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曾任教于耶鲁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长于英国史、帝国史和民族主义问题研究，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和皇家文学学会成员
就爱国的自发行为和民族身份的讨论而言，卡洛登战役（Battle of Culloden）之后的20年是一个非常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在大不列颠和欧洲其他地方都是这样：法国相当明显，西班牙、俄罗斯、荷兰和德意志的许多地方也是如此。所有这些国家都就公民权的界限和意义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讨论。为爱国而建立的自发协会数量明显增加。推崇和赞美民族文化的尝试更加有意识。在法国，这一时期开始在卢浮宫展出非常自信的民族艺术。在英国，建立了大英博物馆，编撰了《不列颠百科全书》。必须补充一点，与这些明显的英国创举并行的，是对纯粹英格兰、威尔士或苏格兰文化兴趣的与日俱增。毕竟也是在这一时期，詹姆斯·麦克弗森创造了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凯尔特英雄奥西恩。鉴于欧洲人仍在以一种极富民族国家风格的方式撰写历史，我们仍搞不清楚，重燃爱国主题的兴趣，为何在那么多不同的国度同时发生。规模前所未有的战争接踵而至、城镇发展、印刷品的传播以及我们不得不称为布尔乔亚的这一阶级的重要性日增，这些必然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觉醒气氛的广泛蔓延。但对卷入其中的国家而言，也都各有其特殊的因素在发挥作用。
在大不列颠，最初的刺激因素来自詹姆斯党人叛乱带来的震撼。作为一个海上强国，英国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习惯于在海上、海外或至少是在其偏远的边缘地区作战，当一支由其自己的人口组成的敌军，竟能如此深入，近抵其心腹之地，这令其非常紧张。尤其是这支军队人数少、装备差，大部分由高地人组成，而在苏格兰低地、威尔士和英格兰爱国者眼中，高地人是一个极其落后的民族。人们买票参观荷加斯描绘入侵的画作《向芬奇雷进军》，该画以典型的自满之情，对比了想象中苏格兰高地人挥舞的风笛、盾牌、斧头及狼牙棒，和英国军队闪闪发亮的现代化武器，加农炮和枪支。对精良技术的自信植根于种族优越感，这在詹姆斯党人最初胜利挺进之时只能更令人感到羞辱。对叛乱的镇压常常毫无章法，这也令人气馁。爱国行为很普遍，并最终制胜。但太多人龟缩在家里，既不参与反叛，也不站出来保卫汉诺威王朝。直到坎伯兰公爵最终进军苏格兰时，还有太多的国家机构似乎无所作为。所有这些都使人们担忧英国的安全，以及它的人力是否足够。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在法国海军护送下登陆英国，并有望获得更多军事援助。尽管援助并没有变为现实，但这一事件是一个有力的警示：法国拥有优良的军队和更为庞大的人口，可以轻易干预英国国内事务。1740年代末和1750年代，伦敦建立了一系列产科医院，旨在降低分娩以及穷人家婴儿的死亡率；1753年，下院通过法案进行全国人口普查（上院以妨碍自由为由反对这一法案）；1756年，在与法国的另一场战争爆发后，议会开始资助科拉姆在育婴堂的工作，这些现象绝非偶然。一年后，为回应民众建立更高效民防军的要求，新的《民兵法案》最终得以通过。但对许多爱国者而言，上述旨在增加国家安全和人力的实际措施，并不能解决核心问题。