个李廷机早就罢工。他是万历三十五年五月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入阁的，第二年十月就请病假，还杜门谢客拒不赴阙。此后四年，他名义上是首辅，实际上养病，最后选择了自行下岗，真正在内阁工作只有十一个月。叶向高当时其实年富力强，只有五十多岁，但同样深感心力交瘁，终于在四十二年八月成功辞职。想想也是，独木难支的他为了增置阁臣，奏章竟写了上百份。最高监察官员都御史十年无人担任，六部尚书只剩赵焕一人，后来还拜疏自去，陛下却始终不肯补员，换谁都会觉得心灰意冷。何以如此却是个谜，甚至从晚明开始便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不该让申时行这样不讲原则只知迁就的，担任内阁首辅的重任。万历的偷懒和耍赖，也都是他惯出来的。首辅申时行
苏州吴县人申时行是嘉靖四十一年的状元。这样的首辅并不多，前面一位就是好好先生李春芳。万历六年，张居正回乡葬父，申时行被推荐入阁，排名第五。十一年四月论资排辈升到首辅，十九年九月以太傅衔致仕。四个月前皇帝又上了朝，之后就只有二十三年正月这一次朝会记录。这恐怕很难说是巧合。然而要将万历皇帝不视朝归罪于申时行，也不大能够讲通。因为统计数据表明，申时行担任首辅后，视朝次数明显增加。十一年只有13次，十二年就变成38次。接下来，十三年37次，十四年41次，曲线呈上升趋势。以后的次数虽然锐减，十五年和十八年各7次，十七年只有2次，但十六年也有18次，不比以前少。申时行主持阁务的八年却值得注意。这八年几乎决定了帝国今后的走向，刚开始的想法反倒单纯。亲操权柄的皇帝绝不愿意再出现张居正和冯保，申时行同样不希望重蹈恩相的覆辙。这个共同的目标其实得以达成。朝廷里固然再没有可以抗衡或者代行皇权的人物，功成身退的申时行也在家乡平静地度过了二十三年离职生涯，活到八十岁才去世，诏赠太师衔，谥文定，比严嵩、高拱和张居正的结局都好。这里面未尝没有性格和为人的原因。舆论也公认，严嵩阴毒，高拱跋扈，张居正霸道，申时行谦和。更重要的是他严守君臣的界线，不以帝师自居，而以辅臣自任。尽管万历一直客客气气称他为先生，申时行却绝不会有非分之想。表面上看，这未免过于乖巧圆滑，显得没有担当。然而正是这并不高尚的定位，让他得以行善积德。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七品芝麻官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鉴于皇帝陛下久不视朝，祭祀祖宗也让别人代理，便学习海瑞写了《酒色财气四箴疏》给万历，直言不讳地批评陛下圣体违和，根本原因是酗酒、好色、贪财和乱发脾气。这种病非药物可治，只有戒掉那些不良嗜好和陋习，才能够有光明的前途。雒于仁倒不怕死。他明确表示，只要陛下肯听他的批评和建议，他愿意马上就刑。这就杀不得了，杀了就等于承认他说得对，而皇帝是绝对不肯承认的。相反，他见到申时行便极力进行自我辩解，声称酒色财气一条都没有。申时行当然知道雒于仁所言不虚，此人上疏那年皇帝视朝便只有两次。但他不能附和，更不能反驳陛下，只好含糊其辞打圆场说：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申时行也立即顺着说：是啊是啊！皇上若重处之，适成其名，反损皇上圣德。唯宽容不较，乃见圣德之盛。申时行只好和稀泥。他建议将奏疏留中不发，同时传谕大理寺，让他们暗示雒于仁因病请辞。结果，是该官被罢但没有受到廷杖，皇帝的面子和他的屁股都得到了保全。