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世界顶尖的社会科学家之一，被誉为“21世纪社会学之父”“美国最多产、最有趣的社会学家”
人们给自己或他人找理由，并不是出于对真相或自圆其说的某种普遍渴求。他们给出的理由常常是肤浅的、矛盾的、虚伪的，或至少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是牵强的。不管人们给出理由时在做什么，他们显然是在协商自己的社会生活。他们在讲述自己和理由的倾听者之间的关系。给出者和接收者在确认、协商或修复他们之间的适当关系。1、惯例，即人们对渎职、差错、荣誉或好运所给出的惯常理由：火车晚点了，终于轮到你了，她有家学渊源，他一向走运，诸如此类。2、故事，即结合了原因—结果说明的解释性叙事，既可以是 “9·11”大劫难这种稀有现象或特殊事件，也可能是诸如朋友的背叛、获得大奖，或毕业二十年后在埃及金字塔偶遇高中同学这样的事情。3、支配司法判决、宗教忏悔或颁发奖章这类行动的准则。4、对以上三者后果的技术性说明：对于世贸中心八十八层的伊莱恩·杜奇在9月11日一架被劫飞机撞上大楼后的遭遇，结构工程师、皮肤科医生或矫形外科医生可能给出的解释。这四种给出理由的方式都有其独特之处。给出者和接收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同，通过每种方式所给出理由的内容也都会有所不同。这些方式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它们都会影响到这些社会关系，或确认某种现有的关系，或修复这一关系，或宣告某种新的关系，或否认某种关系的存在。但这四种理由的给定在形式和内容上具有显著的差异。每种理由都具有不可替代的职能。惯例并不需要假托充分的因果解释。如果我详细解释自己为何将咖啡泼到了你的报纸上——昨夜如何难寐，工作如何令人糟心，最近患上了难以控制的颤抖症——你很可能早就不耐烦了。“哎呀，我真是笨手笨脚！”可能已足够，尤其是如果我提出给你买一份新报纸的话。（“对不起，我被地毯绊了一下”应该也成。）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有迥异的惯例。例如，同样给出一个疏忽、开小差，或好运的理由，公交车上的邻座会感到满意，但配偶却往往难以被安抚。惯例宣示、确认、修复或否认社会关系。因此，依据社会关系的不同，惯例天差地别。然而，例外事件和陌生现象则要求不同的理由；它们要求讲故事。对于惨遭滑铁卢、大获全胜、颜面尽失、面临共同的悲剧或者在夜里听到异响的人来说，一句“碰巧而已”远远不够。他们也试图根据眼下的环境和社会关系来配以理由，但此时理由举足轻重。重大的人生转变，如结婚、离异或父母过世，同样要求比惯例更有分量的说明。一般而言，例外事件的理由为解释添补了一丝辩护或谴责的意味：公司给我发的奖金比你多，因为我工作更努力，卖出了更多台电脑。给出者和接收者之间对关系的质量、强度、持久性与得体性的暗含诉求，远甚于与惯例有关的诉求。三大特点使得故事对于社会生活而言至关重要。首先，它们重构并简化了社会过程，使这些过程适于讲述；“X对Z做了Y”，这呈现出一幅便于记忆的画面。其次，它们包含了对责任的强烈归与，由此将其导向了道德评判：功劳是我的，过错是他的，他们对我们不仁。这第二个特点使得故事在厘清事实后的评估中尤为重要，并有助于解释人们为何要改变他们不那么光彩的所作所为的故事情节。第三，故事从属于眼下所处的关系，因此会随关系的不同而不同；面对同一场球赛，电视记者与落败一方的球员彼此之间的说法亦有不同。不仅如此，故事还精简了原因—结果的关联。典型的故事只有少数几个行动者，这些行动者的秉性与行动导致了有限时空中的一切。行动者有时包括超自然的存在物和神秘力量——例如，在巫术中被用作对不幸的解释——但行动者的秉性与行动解释了既定事实。从而，故事不可避免地弱化或忽视了差错、意外后果、间接效应、增量效应、协同效应、反馈效应和环境效应在因果链中的作用。（Tilly 1995, 1996）它们符合讲故事的主导方式。事实上，早期对“9·11”袭击给出的大多数理由都采取了故事的形式。与故事不同，准则不需要承担太多解释职能，只要它们遵循现行的规则。