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
“政治”绝对是一个好词，它具有非常宽泛的意义。我们谈到“国家政治”、“官僚政治”、“军队政治”、“公司政治”；我们也知道“政治人”这个词是指在这些组织的环境中，具有一些特定特征的个人。关于政治的任何一般理论都应该涉及每个这类组织的结构。传统上，国家政治——包括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的活动——要比上述任何一种其他类型的政治，譬如说，军队政治，吸引了人们更为广泛得多的兴趣。就政治活动本身而言，发生在几乎任何具有大型组织特征的重要等级结构中的数量，肯定要比任何时候发生在受到严格限制的从事国家政治的人群之中的数量多得多。从某种相对的意义上说，传统的政治理论似乎忽略了这种非常重要的“官僚政治”，或者“低层政治（politics at the lower level）”。
然而，对这个词涵盖的关系或行为的一般差异性特征，还是可以简要描述如下：一般说来，“政治”讲的是由上下级关系在其中占主导地位或居于主要关系的社会情形。
“政治”一词的这种一般含义，在与“经济”进行比较对照时，可能会说得更清楚。经济学家依赖于人的假设行为，即：在经济环境中，人们要尽力将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在本书中，我打算研究的则是，一个想把政治环境中效用最大化的人的行为。在这些效用最大化者中，有些人会达到等级制的顶层。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优选制将用晋级来奖励那些既有头脑又有雄心壮志的人。优选制也有一种倾向，会选拔出相对来说缺乏道德的人；但是这种倾向的强度会依组织的效率不同而变化。在等级制中晋升的人是最重要的。因此，我提议，对等级制组织中有头脑、有抱负，也有点缺乏道德的人给予特别关注。根据本书的研究目的，这种人将是典型的“政治人”。我将从分析他的行为入手，尝试着概括出组织运行的一般规则或原则，勾画出可能改进组织效率的方法，并指出等级制组织可以完成的社会任务类型所受到的限制。对这种研究方法可以举出若干个不赞成的理由。我所假设的“有头脑”似乎意味着“理性”，但有些人会否认人是理性的。“自利”的假设可能也会受到质疑，而我对公仆们道德上完全正直的怀疑也可能受到批判。从严格的科学观点看，这类不赞成的理由都与本题无关。一种理论所假设的前提，其表面的现实性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有没有用处，能否帮助我们探究现实世界。不过，用几页篇幅来讨论一下这些反对意见还是值得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坚持认为“人没有理性”的人们是自相矛盾的。假如人没有理性，那就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或者说，失去了争论的可能性。也有人会固执地认为，人只是偶尔有理性，或者只是有些人有理性（一定得包括说这种话的人和他的听众）。如果只是某些人有理性，他们就会是被优选型社会流动体制选拔到高位的那些人。同样，如果人只是有时候有理性，而且，似乎很可能的是，人有多少时间是有理性的因人而异，那么这种体制就会把出现理性比例最高的人选拔到高位。因此，普遍理性的假设是不必要的。至少，在任何一种优选型等级制中升官的人，一定是最有理性的人。然而，我们没有必要只讨论这种非常谨慎的观点。尽管人们在智力上有很大差异，但是看起来他们多少全都是有理性的。人们一般认为，有些人，特别是原始人，不能进行理性的思考，这种看法似乎产生于一种简单的误解：一个人常常难于理解不同于自己文化背景的人们的行为。这不是因为其他人不理性，而是因为他们关注的是不同的目标，并根据他们对现实世界的不同“了解”进行他们的活动。原始部落的男子吹螺号，并举行某种别样的仪式（几乎总是包括往外泼水）来求雨。他的行为与现代美国人在云中播撒碘化银造雨的行为一样理性。这个原始人不大可能会成功，但这不能怪他的精神支配能力。他不了解雨的真正形成机制，他的推理也不大可能导致有效的行动，但是，根据他的初步“了解”，他的思考过程与其文明同类的思考过程一样理性。“人的行为非理性”这种感觉，大多是使用“理性”这个术语的范围过宽造成的，超出了在这里要表达的意思。为了阐明我的立场，我要从经济学中借用一种区分方法。所有人类行为的动机可以分为两类：工具性动机和根本性动机。如果是为某一行为本身的缘故而采取这一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就是根本性动机的结果。我吃糖块，因为我爱吃。这样的行为几乎不能用理性的概念来解释。我们假设，大多数人事实上确实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他们不吃自己觉得乏味的糖块。但是，我们没有能检验这个假设的工具。个人自己都能判断他是不是喜欢某种食品、某部电影或某个女孩子。外人无法确定这类选择是不是理性的。比较而言，采取工具性行为是为了某种秘而不宣的目的。