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1933-2016）
美国汉学家，曾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
魏源生于1794年，卒于1857年，大概是他所处时代最具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梁启超作为政治哲学家和活动家在20世纪所起到的作用，魏源在19世纪大体上也起到了。魏源的许多意见，其实也是与他同时代的众多政治活动家的看法。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与我对梁启超的认识一样，我将魏源视为对于中国现代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种思想趋势的象征。在这一章里，我将对他思想中与现代国家的建制发展有关的那部分——他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权势力量之间关系的论述——加以探讨。在魏源的政治性著作中，一个始终存在的主题，是全国性政治生活（national polity）的合法性边界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地方社区中适合于参与全国性政治的那一部分作出界定的问题。在中国，要划定这一边界从来便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这是因为，在中国帝制时代，同政治权力的分布相比较，受教育者的分布——或更准确地说，文人身份的分布——要广泛得多。这当然不是一种仅仅在中国才存在的现象。然而，这一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自帝制时代之初起，文人们在接受教育时便将考虑政治问题当作自己的天职。而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精英分子的政治使命感中，从来就包含着一种对于全国性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于政府品质和合法性问题——的普遍兴趣。
魏源（1794.4.23-1857.3.26），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湖南邵阳隆回金潭人（今隆回县司门前镇），道光二十五年进士。
然而，中国帝制时代官僚机构的狭窄性，又使得文人当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才能实际参与各级政府的运作。这就是中国教育体制的矛盾之所在：精英教育中至少有一部分，亦即关于国家利益以及全国性统治合法性的历史理论基础的那部分，是要培养人们对于一些相关议题的关切，然而，国家却又希望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排除在这些议题之外。担任官职或不担任官职的文人，尽管都有着“文人”的共同身份，但他们实际上所掌握的权力却有着天壤之别。当某人被排除在官场之外时，他或许可以用一种道貌岸然或吹毛求疵的方式，表示这是因为自己不愿意为某一个腐败或缺乏合法性的政权服务。然而，当国家像19世纪和20世纪的情势那样受到外来侵略或内部叛乱的威胁时，文人们再要袖手旁观的话就困难得多了。那么，政治参与的广泛性是否会对国家的各种权力产生影响？具有自由思想的历史学家们也许会认为，政治参与的拓展意味着中央权力控制者（包括君主本人）将受到种种制约。确实，在魏源所处时代的帝国制度中，在专制权力和官僚机制的常规运作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关系，是使得官员们的仕途四平八稳的一种基本保证。更何况，在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实施中，国家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和冷酷无情到使得文人们赖以为生的社会制度受到损害的地步。在一种基础更为广泛的政治体制中，对于权力予以限制的要求又会获得多么巨大的增长！然而，在魏源所处的时代，那种温良恭俭让和见风使舵的文人风格已显得不合时宜；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似乎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应当对于外敌更为好斗，对于内患更为残忍。那么，魏源和他的同代人对于国家权力的强化和政治体制的拓展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看待的？正如魏源的政论所揭示的，这种关系的特质表明了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是如何同中国帝制晚期的根本性问题连接在一起的。关于魏源的生平与思想，学界已有一些相当出色的研究。在这里，我要加以考虑的是他的传记中同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直接有关的方面。由于魏源的背景，他对于中国的社会危机极富关切之心。他出生于一个处于地方绅士阶层边缘的小地主与小商人家庭，直接体验到了社会动荡不安（18世纪90年代发生于西部的叛乱）的经济后果，并见证了国家权力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在魏源青年时代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也十分清楚地知道，对于现存秩序的威胁来自于何方。魏源关于政治问题的理论写作因而牢牢地植根于农村生活的严酷现实，也牢牢地植根于不断弱化的国家所一再经历的危机。从魏源的政治生涯中所体现出来的，是中国社会秩序所包含的政治模糊性。在为官者和身处官场之外的人们之间，拥有权力的差别太大了，但社会地位的差别却并不是很大。魏源本人直至晚年才出任官职，到最后也只当过不到一年的小官。然而，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却在一些为官者的庇荫之下，深深卷入了当时的党争。那些成为他的后台的各省大员，是由于文人相亲的原因或紧密的私人关系而同他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人们身份认同上的这种模糊性，使得国家得以将诸如魏源这样的处于政权边缘的栋梁之材吸收进来。