（当我在美国海军服役时，我是一个听令于规则的主计长，经验丰富的三级军士长爱德华·麦克格罗蒂［Edward McGroarty］是带我的师傅，他曾开玩笑说：“这没有理由：就这么规定的！”）宗教条规、法律条文以及高规格的荣誉评定充斥了理由，但这些理由描述的是发生的事情如何遵从于现有的准则，而非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了相应的后果。法官、牧师与评奖委员会这种第三方，尤其注重依据准则来给出理由。当我和路易丝·蒂利（Louise Tilly）想要复印一些至关重要且卷帙浩繁的19世纪米兰户籍记录时，我们与米兰市档案馆馆长钱帕（Ciampan）会计师（Ragionier）提出的准则有过一场颇富教益的遭遇。会计师一开始对我们置若罔闻，坚称只有市长才有资格授权外来人士使用这些记录。当我们借能人朋友之力，最终拿到了市长的授权信时，我问会计师，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照相。这个小个子男人大步流星地走到窗户旁，取出一本大部头的市政档案规章，翻到其中一段，上书“档案馆以外的任何人不得对档案内容拍照”，然后将一只手放到这本厚书上，并举起另一只手，宣布：“我必须依法办事。”我们只得徒手抄录下那些记录，苦不堪言。甚至连准则的受害者也常常接受它们作为判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戴维·帕特森（David Patterson）在电子行业的萎缩中大伤元气。在早些年的繁荣期，他的公司将他从加州分公司的管理职位提拔至纽约都会区的部门领导。包括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在内，他举家迁至纽约一处富庶的郊区。两个孩子为这次搬家做出了痛苦的调整。在80年代中叶的萧条期，公司关闭了他的部门，解雇了他，并给了他四周的遣散费。他无法找到另一份管理职位。尽管如此，对于自己的困境，他给了凯瑟琳·纽曼（Katherine Newman）一个准则式理由：“政策就是政策，程序就是程序。你必须按规定来。你要是在公司工作就知道了。这不会让你好受一些；这没有任何帮助，但你就要这样想。你必须接受它，……否则你无法在这种环境中立足。……就算重返战局，我还是会如故行事。而且我能料想，同样的事情还会再次在我身上上演。”（Newman 1988: 77）当然，我们所有人都时不时地咒骂愚蠢的政策。但对于身在局内的人而言，准则如影随形，甚至至高无上。最后，技术性说明会因内部结构和内容的不同而不同，但它们都宣称建立起了可靠的因果关联。在回顾自己徒劳地踢世贸中心七十六层防火门的时候，格里·加埃塔基于自己作为建筑师的专长，为原本关于恐怖分子先见之明的故事补充了一个原因—结果说明。结构工程师以机械原理作为其原因—结果关系的核心，医生偏向人体动力学，经济学家则以市场驱动的过程为主。尽管工程师、医生和经济学家有时会在遭受攻击时花大力气为自己的专长辩护，恳切地表明他们是经由广受认可的专业程序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的，总的说来，他们的理由给定以公认的原因与结果为核心。整个行业与专业知识的有组织机构都是他们的后盾。
从左到右，图表展现的是理由经过组织、有条有理以及内在融贯的程度，其中“通俗”的理由普遍可得，“专门”的理由则依赖大量的话语训练。从上到下，图表依次给出的是X与Y之间以适当性而非因果性为标准的匹配（程式），以及对从X至Y的因果过程的追溯（原因—结果说明）。显然，这个图式所排列的，是由给出者所提出，或由接收者所接受的主张，而非任何由包括你我在内的第三方对理由充分性的判定。全部四种理由通常都作用于关系。其最为深藏不露的作用是，它直接确认了给出者与接收者之间的关系，例如，就像一个忏悔者接受牧师以一种与原因和结果关系不大，或完全无关的准则做出的对其罪过的解读，以及如何向人和神做出适当补偿的训示。其更为明显的作用则是，理由的给出常常建立关系，例如，一个采访者在做关于食品、电视或政治偏好的调查前，先向受访者解释访谈的目的。它有时还起到协商关系的作用。例如，技术性说明的作者出示职业资格证书，以获得听者的尊重和服从。最后，许多理由的给出可以修复关系。