实际上，酒色财气有没有，还真不能摆到桌面上，除了装糊涂也不会有更好的办法。只是申时行没有想到，万历却学会了耍赖皮。以后遇到难题，甚至仅仅心情不好，就来个装聋作哑，留中不发。哪怕事情十万火急，也如此。但这怪不了申时行。恰恰相反，这个事件证明了万历的不视朝，并非他的责任。按照雒于仁的说法，陛下身体不好也是真的，只不过事出有因而已。但，皇帝的私生活又哪里是申时行管得了的？也只能说些“清心寡欲”的空话。何况留中不发的事情也早已有之，史载十五年十月大学士申时行请发留中章奏就是证明。那时，雒于仁还没上书。事实上，张居正把他拉进内阁，培养成接班人，原本是希望自己在将来得到关照的。这一点申时行没能做到，也做不到。他只能听任万历定张居正的罪，抄他的家，顶多能为老太太求点情。但是当有人捕风捉影捏造罪名，要将张居正以大逆论处，开棺戮尸时，申时行毅然出手救援。他向皇帝指出，此奏以暧昧之词诬人谋反，如若查办，只怕谗言就会接踵而至，这可不是清明之朝该有的气象。万历最怕别人说自己是昏君，张居正这才保住了最后的体面。考成法却只能废除。这不仅出于“去张居正化”的政治需要，也出于申时行自己的考量。在他看来，张居正除了有过度自信﹑严峻细刻﹑得理不让人﹑生活做风不够检点等等问题外，最大和最根本的错误在于完全不懂如何治国。当然，申时行没有说过这句话，但应该认真想过考成法的初衷和利弊，结论是弊大于利，得不偿失。事实上，税赋能否如额征收，盗匪能否按时捕获，并不完全取决于官员的努力和能力。如果以此作为考评的条件，不是导致基层弄虚作假，就是逼得他们诬良为盗，这又岂是圣朝气象？就连提高行政效率，也没有必要。帝国的治理目标原本不高，只要黎民不饥不寒，官员不吵不闹，就是太平，那又何必提高能力和效率？相反，政令的雷厉风行，考绩的公平认真，只会给文官集团带来恐惧和不安。官不聊生必定朝野动荡，因此维持政府的低效和低能反而是人间正道。于是，万历十五年考察京官时，申时行高抬贵手，网开一面，大小官员都得以各安其位，被罢免或降职的少到只有三十三个，且都供职于无关紧要的部门，算是考绩制度得到严肃执行的一个象征。结果上上下下好评如潮。申时行的好日子却也到了头。正如张居正不知道稳定比效率重要，这位和事佬也忘记了官场还需要洗牌。如果总不洗牌，就不会出现新的赢家，游戏也就做不下去。何况朝廷养了一大帮言谏官员和监察官员，他们要尽职尽责就得找茬挑毛病，以至于这些人跟内阁竟势同水火，相互为仇。其实早在万历十三年，对申时行的攻击就开始了。有人企图以寿宫（皇帝死后的陵墓）选址不当为由，要求申时行下台，同时密谋另推三辅王锡爵继任。幸亏二十三岁的皇帝并不糊涂，他愤怒地斥责那些人说，阁臣职在佐理，难道是风水先生？王锡爵则因为闹事的有自己的门生，而宣布引咎辞职。他说：大臣不能帅群臣，师长不能训弟子，老成而为恶少年推荐，三条有一条，都该自己走人！想想也真是可悲。海瑞以身作则，希望能够以道德清除积弊，引来怨声四起；张居正锐意革新，试图运用法令振作精神，结果抗拒横生；申时行妥协安抚，极力靠调和来维持团结，终至纷争不已。他们都败给了无形的敌人。心灰意冷而且无力支撑的申时行只好辞职，第十一次时万历也没好意思挽留，何况两天前次辅许国已经离去。其实这时京城里充满紧张的气氛，皇帝与廷臣闹僵，左右逢源的和事佬也变成了千夫所指的受气包。因为他们都陷入了一个大麻烦，以至于陛下对文官集团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他在此后拒不视朝，甚至不批奏章不补官，这是原因之一。立储风波
