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现状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国家在历史过程中长期发展和沉淀的结果。当今各类国家发展和治理问题的讨论中，某种程度上都是以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为背景。而在提及发展问题时，西方国家或者说“西欧”[1]更是成为了发达国家的代名词，对此许多学者提出许多著名的问题。例如“大分流之谜”和“李约瑟难题”都指向了这样的疑惑：为什么在16-19世纪只有西欧出现了技术革命，中国或者“东方世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落后了？[2]要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重新梳理和审视现代化的概念，回到“西方世界兴起”的初期，分析早期西欧现代化的动力，重新察看西欧兴起的过程与机制。
一、理解国家发展：早期西欧现代化维度和概念
现代化的定义无疑是多样的，但是多数定义都仍然以早期西欧的发展模式作为基本的模板，多数现代化理论都出自于西方国家，因此早期西欧现代化通常是“普遍意义上的现代化”话语下最具典型性的案例。为了便于叙述，下文所讨论的现代化都指代早期欧洲现代化，即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欧国家突破马尔萨斯陷阱实现了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这一个过程往往伴随着政治、社会、观念等各方面的变化。早期西欧现代化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因此要全面系统地理解现代化的内涵，就需要基于一个综合性的视角，汲取各个学科所提供的“真相碎片”。现代化研究的文献数量非常多，其定义也因研究者的学科或偏好而不尽相同，按照不同维度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经济学维度对早期西欧现代化的定义通常围绕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展开。在威廉·刘易斯（William Lewis）的视角下，经济现代化可以视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制造业转移，不断减少传统农业部门的重要性，二元结构最终消失的过程。[3]罗斯托（Rostow）将现代化视作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新工业的不断发展和农业的商品化。[4]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现代化的六个特征：第一，人均产值和人均增长率很高；第二，生产力提高很快；第三，经济结构转变速度快；第四，有紧密联系而且极为重要的社会结构，其意识形态也迅速变化；第五，运输和交通能力足以拓展到世界上其余地区；第六，经济增长的传播。[5]
其次，政治学维度对于早期西欧现代化的定义偏重于国家建设。贾恩弗朗哥·波奇（Gianfranco Poggi）将现代化进程视作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主要环节，近代国家的起源和发展构成了这一环节中最显著的方面，即国家建设的过程。[6]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将政治现代化视作是一个权力集中、扩大或分散的过程。[7]布莱恩·唐宁（BrianDownning）把现代化定义为小型、分权的自给的封建领主被大型、财政集中的、用先进装备武装自己的君主所代替的过程。[8]鲁恂·派伊（Lucian Pye）在1965年提出关于政治发展的涵义：工业社会的政治形态、民族国家的运转方式、民族国家、行政和法律的发展、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和群众参与、民主建设、稳定和有序的变化以及多元社会的变迁。[9]
第三，社会学维度的西欧现代化则偏重于观念或结构。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将社会划分为“机械团结”的社会和“有机团结”的社会，前者是不发达的社会，而后者属于现代工业社会。[10]马克思·韦伯（Marx Weber）则将新教伦理和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精神相联系，认为观念因素是现代化的重要动力。[11]戴维·阿普特（David Apter）把现代化视作一种理性和有意识的选择，他认为成为现代意味着将生活看成是可替代的偏好和选择，现代化的过程就包含了两个方面：改善选择条件，以及选取最令人满意的选择机制（如政治制度）。[12]
第四，军事或者科技的现代化。在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叙述中，现代化伴随着军事技术不断改进和它与工业相互作用不断增加的过程。[13]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用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来度量国家的文明程度。[14]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用非生命动力资源与生命动力资源之比率来界定现代化程度，他认为当在生命动力资源的增长已经变得无法补偿费生命动力资源哪怕是相当少量的减弱时，就可以视作实现现代化。[15]
