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1844-1912）美国传教士、外交官，于1869年来到中国，在北京负责“公理会”创办的教会学校，1871年担任驻华使馆翻译，1876年升任头等参赞，此后又几度担任代办，1880年参与起草了关于华人移居美国的条约，1885年回国，1895年出版《本色中国人》一书。
三十多年以前，中国与西方各国开始交往，并慢慢地相互了解。从那时起，到后来中国与欧美国家签署第一批国际条约，中间也不过五十年的时间。在第一批国际条约中，中国正式承认了欧美各国的存在。然而，那些条约缺少一些具体的条款，比如说允许双方寻求和建立友好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因此，那些条约对双方前期的交往来说，只是起到了一些介绍性的作用。如果外国的使团只能停留在军舰之上，在中国的沿海各地漂泊；如果进入北京的大门，一直没有对各国的外交代表开放；如果外国人在中国的内陆地区，不能自由地远足游历；如果中国的开放口岸，还是仅仅限于沿海地区的那三四个城市，并只允许外国人在那里进行商业贸易和居住等等——如果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下去，那么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就永远无法了解中国人了。反过来，他们对于我们的认识，也始终处于模棱两可的阶段。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这是近代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条约。1860年，《天津条约》签订。直到这个时候，外国人才可以在中国的内陆地区自由游玩，而外国使节也才被允许在北京城内设立办事处。在这之前，就像上文所描述的那样，情况没有发生一点改变。在人类的历史上，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人们，第一次如此贴近地站在一起。他们面对着面，彼此仔细地打量着对方。一边是保守，具有高傲自尊心的中国人——为人处世从容不迫；另一边是积极进取，聪明机智，对未知充满了渴望的西方人——具有明显的侵略性。这两种不同的人相遇，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碰撞，一些保守与进取的较量。西方世界早已先后经历了蒸汽机时代、钢铁时代和电气时代。他们对于还处在孔子时代的中国心怀不善，伺机攫取。为了让读者对中西方最初接触时的情形有一个深刻而清晰的认识，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场景：一位西方的商人经人引见，出现在中国的圣人面前。这个商人积极进取，富于远见；而中国的圣人，从一开始就明确表态，不愿意见这个商人。最终，这两个人还是被单独留下，彼此相识，并开始交往。如此一来，这两个人彼此之间会形成怎样的看法和意见，就可想而知了。
在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并没有可以使双方彼此认可的利益支点，也没有可以使双方自由交往的文化基础。不错，我们很想与中国人做生意，但是清政府与我们进行贸易往来的诚意和范围是极其有限的。他们只划定广东这一个地方，作为我们与他们进行商贸的有限区域。于是，便出现了以下我们不想看到的贸易场景：大捆的生丝和一箱箱的茶叶，从牢固的城墙上通过绳子传下来，继而到我们的手中，然后我们再把英国鸦片和墨西哥银元通过那根绳子传回去。像这样的交易方式，十分脆弱，且交易量很少。只要这样的方式一直存在，我们就认为这是一种限制性的贸易，而决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贸易规则——一种鼓励性的贸易政策。
当然，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就与欧美国家建立政治和经贸关系而言，中国持有强烈反对的态度。事实上，在任何一方面，中国只是不想与西方国家交往得太过密切。为了防止内地人相互联系，并支持郑成功抗击荷兰军队，在顺治十八年，也就是1661年的时候，清朝政府下令，沿海地区的居民向内陆迁移三十到五十里。这些地区包括江南、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与此同时，清政府还下令，禁止一切船只进入海域，并烧毁了沿海的居民住所和船只。为将禁海令彻底地贯彻执行，清政府采取了严厉的酷刑。凡是破坏上述规定，或者私自出海的人，不管远近，立即被执行死刑。即便有些人偷渡到国外，有一天回到国内，不小心落到了官吏手中，那么他也没有办法逃脱死刑。尽管这条规定多少年来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但是直到今天，它还是有法律效力的，并没有被官方完全废除。此外，清政府还规定，普通百姓不得建造长于六英尺的船只。这样一来，这些只能在海上进行短期航行的船只，既没有办法获取利益，也没有办法规避风险。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船只，都不被允许进入中国的港口，而中国国内的船只被限制在有限的海域内航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不难想象，清朝政府愿意在多大程度上与我们交往，并接待我们；对于我们这些海外的远客，清朝政府乐不乐意亲自到我们的国家进行回访。清朝政府虽然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但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从泰国来的商船，只要按时注册登记，就可以在曼谷或者中国的几个港口进行贸易活动。