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芬比｜大革命的永恒遗产
大革命永远地改变了一切，虽然并不是以其支持者所希望的方式，同时，革命遗产也极为复杂。拿破仑上台前的革命十年，正如查尔斯·狄更斯所言，“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1789年，威廉·华兹华斯写道：“在黎明之际，活着是幸福的。”但在接下来的三年半里，路易十六被处死，雅各宾派执行恐怖政策，这些都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冷酷的政治党派所煽动的民粹主义所能造成的后果。他们自称人民群众的引路人，通过拥有更优越的才能和智慧为自己辩护，成为20世纪极权主义——使用暴力对待真实或想象中的敌人，并将其合法化——的先声。大革命自初期就被印上派系斗争的标记，各竞争势力都声称自己代表至善和理性，实质却十分血腥，最终以拿破仑帝制和随后的波旁王朝复辟而结束。但是，随着1830年复辟后波旁王朝的倾覆和1848年革命烈火在欧陆的蔓延，以及与之抗衡的保守派开始付诸行动，大革命赋予了法国新的图景和样板，成为整个欧洲进步人士的灯塔。
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的风暴，以及随后的大事件所孕育的民族叙事，给法国现代历史涂上了超过两个世纪的意识形态色彩。不管如何定义，国家主权已经从神授君权转为人民主权了。追溯至13世纪的君权秩序，当时政权被世俗而非宗教的公民统治所代替。革命派激发反对党的仇恨，他们的所作所为唤醒了植根于彼此的不宽容和好斗之气；反对者的毁谤中伤则以追求美德和真理，或捍卫民族骄傲和伟大的价值观为自己辩护。19世纪晚期将主要的国庆日选为7月14日的巴士底日，而不是颁布《人权宣言》的8月20日。国歌《马赛曲》呼唤爱国者们用敌人肮脏的血浸透田野的沟渠。共和国的象征玛丽安根本不是兄弟会或姐妹会的使徒，而是德拉克洛瓦于1830年创作的有关七月革命的著名油画《自由引导人民》里战场上的革命英雄。作为共和国的另一个象征，高卢雄鸡并不是一种温顺的动物。在宣扬理性的发源地香榭丽舍大街，屹立着20世纪最有名望的两位领导人——乔治·克里孟梭和夏尔·戴高乐的军装雕像。
法国长久的分裂——在左与右，天主教徒与世俗政权的支持者，中央集权主义者和地方分权主义者之间——深深印刻于1789年革命和随后一系列辉煌事件的亲历者，以及那些将大革命视为扭曲了理性原则的人们的心中。当然，也有人民紧密团结在共和价值周围的伟大时刻——二战法国解放的时刻，1961年反对阿尔及利亚的军事政变的时刻，2002年反对极右翼政党民族阵线候选人取得总统大选胜利的时刻，以及在2015年巴黎讽刺画刊《查理周刊》员工和一家犹太商店十七名顾客惨遭屠杀后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时刻。但这些时刻实在稀少，并且是在强烈的冲击下产生的。它们在相对短的时间里，频繁为党派分歧让路。1789年以来的政治文化的既成事实和行为模式，连同夸张的过度杀戮和政客空谈误国所导致的犬儒主义，阻碍了建设性的折中方案，使得法国远离了英国政治思想家埃德蒙·柏克所推崇的原则——“一切政府，甚至一切人类福祉，一切美德和一切审慎行动，都植根于妥协和贸易”。
基本问题仍然存在。谁有权统治以及基于何种合法性？如果政治是首要之事，则应采取何种政体以及组织框架？民主政治如何与高效行政政府相容，二者谁为优先？公民权是否包括街头示威的权利，虽然其自称为人民发声？暴力是否能以追求革命理想或者镇压革命的名义合法化，例如19世纪那次超过6万人丧生的国内冲突？人民何时会成为暴民？能否以武力执行《人权宣言》？追求革命纯洁性能否证明清洗反对者是正当的？甚至，是否能将人看作一种追求完善的物种，当萨伏依人约瑟夫·德·迈斯特将革命分子看作撒旦的仆人，在见过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和俄国人之后，却写下了“至于真正的人，我在生命中从未见过”？这些议题也适用于其他国家，但是因为大革命，它们在法国拥有永恒的特殊意义，这种意义赋予了法国运作的特性。
左与右——混乱的现实
