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玛丽·比尔德：古罗马权力体系中的“笑”文化

罗马的专制统治深深地影响着笑（laughter）和玩笑（joke）的文化——这种模式早在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之前便已经出现了。可能凶残的独裁者苏拉现在已经不是名声最响的那个了，但在公元前1世纪80年代前，他曾短暂地掌握过权力，其治下的罗马城堪称血雨腥风；不过在古典时代，像许多希腊化时期的僭主和统治者一样（见本书第245―246、347页），他狂热地爱笑也是出了名的。所以他和一些弄臣之间的渊源也绝非偶然——在西塞罗和昆体良看来，这些弄臣的诙谐风格是演说家所要避免的。“他特别喜欢笑剧演员和小丑，是一个很爱笑的人，”公元前1世纪晚期的历史学家、大马士革的尼古劳斯（Nicolaus of Damascus）这样写道，“甚至把许多公有土地都赏给了那些人。他自己用母语（拉丁语）写了很多声色犬马的喜剧，它们能够清楚地说明他有多享受这些事物。”普鲁塔克也记录下了这种说法，还表示这位独裁者“很喜欢笑话”（philoskōmmōn），而且晚宴上的他和其他时候严肃的形象判若两人。就连死之前（按照普鲁塔克笔下那个骇人听闻的故事来看，他的死是因为身体出现溃烂，生了蠕虫），他都还沉迷于喜剧演员、笑剧演员和模仿者们的表演。

独裁者和笑之间的某些联系是可想而知的。在罗马社会，有一条基本的规律（中世纪“诙谐国王”［rex facetus］的传统便是从这儿直接流传下来的）：宽厚的明君所开的玩笑也是仁慈的，他们从来不会用笑去羞辱别人，而且还能够大度地接受取笑他们的俏皮话；而另一方面，糟糕的统治者和独裁者甚至对没有一丝恶意的打趣也要施以暴力压制，同时还会把笑和笑话当作对付敌人的武器。许多关于宫廷的笑的轶事都能够证明这一规律。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故事是不是真的，而且我们也能看到，有些笑话在这里说是这个著名的笑匠说的，但在那里又被说成是出自另一个人之口，这显然表明我们所了解到的只是文化定势，或者是被流传下来的故事，而不是事实。但它们也指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既算是一则政治启示，也是一个迷思）：笑能够帮助我们鉴别好的统治者和坏的统治者。

狄奥在论及韦帕芗时便利落地总结了这一观点的一个方面：这位皇帝的风度（civilitas，这里指将百姓看作同胞而非臣民的优秀品质）体现在“他像普通的百姓（dēmotikōs）一样开玩笑，能够欣然接受对自己的打趣，而且每当有人匿名贴出了那种写给皇帝看的标语，以此侮辱他时，他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并不会因此而恼火”。当然，风度一向只是一种虚饰（皇帝和公民之间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的，皇帝和平民之间更是如此，像后者这种非精英阶层的公民在这些笑话中往往会起到重要作用）。不过，在皇权的复杂斗争中，这的确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伪装，而这些斗争的基本规则早在奥古斯都皇帝治下就形成了。所以，有许多轶事都是围绕奥古斯都展开的，这些故事中既有得到容忍的笑话，也有让人们欣然接受的笑话。

马克罗比乌斯收集了许多关于奥古斯都妙语如珠、逗乐打趣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这位皇帝是怎么和手下开玩笑的（比如，当有人犹豫着要不要向他呈递诉状，不停重复伸手又收回的动作时，他见了便说道：“你以为你是要把钱递给一头大象吗？”）。不过，在这些故事中，我们看到他也会容忍那些拿他打趣的俏皮话。在马克罗比乌斯的《农神节》一书中，有一个人物这样说道：“说起奥古斯都，和他说出的那些笑话相比，他容忍下来的笑话更让我感到吃惊”［这里我想表现出原文中pertulit（put up with，“容忍”）和protulit（put out，“放出”或“说出”）之间的对立关系］。接着，他便引述了很多例子，其中有一个很出名的笑话，我们发现它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毕竟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到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都在讨论它，而且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罗马共和国时期。“一个外乡人编的讽刺笑话（iocus asper）变得广为人知。说的是罗马城里来了一个人，长得很像奥古斯都皇帝，所以他总是吸引着大家的目光。奥古斯都便下令把那人带到他面前来。他一看到那人，就问他说：‘年轻人，告诉我，你的母亲来过罗马吗？’‘没来过。’那人回答道。但他并不甘心就这样离开，便又接着说道：‘不过我父亲倒是常来。’”要知道，罗马父系权力的基石就在于父亲的身份。也就是说，奥古斯都竟然连事关此事的玩笑都能够忍受。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说笑者都有着卑微的出身。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罗马社会中的上层人士拿来打趣的话也得到了这样的宽容。在公元2世纪初的一桩引人入胜的奇事中，笑话在元老院里成了一种工具，被用来分寸合宜地讽刺别人。这个故事出自小普林尼的一封信件，它让我们对一贯庄严肃穆的元老院有了全新的认知——尽管写下这个故事的小普林尼自己并没有被逗乐。在那封信中，小普林尼讨论了在元老院选举中使用不记名投票有哪些明摆着的后果，而且他认为这些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我跟你说过，”他给收信人写道，“你应该担心不记名投票会导致它们被滥用。好吧，这已经发生了。”他解释说，在上次选举中，有人在选票纸上草草地写了几个笑话（iocularia），甚至还有污言秽语；其中一张上写着的是支持者的名字，而不是候选人的名字。可以想见，这些行为都是故意的，只是为了粗俗地评判独裁统治下的这种无意义的流程。那些忠诚的元老气鼓鼓地要求图拉真（Trajan）皇帝惩罚肇事者，但此人一直聪明地保持低调，所以从来都没有被发现过。从小普林尼信中的内容来看，图拉真对这种现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并没有采取行动。小普林尼还提到，当其中一些比较古板的旁观者感到失望时，其他人则会祝贺皇帝表现出了极佳的风度。