在夏季，这些船只迎着东南季风，毫不费力地飘荡到中国。等到了冬季，这些船只又在西北风的吹拂下返回故土。就这样，它们每年完成一次往返行程。关于这本书的目的，既不是为了研究闭关锁国政策所带来的后果究竟被中国认可还是否决，也不是为了探究中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不过，有一点却是有目共睹的：对于西方各国的地理位置以及特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据说，中国拒绝了一个外交使团想签订一个条约的意图。这个外交使团，是现在的德意志帝国派遣来的。幸好英国官员从中斡旋，清朝政府才收回了拒绝的成命。然后，清朝政府一厢情愿地认为，德国是一个值得尊重的民族，他们的国王与英国的女王是亲戚。当然，他们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自然是听信于英国官员所提供的消息。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决定与德意志帝国进行谈判，并签订条约。1870年，北京有个高级官员，被派往欧洲。当时，他担负了一项特殊的使命。临走的时候，他一定要把一百五十多磅的食盐连同其他的行李，一起带上车。在他看来，即将到达的那个地方，一定没有食盐，而他早就习惯了吃盐。最近的时候，大概是1884年前后，清朝内阁中有个官员，询问他的一位同僚有关外国人的婚姻等问题。外国人是不是男女混居在一起，男女之间是不是没有最为基本的伦理观念，以及任何形式的婚约在外国人的婚姻中是否存在，等等。像这样的一些问题，被在场的另外一个人听到后，迅速传开。正是由于上述对于西方人的无知，中国人头脑中便产生了许多荒唐可笑的看法和观念。这些片面而又失真的观点，涉及西方人的风俗习惯和外貌长相等方面。相对于中华帝国来说，西方人居住在偏远的地区，根本无法接触到中华帝国的影响力和开化力。在北京或者中国的其他城市，对文化人类学感兴趣的学者，随便到一个书店，就可以找到一些图书。在这些书里，有很多对外部世界野蛮人的描述。其中，有些描述还配有插图。那些插图是用水彩描绘出来的，看上去经过一番颇为仔细的雕琢。在这些插图里面，有一些人被描绘成腿非常短，看上去很弱小的样子；而另一些人则是耳朵非常长，都已经接触到了地面。在对第一类人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人一定在很早之前听说过大猩猩，并且很有可能获知了关于大猩猩的准确外貌。还有一些人，他们的脑袋长在左手臂的下面，被他们本人灵活自如地提着；同时还有一些人的脸，就像是一个瘤子，采用浮雕的形式附着在胸脯上。对于西方世界，中国人知之甚少，并总是在头脑中胡思乱想。于是，对于中国人不愿与西方人进一步交往和交流的做法，我们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在闭关锁国政策未受到外部世界的干扰之前，中国不知经历了多少年。在此过程中，中国一直以为，她是世界上国家的中心；这个世界的运行，是以她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个世界上，她是一颗永久不变的恒星，是一个强大开化并具有高度文明的帝国；世界上的一切存在物，都处于她的支配力量之下。作为中心国，在中国的周围，还有一些大小不一的卫星国。他们用最为体贴的方式模仿中国，以此来让她感到满意。中国的文明，被周围的卫星国所借鉴，连她的政府体制都成为卫星国的体制蓝本。此外，中国的宗教也得到卫星国的纷纷效仿。还有几个卫星国，直接使用她的语言——汉语。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希望从她身上吸取有益的文学和艺术智慧。在众多卫星国心中，她是至高无上的霸主，并且是东方世界里的最高权威。对于卫星国所涉及的事端，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她都充当着一位仲裁人的角色。而当卫星国发生叛乱和暴乱的时候，她会使用武力，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在她看来，她就是他们的保护神，而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所有的卫星国都必须服从她的意志。就这样，中国与她的卫星国，共同组成了一个体系，一个世界。就上文所论述的行星系统，我们继续深入探讨。其中，有一颗令人捉摸不定却十分危险的彗星，就是日本。在东方，与日本相比，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在攫取中国大量的实际利益上与之相媲美。日本的那位大陆邻居——中国，贡献出了自己的艺术、语言、文学，甚至至少一种宗教流派给它。中国的两种主要农产品——茶叶和生蚕丝，也已经传入日本。关于这一点，从日本对它们的称呼中可以看出。尽管如此，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却是一个惹是生非的邻居。对于中国的权威地位和霸主雄风，日本早就怀有非分的企图。最近，中日之间爆发了一次冲突。有些人认为，这是两个国家交往过程中的一次意外事件。很显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那只不过是过去一千年的历史，在当代的中日两国之间，重现演绎一遍而已。除日本之外，周边的很多国家，都与中国建立了友好关系。这种关系非常明确，彼此之间也易于理解。在每一个新年来临之际，周边的小国家纷纷派出使者前往北京，向中国的皇帝表达节日的祝福。当他们觐见中国皇帝的时候，手里往往带着贡品。而中国的皇帝则会亲自接待他们。