但是，这种做法也造成了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如何才能使得这种形式的政治参与在道理上得到人们的认可，从而使得大批处于官场之外的文人能够更为积极地介入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在魏源的思考中，这个问题占据了中心地位，而随着近代中国越来越深地陷入危机，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具有了更大的迫切性。由于种族上自我中心的某些原因，对于西方人来说，魏源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人物。作为中国第一部对西方国家作系统介绍的专论——一部他以鸦片战争期间所收集到的资料为基础而写成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资讯著作——的作者，魏源由于自己面向域外的现实主义倾向，而被很多西方人视为“具有进步性”。他还编纂了一部有关治国之道原始资料的恢宏之作，因而，在一个众多官员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时代，人们称赞他是一个具有实际头脑的活动家。魏源相信，历史发展是不可逆转的，他因而又被许多西方人——不管是自由派还是马克思主义者——视为一位秉持线性的历史发展观的受欢迎的先行者。然而，在我看来，从理解中国现代国家的角度来看，魏源的重要性却并不在于此。一位有着根本性关怀的思想家，其才华之所在，应在于他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够赋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世性的意义。魏源同各种有着巨大权势和影响的圈子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但他本人却从来没有获得过权势，这种带有模糊性的地位，也是魏源所处时代许多文人的共同经历。魏源所起的独特作用，是从这样的背景里提炼出一般性意义，并用普世性的语言将这种意义表达出来。值得注意的是，魏源关于根本性问题的论著缺乏对于政治变化具体计划的关注。对于一位因涉及到了盐政和漕运等具体问题而声名卓著的政治人物来说，这一点似乎是奇怪的。然而，对于魏源来说，在更为深入的根本性层面，变化的具体机制问题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实上，从魏源对于法规可以影响人们行为所持的怀疑态度来看，他的论著应当更能够为伯克所认可，而不是为孔多塞所赞同。改变建制秩序（constitutional order）的种种计划，还必须等到魏源的后继者来提出。但是，魏源把主要的问题提出来了：国家应如何通过让文人们更为热诚地承担责任以及更为广泛地参与政治，从而在国家变得更加富有生气的同时，也使得威权统治得到加强。对于我们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在我看来，魏源却并不如此认为。魏源对于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其动力在于他关于自己所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独特性的认识。在鸦片战争前夕，他写道：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百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鹾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所无也……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是以节用爱民，同符三代，而天下事患常出于所备之外。立乎今日以指往昔，异同黑白，病药相发，亦一代得失之林哉！
魏源何以会写下上述文字？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由此而带来的，则是生态上的严重后果：对于山坡地的过度开垦，造成了由水土流失而导致的河床的致命淤塞。到了魏源的时代，又加上了由洋人带来的灾难。19世纪20年代，由于世界范围内银两供应短缺，再加上为支付鸦片而形成了白银外流，货币供应因而失序，导致了国内经济的动乱。经济上的危机局势早已触发了农村地区分布广泛的叛乱，而到了此时，又成了国家事务中年年都要面对的问题。因此，在19世纪的头一二十年里，清王朝的统治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贪腐丑闻侵蚀了皇位的尊严，异教邪说向清王朝天命所归的正统性以及对地方的控制提出了挑战，河防体系的崩溃使得人们对于清王朝的统治能力产生了疑问。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一个通过军事征服而入主中原的王朝来说，它再也不能忽略自身在文化精英阶层心目中的合法性这样的资源了。然而，清廷要想争取精英阶层的支持却并非易事。这是一个受到身处高位的“自己人”牢牢控制的政权。在18世纪雍正和乾隆统治的年代里，文人们在政治上的结合被指控为党争，遭到了坚决镇压。因此，即便在面临19世纪初年的危机局面的情况下，文人们的行为也没有因之而出现突然的变化。要使得这种变化得以发生，精英阶层便需要克服自己根深蒂固的政治犬儒症和学究式的冷漠，尤其需要克服自己对联合起来支持一项共同议程的根深蒂固的恐惧。如何为促成这种变化提供理性的支撑点，便构成了魏源关于根本性问题论著的中心线索。本文选编自《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推荐购买此刊阅读完整內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赢利组织运营的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否则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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