詹姆斯·伯格出生于珀斯郡，他那标题切中时弊的书《对英国的提醒，或危险依旧》，在1746年销量超过一万册；英国国教牧师约翰·布朗长篇大论的悲情历史《论时代的风俗和原则》在1757年更为成功——这些作家都认为，真正的危险与其说是法国的力量，不如说是英国自己国内的分歧和道德上的堕落。英国之所以容易受到攻击，是因为它没有保有足够多的公共精神：“在各个部分之间没有纽带或凝聚力。”悲观主义者把目光转向一场严重的牛瘟，这场灾难使爱国者的主食烤牛肉价格飞涨；他们也提到一个事实，即首都自身也在颤抖——确实如此。在里斯本大地震引起欧洲人情绪恐慌之前五年，伦敦自身在1750年经历了两次小的地震。但找到英国病公认的根源，要比辨认它的症状困难很多。约翰·布朗很认同一种说法，即商业自身应该受到谴责。人们将太多精力奉献给斤斤计较的商业实用性，助长了自私自利，忽视了公共精神和尚武精神：“我们以为，只要得到更多钱，我们就能让一切事物都有保障。”布朗对1745年有许多商人出资的爱国捐款无动于衷：有人坚持说，实际上在那场叛乱期间，我们筹集了大量资金，这证明保卫国家的精神并没有消失殆尽……这是一个很不充分的推论：难道是指不怯懦（至少与勇于如此为之一样不假思索）于通过舍弃一先令或一英镑以避免危险的意愿？因此，关键的问题依旧是，“不是谁来付钱，而是谁来战斗？”然而，还有一种看法远比这一观点更常见，直截了当地把责任推到上流人士和统治阶级穿丝戴绸的肩上。杰拉尔德·纽曼曾揭示自1740年代末以来，这些人受到多么猛烈的抨击，诗人、剧作家和小册子作家如何不断指责他们以自身的好逸恶劳、奢华和狂热崇拜法国等行为，从内部败坏了英国。这一看法进一步指出，只要英国贵族在他们彼此之间说法语，只要他们喜好法国服装、雇用法国发型师和男仆以及在教育观光旅行期间经常出入巴黎沙龙，只要喜好法国文化和进口奢侈品而致使本土艺术家、贸易商和制造商失业，那么国家特性就会受到侵蚀，国家傲骨就会腐坏：不要让他们的工艺品赢得他们的武力永远无法得到的东西。人们担心英国在一种精神不佳的情况下勉强支撑，国内必须重新振兴，以此作为发展理由，首先是由商人发起建立了一系列爱国协会，这一发展具有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这一时期，自发组织的各种协会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雨后春笋般建立，尤其是在城镇，几乎清一色都是男士参加。有街道俱乐部，受到特定街区的头面人物资助；有各种兴趣俱乐部，关注点从玫瑰种植到严酷的体育运动到特殊的性癖好；有无数共济会和准共济会团体，迎合喜好神秘仪式和乔装打扮的男士；有拳击俱乐部，穷人加入其中，可以为自己提供很少的一点保障；有专注于政党政治或食物的俱乐部；有讨论俱乐部，在那里，下巴带着须茬的自学成才者可以思考科学和哲学奥秘；在上流社会的协会，那里尽责的市民相聚美餐并探讨当地的穷人问题。从组织角度而言，新的爱国协会与其他俱乐部颇为相似。但在一个重要方面，它们截然不同。那时也和现在一样，普通的英国男士俱乐部既民主，又完全排外，平等对待其成员，但绝不让公众插手。相反，爱国协会公开的使命都是公共性的。它们有意对外——意在改革国家政府。在这些组织中第一个也是最天马行空的一个，是“值得颂赞的反法国天主教协会”，由一群商人于1745年入侵危机之际在伦敦建立。其特别精美的徽章，现在还陈列在大英博物馆，上部绘着充满活力的英国商人乘风破浪去海外赚钱，中心部分是圣乔治用长矛挑落法国人的武器，并将其踏在脚下。该俱乐部的信条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其公开宣布的目标非常商业化：“通过讲理和举例来阻止进口和消费法国农产品和工业品，并反过来，鼓励消费英国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其成员通过筹款来奖励爱国企业的行为，并在报刊公布这些奖赏，宣传他们的工作。