当他们返回各自的国家时，中国皇帝会回赠他们很多礼物。这些礼物的价值，远比他们进贡给中国皇帝的贵重得多。这是因为中国皇帝比他们的国王拥有更大的权力，很自然，他所拥有的财富也比他们的国王多很多。白象，是泰国皇帝进贡给中国皇帝的礼品之一。除了很少的几年没有那样做，几乎每一年，泰国皇帝都会派使者送来白象。送来的白象，有的到现在还活着，就被圈养在北京的象苑中。此外，从1894年到1895年的冬季，是几百年或者几十年以来，朝鲜第一次没有向中国进贡礼品。之前，每年朝鲜国王都要派出进贡使团。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大部分贸易往来都是由进贡使团完成的。在使团中间，一般会夹杂一个商人队伍。这支队伍，数量庞大，阵容可观。对于他们，中国给予了最为优惠的待遇：在中国做生意，免除一切形式的关税。与此同时，上述国家还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每一个新继位的国王，都要派一个使团去清朝请示，希冀获得清朝皇帝的准许。像这样的情况，在朝鲜和越南国王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既松懈灵活，又带有本质性的特征。西方人向来思维精密，严格准确，凡事都讲求实用。因此，这样的一种关系让他们感到颇为不解，甚至引起他们思想上的混乱。中国对周边小国家所宣称的控制和维系关系，在欧洲的任何一种语言当中，都没有办法找出一个与之匹配的合适术语。他们之间的相对地位和身份关系，在我们现有的国际关系概念中是完全陌生的。像这样的一种关系，一方面我们对其内在的本质一无所知，另一方面我们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术语为其命名。于是，我们将其称之为宗主和藩属的关系。其实，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藩属国必须向宗主国提供一定的军事力量。同时，藩属国每年必须向宗主国上交一定的贡品和财物。但是，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宗主国都不能强迫藩属国去做上述行为。当藩属国内部发生动乱或者造反时，中国总是派遣军队，帮助他们镇压国内的暴乱。但是，像这样的军事帮助，中国从来没有向藩属国请求过，也没有接受过。每一年，中国和藩属国之间互赠礼物。当然，每一次都是中国给予的多，获得的少。除此之外，藩属国并没有向中国皇帝赠送过什么特别的贡品或者财物。对于东方人来说，上述的这种关系十分简单，且很清晰，尽管它对我们西方人来说，显得那样模棱两可和捉摸不定。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关系的存在，恰恰与他们的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相契合。这种关系，被他们形容成一种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比如说，就像描述一个家庭中，两个兄弟之间的关系一样，当中国政府需要表明自己与朝鲜之间的关系时，就会采取老大哥和小弟弟之类的说法。其实，这种说法流行于中国的各个地方。实际上，中国政府体制赖以建立的基础——宗法家长制，也是依靠这种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形成的。在小弟弟面前，老大哥自然有凌驾于其上的特权和义务。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周围卫星小国跟前，中国无疑就是一个道德权威。此外，中国还负有支配正义的权力。与我们传统的思想观念相比，这些与之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很自然地，我们对这种关系感到由衷地厌恶。因为这种关系本身的存在，极为不确定：既可以轻易地取消，又可以任意强加在别人身上。基于此，这一体系中一些令人称道的特点可以随时被发现，只需要我们依据主观判断，尽量加强或者回避上述不确定的关系。多少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自身的霸主地位。在她的周围，有很多弱小的和未开化的小国家。这些小国家不断地恭维和赞美，使她变得日益骄傲自满，甚至以自我为中心。关于这一点，善于思考的人们从不感到有任何奇怪之处。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一个小圈子，它由崇拜中国的小国家组建而成。这样的一个小圈子，带有明显的排外性。因此，中国和她的小圈子不希望有其他的国家闯进来。对于那些没有按照她的模式来经营组建政权的国家，对于那些在她所能惠及的范围之外的偏远国度，中国没有理由不采取一种鄙夷的神情对待他们。同时，中国与印度，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定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能忽视。对于印度这个东亚伟大的帝国，中国与欧洲的相互交往，一定会给它带来一定的影响。而这些，中国人从传统的东方立场来看，有着自己准确的看法和判断。在与欧美国家交往的时候，中国显示出一种坦然自若的神态。然而，这其中也不乏有荒诞不经的骄傲自大。与我们的交往和联系，对中国来说，是一件极其不情愿的事情。很显然，在清政府和它的臣民看来，这种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联系与往来是多么可恶啊！这就是中国面对欧美等国家，建立良好互动关系时所持有的态度。