左派起源于大革命以及之前的启蒙运动，右派力图在1814－1815年复辟波旁王朝，二者都是包含众多不同支派的政治团体。社会党人总理米歇尔·罗卡尔将左派分成两种不同的派别——一派倾向于继承革命分子雅各宾派强化的中央集权和牢固的政府遗产，另一派支持将牢固的社区和地方企业的权力下放，使之区域化。新近作家雅克·朱利亚德在2012年出版的一本共942页的书里设想了四种派别——自由左派、雅各宾激进左派、集体主义左派和自由至上左派。在识别更多左派来源于耶稣会教义和17世纪基于原罪、人类堕落、预定论和上帝荣耀之必要等理念的詹森主义之前，他又增加了寂静左派。除此之外，左翼运动阵营还收罗了伏尔泰、卢梭、罗伯斯庇尔、丹东以及20世纪的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和弗朗索瓦·密特朗。透过此种复杂性，个人自由和追求平等社会的核心冲突仍然存在。
关于右派，在驱逐两任波旁王朝君主之后，君主政体在19世纪衰落，但拿破仑三世复辟了君主制，而一些强势的共和主义者领导人绝不愿意成为左派。在四年的时间里，维希政权试图强制建立一个以一群阴谋团伙所环绕的糊涂老兵为首的保守集体主义政府，其中一些人派遣法国人在东线与纳粹德军并肩作战。左右之间的分界总是模糊不清的。在1944年解放后，一个来自传统社会的将军负责一场大范围的国有化和福利政府的大扩张，而社会党领导的法国为使阿尔及利亚留在法国而步入战争。如果大革命本身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过程，那么给法国共和政治留下的遗产，是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混乱的现实”。
处决路易十六，断头台（实施这种处决手段，主要是因为医生兼政治家约瑟夫–伊尼亚斯·吉约丹在1792年强调了它的平等和人道主义特质）上的幽灵，以及由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所导演的恐怖时期的极权主义大屠杀，掩饰了这样的事实——在1789至1815年间的绝大部分罹难者是在和国外的战争中死亡的，即法国防御反革命列强以及随后拿破仑发起的争夺欧洲霸权而达到顶点的各大战役。总计大约有150万法国人死亡；出生于1790至1795年的男孩有三分之一的人战死或受伤。与之相比，低于百分之一的贵族被判死刑。
相对于街头运动的遗产和无套裤汉暴民们的无法无天，大革命的首要受益人是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和富农。他们廉价买入从贵族和教会手中没收的土地，并最大程度地利用了旧制度对商业和职业限制在管理上的松懈。在恐怖时期之后的督政府期间，赚取财富和镇压工人是统治集团的首要目的。虽然声称是为保卫革命遗产，波拿巴的专制却带来了一个为新富阶层积聚资产和头衔提供服务的镀金社会。
虽然启蒙运动包含无神论的因素，教会也在恐怖时期遭受了暴力攻击，但法国仍然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尽管坐在断头台脚下的编结女工在执行死刑间隙编织着革命的帽子，尽管自由离婚法也通过了，但革命分子及其继承者依然认为男子应管理国家事务，而妇女属于私人财产。奥兰普·德古热，一个屠夫的女儿，在1791年出版了《女性权利宣言和（女性）公民权》，宣告“女性生来自由，和男性一样拥有平等权……妇女行使天赋权利没有限制，除非男性暴政反对，但他们最终会被推上断头台”。
常年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既考验了政府财政，增加了通货膨胀，也鼓励了投机，阻碍了军事供应商之外的现代化资本投入。旧模式对地方政治的影响依然存在。因为政权频繁更迭，一些高层官员显示出超强的生存能力，展示了意识形态如何与个人的灵活性共存。弑君者约瑟夫·富歇曾担任拿破仑的警察局局长以及1815年复辟的路易十八的警政部长，而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作为欧坦教区主教则因参与革命活动而被逐出教会。后者曾担任拿破仑的外交部长和首席宫廷大臣以及路易十八的政府首相，最后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之后出任驻英大使。马恩省的行政长官在1800至1830年间均担任公职，并成为拿破仑时代的男爵和帝制复辟后的子爵。尼古拉斯·让·德迪乌·苏尔特则是政坛的常青树，他作为司令官参加了帝国诸多重要战役，并被授予达尔马提亚公爵爵位。1814年向路易十八投诚前，为重掌权力，他再次加入了拿破仑短暂的百日王朝，成为拿破仑的参谋总长。之后再次改旗易帜，在波旁王朝复辟后宣称自己是忠诚的保皇党人，并由此被提拔为法国元帅。之后，他再次改换门庭，和继任者结盟，在担任战争部长后又做了十年首相。而在1848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成立时，他又宣称自己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退休后直到八十二岁逝世，他一直住在自己位于西南领地的城堡里。