第五，财政现代化。玛格丽特·利瓦伊（Margaret Levi）开篇就提到了国家岁入生产（revenue production）的历史即国家的演进史。[16]财政的现代化与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息息相关，其中最为重要的标志是预算制度。诺斯和温格斯特（North and Weingast）在考察英法两国的财政制度时发现，预算制度更加有利于国家以更低的利率筹措资金。[17]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讨论考察英国与法国和荷兰的财政制度差异时，认为英国的优势就在于同时具备中央集权的税收体系、透明的议会预算和早期的中央银行制度。[18]
最后是关于西欧现代化的综合性定义，往往涉及到多个现代化维度。如亨廷顿将现代化视作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普及教育和新闻参与等都是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层面。[19]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了现代性的四个制度维度，分别是对信息和社会的督导的控制，在战争工业化情境下对暴力工具的控制，“人化环境”的发展，在竞争性劳动和产品市场情境下的资本积累。[20]
这些关于西欧现代化的维度或定义主要限于描述现代化的特征或关键因素，阐述了现代化“是什么”的问题。相对的还有另外一类概念则阐述现代化“不是什么”的问题，它将现代化解释概括成一个脱离传统的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社会由此获得“现代”属性。[21]这类概念也时常以时间的维度来区分现代，如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不同程度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22]
结合上述定义，本文将早期西欧现代化总结为一个综合与动态的过程：早期西欧现代化是在大西洋贸易之后，欧洲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传统社会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出现现代思想，在经历一系列的权力斗争之后通过制度变迁实现产权制度、财政预算制度、常备军制度等等，进而推动工业化、技术革命与经济高速增长。
二、发展先进：早期欧洲国家现代化的动力
理解早期西欧现代化的基本定义与特征之后，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欧洲先于其它地区实现现代化，其国家发展的动力到底源自何处。多数社科文献都集中于讨论在早期欧洲现代化过程中，什么样的关键因素，通过何种方式推动国家现代化。从动力来源来看，这些理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内部动力理论和外部动力理论。1、现代化的内部动力
早期西欧现代化的内生理论认为，西欧之所以比其他地区更早地实现现代化，是基于国家内部的制度基础、国家能力和社会结构，他们强调特定的这类因素或者因素组合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1）制度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派强调对产权的保护以及宪政是西方世界兴起的主要原因。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等人提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因为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23]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斯等人用了长时段的视角分析了中世纪以来产权制度的发展：在西班牙和法国，代议机构为了稳定而放弃了对征税权的有效控制，从而使得王权逐渐具有无节制改变税收的能力，最终造成了生产效率的低下；而荷兰和英国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则为商业贸易与创新创造力有利环境，从而实现长时间的经济增长。[24]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也提到了类似观点，认为在光荣革命后，英国的有限君主、司法独立和《权利法案》促进了产权保护，最终使英国最先发生工业革命。[25]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在讨论为什么是英国而非其他国家爆发工业革命时，同样将其归因于英国的产权制度、契约精神和高效的行政管理，将英国称之为早熟“超前现代化的工业国”。[26]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则用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的差异来讨论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认为前者更有利于增长。[27]因此制度学派的逻辑链条大致上可以总结为：制度安排→经济绩效→大国兴衰。