在这里，我们不准备讨论，必要的时候，一个国家是否可以诉诸武力，以求得与另一个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并进行贸易往来。这个问题不是本书所研究的内容，它可以留待专业的国际法权威去回答。所谓的鸦片战争，本书并不想就其正义性问题发表任何有关的看法或意见。当然，本书也不会记录其他人的各种观点和意见。作者想要做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准确地勾勒和描述鸦片战争的真实情景。鸦片战争的经过，对于每一位聪明的读者来说，是了然于胸的，因此，每一位读者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解读。然而，在中国人那里，这场战争究竟使得他们持有怎样的观点，怀有怎样的情绪；对于所有外国人的看法，这些情绪和观点是如何扭曲中国人的认识，以及如何影响整个中国的对外关系，等等。像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了解。对于这些问题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也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基于此，我们要重新描述一遍鸦片战争，以期对近代的中国人有一个客观、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就鸦片战争这一问题，下面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1842年，西方国家攻击了吴淞要塞。这一要塞位于广东省以外的偏远地区。1860年，欧美国家又攻占了北京城，并火烧圆明园。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动海陆战争，不管其他原因是什么，在中国人看来，“鸦片”这两个字是导致这些军事行动的直接目的。中国人认为，外国人的不满，只是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他们真正的目的在于，打开中国的大门，并将中国作为倾销鸦片的广阔市场。这些鸦片是外国殖民者在印度种植的，它们被运送到中国，卖给中国的臣民吸食。在中国看来，上述事实是确凿无疑的，西方国家没有任何可以抵赖的理由。其实，早在1842年以前，清朝政府就规定，不管是公开运送还是暗地里走私，只要将鸦片运到中国，就违反了中国的法律。就这一问题，已经有不少的摩擦和冲突，频繁发生在广东地方政府与东印度公司之间。后来，东印度公司经营鸦片的特权被取缔。接着，它与广东地方政府之间的碰撞和摩擦日益加剧。1840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被朝廷派往广东禁烟。当时，清朝的皇帝下了一道圣旨，明确指出一定要杜绝鸦片贸易。林则徐谨遵圣谕，丝毫不敢怠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与东印度公司之间的矛盾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状态。来到广东后没过多久，林则徐就发现了一大批鸦片。这些鸦片分装在二十二艘船只上，在广东的水面上停泊着，其价值高达九百万元。这一事实的存在，公然挑衅和亵渎了中华帝国的法律。按照当时的惯例和法则，所有的鸦片连同装运鸦片的船只，一律没收。在这种情况下，林则徐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逼迫外国商人交出鸦片。无奈之下，那些鸦片经由英国商务监督义律交给了林则徐。同时，他还向中国政府保证，从今以后再也不向中国的港口运送鸦片。在这次禁烟运动中，林则徐一共缴获了两万两百九十一箱鸦片。这些鸦片全部被运送到海边，进行严格的销毁处理。在海边的高地，林则徐派人挖了一个又大又深的池子，然后往里面注满夹杂了不少石灰的海水。所有的鸦片投进池子里，全部被销毁。事后，销毁的残渣随着潮水流入海洋。在销毁鸦片的现场周围，还安排了很多官员把守。在处理鸦片的过程中，他们仔细地进行监督。谁要是想顺手牵羊，拿走一点鸦片，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当时，有一个中国人，他妄图从那里带走些许鸦片，结果被当场砍头。可以肯定地说，在这种情势之下，鸦片全部被彻底销毁。对于清政府销毁鸦片的决心，我们深表敬佩。收缴鸦片，并彻底销毁，这是一个政府本应该做的事情。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林则徐扮演着一个仆人的角色。因为对于皇帝的命令和旨意，他忠心不二地坚决予以执行。虽然中国政府的禁烟行为，是正义的，并且得到了人们的一致赞扬，但是就像中国人早就预料到的那样，英国人派来了海陆军。紧接着，中国沿海的几个港口，被英国人侵占。古都南京，被英国人团团包围；还有舟山群岛，也在几日之间被英军夺取。最后，在军事力量的威逼之下，清政府与英国政府在南京签订了和约。按照和约的规定，清政府给英国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还将香港岛无条件地割让给英国女王。在二千一百万银元的赔款中，有六百万是鸦片费用，三百万是商贸欠费，一千二百万是军费。以上所述，就是让中国人难以忘怀的鸦片战争的经过。这一事实，对中国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对外国人产生了偏见。有一种说法认为，英国人采取军事行动，纯粹是出于严重的不满。如果我们想为这种借口辩解的话，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英国人即便不是为了鸦片，也迟早会对中国动武的。