尽管雅各宾派寻求更强的民族团结和中央集权，但被大革命洗礼的法国仍然高度多样化，它的各中心区相互分离，每地的居民都保留了根深蒂固的传统和方言体系。法国西部和东部的阿尔萨斯–洛林区坚持保守的天主教身份；中央省份很温和；部分南方地区则庇护了来自左右两派的异议分子；而巴黎则是潜在的革命火山。
革命故事看起来像一个循环，1815年波旁·路易家族又回到王位。但是在1789年后的25年里，法国变得如此不同，影响深远，流布今日。在阿尔卑斯山和大西洋、英吉利海峡和地中海以及弗兰德斯和比利牛斯山之间，这个领土呈六边形的国度成为理想和理念之乡，给全世界追求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人们带去了福音。
除了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公制，革命开始塑造一代新人，正如《人权宣言》所宣称的那样：“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自由是指能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它还体现了现代国家和民主制度最核心的概念，即“整个主权的本原根本上乃存在于国民,任何团体或任何个人皆不得行使国民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
但是现实几乎没有达到过这种理想状况，从大革命自君主立宪制发展成一系列狂热行动，第一共和国处死国王和雅各宾派的恐怖时期，到短暂温和的热月政变插曲和督政府执政，拿破仑成立执政府并在最后建立起1804至1814年的第一帝国，再到随后他试图重回宝座的百日王朝，这一过程中充斥着大量桀骜不驯的领袖、长期争斗的政治派系和八面玲珑的政客。在拿破仑让位后的波旁王朝，以及随后的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通敌卖国的维希政权，甚至是被新任总统描述为“我们最珍贵的财产”，建立于“美德、诚实和荣誉”的共和政府，此种破坏性的政治模式依然如初。
尽管法国现代史的兴衰剧变延续了两个世纪，但本书将论证贯穿于其中的共同主题，即构成这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革命理念与共和遗产，实际上并未被继承和消化，因为它从未试图摆脱其保守的特性。不往远了说，仅就1870年以来象征着共和国的立法机构——面朝塞纳河的国民议会，仍保留着旧制度时期的权贵雕像，若不是其上飘扬的三色旗，人们真会怀疑它是前革命时代的延续。过去是当代的一个恒定因素，特别是对于重视其历史独特性的法国来说，但是使两者和谐共处是一个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在21世纪初并不比18世纪末时更容易。
变质的君主制
19世纪历史学家和政治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曾写道：“从来没有一个历史事件，像法国大革命一样不可避免，却又如此难以预测。”18世纪末的法国是一个大国，人口是英国的两倍，共2600万人。它维持着欧陆最庞大的陆军规模，开始大量修建道路，进行现代化工业建设。虽然用某位历史学家的话说，路易十四的继任者路易十五“是一个被召唤来处理成人工作的不愿长大的孩子”，但凡尔赛的王廷依然放射着这位驾崩于1715年的太阳王的光芒。
在凡尔赛的浮华之后，王朝基本上陷入停滞，卷入了宗教纷争和与崛起的中产阶级的对抗中。与此同时，它丧失了不少海外领地，又因对贵族和天主教会的免税政策，加剧了税收收入的匮乏状态。虽然一些部门取得了进步，但法国的经济活力仍然弱于英国；制造业集中在高端和低端市场，没有可靠的大众消费品在英吉利海峡两岸流通。严厉保护传统部门的措施破坏了技术创新。统治集团引发了企业家和中产阶级的双重怨恨，前者希望实施商业上的自由主义，后者因自身阶级上升通道被贵族特权所阻挡而不满。民众对国营专卖和投机者操纵价格市场的做法深感愤怒。徭役制度强迫征发十二岁至七十岁的成年男性每年参加长达四十天的筑路劳动的做法，受到民众的普遍憎恨，特别是当贵族让其优先修筑和维护通往他们城堡的道路时。乡村居民被要求缴纳教会的什一税，封建法却又限制他们狩猎和捕鱼。