例如，某人在伤害了另一个人之后，讲了一个故事以表明这种伤害是无心之过，或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尽管看上去很糟糕，这并不意味着给出者和接收者之间关系的恶化。一段修复关系的故事常常以“对不起，但是……”开篇。程式和原因—结果说明都作用于关系。程式在Y（眼下的事件、行动或后果）和X（先于Y的事件、行动或后果）之间确立起一种适当的对应关系，但很少或完全不进入将Y和X相联的因果链中。原因—结果说明追溯从X到Y的因果线路——即便我们旁观者觉得它们荒诞不经或不可思议。面向不同公众的“通俗”理由显然大有不同，例如，它可以为宗教热忱或宗教信条所用。不同领域的专门理由同样千差万别，神学家所阐述的准则、技术性说明与医务人员所提出的截然不同。老到的读者应当提防一对容易上钩的错误假设：通俗的理由兜售的是准则和技术性说明的劣质、无知和过度简化的版本；从而，真正好谋善断的人从不诉诸惯例或故事。我们这些久经世故的人容易犯下这种错误，因为我们时常需要将我们自己的准则或技术性说明转换为用其他术语工作的人能够理解的说法。罗素·哈丁（Russell Hardin）在一个“万事通”所掌握的知识（例如相对论知识）与务实者的日常知识之间做出了一种必要的区分。他倡导一种基于街头认识论（street-level epistemology）的经济学理论：
知识的经济学理论是关于典型的个人（甚至特定的个人）为什么获知各种事情的理论。在经济学理论中，说你知道一件事，而我知道一件相反的事，在某些语境下是讲得通的。或许我最终认识到我的知识是错误的，并加以改正，尤其是在听到你对你相反知识的辩护后。但一个能够评判我们的立场之真的万事通在此并无用武之处。我们是我们自己的裁判。如果我们希求更好的知识，必须决定去什么媒介或来源中去寻求的是我们自己。街头认识论与何谓某一领域（例如物理学）的知识无关，而是［关于］你的知识，我的知识，普通人的知识。（Hardin 2002: 4）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用到实践知识。实践知识不仅源自个体经验，还取自我们所处的社会场景。实践知识既可能遵从适当性的逻辑（程式），也可能采用可信的解释（原因—结果说明）。适当性和可信性也依社会场景的不同而不同。因此，给出者与接收者的不同组合为相同事件提供了不同类型的理由。以“9·11”袭击事件为例。我们已经看到目击者和亲历者给出了惯例（“这是战争”与“这是恐怖袭击”）与故事（“恐怖分子故意撞毁他们的飞机”），并在格里·加埃塔对撞击如何卡住了世贸中心防火门的解释中看到了技术性说明的兆头。在那之后，工程师和物理学家花费了大量时间再现两架飞机的撞击（后来发现，油箱着火是更关键的因素）是如何压塌两座设计上防震的大楼的；对“9·11”袭击的技术性说明现在已经汗牛充栋（例如Glanz 2004中的论述）。但持反美立场的神学家和国际律师同样做出了准则式分析，在他们看来，这场袭击是一场应得的报应。理由的类型依事件类型的变化并不像依对话类型的变化那么大——谁在对谁说话尤为重要。当然，理由的给出也存在中间形式。在人际互动过程中，一种形式有时会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对于宗教团体来说，“这是神的旨意”介于惯例与故事之间，其解释力可大可小，取决于神意介入人间事务的盛行信念。棒球迷的谈话在惯例、故事、准则与技术性说明之间疯狂转换，让其他体育项目的爱好者——或不爱体育的人——对其从缜密的原因—结果论证向简单口号的跳跃困惑不已。专业人士和教师经常在技术性说明与故事之间转换，这取决于听众是否跟得上其领域内通行的解释。长期患病者和疑病症患者成为自己病患的专家，他们和医生的谈话也变为关于诊断、预后（prognosis）和治疗的半专业讨论。在修理汽车时，对机械术语一知半解的车主将冒着受骗或被无视的风险。反过来，给出技术性说明和准则的专家往往倾注大量心血，或将惯例和故事翻译为他们自己的行话，或帮助别人做这种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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