在1860年北京被攻占之前，英国人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止过。中国皇帝的出逃，以及他在流亡过程中意外病故，使得清朝政府不得不做出更大的让步。于是，鸦片贸易在中国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在中国人看来，只有英国人在华的鸦片贸易得到认可后，他们才会放下武器，进而寻求一种和平解决问题的方式。在与英国人的协商或谈判过程中，清政府竭尽全力地劝说英国人尽量与中国人保持合作。否则，鸦片要么被严禁查处，要么慢慢地被拒绝倾销。对于清政府所做出的努力，洞察世事的人心里很清楚。另外，对于清政府的那些请求，英国人或者严词拒绝，或者根本不予理会。关于这一点，中国人也心知肚明。正是这些事实的存在，使得中国人对西方人产生了一种固有的偏见和深深的怨恨。当时的形势，具有上述那些重要的特点。中国在这种形势之下，被迫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走出来。她开始接触西方世界，并从正面关注近代的西方国家，尽管她与这些国家建立了一种无奈且不情愿的关系。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一切西方国家无理的侵略行径，都是她所无法容忍的。这一点对她来说，是很正常的。同时，对于那些为她的最高利益服务的人们，她总是怀有偏见和误解。这一点，同样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于近代国际法的原则及其具体内容，她的最高统治者一无所知。同样，对于那些支配独立国家间平等交往的准则，中国人也闻所未闻。正是这种无知，清政府总是被他们的最高统治者摆放在一个不恰当的位置上。因此，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本就是一些合法的东西，他们还要力争一番。这样一来，反倒使得胜券在握的外交斗争归于失败。像这样的情况，与评论他们的人一样，清政府自己也心知肚明。然而，由于虚荣心和傲慢自大的缘故，他们从不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的无知和失误。在清朝的内阁中，有一位官员，曾经对本书的作者说过：“不管是什么问题，我们最终总会遇到屏障。有时候，情况在最初阶段对我们很有利，然而往后走，我们就会自乱阵脚，顾此失彼，最后酿成错误，失去了原有的优势。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正义和公道究竟站在哪一边，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对于这样一种过于悲观的自我评价，其中蕴含的深刻道理，远远超过说这句话的内阁大臣所能认识到的。这位内阁大臣的话，通过下面的一个简单例子，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在很早的时候，北京就形成了一个惯例：皇帝不管什么时候出门，所经过的街道，都要进行封闭，不允许任何人在那里随便行走。有一次，皇帝马上就要出门了，总理衙门很快将这条惯例告知各国的外交使团。然而，对于清政府的这种做法，除了一家外交使团没有说话外，其他的各家都纷纷表示强烈的抗议和不满。事实上，外国人所居住的地方，并不在要被封锁的街道之内，因此，这种做法根本不会影响他们的出行。即便有些许麻烦的话，禁止通行的时间也不过几小时而已。其实，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首都，不管是市政府还是枢密院，都不会主动告诉外国使馆，他们要封锁哪一条街道。出于需要，他们会把某些街道封锁一天，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当其他国家的外交使团提出质问的时候，他们会立刻用相当体面而又得体的答复予以回应。如此看来，清政府对外交使团过分地客套，反倒惹了一堆麻烦。如果我们对中国人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能够细数他们的优点和缺点，更进一步地认识到，这些优点和缺点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都有所体现，再把他们与西方人相互交往的三十年间所发生的事件完全记录下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中国在这一阶段，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古老的传统模式没有发生一点变化。相反，中国基本上可以适应近代世界的要求。在她的身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人们表面上看起来头脑停滞，麻木不仁，思维混乱，但实际上，他们绝不是那样的。就本质而言，中国人既骄傲自大，又谨言慎行，甚至有些保守。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沉睡之后，他们突然被唤醒了。实事求是地说，在一种非常不利的环境中，他们被唤醒了。四亿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由于这种唤醒，需要重新塑造和发展。很明显，这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就学习和吸收西方先进文明成果而言，把中国和日本放在一起加以对比，是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一点说服力的。