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开幕（Auguste Couder,1839）
国际知名历史学家，全球新文化史运动的领军人物，著名法国史学者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乔治·梅森大学历史学系荣休教授
两个世纪前，法国大革命就已经谢幕。但它的起起伏伏依然萦绕着今日政治。那场革命的锻炉锻造出了现代政治行动的术语与形式：左与右的政治指称；新的政治术语——政治宣传、恐怖主义和革命；普选的民主政府；镇压政治异见者的恐怖行动；以及新的政治形式，即威权主义警察国家。在一场看似将永远持续下去的战争中，普世人权和民主制受到了国家安全的束缚。这场战争最终将世界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将领之一——拿破仑——推上权力的宝座。他让自己做了皇帝，凭借军事政府统治了大半个欧洲。法国占领者重新划分了边界，重构了法律与制度，影响了其后的好几代人。1792—1815年持续不断的斗争重写了战争的规则，并将革命理念带到了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法国推行了全民征兵制度，并在民兵行伍中灌输爱国主义，从而打造出一支庞大的、被爱国热情点燃的军队。民族主义开始腾飞，而法国的敌人也很快学会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无论法国人在什么地方取得胜利，不管胜利是多么短暂，他们都会推行革命性的改革，如废除农奴制、推行宗教宽容的法律制度。旧贵族统治者们对此惶恐不已，但最终还是从法国人那里学到了很多技巧，来维持他们不断受到威胁的权威。
自由与平等的理想并不会受到军事冲突的影响，事实证明，即便是在拿破仑倒台以后，它们也难以被根除。在革命的旋风中，最为基本的社会和文化关系受到了质疑。农民挑战他们的贵族领主，工人要求资本家关注他们的需要，宗教少数派借机传播自己的宗教，妇女要求在政治事务中发声，混血人与非洲奴隶则打破了奴役他们的枷锁。报纸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生长，作曲家、小说家和剧作家创造了新的风格，版画家们绘制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图像充斥着各地市场。波拿巴上台后限制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及出版活动，向我们展现了他如何用个人崇拜来支撑资本家和新政治精英的权力。革命理想与传统制度及新式威权主义之间的冲突广泛蔓延，这引来了全世界的注目。这些重大事件的影响丝毫没有因为时间而消逝。法国人自己也不过是在最近几十年才对他们的革命遗产达成共识，但更重要的是，世界各地那些胸怀大志的革命者、人民军队的将领、未来的军事独裁者及人权活动家在不断地研究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发展出的模式。当布尔什维克在20世纪20年代为俄国革命的方向而发生内斗的时候，他们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领袖，也就是列夫·托洛茨基，不停地援引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事件。他的引用甚至具体到1794年的演讲。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开篇第一条就直接引述了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带领越南人于1954年在奠边府击败法军的武元甲将军对拿破仑战争的各个细节如数家珍（是的，他在越南独立战争前是历史老师）。最后，直到今天的中国，仍有敏锐的观察家思考中国是否摆脱了1794年罗伯斯庇尔下台后的“热月反革命”。例如，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访谈中，一位知识分子这样评论中国革命：“不论革命走多远，热月总是在伺机而动。”不回顾1789—1815年发生的那些事件，我们就无法思考革命或帝国。与这些事件同时代的人们不假思索就领会了它们的划时代意义。在1789年7月法国革命爆发的短短几个月后，英国-爱尔兰政治家埃德蒙·伯克便写道：“看起来，我似乎身处一场大危机之中，我说的不单单是法国的事务，还有整个欧洲，甚至超出欧洲。综合考虑所有情形，法国革命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生过的最令人震惊的事件。”彼时，革命才刚刚开始，世界尚待见证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事件：贵族制被废除、世界历史上第一场成功的奴隶起义、路易十六及其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被处决、去基督教化运动、残酷的内战——更不用说持续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全球性战争，以及1797年伯克去世后，一位出身平庸的科西嘉人成了法国的皇帝并统治了大部分的欧洲大陆。面对这些剧烈且迅速得令人目眩的变革，当时的人们时而欢呼雀跃，时而忧虑万分，时而为正在发生的事惊恐不已。