（2）国家能力论。现代化进程往往触动许多地方贵族和官僚的利益，较强的国家能力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主动引导、执行和实施特定的政策。一方面，国家能力对于整体社会发展和规划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讨论英国现代化时，总结出了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即国内市场、对外出口和政府扶持。[28]罗斯托提出了经济现代化的三个必备条件：（1）生产性投资率占到国民收入的10%以上，（2）一种或者多种制造业部门的迅速成长，（3）一种政治、社会和制度结构的迅速出现，这种结构推动了利用了推动现代部门扩张的力量和发动阶段的潜在对外经济影响，即意味着具有很大的国内筹集资本的能力。[29]西里尔•布莱克从国家能力的角度列举了现代化的五个基本前提：对新的外国影响的接受能力、管理和动员资源的能力、经济生产能力、城市化能力和对教育和知识的尊重。[30]另一方面，即便施行了新政或者制度变迁，但是缺乏国家能力仍然不能保证将其转化为国家的综合实力而在国际竞争中获胜。[31]历史上不乏有富国被穷国击败的案例，一旦在战争失去殖民地或者富饶的领土，就很难再夺回，因此国家往往需要在单纯的军事经济发展政策目标之间进行权衡。[32]因此这类理论的总体逻辑如下：国家能力→政策执行→大国兴衰。（3）社会结构论。社会结构理论主要以社会结构作为主要视角，来阐释这些结构或结构的变化如何影响到国家与社会的制度变迁。在早期西欧现代化的研究中，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首先，一部分历史研究聚焦于讨论王室和贵族的关系，将政治发展视作是政治精英的国家建设过程。如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从政府和精英关系的社会动力学角度查看制度变迁，将制度变迁的过程视作是国王和被统治者之间不断重新谈判的产物。[33]其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将现代化的动力视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所引起的革命，将西欧现代化历程视作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下“资本主义胜利”的过程。[34]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认为，社会革命不是来自外部的突发事件，而是国家内部发生的改变，是用一种国家形式来取代另一种形式。[35]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认为商品经济发展阶段和罗马法的复兴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后果，自下而上强化的私有财产与自上而下强化的公共权威的竞相发展，最终导致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形态，即绝对主义国家。[36]类似的，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Moore）从地主、农民以及资产阶级的关系提出了农业商品化的政治发展理论，他认为农民应对农业商品化挑战的方式是决定政治结果的关键性因素。[37]第三，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提出了四种社会权力的来源，用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四种社会的权力网络将社会生活会和欧洲各地的相异而又重叠的领域组织起来，社会变迁是这四种权力互相作用的结果。[38]发端于中世纪欧洲在这四个权力网络中的一个特殊耦合，即中世纪欧洲的天主教世界为欧洲提供了一个政治和文化的整合力量，在宗教势力和城市经济势力的制约下，欧洲逐渐发展出弱专制、强协调有机国家，为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民主社会的来临提供了条件。[39]因此结构主义的逻辑可以总结为：结构性因素→制度安排→国家兴衰。
2、现代化的外部动力
与内部动力理论不同，现代化的外部动力理论强调地理禀赋或国家外部因素在关键节点扭转了历史的发展，从而导致了西欧在1492年至1789年间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并最终通过贸易、殖民或侵略等方式将现代化的浪潮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1）自然禀赋论。在讨论自然条件对于现代化的作用和影响时，地理环境是理论逻辑链条的起点。在戴蒙德的经典论述中，大陆轴线方向的不同造成了粮食生产传播速度差异，最终造成各大洲之间巨大差异。[40]埃里克·琼斯（Eric Jones）认为，欧洲丰富的政治多样性、资本积累和贸易都可以解释为欧洲特殊的区位和资源禀赋的结果：冲积三角洲和较低的气温使得农业生产力低于东方，较低的人口密度可以避免过度集权；而更少的自然灾害则促使其了人均收入高于亚洲；多样的气候赋予了分散的资源组合，促成了远距离的商品批发贸易。[41]狄·约翰（John Didier）在其主编的《气候改变历史》一书中到了气候变化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它主要体现在经济上，通过影响农业人口和政府的关系，最终影响了制度变迁的方向。