但是，特权阶级决定继续维护旧特权，上层教士也组成保守的堡垒。继任国王路易十六在两位机智活跃的首席部长——安内–罗贝尔–雅克·杜尔哥和生于瑞士的新教徒、前银行家雅克·内克尔的驱策下，试图强化中央权力，但遇到了有着几个世纪世袭传统的地方法院成员们的反对。他们的权力在1628年就被悬置，但为了捍卫成员权利和对抗王室当局又开始重新发声。只要君主没有干涉，地方贵族就准备接受专制主义，但是强化中央集权的尝试显然极不受欢迎。法国东南部的多菲内法院起到了领头作用，其成员于1788年在格勒诺布尔举行会议拒绝增税，并开始实施一部地方宪法。
法国介入美国独立战争的举动造成了财政破产，面对这一挑战，在软弱奢侈、“致命愚蠢”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怂恿下，路易十六表现出历史学家威廉·道尔所总结的“笨拙与愚蠢”，使得统治集团陷入了“混乱不堪、变化无常和自相矛盾”中。正如沙龙主斯塔尔夫人所言，路易十六“个性腼腆，无力掌握权力，每次都使人们怀疑是否有勇气击退敌人”。皮埃尔·肖代洛·德·拉克洛的经典小说《危险的关系》，揭示了放荡贵族的道德观念，同时代的萨德侯爵和与他不共戴天的性幻想仇人勒提夫·布勒托诺的作品所描述的也是如此。
贵族精英生活在凡尔赛王宫国王的尊贵泡沫中，与其他国家成员相隔绝，也没有和工业、商业和金融世界建立联系。君主制度被证明不能应对社会和观念的变化，特别是中产阶级的观念变化，因为他们吸取了启蒙运动的异端思想，渴望行使个人权利。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孟德斯鸠和其他思想家的批判著作提出了反对君主专制的新观念，为人们提供了新的养料。历史学家乔纳森·伊斯拉认为，“激进启蒙”为革命运动提供了政治和哲学基础，是1789年大革命及之后运动的主要起源之一。
这种解释，以及法国著名学者弗朗索瓦·傅勒对政治和意识形态运动的重视，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问题如面包价格的强调背道而驰。但是傅勒怀疑大革命实现了启蒙思想，认为它主要影响了支持变革的学术机构，并视大恐怖为其固有内核，而非极权民粹主义者对启蒙的歪曲。另一位法国作家罗杰·夏蒂埃则认为，大革命是去基督教化的高潮和为了开辟执政当局之外的“公共领域”。他怀疑大革命发明了启蒙运动，而不是相反。这或许没有最终答案。思想、历史事件、财政危机和学术机构强有力地结合在一起，使君主制既无能力也无意志抵抗。
王室的神圣形象被描绘宫廷丑闻的小册子所颠覆。一些关于王室成员、部长、情妇和其他公众人物私人生活的出版物风行一时，成为毁谤政治的一部分。国王被断言不能满足好色的王后，她被指控有多种不端行为。在漫画里，王后还被描绘成一个虎身蛇头的冷酷外邦人，或者是一个贪财枉法、厌恶法国人民的鸵鸟般的人（ostrich，即Österreich奥地利一词的双关语，代指王后的奥地利背景）。另外一桩奇特的丑闻曝光，即一个枢机主教为了讨好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撺掇某个默默无闻的贵妇人向她进贡一件镶嵌647颗钻石的项链。
由于1784至1789年间各地区接连歉收，面包价格翻番，民众的不满情绪愈加高涨。饥荒减少了人们在消费品上的花费，并使制造业和工业陷入危机。与英国缔结的自由贸易协定给对外贸易造成了可怕的影响，纺织业尤其受到打击。工人工资被削减，失业率上升，需求进一步下降，破产成倍增加。
1789年初寒冷的冬天，抗议面包价格的暴乱蔓延到全国。粮站和运输中的谷物被掠夺，农场、商人和官员受到攻击，城堡被攻占。在巴黎，暴徒们袭击了一位壁纸制造商让–巴普蒂斯特·雷韦隆，因他主张降低面包价格，以减少工资，降低制造成本，刺激需求。
路易十六和他的部长们试图召集贵族集会，以绕过最高法院，但贵族代表们害怕威胁到自己的权力，便拒绝了这个提议。他们建议召开三级会议——一个已经有两个世纪没有召集过的议事机构，代表贵族、教会和第三阶级的上层资产阶级以及专业人士，其中四分之一是律师。