一位蕾丝品制造商得到该协会补助，因为其产品被认为好到足以与法国同类产品相媲美，一位船长，因其捕鲸行动硕果累累得到认可，还有一位绘图师，绘制出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理想边界，也得到奖金。这个协会很快发展到各大城市和马萨诸塞殖民地，但它也把自己看作某种智囊团。其成员每年四次委托牧师布道，宣扬市民需要努力反抗法国的邪恶。然后协会负责资助出版，好让广大公众知晓，他们面临的威胁到底多么严重。其传递的信息偏执但却连贯：自诺曼征服以来，法国的毒害就是一种邪恶，英国人现在只有变得更道德和更统一，才能摆脱这种邪恶。例如1756年，约翰·弗里在对该协会布道时声称，英格兰人、苏格兰低地人和汉诺威国王都是同一个撒克逊种族的后裔，因此都应当彼此和睦相处，并与威尔士人和睦相处，毕竟他们是唯一的古英国人。在叛乱中，他们意见不合，落入法国的圈套，却灭了英国的志气。另一位牧师约翰·巴特雷解释说：建立王国是为了卓然不群，区别于其他国家：它与欧洲大陆分离，也表明和宣扬了与他们在风俗上的差异……我们安享和平，国力强盛，确实如此；但如果我们与法国的风俗开战，将对我们有益。允许法国特性渗透到英国语言之中，进口法国工业品，将自己打扮得“文雅伪善”，仅仅因为这么做很时髦，这些都不亚于文化叛国，是在邪恶地虚掷真正的国家身份。“艺术协会”，或给出其全名“大不列颠促进艺术、商业和制造业协会”，仇外的程度要低得多，但它同样专注于国家贸易和国家文化。该协会在1754年成立之初，只有17名成员，而且完全是威廉·希普利思想的产物。希普利是伦敦一位文具商的儿子，作为地方绘图师过着平凡的生活。到1764年，协会的支持者，同时也是客户，多达2100多人，他们遍布英国各地和美洲殖民地。“艺术协会”和“反法国天主教协会”相似，但它建立在一种远远更系统的基础之上，如果某些人的作品或发明可能有利于经济，它就会奖励他们（她们）。例如，这个协会的备忘录表明，它一直热心鼓励钴的发现和洋茜种植，这似乎令人费解，直到我们想起钴是一种上好的蓝色染料，而洋茜在19世纪之前一直是红色染料的主要来源之一。很简单，该协会希望英国最重要的工业，即纺织制造业，能够在国内漂染布匹，而不是把它们运到国外去漂染。这个协会的另一个关注点是如何在国内为商船和海军舰队提供更多木材。1757年，它设立基金，鼓励人们种植橡树、栗树和榆树。第二年，它又为种植杉木设立基金，这样一来，苏格兰人也能够为国家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上述措施体现了“艺术协会”工作上平凡、改良的一面，热情的外国访问者，如本杰明·富兰克林，从来不忘对这一面大加赞赏。但艺术协会还有另一面，看起来更具有雄心抱负的一面。该协会每年都留出奖金，来资助最有前途的少年艺术家和雕刻家，1761年，它开放自己在伦敦的场地，举办了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的大规模国内艺术展。塞缪尔·约翰逊为艺术品目录作序，据说光顾展览的人数超过两万人。这一次，“艺术协会”那些沉着和刚毅务实的成员，似乎接近了时尚和创造力的边缘。然而，对希普利和他那些爱国同胞来说，他们的工作完全一致。如果大不列颠要在与法国的竞争中胜出，就得在奢侈品出口和文化声望方面与之媲美。就此而言，花时间和金钱培育英国艺术，与鼓励种植洋茜或芜菁没有本质区别。希普利写到，他的目标是：“让大不列颠成为教育学校，正如它是已知世界绝大部分地区的贸易中心一样”。英国必须主宰艺术，正如它主宰海洋一样，这两个方面都是与法国展开较量的竞技场。这种经济和文化国家主义，在1756年随着战争爆发而日益高涨。那一年6月，俄罗斯公司的一名成员乔纳斯·汉韦，在康希尔的皇家徽章酒馆与其他22名商人聚会，决定成立海洋协会。协会的宗旨，是筹集资金收容失业者、流浪者、孤儿和穷困男孩，为他们提供衣物，并把他们送进皇家海军。其成功令人难以置信。到七年战争结束时，该协会正式会员超过一千五百人，已有大约一万名男子和男孩被送到海上服役。