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夫之（1619年—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或署一瓢道人、双髻外史，晚居石堂山，又自署船山病叟，世人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
董仲舒请使列侯郡守岁贡士二人，贤者赏，所贡不肖者有罚，以是为三代乡举里选之遗法也，若无遗议焉。夫为政之患，闻古人之效而悦之，不察其精意，不揆其时会，欲姑试之，而不合，则又为之法以制之，于是法乱弊滋，而古道遂终绝于天下。董仲舒请求朝廷命令列侯和郡守每年向朝廷举荐两名士人，所举荐的士人贤能则奖赏举荐之人，举荐的士人是不肖之徒则惩罚举荐者，他认为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乡举里选之法，好像没有异议似的。执掌国政，最值得忧患的就是听闻古人的成功做法而高兴羡慕，但是不明白地体察其中的精深意旨，不顾及不同的时代特点，想要姑且生搬硬套地试一下，如果不合适，就再制定一套办法来制约它，这样难免造成制度混乱，弊端丛生，而古代的道也最终在天下断绝了。郡县之与封建殊，犹裘与葛之不相沿矣。古之乡三年而宾兴，贡士唯乡大夫之所择，封建之时会然也。成周之制，六卿之长，非诸侯入相，则周、召、毕、荣、毛、刘、尹、单也。所贡之士，位止于下大夫，则虽宾兴，而侧陋显庸者亡有。且王畿千里，侯国抑愈狭矣。地迩势亲，乡党之得失是非，旦夕而与朝右相闻。以易知易见之人才，供庶事庶官之冗职，臧否显而功罪微。宾兴者，聊以示王者之无弃材耳，非举社稷生民之安危生死而责之宾兴之士也。郡县制与分封制的不同，就好像裘皮衣服与葛麻布衣之间的巨大差别一样。古代的乡每三年就举行一次宾兴，贡士的人选完全由乡大夫决定，分封制时代就是如此。周朝的制度，担任六卿之长的，不是诸侯入朝拜相者，就是周公、召公、毕公、荣公、毛公、刘公、尹公和单公这些世卿大臣。各地所举荐的士人，地位最高的也不能超过下大夫，可见，虽然各乡都举行宾兴，但所选的两名士人并非是具有才能而地位卑微者。况且，天子的王畿方圆千里，诸侯国的领土就更狭小了。由于地近势亲，所以乡党的是非得失，朝中显贵们一天之中就能够听闻。用容易知晓、容易显现的人才，去充任处理各类事务的普通官员之冗职，得失优劣明显而功罪都很轻微。所谓宾兴，只不过是为了显示国君没有埋没人才而已，并非是把江山社稷和人民的生死安危托付给所荐举的士人。郡县之天下，统中夏于一王。郡国之远者，去京师数千里。郡守之治郡，三载而迁。地远，则贿赂行而无所惮。数迁，则虽贤者亦仅采流俗之论，识晋谒之士，而孤幽卓越者不能遽进于其前。且国无世卿，廷无定位，士苟闻名于天下，日陟日迁，而股肱心膂之任属焉。希一荐以徼非望之福，矫伪之士，何惮不百欺百雠以迎郡守一日之知？其诚伪淆杂甚矣。于是而悬赏罚之法以督之使慎，何易言慎哉！实行郡县制的天下，整个中国由一个君王统治。郡和封国中较远的，距离京师有数千里。郡太守治理所辖郡，每隔三年就要迁转调动。由于地处偏远，所以贿赂公行而无所忌惮。由于官员经常调动，所以即使是贤能之人也仅能采集流俗的议论，认识前来晋见、拜谒自己的士人，而孤高自守、才能卓越的人不能很快被举荐到他们面前。而且，国家没有世袭的公卿，朝廷中没有固定的职位，士人如果闻名于天下，就可以接连不断地获得升迁，而最终非常重要的职位就会落到他的手中。通过一次举荐就可以得到出乎意料的好处，虚假作伪的士人，又怎么能不想尽一切办法欺骗郡守，极力兜售自己，以期望有朝一日得到郡守的赏识呢？这中间真伪混杂也太严重啦！于是朝廷采用赏罚之法以督促官员们，使之审慎荐举人才，但是审慎又谈何容易呢！知人则哲，尧所难也。故鲧殛，而佥曰试可者勿罪。生不与同乡，学不与同师，文行之华实，孝友之真伪，不与从事相觉察，偶然一日之知，举刑赏以随其后，赏之滥而罚者冤，以帝尧之难责之中材，庸讵可哉？其弊也，必乐得脂韦括囊之士，容身畏尾，持禄以幸无尤。又其甚者，举主且为交托营护，而擿发者且有投鼠忌器之嫌。则庸驽竞乘，而大奸营窟，所必至矣。能够知人就叫作哲，这是尧帝也感到困难的事。所以鲧因治理洪水失败而被尧杀死后，众人都说再试一下，如果成功就不要降罪。官员与士人，不在同一乡里生活，不在同一师门中学习，士人文章、德行的华与实，孝顺友爱的真与伪，都没有经过长期的相处来仔细观察，仅凭偶然一日的认识和印象，就把赏罚加在他身上，赏得太滥而被罚的则蒙冤，把尧帝也认为困难的事情责成给才能平庸的官员，怎么能够办好呢？其弊病就在于，官员们都乐于举荐阿谀奉承、明哲保身的士人，仅求自保，畏首畏尾，持有俸禄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更过分的是，还有举荐官员竟然为被举荐者提供庇护，使得揭发者难免有投鼠忌器的顾虑。如此一来，则庸劣之人得志，大奸大恶之徒经营起藏身避患之所，这是势所难免的。闻一乡之有月旦矣，未闻天下之有公论也。一乡之称，且有乡原；四海之誉，先集伪士。故封建选举之法，不可行于郡县。《易》曰：“变通者时也。”三代之王者，其能逆知六国强秦以后之朝野，而豫建万年之制哉？且其后汉固行之矣，而背公死党之害成，至唐、宋而不容不变。故任大臣以荐贤，因以开诸科目可矣。限之以必荐，而以赏罚随其后，一切之法，必敝者也。我曾听说过一乡之中有品评人物的“月旦评”，却没有听说过天下有什么公论。一乡之中被称誉的人里，尚且有言行不一、伪善欺世的乡愿；四海之内的赞誉，会先集中在虚伪之士身上。所以分封制时代乡举里选的办法，不能在郡县制中实行。《周易》中说：“所谓变通，就是要努力与当时的形势、环境及条件相适应。”三代时期的君主，难道能够预测到战国、秦朝以后的形势，而预先制定可实行万年的制度吗？况且，后来汉朝固然实施了所谓三代之法，却造成了背公行私、结交朋党之祸，发展到唐宋时期，已经不容许不进行改变了。所以，责令大臣举贤，在此基础上进行各科目考试是可以的。限令大臣们必须举荐人才，而以赏罚紧随其后，这实际上是一刀切的办法，肯定会有不少弊端。封建也，学校也，乡举里选也，三者相扶以行，孤行则踬矣。用今日之才，任今日之事，所损益，可知已。而仲舒曰：“王之盛易为，尧、舜之名可及。”谈何容易哉！分封、学校、乡举里选，这三者必须同时施行，相辅相成，如果只单独施行一种，则必然要摔跟头。用今天的人才，办今天的事情，自然应当对前人制度有所损益，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董仲舒说：“三王的盛举容易做到，尧舜的名声可以达到。”这又谈何容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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