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先后供职于学术机构和私营企业，现为瑞银集团瑞士政府事务部主管。曾任牛津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伦敦经济学院讲师。博士论文获2009年度美国经济史学会“格申克龙奖”，这是授予国际经济史年度最佳论文的奖项。曾任苏黎世大学瑞银社会经济学研究中心首席运营官。
市场交易的力量会影响社会分工，所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制于市场交易的范围，换句话说，市场规模决定了分工的程度。通过分工，市场的范围和经济发展才能联系起来。市场规模的扩大，也就是市场整合的推进，会推动经济增长。亚当·斯密提出这项观点，成为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200多年前，他首次将市场规模与增长的关系联系起来，奠定了最被认可的经济发展理论之一。斯密的理论逻辑简述如下。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市场规模逐渐扩大，原本分散的市场，逐渐凝聚成统一的市场。市场整合后，分工的范围必然扩展，诱导区域或国内的资源重配，进而导致分工更深化。分工专业化的提升，会使社会生产力提高，进而推动增长。市场整合除了导致技术集中和积累，还能通过其他渠道推进增长。比如扩张信息流的规模，就能促进技术的外溢和扩散，强化市场竞争，体现规模报酬递增效果。“斯密式增长”，或称为贸易主导型的增长，不仅在学界也在民间经济学界广为流传，各国制定政策时也以此为重要依据。他的理论，对政府的合理作用和地位，也有重要影响。他的主张，体现在自由放任政策上，重点是促进自由贸易。主张经济自由的国家，应尽可能减少政府干预，并致力于建立和维持法律秩序，促进贸易活动。在法制方面，则应制定并执行法律体制，特别是产权法和合同法，确保货币体系稳定，促进贸易的基础设施投资，更要持续推出和执行，有助于自由贸易和市场竞争的政策。
《大分流重探：欧洲、印度与全球经济强权的兴起》
[瑞士] 罗曼·施图德 著
王文剑 译 赖建诚 校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8月
直觉地说，“斯密式增长”这个概念非常有说服力，能在学界和政界广为接受，也可以理解。如果经济发展与市场范围的大小有明确关系，我们就应确切知道，历史上的大部分时刻，要素市场的范围有多大、产品能拓展到哪些范围，以及这些事如何影响发展。可惜实情并非如此。市场在何时，以及如何整合起来?市场范围的扩大，能否促进增长？又是在何时、在怎样的情况下，促进了增长？这些经验证据其实非常残缺，即使有也模糊难辨。例如，在本书探讨的时段里，“斯密式增长”理论是否有助于解释最根本意义的经济发展？能用这套理论来解释，近代影响最深远的“工业革命”吗？为什么西欧会引发世界性的经济发展，并率先实现工业化？为什么在欧洲地区，工业革命会发端于英国，而不是法国或奥地利？为什么会发生在18世纪末？仅靠单一因素，很难解释如此大规模的变革。对工业革命的标准阐释，包括商业、制度、社会、知识、科学、金融、农业和政治等领域的变化，其实都有先决条件以及与时俱进的调整。某些经济史学家，把这些变化因素视为“历史变迁的无缝网络”，但经济学家则把工业革命，看成“原初典型的内生性”（prototypical endogeneity）问题来研究。依他们看，在工业革命期间，有过一系列变量在相互影响，在这个影响过程中，这些变量自身也与时俱变。在这个由各种因素织成的“网络”中，每位学者对各项因素，赋予了截然不同的权重与优先顺序。有人认为贸易和商业化、地理因素、殖民主义、宗教、制度、人力资本和煤炭，是历史变迁的关键因素。有人认为，市场与变革毫不相干。但总体而言，贸易和不断扩大的市场，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化，在各种推动“欧洲兴起”的因素中，被视为最重要的驱动力。即使在这派观点内部，对贸易的范围，以及贸易在何时、以哪种方式，对欧洲的发展产生影响，还有深刻的歧见。“斯密式增长”是否对工业革命起到关键作用，取决于欧洲在此之前是否经历了市场整合，或至少在18世纪末“经济起飞”后，市场整合是否随之而来。一些实证研究发现确实如此，也就是说，18世纪后市场整合日益加快。与这些发现一致的是，在近代欧洲的初期，市场整合确实是结构变化和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因为在这一时期，技术变革仍受到很大羁绊，市场规模的扩张——由效率更高的制度激发，进而又引起了区域间和国家间的分工深化——才是工业革命之前，生产力得以提升的关键。另一类研究有不同观点：欧洲的增长和工业革命，不能仅归因于更早出现的市场整合。根据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的观点，英国的市场在16世纪初期已发展得很好。埃布尔（Abel）和阿基利斯（Achilles）判断，成熟市场出现的时期，约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那为什么欧洲经济当时没崛起，要延迟到几个世纪之后？