路易十六和内克尔看到可能产生阻止改革的联盟，便否决了这一提议，但只坚持了一年，后来还是让步了。1789年5月，在凡尔赛举行的三级会议上，与会成员分化为两个阵营，包括高级教士在内的2.5万名贵族和第三等级。后者团结在一个自由派神父西耶斯的宣言下，他认为第三等级代表了整个国家，所以有权决定法国的命运；如果其他两个等级反对，那么他们就应该被推翻。
150名教士代表和47名贵族代表加入了第三等级，其中包括奥尔良公爵，最终扩展到810名成员。路易十六宣布三级会议的决议无效，一位宫廷官员试图解散会议。“只有当刺刀架在脖子上，我们才会离开自己的席位。”一位强势的来自南方的第三等级成员奥诺雷·加百列·里克蒂·米拉波伯爵如此宣告。巴黎民众聚集在凡尔赛宫前，士兵们拒绝向抗议人群开火。
为了平息不断发酵的风暴，路易十六命令贵族和教士并入第三等级，却又再次改弦更张，流放内克尔，代之以王后的宠臣德·布勒特伊男爵。根据斯塔尔夫人的说法，他是一个行为虚浮的贵族，“走路时踏得咚咚响，发出很大噪音，仿佛要从地下召集一支军队似的”。
考虑到街道上无政府状态的威胁，会议代表们组成临时政府，并组织了一支国民卫队维持秩序，由“两个世界的英雄”拉法耶特侯爵率领，他在美国革命中曾发挥重要作用。一个暴徒袭击了对进入首都的货物征税的海关。愤怒的人群夺取武器，列队向中世纪堡垒、国王权力的标志巴士底狱进攻。虽然守卫开火了，但是监狱长投降，不料却被斩首。里面只有七个囚犯。
巴黎的革命引起了十几个省会城市的暴动，农民迫切要求结束封建特权。有谣言称保皇党军队开始保卫旧制度，这引发了针对城堡的攻击，以销毁保存其中的地租、限制令和劳役等法律记录。国民议会宣布将会终结贵族特权，但农民不得不支付补偿，并且直到1793年特权才被废除。
1789年10月，六七千名武装有剑、手枪、滑膛枪、长矛、干草叉和扫帚柄的妇女在凡尔赛宫前游行，抗议面包价格太高（尽管当时价格已经有所下降）。她们后边跟着的是国民卫队。国王命令增加首都的粮食供应，并批准国民议会发布的《人权宣言》。民众为了得到更多，迫使路易十六回到巴黎，他们成了国家政治的仲裁者。
保皇党阵营炸裂了。国王最小的弟弟阿图瓦伯爵，穿过阿尔卑斯山逃到萨伏依，而年龄略大的普罗旺斯伯爵，逃亡到奥地利统治的尼德兰。另一方面，国王戴上了代表革命的红白蓝徽章。胜利者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制定宪法，为了限制人民肆无忌惮的权力，他们还出台了戒严令和一定程度的新闻审查政策,规定更严重的叛乱将受到死刑惩罚。
米拉波伯爵虽然宣布“向特权和特权阶级宣战”，但仍然在国王和议会之间首鼠两端，从王室获取贿赂以保留一些国王权力；他的朋友格雷古瓦神父评论他是“天才横溢但品格败坏”。作为一个深受欢迎的名人，米拉波1791年自然死亡。对政治变革的限制极为明显，以里昂为例，选民被限制为4000人，其中三分之一来自贵族和专业人士，三分之一由大资产阶级组成，剩下的三分之一则是小商人和工匠；该市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丝绸工人有资格投票。
一次大丰收帮助社会保持稳定，局势稍有缓和——餐厅老板梅奥在一个公爵宅邸开办了一家豪华的巴黎人俱乐部，藏有超过五十桶红白葡萄酒。但是革命者们为支付政府支出和偿还债务，出现了财政赤字。他们以充公的教会财产做担保，发行了一种叫作“指券”（Assignat）的债券来筹集资金。为了实践“货币自由”，指券滥发，失去控制，很快就超过以土地做担保的实际价值，造成通货膨胀，贬值严重。
之后，路易十六在1791年6月20日晚上做了另一个不明智的举动，即试图逃走，以领导反革命运动。国王在马恩河畔的瓦雷纳被截住，返回杜伊勒里宫，他谎称自己被绑架而得到赦免。革命领导人对是否保留路易十六的王位存在分歧。国民卫队对要求国王退位的游行人群开枪，造成六十人死伤。
制宪会议没能取代君主制，路易十六在逃亡三个月后，尝试建立新秩序，旨在结束君主专制，取消贵族特权和限制教会权力；教士成为国家雇员。这份宣言提出了人民意志、公民权和国家主权的概念。法国的4万名犹太人被宣告解放，但殖民地的奴隶制继续保留。将会选举议会机构，废除损害自由和平等权的机构。“革命结束了。”国王宣布。
远非如此……
本文选编自《现代法国史：从革命到反恐战争 》序言部分，注释从略，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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