原因很简单，就本质而言，中国和日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借用中国的服装样式，但是很快，他们就抛弃了这一服装样式。而对中国来说，他们用自己的劳动，亲自设计发明了传统的服饰。这些服饰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成为身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抛弃东方的模式，吸取西方的文明精华方面，日本抛弃了他们旧有的服饰。与之相反，中国人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在过去的很多年间，中国人在不辞劳苦地纺织棉布。虽然速度不是很快，但他们一直坚持着。除了上面说的一些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存在于中国与日本这两个国家之间。自从与西方国家接触，到后来的建立外交关系，处理日常事务，日本很明显都要比中国占有优势。关于鸦片战争，前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论述。我们知道，正是因为那次战争，中国不得已被拖进了国际体系——一种西方人所谓的秩序空间。这次战争没过多久，日本也在西方国家的威逼之下，被迫打开了国门。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丝毫的疑问。之后，在美国的主持之下，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在此过程中，美国和日本达成了共识，严禁贩卖和吸食鸦片。并且，这一点还成为两个国家法律中的一部分。当然，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对于这些法律，与中国签订第一个条约的英国怀有怎样的态度。我们不妨做一番简单的比较：英国对于中国禁止鸦片贸易的做法，表示大为不满，并野蛮地进行干涉，阻止中国的立法机关做出相关的规定。相反，对于日本的立法，美国则从道义上表示支持。而且，美国的官员在进入日本之后，严格地遵守日本的相关法律。对日本政府来说，美国官员的做法无疑增强了他们的权威。在刚开始的时候，对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他们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些影响和结果是没有办法想象出来的。可以这么说，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现在所形成的不同地位，就是上述的影响和结果造成的。1872年，中国和日本还没有建立正式的条约关系。那时候，旅居在日本的一部分中国人，写了一份申诉书，并将其交给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他们请求美国大使馆，一定要把这封申诉书递交给日本政府。这封申诉书的内容大致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日本居住期间，吸食鸦片。然而，日本当局对他们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他们还宣称，在晚上的时候，日本的警察经常闯进他们的卧室。为了判断他们是否正在吸食鸦片，日本警察总是要闻他们呼出的气味。他们无法忍受日本人这样做，对他们而言，那简直就是痛苦的折磨。基于此，他们妄图通过申诉书，为在日本遭到的不公而讨回公道。在美国，有很多中国留学生。1878年，清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一个请求：希望能从在美留学生中选拔几个，将他们送到西点军校和安纳波利斯的陆海军学校学习。对于这一请求，美国政府的回应显得很怠慢。在之后的三年时间里，清政府一直在做努力，希望能实现那个请求。然而，他们的愿望还是落空了，因为美国政府最终拒绝了这一请求。后来，这件事情影响很大：清政府直接撤回了在美的全部留学生，并下令解散留美学生事务所。原本，派遣留美学生，是清朝政府主动与西方世界接轨的一项重要事业，既现实，又很有意义。现在，所有这些全部化为泡影。当清政府提出这一请求的时候，日本的在美留学生正在安那波利斯学习海上战术——关于这一点，清政府已经明白无误地获悉了全部实情。美国偏袒日本而拒绝中国的这种做法，对于最近发生的中日甲午海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呢？对此，我们无法轻易地做出判断。不过，在那次海战中，日本方面的主要指挥官，有几名是从美国海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同样的道理，美国的做法，究竟对清政府产生多大的影响，使其沮丧不已，感觉受到了巨大的羞辱；使其胆量变得越来越小，没有办法应对；使其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而不断徘徊，无法前进。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也很难做出有效的估计。在世界上，只要是英国和美国的殖民地，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移民都是可以去的。但事实上，在那些所谓的把中国劳工当人看待的国家，在法律上已经明令禁止了中国的移民。而对于日本的移民，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采取过类似的禁令。对于自己的臣民，清政府坚决反对他们出国移民。这是因为，在清政府看来，自己的臣民绝非一无是处。