市场整合显然不能解释欧洲18世纪的兴起，同理，18世纪之前漫长的几世纪里，增长缓慢也不应归咎于市场不够发达。因此，我们必须从其他角度，探寻现代增长的根源。最近有些学者的观点，其实也是错的。市场整合的确不可能是解释工业革命发生的核心观点，原因不在于发达的市场早已出现，而是因为工业革命在1800年代开始后，市场整合才刚要开始。他们的结论显示，如果把焦点放在欧洲内部和跨洲际的长距离贸易，近代早期贸易的特点，是以体积小、价值高（low bulk to value ratio）的非竞争商品进行交换。因此，在1800年之前，贸易量的激增并未导致市场整合，更没有导致资源重配和进一步的专业化。决定性变革可说发生在19世纪，因为轮船和铁路降低了运输成本，初级产品这类大宗货物，以及范围更广的各类商品，陆续进入国际贸易。“大爆炸”随之而来——欧洲内部与洲际间的市场，进入快速整合的轨道。第一波全球化的浪潮，对世界性的分工，以及生产效率、增长率的急遽提升，产生巨大的冲击。从这个角度来讲，19世纪应是第一个，也是最典型的“斯密式增长”时代。薛华（Carol Shuie）和沃尔夫冈·凯勒（Wolfgang Keller）的比较分析，反驳了欧洲工业化源于市场整合的观点。他们的定量分析表明，18世纪的欧洲市场其实已相当整合。他们认为，在中国的发达地区（长江流域），市场整合的程度与欧洲相当。但中国没有工业革命，所以，仅从市场整合的视角，显然不足以解释欧洲为什么兴起。市场整合可能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除了用市场整合和斯密“看不见的手”，来解释贸易如何直接影响欧洲的发展，还有一系列探讨贸易推动增长的文献。这些文献认为，除了市场整合，还有其他管道“间接地”引发影响和作用。这条路线的大多数作者强调，在近代欧洲早期，贸易规模和市场整合的程度，尚不足以导致大规模的专业化和资源重分配。不过，他们认为，在特定贸易领域内观察到的增长，以及集中在特定地区的贸易活动和收益，已能够推动“欧洲兴起”。第一种脱离了“斯密主义”的范式，从贸易角度来解释增长的取径，确实非常“反斯密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其实不是“无形之手”在起作用，相反地，这是透过非常明显的“有形之手”（武力），才能推动国际分工。这种观点的见解是，欧洲（主要是英国）、非洲和新世界之间所构成的“大西洋三角贸易圈”，才是核心重点。他们的主要立场是：18世纪在新世界的奴隶垦殖中，糖、烟草和棉花等作物的规模扩大，使得从奴隶买卖所获得的利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再加上国际分工的深化，才造就了工业革命。这一过程的结果是，英国人从事资本密集与劳动节省型的生产，而新世界的奴隶则被迫从事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双方互补。从大西洋贸易获得可观利润，英国才能拥有足够的资本，从事资本密集型的专业化。与此同时，新世界也扩大了英国产品的市场规模，增加了对英国新产品的需求。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合作者，最近从另一个角度，重新阐释了大西洋贸易的增长，如何以“非斯密主义”方式，诱发了欧洲的增长。他们聚焦在1500—1850年间，认为哥伦布之后的海外贸易增长，很可能“不足以直接推动欧洲的增长”。他们认为，大西洋贸易的兴起，的确在“欧洲兴起”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但却是通过间接的管道，影响了制度的改进。在大西洋海域且非专制的国家（如英国和荷兰）中，急遽增长的大西洋贸易，为商人带来的巨大利润，集中在少数部门内。这就强化了商业利益和商人的政治权力，也对君权产生了制约。政治权力从君主制转移，诱发了促进增长的重大制度变革。这些新建立的制度，保护了私有财产、个人自由和法律秩序，防止王室过度挥霍。英国和荷兰商人获得这些新财产权后，才能加大投资，扩大商业交易规模，进而激励增长。最近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提出另一种解释，来回答：在市场没整合前，贸易的增长如何催生工业革命？他认为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帝国扩张期间，商业上的成功使英国富裕起来，伦敦成为世界贸易中心。这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工资和价格结构，使得英国迥异于他国。最特别的是，英国的工资高于任何国家，但煤炭价格却维持在较低水平。有了这种特殊的资源价格和工资水平，英国就发展出用资本和能源来代替劳动力。这也说明为何英国的发明家会发明机器，企业家会运用新发明的技术，投资者也愿意提供资金。英国因而才发明众多机器（如蒸汽机），投入实际生产，形成机械化和工业化。整体而言，各方的见解分歧。欧洲的市场整合在何时兴起？在近代欧洲早期，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市场和贸易整合已达到什么程度？