但他们都未能免于这些出乎意料但意义深远的事件的影响。这些塑造了世界的历史引发了无休止的争议，尤其是在学者当中。每一代人笔下都有不同版本的法国大革命，但过去225年的论辩主要被三大问题主导着：法国大革命究竟是好是坏？是什么在权力斗争中驱动着那些政治领袖和政治派别？什么样的结构性条件最能解释事件的整体轨迹？时过境迁，人们的兴趣从第一个问题转向了后两个，尤其是第三个。而本书正是在反思这次转向。然而，即便是大革命是好是坏的问题，在大革命的书写中仍然挥之不去，因为这些事件引发了太多持久的挑战：为了追求更平等更公正的社会，什么程度的暴力是正当的？应该是个人权利优先还是国家安全优先？革命是否必然会制造对内或对外的战争压力？革命是否必然以威权主义告终？我们不想直截了当回答这些问题，而是希望提供全面的叙述，激发读者思考并得出自己的答案。19世纪有两部文学巨作能让我们领略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差异。反教会、亲共和的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在1847年至1853年间为法国大革命撰写了一部七卷本历史。虽然它只涵盖了1789年至1794年的事件发展，但作者以无比激扬的文笔和抒情诗般的辞藻，让这部作品在今天看来仍值得回味。在他看来，大革命根本上是好的，因为它是“人民”，也就是法国普通民众——农民、手工艺人和工人——的成就。这不可思议、热情、欢乐且坚定的人民是他笔下唯一的主角，政治领袖总是屈居次要地位。他坚称，大革命的根本原则是“权利的胜利，正义的复苏”。在光谱的另一头，文化史学者兼文学批评家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在1878年至1890年间出版了四卷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史书，作为其《现代法国起源》（The Origins of Modern France）丛书的一部分。从他本人为丛书第一卷写的小结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于大革命邪恶本质的论断：“民众起义和制宪会议（1789—1791年）的法律以摧毁法国所有的政府统治而告终。”大革命是邪恶的，因为它意味着无政府状态，意味着“暴民独裁”。大革命的领导者过于无能，无法克服暴力与破坏。而写到拿破仑·波拿巴的时候，泰纳赞赏他终结了革命，将暴民踩在脚下，但他依然不过是一位“军人冒险家”，关心的“只有他本人的发达”。塑造了法国大革命的结构性条件有哪些？这个问题在19世纪困扰了社会学的两大先驱——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和卡尔·马克思。托克维尔与米什莱是同代人，他似乎对评价革命领袖好坏的兴趣不大。他最迫切的追求是解释为什么一场以自由和平等为名的革命，最后会导致恐怖和拿破仑的专制统治。在其1856年的经典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中，托克维尔从君主政体的结构中寻找答案。在他看来，君主制不断侵蚀着贵族的政治参与和地方自由，将权力集中到国王手中。法国人早已学会接受奴役，而波拿巴只不过是通过许诺平等来消灭政治自由。因此，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开启了他口中现代社会真正的政治自由和危险的平等许诺之间无休无止的斗争。与他相反，卡尔·马克思则相信，平等应该优先于荒唐的政治自由许诺，因为政治自由只能用于维持统治阶级的特权。他认为，斗争并不是发生在自由与平等之间，而在统治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迈出了最终走向共产主义革命的关键的第一步：它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贵族统治，并确立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反过来又会被一场无产阶级革命所推翻，人类将进入共产主义，即废除私有财产。阶级斗争是这两场革命的驱动力。虽然马克思从未实现为法国大革命写一部专史的计划，法国大革命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他的著述中——尤其是在他阐释大革命对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影响之时。他对拿破仑评价不多，但显然认为拿破仑是共和主义试验失败的标志；对于马克思来说，拿破仑代表大资产阶级以及保守农民的利益。有关具体政治领袖和派系在大革命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的辩论，是20世纪初两位伟大的法国大革命史家阿方斯·奥拉尔（Alphonse Aulard，1849—1928年）和阿尔贝·马蒂耶（Albert Mathiez，1874—1932年）的论述主题。尽管他们两人都拥护共和主义理想，但奥拉尔偏爱那些试图约束恐怖的政治家，而他的学生马蒂耶为使用暴力拯救共和国的罗伯斯庇尔及其盟友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与马蒂耶不同的是，奥拉尔在他的法国大革命通史中为拿破仑保留了不少篇幅。在奥拉尔看来，拿破仑是专制者，在维持社会平等的同时也摧毁了共和国的一切政治自由。