[42]因此这类的自然环境决定论的逻辑链条大致上可以总结为：地理环境→制度安排→经济绩效。（2）海外贸易论将地理大发现和大西洋贸易视为主要的外部冲击。高程通过比较16世纪至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18世纪至19世纪的美国和晚明时期的中国，进一步得出结论：在受到外部要素冲击时，具有生产性阶层的财产权利得到国家偏袒性制度的保护，是大国实现长期增长和在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关键。[43]阿西莫格鲁等人认为1500年后西欧的崛起主要是由于大西洋贸易，这种贸易和相关的殖民主义不仅直接影响到欧洲，而且间接地影响到制度变迁，大西洋贸易的增长通过限制君主制的权力，加强了商人群体的力量，最终出现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产权保护制度；而张宇燕和高程则提出了“货币非中性”的概念，认为货币数量变化的速度和强度，在长期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中性的，而阶级力量的消长最终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方向。[44]这两篇文章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出版的，阿斯莫格鲁等人用两阶段二乘估计的定量方法，而张宇燕等人则是用传统的案例分析和过程追踪的定性方法，两者殊途同归，共同展现了如下的因果机制，即：外部冲击→财富积累与重组→商人阶级壮大→权力斗争和创建规则→增长与崛起。（3）国际竞争理论强调国家之间的竞争对于现代化的推动作用。麦克尼尔认为，欧洲长期的分裂造成了剧烈的竞争压力以及与其他文明的接触乃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45]约翰·查尔兹（John Childs）通过对整个欧洲战争历史的详尽叙述，展现了三十年战争以后军事变革对于王室和贵族关系、国家能力变化乃至18世纪末期的革命运动的影响。[46]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他在书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在战争的压力下，无论最初国家遵循强制、资本或者中间模式，都要汇聚到资本和强制的集中，即遵循了“战争促成国家，国家导致战争”的逻辑，他强调对战争资源的榨取和争夺造就了国家的中央组织结构。[47]唐宁认为国家体系和军事组织决定了国家形成以及宪政变革的进程，战争是近代欧洲国家形成的关键，因而动员能力高的国家最终建立军事-官僚式国家（如普鲁士和法国），反之则保留了宪政主义的传统（如英国、荷兰、瑞典和波兰）。[48]托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在《利维坦的诞生》一书通过三种因素的结合来解释欧洲国家之间的差异：1）地方精英抵制王权的能力；2）国家结构在地缘军事竞争（1450年）之前或之后出现，前者国家控制较弱而后者则较强；3）代议机关对行政管理和财政基础结构的独立影响。他认为无论是宪政制度还是绝对主义制度，都只有官僚制而非世袭制更有可能实现现代化，但即便在官僚制中，英国为代表的官僚宪政制度仍然优于普鲁士为代表的官僚绝对主义制度。[49]这类研究的因果路径为：国际竞争→国家建设→早期国家现代化。（4）在最新的一些研究中，研究者采用一种经济史与计量方法相结合的路径，通过大样本、长时段的回归分析认为瘟疫、战争和城市化是早期欧洲现代化的动力。[50]马克·迪森科（Mark Dincecco）等人通过对800-1799年的欧洲城市人口和战争的数据的分析发现，军事冲突是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即拥有防御设施的城市起到了避风港的作用，战争促使农村人口为了逃避战乱而进入城市，从而加快了欧洲的城市化进程。[51]而欧洲政治分裂一方面避免了统一的集权政府，创造了新的社会团体促进了商业与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政治分裂所引发的战争杀戮与疾病导致大量的人口死亡，使得前现代欧洲的人均收入高于其他地区，从而增加了欧洲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可能。[52]这类研究的因果路径为：战争与政治分裂→城市化与商业发展→现代化。3、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理论的不足之处
前面我们展示了大量的前人研究的理论和路径，我们需要对现代化理论进行一个基本的思考：即为何存在大量众说纷纭的理论，并且多数理论都可以存在定性或定量的实证依据？事实上最为合理的解释是，多数理论在逻辑上并非竞争性解释，各类理论仅仅展示了现代化的因果机制的不同层面和不同阶段，因此往往也存在各自的缺陷。内部因素理论往往偏重于结构和功能性解释。制度经济学派解释了政治文明发展的原因，但却无法解释为何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众多残酷的斗争。[53]国家能力论强调国家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但是往往忽略了外部环境对于国家战略行为选择以及认知的约束。利益集团和阶级斗争理论过度地强调了结构的作用，对于观念和微观行为的讨论往往会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内部动力理论很难解释为何这类因素一直存在，但是恰好在1500年前后欧洲突然与其他地区拉开差距，从人均GDP与中国相近，到1820年已经接近中国两倍。