通过他们笑和开玩笑的风格，“坏”皇帝同样暴露无遗。从卡利古拉到图密善（Domitian）再到埃拉伽巴路斯，古时的人说起这些高居皇位的“恶魔”时，总是会一遍遍地借由笑以及对其规则、传统的僭越，来定义和衡量不同形式的残酷和暴行——这和风度正好相反。在有些故事中，皇帝们忍受不了拿自己逗乐的笑话。比如，罗马的竞技场里有一群水兵，平日里的工作是看管那些用来给竞技场遮阴的巨型遮篷。据说，如果康茂德觉得观众中有谁在笑他的话，就会命令这些水兵取了那人的性命（难怪狄奥那么担心自己会大笑出来）。而另一些故事则说的是皇帝们会以错误的方式，在错误的场合，或者对着不合宜的事物大笑起来，又或者他们会说一些残酷（或者单纯只是十分糟糕）的笑话供自己取乐。

说到克劳狄，他的俏皮话都不太好笑，或者说有点“冷”（frigidus）：他曾用一个叫帕伦布斯（Palumbus）的角斗士的名字说了个双关的笑话，因为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斑尾林鸽”（当人们喊着要帕伦布斯上场时，克劳狄承诺“如果他被逮住了”就让他上场），而苏维托尼乌斯对这个笑话并不感冒。卡利古拉的笑话倒不是冷，而是充满了咄咄逼人的威胁意味。“在他举办的一次极为奢侈的宴会上，”苏维托尼乌斯写道，“他突然狂笑起来（in cachinnos）。他两旁的执政官礼貌地询问他这是在笑什么。‘没什么，不过是想到我只要一点头，你们两个就会立马人头落地而已。’”而在《罗马君王传》中，康茂德的传记作者则清楚地写道，“他的笑话也都是要人命的”（in iocis quoque perniciosus），接着讲述了一个可怕的故事：有个男人的一头黑发中夹杂了些许白发，这个皇帝就在他头上放了一只椋鸟；这只鸟开始啄那些白头发，以为那些头发是虫子，这使得那个男人的头皮开始发脓溃烂——想必最终还要了他的性命。

这个故事也呼应了《埃拉伽巴路斯传》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独裁者的笑话的确是会要人命的。不过，这并不是全部。在这部半真半假的传记里，康茂德的恶作剧也效仿了戏耍白发或秃头之人的一整套帝国传统。皇帝们在愚弄别人时，一个最常见的主题便是那人脑袋的状态：尤利乌斯·恺撒就因为秃头多次被嘲笑过，据说他把剩下的头发全部往前梳，好盖住秃掉的部位（这种做法很早就有了，而且也早就成了人们进一步嘲笑的对象）；图密善（即“秃顶尼禄”）也把别人打趣他秃头的做法看作侮辱。不过，我们前面说到了康茂德的故事，他的做法显然借鉴了马克罗比乌斯的记录中奥古斯都对女儿朱莉娅开的玩笑。传说朱莉娅很担心自己头上的白发，所以她会让女仆把那些白发拔出来。一天，奥古斯都来看她，在那之前她已经让仆人把白发都拔了。“奥古斯都装作没有看见朱莉娅衣服上落着的白发……问她等到几年之后，她是更愿意秃着，还是满头白发。朱莉娅回答道：‘父亲，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愿意长着一头白发。’他便指责女儿说了谎：‘那么，为什么要让这些女人把你这么快就变成秃子呢？’”这里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明君奥古斯都用开玩笑的口吻，数落自己的女儿为什么要把白头发给拔出来。而暴君康茂德却把一只鸟放在无辜之人的头顶上，让它去啄那人的头发——甚至还让那人因此丧了命。