万历十年八月，也就是张居正去世两个月后，恭妃王氏生下了皇帝的第一个儿子——皇长子朱常洛。照说这在皇家是天大的喜事，对于本朝却很不幸。因为王氏原本慈宁宫的宫女，在陛下看望太后时被弄上了床。若非慈圣皇太后豁达大度又盼孙心切，这个可怜的女人根本就封不了妃。万历十四年正月初五，皇三子朱常洵出生。他的母亲是陛下最宠爱的女人郑氏，早在十二年八月就封为贵妃。子以母贵，更兼偏爱，这孩子岂非会夺储位？要知道，皇后没有儿子，皇次子朱常溆又夭折了，连生母是谁都不清楚。本朝历来主张以礼治国，太子作为国本又岂能不备受关注？申时行不敢怠慢。皇三子即将满月时，他就赶紧领衔上书请立东宫，而且话说得很明确：国本系于元良，主器莫若长子。这就打响了旷日持久拉锯战的第一枪，而这第一枪是很奇怪的。因为这时皇帝才二十四五岁，皇后难道就不会也生儿子？皇后的儿子是嫡长子，比皇长子高贵多了。相反，皇帝决定将郑贵妃升格为皇贵妃。于是朝野上下无不变得高度警惕，纷纷上书请立太子。当然，他们也不敢反对册封郑妃，只是提出应该也将恭妃封为皇贵妃。这倒不失为妥协方案，万历却歇斯底里大发雷霆：这册封事，非为储贰。尔等岂能妄测上意，怀疑朕立幼废长？其实，万历那点小心思谁都看得出，他就是要立郑贵妃的儿子。但这不但违背祖宗成法，会被舆论谴责，就连慈圣皇太后也不以为然。某天，皇帝到慈宁宫向母亲请安，太后便问：外廷诸臣多说该早定长哥，如何打发他？万历自知理亏，只好公开表态：立储以长幼为序，祖宗家法，万世当遵。朕仰奉成宪，俯察舆情，岂肯以私意违拂公论？国本有归，朕已明白晓示，待期举行。所以，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斗争。皇帝理亏气短，且孤立无援，但执拗倔强。群臣理直气壮，又有太后支持，却不敢粗心大意。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皇帝在毓德宫召见申时行等内阁大臣四人。在谈完雒于仁的奏疏后，申时行不失时机地旧话重提：皇长子已九岁，望皇上早定大议。为了让大家放心，陛下在申时行等人已经退下后，又把他们叫回来与皇长子和皇三子见面。不过，尽管当时皇帝的心情很好，也很像慈父的样子，还牵着皇长子的手，但对于立储之事仍不松口，依然说：朕念无嫡子，所以从容。申时行等人只好退而求其次，请定出阁讲学日期。由于这项权利为太子独享，因此能够实现也算进步。皇帝自己是过来人，心知肚明，当然不予理睬。这下子群情激愤，吏部尚书率领同僚集体请愿，内阁大臣称病不朝引咎辞职，就连郑贵妃的兄弟也出来说，皇贵妃曾跪请立皇长子云云。然而到了第二年，什么动静都没有。本来就不相信皇帝的人们忍不住了，有的弹劾申时行阴谋易储，有的请示准备工作的日程。皇帝立即抓住机会大耍无赖。他批示说：父子至亲，已有明谕，岂待你辈烦扰邀功！本欲过寿节举行，这厮辈屡屡催激，其册立之事，着改于二十一年行。赖皮耍到这个份上，当然舆论哗然。这时申时行虽然还想做和事佬，却被视为两面派，只好灰溜溜下台。接任首辅的王家屏干不下去，也退休。这样到了二十一年，皇帝只好请回在太仓老家尽孝的王锡爵担任首辅，同时提出一个自鸣得意的解决方案：皇长子、三子和五子暂并封王，等到数年之后再考虑东宫问题。他的理由是：皇后还年轻。如果现在就立储，过两年她又生了，是封王呢，还是俩太子？王锡爵左右为难。他倒是想顺从皇帝，无奈其他多数人都不同意。抗议书雪片般飞向御前，还有人来到内阁与王锡爵辩论，态度最为坚决的是工部主事岳元声。下属和学生也来劝他。他们说，一旦三王并封，册立太子就不知何年何月，甚至弄不成。到时候要追究责任，谁能保证皇上把往来文件都公之于众？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两个学生还哭：老师，那可是灭族之祸，要遗臭万年啊！