马蒂耶是无数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家先驱，而且一度是共产党员。马蒂耶引领了从社会维度书写大革命的潮流，尤其强调了食物短缺对巴黎工人阶级造成的困扰。他认为，罗伯斯庇尔之所以推行严刑峻法，是因为这些政策能让下层阶级受益，响应了巴黎下层阶级的呼声。受马克思主义和马蒂耶本人的影响，学界对工人阶级社会史的兴趣越发浓厚。接替马蒂耶担任巴黎大学法国大革命史讲席（该讲席后被巴黎第一大学继承）教授的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Lefebvre，1874—1959年）将关注点转向农民，认为农民有充分的经济理由参与大革命并从中获益。与奥拉尔一样，勒费弗尔在为拿破仑作传时抱着持中的态度：这位皇帝是位开明的独裁者，他虽然反对民主，但同样厌恶宗教不宽容、法律不平等和封建主义。巴黎第一大学法国大革命史讲席的后两个继承者——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1914—1982年）和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生于1933年）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对大革命的解释一度几乎要成为定论。但随着共产主义政权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动荡，马克思主义者对法国大革命史的主导地位开始受到猛烈冲击。前共产党员、后转向反对立场的弗朗索瓦·菲雷（François Furet，1927—1997年）采用了英美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证据和批判，大力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史观”。他认为，无论是大革命的爆发还是其间发生的重大冲突，都不能用阶级斗争来解释。大革命自身具有的独特动力，在革命爆发前就已形成。激发这种动力的主要是语言和政治意识形态。菲雷拾起了托克维尔忽略的论点，并指出，有关“人民”权力的民主语言为原始极权主义政治创造了契机，在这样的政治中，罗伯斯庇尔（菲雷贬其能力平庸）或拿破仑（菲雷赞其为天才）才能声称自己为人民代言，并为压制异见找到借口。菲雷重新激起了人们对政治，尤其是政治语言的关注。这反映了20世纪后半叶史学研究的大潮流。20世纪50至70年代，史学界强调的是社会因素和社会群体，这通常是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20世纪80、90年代及21世纪最初的几年中，文化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政治语汇和文化的研究也在其中。随着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争论逐步退出公众视线，女性史和性别史，以及殖民地的革命史受到了更多关注。女性的参与（与被排除），以及加勒比地区反对种植园体制的奴隶运动都将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带向了激动人心的新方向。本书的两位作者就曾参与这些新研究。杰克·森瑟分析了旧制度和法国大革命中报刊的作用。林恩·亨特则写过关于政治文化、性别关系和人权（包括混血儿和奴隶权利）的著作。这些研究对于我们理解这个关键的时段十分重要，因为政治不只关乎立法或者制度建设；它依赖于公共意见（报刊媒体），而在这激变的时代，女性的作用及家庭地位，还有种族关系，都成了极具争议性的主题。近期史学界开始关注奴隶制和殖民地的历史。这是史学研究转向全球化和全球史的部分结果。本书旨在结合对社会、文化和全球的关切，来理解法国大革命如何塑造了现代社会。全球视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新颖的维度。首先，大革命能引发如此广泛的回响，正是因为它源自对殖民地资源的全球竞争。当法国人与英属北美殖民地结盟反对英国的时候，它引发了一场横跨大西洋的观念传播，这些观念包括了权利、代议制和共和主义。法国革命的爆发为这些随后席卷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观念提供了新的形式和流通媒介。革命者和反对他们的君主制之间的战争改变了欧洲的边界和政治体制，为自由、平等和民族独立等观念传遍全欧洲并传入南美和亚非部分地区开辟了道路。此外，法国大革命刚一结束，人们就开始讨论它的意义。传统秩序再也不能畅行无阻而不受质疑，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在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全球视野下的研究思路所要解释的，正是法国大革命的锻炉锻造出的观念、运动和政治形式所产生的前所未有的回响。
本文编选自《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现代世界的锻炉》，题目为编者所加，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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