但汉韦和其他许多组织者看重的，不是该协会的最终结果，而是其存在及运作方式：由此，英国人的热情与英国人的仁爱结合，会在整个王国传播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如果我们教导这些年轻人敬畏上帝，同时教导他们的手和手指为国家、为真实而重要的美德而战，我们就可以期待，这种行为能令上天垂青这个国家。换句话说，慈善的目的，是让捐献者和受益者都获得新生。为爱国事业捐款，可以根除在1745年有时表现很明显的冷漠和分裂。男人和女人们在慈善事业中得到救赎和重新统一，随之自然能战胜法国。同样远大的雄心，也隐藏在汉韦倡导发起的另一个爱国团体，即1759年建立的“军队协会”背后，该团体旨在帮助英勇奋战在北美和德意志的士兵及其家属。这一时期，其他许多协会也在伦敦和其他地区蓬勃兴起：促进商业和制造业协会、军人救助协会、提高国民出生率协会，还有一些协会把堕落的妓女转变为体面的母亲，让她们哺育有用和强健的新一代英国人。很显然，所有这些创举，都源自对国家和前途的某种考虑，但现在也有人老调常谈，认为这些协会体现的，只是中产阶级的野心。当贵族阶级因缺乏全情投入的英国精神而遭到严厉抨击时，商业阶级趁机把握主动权，同时大张旗鼓投身公共事业，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在未来更好地控制公共领域。约克郡一位议员在1753年宣称：“英国中产阶级的公共精神，以及上层社会的堕落和自私自利，在当前比以往何时间都要显著。”这样解释当时发生的事情引人注目，但并不完全正确。在某些方面，爱国协会并没有体现中产阶级的自治要求，而是进一步证明了商业社会和上层人士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例如，海洋协会最大的两位捐款人分别是乔治二世（捐了1000英镑）和孙子威尔士亲王（奉献了400英镑）。固然，“艺术协会”是由一位心无旁骛的绘画大师创建，但长期担任其会长的，是世袭贵族罗姆尼勋爵，1760年，其成员中有许多贵族和政客，包括纽卡斯尔公爵（首席财政大臣）、老威廉·皮特（国务大臣）、比特伯爵（未来的首相），事实上包含了商务部的所有高官。“反法国天主教协会”的贵族化程度要低很多，但它也毕恭毕敬邀请了米德尔塞克斯女伯爵出任其名誉会员，并且非常赞赏她禁止在宫廷穿法国时装和鼓励穿戴英制衣物和布料的努力。对许多商人来说，这些爱国协会为他们提供了偶尔与位高权重者一起社交的机会，并可以为他们建立有用联系和留下良好印象大开方便之门，这是协会的成员资格更实实在在的吸引力之一。就此而言，这些协会并没有挑战现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相反，它们反映和支持这种秩序。例如，1756年之后，俄罗斯公司、东印度公司和成百上千个体商人慷慨捐助“海洋协会”，其部分原因，是战时，他们迫切需要政府扶持。所有海外贸易商不但与海军部签订了各种赚钱的合同，也依靠其保驾护航，以对付敌舰和海盗。为皇家海军贡献绵薄之力，是打动当局的一种方式，一种热心为公的姿态，可能确保其获得某种回报。因此，仅仅只把爱国协会看作资产阶级自信的一种体现，那就错了。但它们的确展示了，在这个社会，乃至任何一个社会，积极的爱国主义，很容易汇聚成要求更广泛公民权和政治变革的洪流。这些协会哪怕是其存在，都挑战了当时英国政府的组织方式。首先，其承担的某些任务，凸显了政府有很多工作没有做。1756年，威廉·希普利的“艺术协会”设立特别奖金，鼓励人们为英格兰和威尔士各郡绘制新的、更精确的地图。其备忘录温和地指出，法国政府早已下令测量法国全境的地形，而英国统治者还没有这样做，尽管全新、全面的地图，显然能为经济带来巨大好处。1761年，一位匿名作家为“艺术协会”撰文，更直截了当地主张建立干预型国家，以更好地满足商人和企业家的需求。他质问道，英国统治者为何不“给改善制造业的发明家颁发荣誉？