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
我的研究对象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一个转折点，而且实际上更广泛地说，也是欧洲人的思想和行为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关于转折点，我说的是观念的一种转变。这是和那种当一个发现，甚至是极其重要的发现，解决了甚至是最为核心和麻烦的问题时发生的变化不同的东西。某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依据该问题而得到的，并不必然地改变该问题得以提出时所依据的范畴和概念；如果它赋予了这些范畴什么的话，那只是更多的权威性和活力。牛顿的发现并没有改变开普勒和伽利略物理学的基础。凯恩斯的经济学观点和方法也没有打断由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所创造的研究课题的连续性。关于转折点，我说的是某种不同的东西：整个概念框架的剧烈变化，在该框架中一些问题得以提出；从新观点、新词汇、新关系的角度看，那些老问题显得微不足道、过时以及有时显得不明智，以至于以前的那些折磨人的问题和疑问像是古怪的思想方式，或者是属于一个已经消逝了的世界的混乱。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至少发生了（在我看来似乎是）三次这种类型的转折。第一个转折点通常被定位在亚里士多德死后到斯多葛学派兴起之间的短暂而神秘的时期，那时在不足二十年的时间里，雅典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学派不再认为个人只有在社会生活的环境里才是聪慧的，停止讨论那些曾支配着柏拉图学派和吕克昂学园的、与公共及政治生活相关的问题，就好像这些问题不再处于核心，甚至不再有意义，并且突然从内在经验和个人救赎的角度纯粹地把人作为孤立的实体讨论起来，而蕴涵在人类天性里的道德甚至进一步把他们孤立起来。对所有价值的大规模重新评判——从公共的到私人的，从外在的到内在的，从政治的到伦理的，从城邦的到个人的，从社会秩序到反政治的无政府主义，以及观念和语言中相应的变化，几乎不可能发生在思想史家所划定的、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仅仅十五年或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不知道，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在此前的一百年里，存在着多少对体现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观念里的哲学图景的系统反对。我们对认为公共事务不受客观理性影响的早期犬儒派、怀疑论者和诡辩派的思想知之甚少。我们知道的关于这些先驱者同时也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反对者的一切，或者说几乎一切，都是来自他们敌人的作品；这就好像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伯特兰·罗素的学说的一切都来自苏联教科书，又好像我们所知道的中世纪学说源自伯特兰·罗素的学说。但是无论如何，这的确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主要转折点，其后没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比。在我看来，马基雅维里揭开了一场同样重要的颠覆运动的序幕。自然价值与道德价值间的鲜明区分、关于政治价值不仅不同于而且可能根本上与基督教伦理不相容的假设，对于宗教的功利主义的看法，对于神学以及形而上学的和神学的证明的怀疑，对于在理论上是一个逻辑矛盾、在实践中必然是大灾难的理想共和国的观念的怀疑——所有这些都是新颖和让人震惊的东西。人类此前从来没有被公开地号召在一个没有目的的世界里、在不可调和的私人和公共价值体系之间做出选择，并且被预先告之可能根本不存在关于这个选择的终极的、客观的标准，因为这两条道路通常指向相反的方向，很少有什么共同点。在这里我不想夸大这把插在欧洲传统里的匕首的严重后果，梅尼克就是这么称呼它的。