一个男孩送报纸，不是因为他喜欢做这件事，而是因为他想用这办法去挣钱，挣了钱可以去买糖块。采取工具性行为，不是为了这行为本身的缘故，而是因为行为人期望以此改善与自己的根本意愿有关的处境。在特定情况下，这两种动机可以是交织在一起的。制造商可以从一部新机床得到强烈的美学愉悦感。同样，如果他雇了一位漂亮的金发女秘书，他大概也会期望她至少能做点工作。由工具性因素激发的行为，根据定义，几乎都是理性的。采取这类行为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且肯定是经过一连串的推理，不管这种推理可能是多么简单。这种推理中可能包含错误。但是，要说一个小学生在用274乘以583时，得出了169642，他的行为就不是理性的，那似乎有点牵强了。大部分有关“人是非理性的”说法都依赖于人们观察到的一个事实，即：人们采取的做法，在外部观察者看来常常是不适当的。自己选择的做法与外人认为合理的做法之间的差距，很可能不是由行为人一方的非理性引起的，而是由行为人的根本目标与外部观察者的根本目标之间的简单错位或是差异引起的。某人告知一位社会科学家说，他正在试着用某种做法实现某个目标，尽管对于所说的目标，这种做法看来并非很好的选择。于是，一位轻率的社会科学家可能会得出结论说，此人是非理性的。而真正的解释其实是，打算实现的目标与所说的目标不是一回事。几乎所有的人都有极为复杂的各种愿望，而任何行为都可以被当作实现多种根本目的的方法。一个人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会大大简化他实际上的根本目的，结果他的行为看起来就不适于他说的目标了。是人，就会犯错误。这种倾向相当重要。大家都会犯计算错误。这个事实与我要提出的理论有关。首先，要排除最爱出错的人，而出错最少的人才会升入组织结构的高层。这其实就是那种根据智力进行选拔的优选制的另一种说法。其次，人会出错的事实意味着，没有哪个组织的运行能够十全十美从不出错。经济学家一直以来恐怕过分忽视了人会出错的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经济环境中，错误易于消除。我们将会发现，在典型的等级制组织中，错误易于彼此叠加。因此，人的不完善性对于本书将提出的理论要比对经济学理论更为重要。我们现在来谈谈自私或者自利这个题目（如果我用“以职务升迁为中心的动机”来替代这些说法的话，招致的反对可能会少一些）。这个问题可以由定义得到解决。或许，在采取某种行为时，每个人都会选择给自己带来最少烦恼的行为。某人把自己所有的食物都给了穷人，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看穷人挨饿比他自己饿肚子还难受。但是，这样的行为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私”。在等级制的框架内，较为通常的含义其实可以说是：在等级制中取得成功、升职的意愿。并非所有的官员都迫切地想得到职位晋升，这是相当明显的。然而，等级制中的大部分成员至少都有某种升职的意愿；而在已经成功晋升到较高职位的那些人中，继续升职的意愿会相当强。正如前面提到的，某人可以出于非常利他的动机（使用这些词正常的意义），奋力使自己在官僚体制中升到高位。可以想象，他想要升到顶层确实仅仅是为了他可以行使由此得到的权力做“好事”。有多少人真的是这样，看来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有些人是带着这种动机开始其仕途的，还有些人在他们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中把这一动机牢记于心，这肯定是事实。然而，奋力升职的这个过程很可能会扭曲他们的判断，所以那些确实获得了较高职位的人，反倒拿不准什么是他们认为的“好事”了。萨弗纳罗拉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例子。我们前面曾说过，许多政治人用更大的善来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而我们也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他们是否相信自己的合理化解释。对于我们分析的目的来说，重要的特征是，政治人以能提升他们职位的方式行事。因此，尽管行为可能从根本上说是利他的，或从根本上说是自私的，但我们通常可以这样看待政治人个人，就好像他是出于自私的动机在行事。“自私”不该完全用物质享受或银行里的大额账户来解释或描述。在有些政治环境中，想要升职的人发现，有必要严格限制自己的生活水平。更一般的是，政治权力和物质享受在任何等级制结构中都是密切关联的。即使是苦行的宗教团体，靠立誓过贫穷的生活维持运转，通常提供给他们高层官员的生活便利也还是比给一般成员的多。我们已经用推理的方法讨论了政治人的“道德水平”，现在则适于更细致地讨论这个主题了。然而，在继续讨论之前，我要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引入“政治人的道德水平相对低下”的假设，对我的分析是必要的，而经济学家，尽管他的方法在其他方面与我本人的方法相当类似，却不必做相似的假设。