[54]外生冲击理论看到了外生因素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但忽视了国家力量对于海外扩张的推动力和作为其后果的西欧阶级结构的迅速分化，仅以物质外因对西欧这场“翻天覆地”式的变革进行解释则略显单薄。[55]自然禀赋或外部冲击可以部分解释1500年世界各大洲之间的差异，但无法解释西班牙和英格兰之间的差异。国际竞争理论可以解释为何哪些国家成功，却无法哪些国家为何在国际竞争中失败。美洲金银理论显然是最接近于机制性的因果解释，但是它仍然无法细致描述初始条件对于制度变迁不同阶段的影响。要解决上述的两种理论问题，在理论构建过程中，就需要结合这两类理论，用“因素+机制”的框架进行综合性的解释。这个解释框架的目的在于同时解释比较政治中两种结果的差异，即西欧与其它地区的差异和西欧内部的差异。结合这两种方式的理论构建，需要基于上述对现代化内涵的理解：国家外部冲击产生了“现代化的观念”，通过一系列的“现代化”的行为措施，经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现代化”历程后，在经济、政治、军事和财政等层面实现了现代化。当然，这一过程并不意味着对外部或内部因素的偏好，因为外部冲击提供了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但是需要适宜的内部条件来推动之。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借助于因果机制来拼接真相和理论的碎片，通过追踪整体的过程来考察各个因素和机制在国家现代化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借助于“观念（idea）→行为（action）→结果（outcome）”这一机制，[56]图1将早期欧洲现代化的机制可以分为核心机制和辅助机制。核心机制展现了一种“理想化”的过程，即国家如何通过一系列机制实现现代化；而辅助机制则着重于体现国家之间的发展差异，即哪些机制导致了西欧各国最终在现代化程度上的差异。早期欧洲现代化的核心机制可以视作如下4个阶段：大西洋贸易→改革共识→现代化改革与制度变迁→富国强兵。在每一个阶段，早期国家现代化机制都可能因为特定辅助因素的影响而“中断”。因此需要通过察看每一个阶段中，辅助因素对于具体机制和过程的影响作用。图1 早期西欧现代化的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1、外部冲击
正如许多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所观察到的，在缺乏外部冲击的前提下，欧洲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是极为缓慢的，因此它需要诸如大西洋贸易这样的“外部冲击”来加速社会的变化。可以看到，大西洋贸易几乎是早期欧洲国家现代化的“入场券”，那些参与大西洋贸易国家的发展水平显著高于未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57]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认为西欧在18世纪逐渐超越东亚的主要原因是新大陆和非洲的奴隶贸易与新大陆输入的贵金属带来的“生态缓解”。[58]地理大发现后，美洲金银提高了欧洲居民实际收入，甚至没有直接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地区也获得间接的好处。[59]而地理因素是大西洋贸易的必要条件，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几乎都集中在西欧，这是地理邻近和西欧在航海方面的优势所带来的结果。[60]具体而言，地理区位和航道影响海外贸易，国家如果拥有能作为通往较远地位的便利通道，民众就更加愿意与其他各地进行贸易。[61]因此在第一波现代化过程中，西欧之外的地区尤其是“东方世界”几乎不存在现代化的可能性。[62]2、改革共识
大西洋贸易带来了国家内部改革的共识，即在密切的对外交往过程中，国家需要应对复杂的国际竞争和工业革命引发的新局势。在国家内部，过去欧洲中世纪所遗留的旧制度越发难以适应新的现象和问题，例如通过产权保护来刺激国内生产，通过可预期的财政来筹款应对日益昂贵的战争，以及王室如何处理同日益强大的商人阶级的关系等等。一些重要因素决定了国家内部是否能够达成现代化改革的共识。首先，受到大西洋贸易与宗教改革的影响，从1492-1789年，出现了大量的思想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这些思想涉及到政治、经济、财政等诸多领域。尽管在16-18世纪，世界各国仍然实行了较为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但是西欧的君主们基本无力像中世纪那样严格地控制上流社会的思想，贵族和教士中的开明派通过对改革的支持、对旧制度的抨击或者参与政府机构等方式来推动现代化。[63]其次，国家作为一个能动者会总结每一次大国较量的经验，总结和效仿成功者的优势，吸取失败者的教学，采取更先进的制度与策略。尤其到了18世纪中期，英国已经基本完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技术已经明显领先于各国，各国都来观察、访问和努力学习英国。[64]3、现代化改革的实施