与此同时，针对西方国家所采取的歧视中国移民的措施，清政府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在这里，我们不是出于争论或者谴责的目的，才做出这样的一番对比。中国和日本这两个相邻的大国，所遭遇到的西方国家不同的对待，是不是把他们从各自的封闭状态中唤醒；他们的不同遭遇，是不是导致双方产生了嫉妒或者猜疑；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和日本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和措施，从事实的角度来说，是不是明智或者正确。诸如此类的问题，作者要么不想提出，要么根本不准备讨论。不过，今天中国所持有的态度和立场，与上述一番对比有着直接而又重要的联系。因此，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做出一番比照。任何一个人，如果要对中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更进一步地，他若想要明白，那些外部和内部因素是怎样相互作用，从而使得中国处于今天的这个状态，那么我们前文所做的一番对比，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的。在清政府打开国门，向西方国家开放的前三十年间，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神秘莫测的问题突如其来，让她有些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事实上，那些问题事关重大，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恭亲王奕和李鸿章，逐渐掌控了清政府的内政与外交，甚至主导着整个国家的命运与前途。1860年，当北京遭遇英法联军的强行闯入时，整个皇家贵族中，只有恭亲王——当时咸丰皇帝的亲弟弟，留守在北京城内。在这种情况下，恭亲王理所当然地被指派为中方代表，与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各国代表进行和平谈判。从此以后，恭亲王在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逐渐地，他权倾朝野，烜赫一时。一直到1884年，他被罢免后，这种情况才宣告终结。然而，外国人对另外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可能会更加熟悉。这个人，便是李鸿章。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恭亲王作为皇亲国戚，身份高贵，一般的外国人是没有办法与之相见的；另一方面，与李鸿章不同，恭亲王远离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而一直在北京城内深居。但是，不管怎样，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如果说恭亲王是清政府的头脑心腹，那么李鸿章便是它的左膀右臂。近代清政府与西方列强进行交往的外交体系，还有高效率的海关制度，都是恭亲王在他的政治生涯初始阶段建立并逐步完善的。当清朝帝国内部接连出现动乱——太平天国运动和西北的陕甘回民起义时，恭亲王采取果断的军事措施，对其进行了有效的镇压。接着，在天津，发生了中国人屠杀外国传教士的惨案。这一事件很快引起了外国政府的愤怒。但是，恭亲王立刻出马，用一系列优惠条件抚平了这次风波。外国公使想要觐见中国皇帝，恭亲王围绕礼节这一问题，与各国代表展开了喋喋不休的争论。然而，当事态的发展有可能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时，恭亲王又能富有远见地预见到，并及时做出了让步。在处理伊犁问题上，恭亲王在与俄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占尽了上风。此外，他还想方设法地消除了劳工贸易。之后，法国人侵占越南，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恭亲王出现闪失，并被当政者赶出军机处。即便如此，新上任的执政者依然采取了他制定好的政策。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恭亲王总是事先将对手放在假想的对决场景中加以研究。对他而言，当问题真的出现的时候，一切为时已晚。在许多外交事务的处理上，他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其原因就在于，他善于预见各种可能的情况，并选择恰当的时候做出一定的妥协或者让步。在各种角色的转换中，恭亲王显示出了惊人的速度。在他身上，你既可以看到骄横粗鲁的一面，又可以看到谦和文雅的一面。有时候，他待人接物显得很有耐心；但在另外的一种场景下，他却又变得相当暴躁。立足不同的情况，出于各种需要，他会灵活自如地运用自身的特点。或许，你会认为，恭亲王变来变去的一副副面孔，显出他的犹豫不决。其实，在那不断变换的面孔背后，他正在快速而又仔细地琢磨、研究对手。在彻底摊牌之前，他一直在判断对手的情况，探究对方的真假与虚实。这时候，你会发现，他很坚定，丝毫没有要妥协的迹象。然而，就在最后的时刻来临之际，他的对手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与之争夺时，刚才那个坚挺不屈的恭亲王瞬间不见了。而站在对手面前的，却变成了一个笑容可掬、阿谀逢迎的奕。可以说，在东方的外交场上，恭亲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老行家。