王锡爵毅然决定迫使皇帝收回成命，甚至不惜这样警告陛下：太子至今不定，天下不疑皇贵妃而谁疑？皇贵妃不自任以为己责而谁责？万历只好取消三王并封的动议，也同意明年让皇长子出阁读书，但有个附加条件：皇三子与皇长子同时举行出阁典礼，理由是两人的年龄相等。万历只好让步。但他又出幺蛾子，要预算。负责此事的内承运库太监揣摩帝意，开了份天价账单。户部只好勉为其难，皇长子朱常洛的出阁典礼也在二十二年二月初四举行，其实没花多少钱。王锡爵终于完成历史使命，便在三个月后的五月二十三日告老还乡。然而冠礼、婚礼和册立太子礼，则被拖了又拖。甚至确定了册立日期后，皇帝还要不停地找借口延迟，一会是钱粮不足，一会是册宝未完，不一而足。只是这些托词都被首辅沈一贯顶了回去：缺什么以后补，日期不能变。这时，已是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次年二月十三日又举行了婚礼。三天后的深夜，陛下突然在启祥宫紧急召见首辅沈一贯。他悲切地说：沈先生来！佳儿佳妇（指皇太子和太子妃）今付与先生。先生辅佐他做个好皇帝，有事还谏正他，讲学勤政。朕见先生这一面，舍先生去也！当然，这是虚惊一场。第二天他的病就好了，而且立即开始耍赖，将头天晚上亲自做出的决定，比如停止太监采矿和收税等等全部推翻。为了追回发出的谕旨，他竟然派宦官二十多人冲进内阁公然索要，差点演出全武行。这事就连司礼太监田义都看不下去。君无戏言，决定了的事情怎么能改呢？皇帝气得要亲手杀了田义，田义却无所畏惧，越说越激动。反倒是沈一贯魂飞魄散，乖乖地交出了文件。所以后来田义见了他，恨不得往他脸上吐口水。是谁乱国
虚惊之后的万历更加懒得管事，朝廷却并不因此而风平浪静。第二年十一月十二日黎明时分，一本冒名某监察官员的小册子神秘地出现在朝房和大臣们家门口。这篇用对话体写成的文章揭出惊天大阴谋：有人密谋换太子！这些话一看就是胡扯。任命朱赓为大学士，确实在册立太子的二十多天前。但他快七十岁了，生下来就叫朱赓，跟朱明王朝更换太子有什么关系？何况同时任命的还有沈鲤。如果朱赓就是更换，沈鲤又意味着什么？跳龙门吗？但是看了小册子的，无不大惊失色。百口莫辩的朱赓更是魂飞魄散，立即上书表明心迹，声称自己老病衰朽而蒙皇上错爱，可谓恩荣出于望外，死亡且在目前，哪里还敢有觊觎非分之想，莫名其妙地自取覆宗灭族之祸？皇帝当然知道是诬陷。就连小册子上的作者署名，他也不信：妖书谤人，岂有自著姓名之理？至于被该书指名道姓的兵部尚书王世扬、保定巡抚孙玮和陕西总督李汶等，也都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不过，最可能担惊受怕的当为朱常洛，因此皇帝特地叫来说：哥儿，你莫恐，不干你事。案子却不能不查。居心不良的首辅沈一贯，便趁机暗中策划将祸水引向竞争对手沈鲤，办法是诬陷小册子出于沈鲤门生礼部侍郎郭正域之手。此言一出，急于破案的锦衣卫和各路巡捕立即出动，沈鲤府邸被围，郭正域的船被扣，大批无辜的人被抓，包括和尚、医生、师爷和婢女，还有锦衣卫某个官员的家属。京师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幸亏最先报案并负责侦破的陈矩向来平实厚道，又聪明过人，这才阻止了冤案的制造。作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他当然有权参加提审。因此当医生家奶妈十岁的女儿出庭作证时，陈矩就问：你看到妖书的印板有多少块？陈矩一听便知，这孩子是受了威胁利诱来做假证，以为把事情说得越严重越好。于是看着众人笑眯眯地说，妖书只有两三页，印板怎么会有满屋子？