当国家达成了改革共识后，需要同过去的旧制度作斗争，排除阻力推行经济、政治、社会、技术和财政各个维度的现代化改革。改革所推行的新政在动员和实施过程中会遇到各方的阻力，最终因各种天灾人祸而失败。在启动了改革的那些国家中，国家能力和社会结构决定现代化改革能否有效实施。首先，国家能力影响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动员能力，新政只有获得各级的官僚机构以及社会各阶层的支持，才能够有效落实到具体的省市和农村，缺乏有效动员就意味着改革在一开始就不可能有太多成效。国家能力也决定了政策能否有效和精确的实施。[65]因为改革往往触动许多地方贵族和官僚的利益，较强的国家能力意味着政府可以采取各种方式来监督新政不被抵制或歪曲。其次，社会结构主要表现在当时的王权与贵族的关系，利益集团的强弱影响到最初的观念和决策。利益集团的强弱决定了它们与决策者之间的实力对比，在利益集团较强时，决策者与之的联系更为紧密，通常也会选择更为温和的改革；反之亦然。[66]利益集团的强弱也影响新政的动员。贵族集团作为改革的主要阻力会影响动员的成效，因为动员所依赖的官僚机构仍然大部分是由贵族所占据。较强的利益集团意味着各地贵族形成了统一的力量来对抗试图改革的决策者。[67]总体而言，只有具备较强的国家能力和较弱的利益集团，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才能成功。[68]国家现代化改革成功的标志是实现了现代化的制度改革，即政治上建立集权和高效的现代化国家、经济层面的产权保护和相对稳定的财政预算制度。4、富国强兵
前面三个阶段都是围绕着制度和经济发展，最后一个阶段则涉及到了国家综合实力，因为增长和安全共同构成了国家强盛的基础。在所谓的“霍布斯文化”之下，国家还需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富国强兵。对于国家而言，如果无法保障自身的安全，现代化的成果就会因战争造成的损害以及领土和殖民地的丢失而毁于一旦，因此具有地理屏障、规模相对较大的国家往往具有这方面的优势。四、早期西欧现代化：具体的实证经验
在前文关于早期西欧现代化机制的基础上，笔者试图进一步讨论西欧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为了保障案例比较在时空维度的一致性，本文选择了1500-1820年间西欧国家作为案例进行讨论，因此不包括世界其他地区（例如亚洲和美洲），或者中东欧国家（如德国和奥地利），也不讨论其他时间段的国家现代化。[69]事实上，不同时期国家现代化的机制是不尽相同的，西欧之外的地区的现代化则基于西欧率先发展的背景之中。前文的现代化机制表明，国家在早期实现现代化是非常不易的，即需要在每一个阶段都成功，倘若机制“中止”在特定阶段时，现代化就无从实现。正如唐世平教授所言：“现代化就像一个孤岛，在试图游向这个孤岛的过程中，失败是多数，成功是少数。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国家要么还在原地踏步，要么困在漩涡中，甚至已经沉没。”[70]因此这部分笔者试图以上述机制为基础，用几个西欧的案例来展示前文所述现代化机制的解释力。表1通过现代化在因果机制不同阶段的“中止”来对西欧国家进行分类，而只有英国获得了成功而其他国家最终都未能实现现代化，根据上述阶段的差异将早期西欧国家分为5种类型。[71]由于篇幅限制，每一个类型主要介绍一个案例。类型1：英国
英国作为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之一，具有诸多的特殊性，是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幸运国家。地理大发现使得美洲金银大量流入西班牙，英国对殖民地的开发要晚于西班牙。在1588年，英国战胜了西班牙无敌舰队，进一步保证了崛起的外部环境，为此后的海外扩张奠定了基础。英国在17世纪上半叶前都依靠同欧洲国家的羊毛贸易间接获得金银，金银缓慢持续地流入有助于英国国内形成新兴工业的投资。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扩张，养羊业的利润大幅上升，在英国出现了著名的圈地运动，大量的农民被迫离开耕地，为城市化与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这也促进了英国商人阶级的兴起。英国重商主义实行出口免税和进口高关税，通过立法禁止奢侈浪费从而减少金银的出口，保持了贵金属有利于政府的平衡，同时也保护了国内的新兴工业的成长。[72]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通过获得海外金银实现原始积累，以此为基础，英国引进和发展了新工业，化工、冶金、火药和军火等行业逐步发展起来。詹姆士一世的奢侈生活造成了国库的空虚，对外战争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危机，这些都使得英国的精英阶层出现了迫切的改革共识。在查理一世即位后，为筹措军费，他在1640年再度被迫重新召开已经被解散数次的议会。[73]在王室同议会彻底决裂后，英国早期的经济社会结构使得商人阶级所支持的议会在内战中占据优势，查理一世也在1649年被送上断头台。尽管在长期内战结束后，斯图亚特王朝再度复辟，但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后就确立了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议会制定并通过了《权利法案》，成为英国崛起的重要标志，因为产权保护制度增加了投资的信心。行会权力的下降和专利法的出现进一步鼓励了英国的创新，英格兰银行的创立则降低了资本市场的交易费用，最终为其在1700年后的持久经济增长奠定基础。[74]到17世纪末期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法国，英国的岛国位置意味着不用像法国和荷兰那样同时在海上和陆地作战。与此同时，英国在代议制之下实行了自我约束的财政制度，使得大大增加了民众对于政府履约的信心，这极大地提升英国政府的融资能力，使得英国得以在九年战争（1688-1697年）中击败法国。[75]18世纪之后，英国凭借强大的海军与工业基础，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中再度击败法国，获得了大量的海外殖民地，最终确立其霸主地位。类型2：荷兰