而我们的敌国在这方面做得相当成功。”而且议会为何没有常设的委员会，来为商业利益修改成文法？怎样才算一个积极的爱国者？这些爱国协会对此也激发了一种有选择余地和更加宽泛的解释。尽管现有秩序使得政治权利的获得取决于等级、财产和信奉正确的宗教，但这些协会的运作方式表明，参与的意愿才是英国人的真正标志。它们也暗示了，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努力的程度，而不是法律上的资格。用汉韦的话来说，就是相信“慈善是统一的伟大纽带，也是社会最可靠的黏合剂”，所有这些协会都尽其可能谋求更多人的支持，而不论其阶级、所处地域、宗教、党派或性别。威廉·希普利总是拒绝公开他自己的宗教信仰，因为作为一个兼容并包的爱国协会的秘书，看上去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非常重要。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明确要求“艺术协会”的一些奖金面向穷人开放，并为女士们留有余地。一开始，他希望女士们能够获得完全的成员资格，“因为人们没有理由认为，就有利于其国家的福祉而言，她们的慷慨和真诚会落于下风。”汉韦的提议遭到其他成员反对，但该协会的奖金也本着良心同样颁给女士和男士。“今天终于证明，我微不足道的努力有益于国家，这一想法多么令人欢欣鼓舞！”一位获奖的女士写道，她走出私人领域，投身于公共福利并得到认可，她显然为此惊讶不已。女士们不但有所收获，也积极慷慨解囊。所有爱国协会都有女性捐助者：例如，“军队协会”在1760年为英国士兵募集资金时，已知的女性募捐者有120人，而牧师只有40人，贵族只有10人。因此，就其参与者的范围，以及实际上就其一丝不苟的行事方式而言，这些爱国协会显然是开放的机构，也是对寡头政治持续的公开侮辱。正如汉韦所鼓吹的那样，它们面向全国招募新成员，提出一种积极的公民概念，这种公民在规模和构成上与政府正式承认的公民完全不同。但就实际创建并决定其纲领的人而言，这些协会的限制远远更为严格。它们的主要活跃者几乎无一例外来自中产阶级，其中绝大多数为商人。“艺术协会”无疑也吸收了大量高官显贵的捐助者，但这些大人物很少定期出席或参与组织工作。正是商人、销售商和手工匠人（阿瑟·扬后来把他们称为“生活中微不足道的人”）几乎占据了其2000名成员的一半，并决定了协会的方向。世袭贵族中只有一个，即罗姆尼勋爵，在海洋和军队协会中扮演重要角色。相反，商人掌管着这两个协会的委员会和捐款清单。汉韦自己的俄罗斯公司为“海洋协会”捐款100英镑，伦敦东印度公司的商人捐款200英镑，他们在孟买的商人兄弟筹集了1300多卢比。在1760年为军队协会捐资的1500名个人当中，有267人是足以在伦敦城市名录中出现的杰出商人。其他主要是小商人、杂货商、药剂师、酒馆老板、裁缝等，以及声明对国家负有责任的来自伦敦和各郡的店主。这种人投资爱国主义又渴望得到什么回报？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物质吸引力显而易见。我们以出色的木雕工和反法国天主教协会的热心成员托马斯·约翰逊为例。约翰逊特别擅长雕刻精美的洛可可镜框和画框，这种精致而费时的作品卖价很高。1758年，他出版了自己的设计图样，在书的扉页，绘制着一位情绪激动的英国人，挥舞着“反法国天主教协会”的徽章，还有一位美少年在焚烧一个法国的纸质模型。为什么呢？因为纸质模型——即黏合剂和纸浆的混合物，我们这一代人至少在学校学过如何粘黏这种东西——是一种法国人的发明，并且日益被用来制作镜框。它可以轻松快速地铸模，而且比精美木雕便宜很多。因此，约翰逊对一个抵制法国进口货物的协会颇感兴趣，其原因一目了然。约翰逊从法国人那里毫不惭愧地大肆借鉴了其艳丽的洛可可设计，但现在，法国人威胁到他的事业。