第三个大转折点——在我看来是最重大的，因为此后再没有发生过如此有革命性的事情——发生在十八世纪末叶，主要是在德国；而且它虽然因“浪漫主义”的称呼而广为人知，它的全部意义和重要性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我将以最简单的方式叙述我的论点——这过于简单，也许总体上不准确或不公正。这就是：十八世纪见证了伦理和政治学中关于真理和有效性观念的破灭，不仅仅是客观真理或绝对真理，也包括主观真理和相对真理——有效性也是这样的——同时也见证了因此出现的大量的、实际上是无法估量的后果。我们称为浪漫主义的运动使现代伦理学和政治学发生的转型，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要深刻得多。在整个西方思想的核心传统里，人们一直假定所有的普遍问题都是同一逻辑类型的：它们是关于事实的问题。因此只有那些处于某个位置、知道相关数据和能够正确地解释它们的人才可以回答这些问题。认为一个问题如果根本无法回答就不是一个明智的问题，认为在某处存在着对每一个难题的解决办法，虽然可能被隐藏或难以接近，就像是隐藏的财宝（这被启蒙时期和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者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我们今天也如此）——这样一种信念是直到我讨论的时间点为止的西方思想所抱持的主要假设。在这方面，道德和政治问题不是迥然不同的。“什么是人最好的生活？”，“为什么我应该服从你或别人？”（这也许是政治哲学最核心的问题），“什么是权利？”，“什么是自由，为什么要追求它？”，“什么是义务、权力、公正、平等？”，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问题，从根本上被认为可以用回答更为明显的事实问题的同样方法来回答，这类事实问题比如：“水是什么组成的？”，“有多少星星？”，“裘力斯·恺撒什么时候死的？”，“当他越过卢比孔河的时候先迈出的是哪只脚？”，“为什么希特勒要杀这么多人？”，“上帝存在吗？”我自己也可能无法说出里斯本离君士坦丁堡有多远，或者某个病人是否会死于某种疾病，但是我知道去哪里寻找答案，该做什么，该咨询什么样的权威。我知道什么类型的命题可能成为我的问题的答案，什么类型的不可能。当我说我知道真正的答案在本质上一定是可以发现的时，我的意思就是上述的这些，尽管我可能不知道答案，而且也许实际上没有人——除了万能的存在——知道。在对这种知识的互相竞争的追求者中间存在着激烈的争辩。有的人在个人天启经验里、在教义信仰和经典书籍里寻找真理；或者在这些真理的专职解释者的声明里寻找——巫医，教士，教会，预言家，各种与看不见的力量有接触的人。各种教派可能不会总是提供相同的答案，但这样的答案被认为一定是可以发现的；如果不在这个派别或宗教的声明里，那么就在其他派别或宗教里。有的人寻找答案时借助形而上学的洞察力，或个人的良知，抑或借助部落或文化的不朽智慧，单纯善良的人的未被腐蚀的心灵；有的人倾听人民集会时的声音，有的则倾听神圣的国王或领袖的声音。有些人认为真理是永恒不变的，其他人则认为它是历史地发展形成的；人们到处搜索真理，在过去或在未来，在今生或在来世，在理性的宣言或神话及其他非理性源泉中，在神学中，在数学方法对经验数据分析的应用里，在常识的归纳里，或者在自然科学的实验室里。在互相竞争的认为可以真正回答这些问题的各种宣言之间，上演着你死我活的争斗。当最后要得到的是对有关生死、个人救赎、按照真理生活的问题的解决时，情况就不可能是别的样子。这是柏拉图主义者和斯多葛主义者的信仰，是基督徒和犹太教徒的信仰，是思想家和实干家的信仰，是千差万别的信徒和非信徒的信仰，直到今天都是这样。且不论区分这些不同观点的各种巨大差异，有一个大的前提假设，或者说是一个假设的三个子命题，构成了它们全体的基础。第一个是存在着人类天性这样一个实体，它是自然的或超自然的，可以通过相关的专业知识来理解；第二个是拥有某种特殊的天赋意味着要去追求由上帝或一个非人格化的事物本质加之于它或内在于它的某种特殊的目标，而且对这些目标的追求本身就是使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东西；第三个是这些目标以及相应的利益和价值（这是需要神学、哲学或科学去发现和界定的工作）不可能彼此冲突——实际上，它们必须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这些假设的最大体现是古典、中世纪和现代的自然法概念。