荷兰在16世纪以来仍然是哈布斯堡帝国的领地，在海运方面，荷兰的地理禀赋得天独厚，拥有天然的河道网络同时又联结主要的海上大通道，这使得海运和贸易成为荷兰的主要产业之一。金融业的发展使得阿姆斯特丹成为早期欧洲主要的金融中心，荷兰人通过公共集资成立了荷属东印度公司，开始参与大西洋贸易。在16世纪至17世纪上半叶荷兰仍然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领地，但是荷兰人信奉的商业传统和加尔文主义显然同西班牙保守的政治和宗教立场格格不入。1566年一些爵位较低的荷兰贵族达成一项协议，成为“一致联盟”，共同对抗宗教法庭和限制宗教自由的敕令。[76]1579年初，尼德兰北方诸省成立乌特勒支联盟，确立了七省联合共和国的政治框架。尽管商人阶级所组成的议会得到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但联合省的整体实力同西班牙帝国仍有很大差距，因此荷兰独立经历了艰难的斗争。最终在三十年战争爆发之后，荷兰通过联合英法等欧洲强国击败了西班牙帝国，在1648年得以完全独立。荷兰的联盟式政府衍生于中世纪的自治市联盟，富裕的市民往往控制着城市政权，并利用它统治整个国家。[77]荷兰的政治经济环境相对各民族国界而言更为宽松，这也提高了其经济组织的效率。在商业方面，荷兰人同采用标准化的交易方式，建立公正的法院和定期公布行市表等方式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在农业方面，荷兰的私有制、自由劳动力和市场同样是适宜经济增长的；在制造业，荷兰有效的市场使得原料便于进口和出口，国际市场的发展使得城市手工业分工日益明确。[78]荷兰的繁荣源于国家的虚弱，但也正因为如此，荷兰无法形成集中的权力，而被城市将的竞争分化，因此缺乏调动资源的能力，以致不能应付更为激烈的地缘政治和贸易战争。[79]当其它强国因觊觎海运和贸易的巨额利润而主动攻击荷兰时，荷兰在地缘政治上的劣势也显露无遗。一方面，荷兰成为海上马车夫之后忽视了陆地的安全，在第三次英荷战争几乎被法国陆军占领全境，最终被迫其将资源转向发展陆军，海军又开始迅速衰落。正如马汉所言：面对法国的敌意，荷兰在失去了海上力量建立起来的领导地位后，什么样的政策都无力回天。[80]荷兰是第一个达到我们所限定意义上的持久经济增长的国家，并且长期处于繁荣之中，但是由于长期的战争失败最终在17世纪末期退出了大国竞争的舞台。类型3：法国
在西班牙发现大西洋贸易这一意外横财之后，各国商人都觊觎西班牙人的美洲金银，法国最初同样是通过间接方式参与大西洋贸易，即通过与西班牙的贸易顺差来获取贵金属。16世纪初，为了直接打入美洲市场的走私贸易，当时法国商人经常使用假商标来伪造西班牙商品，同时法国王室公开支持本国海盗商人的对西班牙的劫掠行为，对于西班牙人的抗议，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则不屑一顾。[81]到17世纪末，法国自科尔贝尔以来的重商主义政策已经极大地推动了法国经济发展，贸易的发展迅速激活了法国的港口地区，也激活了内地商业城市，里尔、梅斯、南锡、斯特拉斯堡、里昂已经与欧洲发达的商业资本主义活动连成一片。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和孟德斯鸠都用新的目光发现了英国，因为他们本身都与沿海商业城市有联系。[82]随着17世纪末西班牙与荷兰的衰落，英国成为法国的主要对手和效仿的对象，尤其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之后，法国失去了大量海外殖民地，战争的失利也动摇了精英阶层对旧制度的信心。[83]但是法国商业经济模式同英国有着巨大差异，法国的主要出口部门是以葡萄酒为主的富余农产品，这反而强化了传统贵族的地位。法国的包税人、传统的佩剑贵族和高等法院的穿袍贵族形成了数量庞大的贵族集团，时常可以通过高等法院或者地方贵族来抵制或歪曲王室所推动的改革。与此同时，法国的王权在消除潜在敌手、提高自身的强制力以及管制从臣民那里提取的资源等方面非常成功，并且成功地吸纳和打破了那些在17世纪早期仍拥有自主军事力量与独立庇护网的王公贵族和领主。[84]强国家和强利益集团的组合造成了法国政治的长期动荡，带来的后果是王室推动部分新政不久后又会被贵族所抵制，因而法国的政局相较其邻国更为动荡，现代化之路也更为波折，直到大革命横扫了法国乃至全欧洲的旧制度。[85]类型4：西班牙和葡萄牙