兵部尚书王世扬马上说：十二日就出现了的东西，岂能在十六日才印刷？难道有两部妖书不成？此案最后以抓了个诈骗犯顶罪了结。此人曾经伪造他人诗作，其中有“郑主乘黄屋”之句，目的是向郑贵妃的家属敲诈勒索。陈矩当然清楚这次作案的不是他，但久不结案则皇帝必然震怒，漫天撒网又一无所获。既然他有前科，不如将错就错。万历其实也烦了，大笔一挥：凌迟！沈鲤和郭正域终于死里逃生。其实，诬陷他们的人原本还想继续，没想到那诈骗犯反倒侠肝义胆，一口咬定是自己所为，无论怎样刑讯逼供都绝不胡撕乱咬。这可真是：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都是读书人，尽管他原本是落魄书生。不过，事情弄成这样，沈一贯和沈鲤都待不下去，皇帝也在两年多以后批准他们同时退休。后来，两个人都活到了八十五岁，沈一贯赠官太傅，沈鲤赠官太师。陈矩更是不想惹是生非，他主管的东厂竟荒芜败落，长满青草。东厂无事的同时是缺官不补，这才有了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的群臣齐伏文华门。但是皇帝依然故我。他继续躲在深宫悄无声息，阁臣爱见不见，奏章爱批不批，而且既不像祖父嘉靖那样修仙炼丹，对女人也没多大兴趣。没有人知道他这几十年干了什么，怎么过的，他活得就像僵尸。有件事或许可以提供线索。二十一年二月初六，王锡爵约见皇帝，提出三王并封断不可行，必须收回成命。任性的万历很清楚这次自己又失败了，但于心不甘，便说：朕为人君，耻为臣下挟制。这应该是心里话，也是他要清算张居正的原因。但是他没想到，清算了张居正，却仍然为臣下挟制。那些家伙总有儒家伦理和祖宗成法之类的理由，让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快意恩仇。他又不像祖父嘉靖那样能够收放自如，更比不上太祖和成祖。好在帝国有制度，国家大事和人事任免没有皇帝的意见就不能决定。那好，朕就不说话，让你们失望！当然，他也可能是厌烦。如果说亲政之初，年轻的天子还有新鲜感，那么久而久之，他就发现政务无聊透顶。那些繁琐的礼仪都是装模作样，内阁的纷争则是鸡毛蒜皮。宫门外又能有什么呢？他可不像武宗皇帝那样喜欢旅游。实际上，不但皇帝跟臣僚常常拧巴，就连朝臣中内阁与言官，甚至朝廷与民间，也是撕裂的。万历十四年，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入京，拜见了时任次辅的同乡王锡爵。王锡爵见了他就问：足下久居家乡，可知京城里有件怪事？王锡爵说：凡庙堂认为对的，外间一定认为不对；庙堂不以为然的，外间则一定很以为然。顾宪成马上朗声回答：学生也听说件怪事——但凡外间认为对的，庙堂一定认为不对；外间不以为然的，庙堂也都一定很以为然。王锡爵哈哈大笑。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称病不朝三十年的万岁爷终于驾崩，享年五十八岁。八月初一，皇太子朱常洛继承了皇位，然后很快在九月初一死去，享年三十九岁，在位仅仅一个月，都没来得及使用自己的年号泰昌。老皇上朱翊钧则在儿子去世九天之后被谥为显皇帝，庙号神宗。漫长的明中叶就此谢幕，世界却在悄悄发生变化。一个月后，也就是公元1620年9月6日，有一艘三桅杆的海船从英国普利茅斯出发前往北美，去开辟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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