它们被每一个人所接受：即使是某些最尖刻的自然法的批评者也没有质疑——怀疑主义者，经验主义者，主观主义者，有机论者或历史进化论的信徒。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一位古代的智者的确观察到了发生在雅典和波斯的大火，而社会和道德观念就在我们的眼前改变了。相似地，孟德斯鸠也说过，当蒙提祖马告诉科特斯，基督教对于斯巴达人来说可能是最好的，但阿兹特克宗教对于他的人民是最好的时，他所言非虚。这是令那些相信道德的、宗教的或政治的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感到厌恶的思想；也就是说，既为基督教教会所厌恶，也为机械唯物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如爱尔维修、孔迪亚克和他们的朋友所厌恶。但是即使相对主义者和怀疑论者也不过是认为每个人和每个社会，依据不同的地理或气候条件，或不同的法律和教育体系，或一般观点与生活模式，会有不同的需求——这些孟德斯鸠都称为法的精神。然而，这些问题的客观答案当然是可以发现的：你只需要知道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情境。就此而言，你可以以永恒的客观真理的名义，宣布因为波斯人的需求不同于巴黎人的，在波斯是好的东西在巴黎可能是坏的。但是答案仍然是客观的，波斯的法规的正确性并不和巴黎的相抵牾。我在布哈拉揍了我的妻子，我没有在伯明翰打她：不同的环境决定不同的方法，尽管目的是一致的；或根据不同的刺激而有所不同。即使对于极端的怀疑论者如休谟来说，这也同样是真的：为了寻找生活的正确道路而诉诸内在观念或先验真理是毫无用处的。前者根本不存在；后者没有提供关于这个世界的什么信息，只提供了我们使用词汇和象征符号的方法。但是否没有什么可以去求助的呢？实际上有。价值就是人们所追求的：他们追求自己需要的满足。经验心理学会告诉你人们想要什么，他们赞成和不赞成什么；社会学或社会人类学会告诉你不同国家、团体、阶级、文化（以及它们内部）的需求和道德及政治价值间的异同。德国历史学派最强烈地反对一切不变的、普遍的原则，并用一种具体的“有机”实体的连续感来取代它们——一个特定的民族，或部落，或一种传统，但即使是这样一个学派，在其早期学说里，在赫尔德、萨维尼，尼布尔（以及在英国的柏克）的著作里，也没有在任何程度上宣称或暗示这些不同的发展模式是彼此对立的，或者说它们不是一个大的宇宙整体的元素，一个大的有差异性的统一体。道路也许是必然不同的；但目的对于所有人来说只有一个：它包括了和平、正义、美德、幸福、和谐的共存。那就是莱辛关于三个戒指的著名寓言的核心，这是就整个启蒙运动而说的。霍尔巴赫指出，人在本质上是与其他三维实体相似的东西：伦理学是第一个发现人的本质是什么、人需要什么以及最终如何满足这些需要的科学；政治学是应用于集体的科学——德行和政治是喂养和满足人类兽性的科学，或者换个说法，按照爱尔维修的说法是心灵的农业。勒梅尔西耶·德·拉·利维埃尔断言人类的目的是被给定的：是由人类本质的结构所给定的。我们无法改变它们，只能去理解它们的法则并照此行事。政治学就是航海术——航海术要求具备关于海洋、季风、礁石以及人们不能但想要到达的港口的知识：这就是所谓理性的方法。法律的专制和立法者个人的专制是一回事：勒梅尔西耶认为都是不可抗拒的证据的力量。立法者只不过是建筑者而已：自然已经画好了整个蓝图。爱尔维修宣称他根本不关心人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只要他们是智慧的——因为如果他们是智慧的，事实上他们就可以用最有效的方法追求幸福，无论他们是否可以实现这一点，也无论他们如何解释自己的行为。孟德斯鸠认为为达到这样一些对所有人类都一样的目的，如幸福、正义或稳定，其方法在不同环境里会有所不同；休谟认为这些目的是主观的，无法先验地证明；赫尔德认为它们不是普遍性的或完全理性的，并且依赖于一个追求自己特殊的、惟一的道路的特定社会在这个有机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阶段。但是如果这些目的，主观的或客观的，统一的或变化的，是由上帝、理性、传统给定的，那么剩下来的惟一真正的问题是关于方法的。政治问题转变为纯粹的技术问题。当然，也会有不同的情况。某些追随柏拉图的人相信只有经过特殊训练的人才能发现这些目的：圣哲，或受到天启的预言家，或启蒙哲学家，或科学家，或历史学家。孔多塞看不出为什么进步不能由人类科学专家组成的政府在人类事务中取得，如果人类采用与蜜蜂社会和水獭社会同样的方法。