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非常简单。在现代环境中，经商人士的道德或不道德或多或少是不相干的。我们已经谈到过这样的情形，少一些道德顾忌在做生意时会有帮助；但是经济生活中的基本行为规范本身——反映在普通市场的运行上，而且可以简要概括为“贱买贵卖”——按照目前的道德标准是中性的。情况并非总是这样。在中世纪，西方人的道德标准禁止许多现在公认的正常交易行为。即使在今天，为什么世界上的一些重要地区经济仍然不发达？普遍流行的道德标准是可以找出的原因之一。毫不夸张地说，几乎与近现代同时出现的道德标准的改变，对于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以及现代经济学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们看看存在于这种社会道德趋势变化之前的情况，那时个人要取得经济成功就必须违反普遍流行的行为准则。在当时的情况下，行为准则是由非经济组织——国家，在教会的强力支持下强制推行的。因此，采取不道德的行为就是既困难又危险的。中世纪时也的确存在着一些富商，他们生活在没有强制执行那种道德体系的小块飞地，要不就是因为政治原因而不是经济原因拥有他们的财富。政治等级制中的情况就不同了。在这里，占支配地位的道德标准禁止的某类活动，很可能导致在政治等级制中的成功。不存在能对国家官僚体制中的成员强制实行道德标准的外部机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介于禁止特定类型活动的道德标准，与政府等级制组织之间的一种巧合——恰恰是这些类型的活动，可以导致在政府等级制中的成功。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特别受到道德方面的顾忌困扰的人，比起他们比较正直的弟兄们，肯定就占了便宜。因此，考察一个聪明而有抱负但无德的人的行为就变得必要了。考察一下福尔摩斯先生所说的“坏人（wicked man）”，我们就能学会如何去挫败这种人，以及如何去改善任何等级制结构中的一般道德水准。大多数文化中的大部分人都认为，“政治”是一种肮脏的游戏，而政治从业者，从某种相对的意义上说，都相当不道德。这是个有趣的事实，而且也是间接证明我们方法有效性的证据。即使在中国也能发现这种态度，而政府官员是站在中国社会制度的顶峰上的。在大多数大公司中也能发现这种态度，高层官员经常被猜测是用这样或那样溜须拍马的手段才把职位搞到手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普遍的态度可以被解释为嫉妒。谁也不愿意承认，升任高位的人是由于他出类拔萃才得到提升的。但是，似乎也没有理由否认，在人们对政治人道德水准的共同怀疑中，仍有重要的客观事实。在大多数政治体制中，成功者都不得不“走捷径”，说假话，或者至少要歪曲事实，还要暗箭伤人。当然，这种对普通政治人行为的描述，真实到什么程度，则因体制而异。对不道德行为的高额奖励，在任何政治等级制中都不是必要的部分；我希望本书有助于提出一些方法，以减少目前存在的这种高额奖励。到这会儿，一些读者很可能出于“道德”原因而对我的这本书激动不已了。他们会指责我对人性持愤世嫉俗的态度，或者说我不信任我的同胞；还很可能说我是个极权主义者。由于我无意欺骗任何人，我要在这里用一些篇幅表明我对这些事情究竟是怎么想的。尽管“人是理性的”这一观点不会在道德层面引起争论，却可能由于其他一些原因受到质疑。人的智力水平有不同，自我中心和品行端正的程度各异，这些也不会引起很多争论。对于说我不信任人的指责，在我看来，完全是不着边际。在这项分析中，我试图去理解人，去提出建议，用有效的手段促成人们的合作，共同对付那些需要更多人参与解决的问题。假如我们首先引入一个虚构的理想人，然后用他的形象来判断现实人，我们大概会发现，现实人比理想人差得太远了。为了避免这样起步，我们就按人们现在的样子塑造他们；这样不但省得给自己找不必要的麻烦，也避免了对某人是不是有特别的缺陷做判断的必要。工程师并没有因为钢材在可拉长的限度内不可能拉长五倍，就说钢材是不可靠的。同样，我们也不该推论说，人都是坏的，因为他们不比他们现在好。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对人性的看法，在许多方面都要比批评我的某些人持有的看法更“理想主义”。许多人似乎认为，人是一部小机器，给他一个任务，他就会径直走向前，以完全机械的方式去完成任务。相比之下，我认为，每个人都是有着自己私人目的和抱负的个人。只有当完成任务已被证明是达到他自己目的的最佳途径时，他才愿意去完成分配给他的任务；而且他会想方设法改变这些任务，使它们与自己的目标更为一致。机器只会按发送给它的指令去做事。人是不会那么听话的。本文选编自《官僚体制的政治》，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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