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大西洋贸易的先驱。在伊莎贝拉一世和费迪南二世的联姻标志着西班牙帝国的初步形成。凭借滨海地区的优势和比利牛斯山的天然屏障，西班牙通过学习和采用源自地中海航海技术，可以专注于海上力量的发展。伊莎贝拉一世资助热那亚人哥伦布进行新航路的探索，最终哥伦布在1492年到达西印度群岛。哥伦布的大发现，其真实价值得到了欧洲权贵的认可，哥伦布在1493年回到欧洲后，教皇发布敕令，并将西半球划归西班牙，将东半球划归葡萄牙。[86]西班牙和葡萄牙对于殖民地的征服主要通过战争对当地进行掠夺，最为典型的代表是皮萨罗对秘鲁印加帝国的征服，为西班牙带来了大量的贵金属。[87]在1580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同时继承了葡萄牙的王位，并获得其海外殖民地，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尽管哈布斯堡帝国的崛起之路并不比任何国家逊色，但是其始终没有将获得的美洲金银转化为现代化的动力。错误的战略目标和保守的宗教立场使得哈布斯堡王朝长期同欧洲主要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战争不断地耗尽大西洋贸易所获得的财富。由于缺乏广泛的国民合作，长期资金匮乏为那些寻求公共权力私有化的人提供了契机，到1650年前后，各类自治市和行政管理职务被大规模出售，其人均私人占有官职的人数为法国的两倍之多。[88]这带来的后果是西班牙的精英阶层更倾向于通过官职私有化成为新贵，借助于特权来谋取私利而非像英国或法国那样形成一定的改革共识。同时，天主教传统进一步禁锢了思想，伊莎贝拉一世在建国之初就设立了宗教裁判所。到1559年的西班牙推行了更为严格的审查制度，不允许国民像在新家国家中那样允许发表不同观点，这阻碍了西班牙和欧洲大陆的思想交流。[89]经济、思想和文化上的落后，带来的后果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三十年战争后逐渐走向衰落，此后一次次的改革都以失败而告终，到19世纪初已经沦为西欧的二流国家。类型5：意大利
意大利在19世纪之前都并非一个主权国家，而是存在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罗马、那不勒斯、热亚那等自由城邦。意大利在中世纪时就是航海技术的领先者，威尼斯不仅拥有当时最大的阿森纳造船厂，而且还产生了出色的导航技术，但由于在亚平宁半岛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来协调商业活动、贸易与技术创新，才使得意大利没有赶上西方发展的“列车”。[90]由于地中海贸易形成的路径依赖和国家能力的缺失，意大利几乎是西欧唯一没有真正意义上参与到大西洋贸易的地区。因此在地理大发现后，大西洋贸易在16世纪初逐渐替代了地中海贸易，到18世纪末两者已经不在一个数量级。[91]最终结果是意大利地区在1500-1820年间几乎没有增长。五、结论
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欧滨海国家得益于地利之便率先参与到大西洋贸易之中，在宗教改革、思想启蒙和国际竞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西欧各国克服国内阻力推动了现代化改革，最终战胜竞争对手实现富国强兵。然而，基于上述案例的讨论可以知道，除了英国之外的所有国家几乎都未能在19世纪初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它们因为缺乏足够的内部动力或者外部动力而最终在上述机制的特定阶段而失败。
资料来源：[美]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伍晓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2页。
表2展现了表1中五种不同类型国家在1500-1820年间的人均GDP增长率，处于上述机制不同阶段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存在较大差异，因果机制“中断”的阶段越早，国家经济增长率就越高，这也进一步验证上述机制的有效性。未参与大西洋贸易的意大利（类型5）几乎没有增长，参与大西洋贸易却几乎不推动改革的比利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类型4）增长仅仅是0.13%，而参与大西洋贸易并且部分推动改革最终失败的国家如法国、德国、瑞典、瑞士、挪威、丹麦、芬兰（类型3）其增长率相对较高，多数都达到0.17%（法国体量远大于其它国家故而增长率会略低）。只有英国与荷兰建立了现代产权制度，因此增长率远高于其它西欧国家，达到0.27%-0.28%。因此表2中的经济数据也一定程度地佐证了上述机制的有效性。英国优于荷兰之处则在于其地理优势，最终英国在国际竞争中胜出，而荷兰最终因为战败最终退出了大国竞争的舞台。因此尽管人均水平相差无几，英国的GDP总量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从1500年的1.1%增加到1700年的2.9%，到1820年则为5.2%；而荷兰的GDP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从1500年的0.3%，1700年增加到1.1%，而到1820年则下降至0.6%。[92]最终，英国成为了世界性的霸主，而世界各国都不得不在被英国所深深改变的世界中探寻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不列颠通过殖民统治建立了大英帝国，最终将现代化扩散到西欧之外，19世纪之后逐步开启了中东欧、美洲、澳洲和东亚国家的现代化浪潮。
本文原载于《比较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辑），注释从略，来源于“比较政治学研究集刊CSSCI”，详细内容请查阅原刊物。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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