赫尔德根本不同意孔多塞的看法，因为人类社会通过追求精神目标来发展和转变自己，而蜜蜂和水獭的社会不是这样的。但是他没说什么反对孔多塞的“自然用真理、幸福和美德的不可打断的锁链支配一切”的命题的话；因为否则就没有什么和谐了。举例来说，如果你可以证明真理可能和幸福不相容，或者幸福和美德不相容，那么，假设这三者都被看作是绝对价值的话（这一点在十八世纪以及其他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公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对于“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这样的问题从根本上不可能给出任何客观的、可以证明的答案。但是除非这些问题可以从根本上得到回答，否则我们追问的到底是什么呢？康德和卢梭与柏拉图不同，他们断言对于价值问题的回答根本不是专家的事，因为每一个理性的人（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是理性的）都能够找到这些基本道德问题的答案；而且所有理性人的答案都应该必然地是一致的。实际上，他们对于民主的信念就是依赖于这个原则。我想说明的是，而且这在我看来很关键：所有这些不同的学派都同意价值的问题是事实问题的一种。既然一个真理，例如对“我是否该追求正义”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可能与另一个真理——例如对“我是否该慈悲为怀”这个问题的回答（因为一个真命题在逻辑上不可能与另一个冲突）——不相容，那么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营造一种理想状态，其中包含着对所有社会生活核心问题的正确解答。所有阻碍该理想状态实现的障碍都必然是暂时的或偶然的。人类所有的弱点、失误、愚蠢、腐化、不幸，所有的冲突以及所有的邪恶和悲剧，都要归咎于无知和错误。如果人类预先知道，他们就不会犯错；如果他们不犯错，他们就能够——而且作为理性的人，他们就愿意——通过最有效的方法来追求他们真正利益的满足。这些基于理性之上的活动永远不会互相冲突；因为在人或这个世界的本质里没有什么使悲剧变得不可避免的东西。罪、恶、痛苦都只是因为盲目产生的失调的形式。知识，无论它是科学的还是神话的，经验的还是神学的，尘世的还是天堂的，都创造出美、和谐与幸福。这个世界里并没有什么容不得圣人或天使的东西。美德即知识。这个核心的西方信仰以及它的各种支派，历经古典希腊哲学的衰落、基督教的兴起、蛮族入侵和中世纪教会以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而幸存下来，并且实际上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发生着影响，这个欧洲理性主义最强有力的支柱，这个三足鼎的中心足，被浪漫主义运动削弱了，或者至少是被破坏了。首先在我看来，某些浪漫主义者最彻底地切断了古典观念的所有根基——即认为行动和选择问题的答案以及价值是可以被发现的这样一种信念——并且坚持认为这类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经验的还是先验的。其次，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可以保证各种价值在理论上不彼此冲突，或者如果它们是冲突的会有什么解决的办法；而且像马基雅维里那样，他们认为否认这一点就是某种形式的自欺欺人，幼稚或浅薄，是可怜的并总是灾难性的。第三，我认为从他们学说的积极方面看，浪漫主义者引进了一组新价值，与旧的价值毫不相容，而今天大多数欧洲人是这两种互相对立的传统的继承者。这两种观点我们都接受，而且以一种如果我们对自己诚实就无法避免的模式在二者中间摇摆，但这从思想上说不是内在一致的。追溯这种在不同观点间的重大转移可能是一生的事业。这里我只能简单地谈几点，来说明这种革命性现象的大致轮廓。本文选编自《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注释从略。推荐购买此书阅读完整內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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