不过在谈到皇帝们的笑时，其他方面的特点就没那么容易看出来了。在这一类传闻或者传记中，还存在着一个不同的主题，那就是利用笑来突出和控制有关的各种问题。对罗马人来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笑极有可能是可以控制的，正如我们一样。不过那个时代有一个关于笑的重大迷思（正如我们的迷惑一样），那就是作为一种自然的爆发反应，笑挑战着人们对其进行掌控的能力——因此，如果一个人（通常是男性）能够恰当地遵守关于笑的社会规约的话，就标志着他能够完全掌控自己。克劳狄皇帝的一个缺陷就在于，他发现很难控制自己的笑。当他第一次尝试公开朗读自己刚刚创作完毕的《罗马史》（History of Rome）时，一开始就出现了麻烦：现场有一个很胖的男人坐坏了几张长椅（想必是体重造成的后果），人们看到了以后便爆发出一阵笑声。不过，更糟糕的是，这位可怜的年轻君主在朗读的时候，只要回想起这滑稽的一幕，就会忍不住大笑起来。这显然说明他在心理和生理上都缺乏相关的能力。

不过在罗马社会中，关于控制的规约有时也会以另一种形式发挥作用：这不仅仅关乎一位绅士究竟能不能控制自己的笑，还涉及他能不能压抑住自己想要讲笑话的念头（就像恩尼乌斯的那句名言所说的那样，“把俏皮话憋住”），或者说他能不能抵挡住开不合宜的玩笑的诱惑。苏维托尼乌斯曾用两章的内容介绍了韦帕芗诙谐的言行，他的描述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和狄奥一样，苏维托尼乌斯也称赞了这位皇帝的风趣，而且他还赞口不绝地引用了各种符合西塞罗或昆体良的标准、堪作范本的俏皮话——从说话时巧妙插入的诗句，再到利用玩笑话转移仇恨的妙招。（事实上，苏维托尼乌斯的看法和这些演说术论著中的内容太一致了，所以我们可以猜想苏维托尼乌斯的想法可能便来源于他们对笑的见解。）不过即便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仍然没有摆脱卖笑人的影子：苏维托尼乌斯坦陈，韦帕芗的玩笑也颇为低俗（scurrilis）。

不过，说起皇帝们的笑，他们最鲜明的优势并不在于控制自己的笑或者开玩笑的能力，而是体现在他们尝试控制其他人笑或者开玩笑。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卡利古拉在自己的妹妹德鲁西拉（Drusilla）去世之后，便下达了一项专横的禁令，让所有人都不准笑。据苏维托尼乌斯描述，卡利古拉下令，在哀悼德鲁西拉期间，任何人都不得大笑、洗浴或者和家人一起进餐（这是三项重要的“常规”社会活动，并且苏维托尼乌斯把“笑”放在了第一位），否则便会以死论处。这个规定虽然不能说执行不了，但显然也没什么结果，而且（不管事实如何）正因如此才被收录到了传记之中。不过，还有其他一些与之相似的或成功或失败、或真实或虚构的专横行为，它们的目的都是左右自然的力量：就像薛西斯（Xerxes）下令建桥横跨赫勒斯滂海峡一样，卡利古拉也想要征服臣民们的笑这种自然力量（只不过范围限于他的国家之内）。

皇帝们的操纵还存在着一种更为阴暗的情况，那就是他们不试图去阻止笑或者开玩笑的行为，反而将它们施加在不情愿的人身上。在讲述了卡利古拉下达的服丧规定之后，苏维托尼乌斯马上又谈到了另一个精心挑选出来的故事，以表现皇帝的残暴。卡利古拉坚持让一个男人去目睹自己的儿子被行刑，接着又命他在当天下午来参加晚宴：在晚宴上，卡利古拉表现得万分和蔼，“逼着那人去笑，去逗乐”（拉丁文原文用的是hilaritas和ioci）。塞涅卡也说过这个故事，不过版本略有些不同。他很疑惑：那个男人到底为什么要照做呢？答案很简单：他还有一个儿子。

此外，像皇帝针对笑提出的这种严苛要求，我们在苏维托尼乌斯的《神圣的奥古斯都传》（Life of Augustus）这一章中找到了一个更为温和的版本。当奥古斯都快要接近生命的尽头时，他正住在位于卡普里岛的宅邸之中，并且直到那时依然保持着大度、诙谐的本性：他总是会赠送别人礼物，并且还调皮地坚持让随行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互换着装，说对方的语言；的确，“他在享受任何一种乐趣（genus hilaritatis）时都不会克制自己”。不过就算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算是这位最“有风度”的皇帝，他的笑中总还是带有一丝威吓的意味——至少从苏维托尼乌斯的描述看来是这样的。在那些趣味盎然的晚宴上，奥古斯都不单单是“允许，甚至还会命令”年轻的客人们表现出“说笑的充分自由”来（permissa, immo exacta, iocandi licentia）。如果说“笑”是最不可控的一种身体反应的话，那么它恰恰（或者说正因如此）就是皇帝们想要掌控的对象，只不过有些皇帝比其他人要稍微温和、收敛一些。换言之，在帝国统治的文学体系中，皇帝对笑的管控可能是一个清晰的政治符号，象征着专制制度的“非自然性”，即使它们的形式再温和也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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