在清政府中，恭亲王的才能在周围的一群人里显得格外突出。作为一名领导者，他坚定不移地执行防御型保守性的外交政策。对于清朝帝国未来的前途和命运，恭亲王比任何人更加清楚。对于这个庞大帝国所存在的问题和弱点，他比常人更有深刻的洞察。到目前为止，在大清帝国内部，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肩膀上担负着重大的责任，深刻而又细致地观察着世事的变迁与发展。在担任总理衙门大臣的二十四年当中，他先后辅助了两个皇帝。那两个皇帝继位的时候，都还是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同治皇帝，不但女性化倾向严重，而且生活奢侈腐化，最后在荒淫无度的生活中死去。实际上，在恭亲王的从政生涯中，他一直是清政府内政外交的中坚力量。有很多内政外交政策，都是他一手苦心经营并机智地执行的。可以说，恭亲王是清政府中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最近，这位多才善变的恭亲王，官复原职，又回到了总理衙门大臣的位置上。这对于清政府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内政外交中，它意味着清政府将会有很大的收获。1823年，李鸿章出生在安徽省。那是清朝帝国内部的一个中部省份。当时，李鸿章所在的家族在当地并没有什么名气。后来，李鸿章的兄弟及其子侄辈们，在官场上飞黄腾达。他们先后受到清政府的嘉奖，并被允许顶戴花翎。至此，这个家族在当地才有了声望和名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李鸿章的母亲才倍感荣耀。说起李鸿章坦荡的政治仕途，可以追溯到清朝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期。那时候，他担任江苏省巡抚。而在江苏省，太平天国的起义活动，此起彼伏。一次，五个姓王的起义军头领向清军投降。在此之前，戈登已经向那五个人保证，只要他们放下武器，一定会给他们一条生路的。然而，李鸿章知道了这件事后，立即下令将那五个人斩首示众。（编者按：此处资料有误，作者所记之事可能为发生在1863年的“苏州杀降事件”，被杀者有八人，分别为：郜永宽、汪安钧、周文嘉、伍贵文、张大洲、汪有为、范起发、汪怀武。）1871年，李鸿章被清政府任命为直隶总督。在这一职位上，李鸿章一直待到他去世时为止。当时，整个北京城也在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之内，因此，在清廷的督抚中，李鸿章拥有最高的地位。作为一名直隶总督，李鸿章具有丰富的军事作战经验。从外在的言行举止和思维方式来看，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政治家。然而，与政治家的身份相比，我们情愿说他更像个士兵。在中国人中，李鸿章是少有的身材高大者。他说话的时候，声音浑厚且有些粗鲁。然而，他的性格却很温和，容易让人接近。作为一名典型的东方官员，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李鸿章显得有些矜持和自重，并且处处流露出安宁祥和的神情。然而，与他相见，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任何一个外国人，如果能经由他的同僚带话，希望与他谋面，那么像这样的请求，一般都会得到李鸿章的允许的。在与那位看似粗鲁的老总督的交往过程中，许多外国人明白了真正的彬彬有礼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和行为。有一次，一位美国人——某州的前任州长，在总督府里，受到了李鸿章的热情接待。当他们见面的时候，老总督和那位州长先生，包括那个在场的翻译员，彼此相距不远，差不多是站在一起的。当州长先生离开那里时，对他身边的一位美国朋友这样说道：“谁说那位老总督是个顽固不化，地道的野蛮人？他明明是一个很有礼节的人啊！”在中国，近代海军和新式陆军的组建，可是说是李鸿章一人所为。作为清廷的左膀右臂，李鸿章在坦荡的仕途道路上，向整个清王朝显示着自己至死不渝的忠心。而清政府对于他，也越来越倚重。不管是什么事情，清政府都会找他协商，希望他能出个主意。可以说，在所有的大臣中，李鸿章是最受清政府宠爱的一位。在整个朝廷里，没有一句谣言，是关于清政府不再重用他或者他对清政府存有异心的。与李鸿章一样，对于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其他官员也没有什么异类的想法或者态度。作为统治者，满族人在历史上曾经是聪慧、理性，且富有远见的。整个国家上下，汉族人和满族人之间，清政府都一律平等对待，而不存在什么差别或者种族歧视。当然，那种极个别的受到特殊恩宠的人除外。实际上，满族人已经被土著的汉族人所同化和吸收。这两个民族已经彻底融为一体了。在清廷内部，满族官员数量远远低于汉族官员。众所周知，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是德国血统。如果因为这一点，要她与自己的英国朋友势不两立的话，很明显，这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生的事情。同样，如果让清朝的满人皇帝与他的汉族官员作对，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本文选编自《本色中国人》，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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