斯蒂芬·西奥多·詹森是伦敦市议员，也是“反法国天主教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他无疑非常真诚、众所周知的爱国主义，也有着非常相似的个人动机。他在巴特西经营着一家瓷釉厂，生产精美昂贵的首饰盒等产品，但面临着法国进口的同类奢侈品的激烈竞争。在其他协会的工作中，也不难发现相似的物质利己主义因素。例如，“军队协会”为英国士兵募集的大量金钱，被用来购买国内生产的消费品：14000双鞋、6000件马甲、3000双手套、400罗角质钮扣，以及每枚4便士用来缝制它们的9000枚钢针。因此，为海外征战的英国人提供适当的生活必需品，与为国内商人提供商业订单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但商业爱国主义的好处从来不只是经济上或主要不是经济上的。加入这些协会和捐款，往往是有目共睹的行为。这些协会通过报刊杂志广泛宣扬它们的集会，或以小册子的形式发布捐款者名单，从而确保上述活动为大众所知。商业爱国者的名字和地址不断出现在印刷品上，这不但有利于生意，同时也让他觉得自己在社区中更有价值和更重要。正是渴望获得认可推动着很多这样的人。以乔纳斯·汉韦为例，今天，人们在记起他时（如果他还被记起的话），只把他视为一位令人乏味的好心人，第一位经常带伞的英国男性。没有人想去追问，为什么汉韦很紧张地在下雨天保持自己衣物干燥。他这样做，肯定源自性质相同的社会焦虑，这种焦虑使他总是佩一把剑并别一枚完全仿造的盾形纹章。他急切渴望给人留下印象并被认真对待。建立“海洋协会”使他获得地位，成为一位人物，并最终使他得以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同样，对其他许多小人物而言，加入爱国团体是获得某种影响力和重要性的途径，作为个体，他们永远无法得到这些。同样，与以往相比，这种方式也让大不列颠成为一个更符合商人需求和喜好的国家。我们已看到，爱国协会接受任何人捐赠。但这些钱的使用符合商业需要，促进了一个有序、勤勉同时更加强大的英国。“艺术协会”用它的奖金来奖励工作努力、富有事业心的个人。具有更明显沙文主义的协会大力鼓励普通士兵和海员的优良品行。“海洋协会”为招募到的每一名男孩提供一套新衣服和新观念：你们是自由民的儿子。尽管贫穷，但你们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儿子；记住，真正的自由在于表现出色；你们要互相保护、尊敬长官，为国王和国家奋战，直到流干你们最后一滴血。真正的自由在于表现出色。这是资产阶级爱国者的真实声音，他们相信，个人成功和国家利益永远相辅相成。这些少年海员到底有多少人能阅读和理解那些话，我们不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海洋协会”许多更有影响力的支持者——比如双目失明的伦敦行政官员约翰·菲尔丁——主张为皇家海军招募孤儿和失业者，作为解决犯罪、骚乱和贫穷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强大的国防往往与清除街道上潜在的小偷、乞丐和商业破坏者紧密联系。上述方法可能的确奏效。“海洋协会”在七年战争期间招募的4787名儿童中，战争结束时只有295人可查明。其余的人是否已被改造，他们是否在海军谋得一份终身职业，或者战争是否让他们的生命只是昙花一现，对此人们可能永远无从知晓。对许多经商的爱国者来说，那些男孩们不再无所事事，也不再妨碍他人的事业，知道这些可能就已经足够了。本文选编自《英国人: 国家的形成1707-1832》，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拟定。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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