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欧洲整合化的程度究竟多高？这些问题至今仍无共识。由于数据不全，或模棱难解，这也为我们做进一步的探讨，留下很大空间。贸易规模的扩张，对欧洲崛起的意义，究竟是直接促进了市场整合与资源再配置，还是通过其他间接管道才得以体现，学界对此各有见解，这也在情理中。市场整合对欧洲工业化的作用多大？各方观点相异甚大，有人认为几乎毫无作用，有人认为至关重要。1900年之前的世界市场整合研究，还有相当的探索空间与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梳理过近代早期和19世纪欧洲贸易和增长的争论后，虽然观点杂驳，但我们已对市场整合的文献有初步了解。近几年来贸易和增长关系的研究颇为盛行，市场整合的历史广受关注。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前的全球化浪潮，激发了对早期市场扩张和全球化的兴趣。与市场整合相关的主要成果，约有四大方向：最根本的研究，应该揭示史实的面目。市场范围何时开始扩张？我们在何时和何地，观察到市场整合或解体？市场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各自有过怎样的效率？这种做法是为了探讨效率或市场整合的程度。这种做法的结果也常被用来衡量，某个经济体的成熟度或发展的阶段。哪些因素可以用来解释整合的演变？运输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如何体现关键作用？贸易政策有多重要？政治整合、战争、货币制度或地理特征，在整合或解体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市场整合最突出的潜在影响是什么？这方面的争论已在“欧洲增长”的例子中讨论过，相关研究指出市场的扩大与增长可能存在联系。其他相关研究，讨论市场整合对福利或所得分配的影响。市场整合如何影响政治运作？例如，市场扩张时期，政府是否会倾向于限制性的政策？上述四个方向，第一个引起最多关注。这很可以理解，因为首要工作就是先确定史实，这是分析整合问题的前提。实情是，前两项的研究迄今为止，仅有相当有限的定量研究，也就是说，描绘市场演进史的研究才起步。最近这个领域非常热门，但还没能对任何最深刻的经济变化，给出清晰完整的描述。我们对某些方面已有较多了解，但很多方面仍然所知有限。甚至对最核心的问题，研究者仍然没有共识。本章之前的讨论已有涉及，关于市场在工业革命中的作用。本书认为，文献的局限性和偏颇性，使得根据目前的认知，所作的总结和提炼，既不完整又有误导性。可以认为，这部分是由于：目前的文献，明显有偏向性地选取了考察的时段和地理空间。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全球化浪潮引起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策决策者，对19世纪末的那次“首波全球化浪潮”产生了极大兴趣。19世纪之所以有吸引力，还有个重要原因：相关数据比较丰富。19世纪的政府和商人，收集了大量质量较高的数据，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在此之前，物价或其他数据的记录相对地少很多，也很少出版。对那些时期的经济社会，做定量研究相当困难，因为数据不丰富，质量也较差、更分散难取得。前面指出的研究方向（1）和（2），关注点放在19世纪，但对市场整合的影响，侧重点略有不同。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二战后，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此时期的生产总值，或人均产值的宏观资料，质优易得，方便做定量研究。对贸易路线或地理区位，目前的研究还存在诸多偏颇。首先是空间坐标。迄今为止，对地方性、区域性或区域内的市场，以及市场在某个时期的整合问题，定量研究较少。此外，从微观视角所获得的有限认知，与对长距离贸易研究相结合的综述也较欠缺。已有较多人努力解释，某个国家的全国性市场如何形成，因此，对很多国家的市场整合已有了专门的定量研究，包括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俄罗斯、墨西哥、中国、印度、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然而这些研究中，大部分仅涉及非常有限的时段。近年来也流行做范围更辽阔的研究，试图跨越整个欧洲，甚至整个世界。然而资料严重短缺，这些研究的范围，还是集中在特定的贸易路线上。最近对贸易路线的研究，做得较深入的，是洲际贸易，特别是欧洲与海外贸易点之间的长距离海洋贸易。其中备受关注的是所谓的“大西洋贸易”，即西欧和美洲间的贸易流和市场整合过程。这些研究虽然宣称拥有“全球”视野，但洲际的海洋贸易，很可能只占世界总额的小份。若从贸易的规模来看，地方性、全国性和区域性的贸易，显然更重要。大部分的商品都通过陆路或内河运输，海运绝不是主角。另一条引起广泛关注的路线，是“波罗的海贸易”，它有质量非常好，且容易获得的原始数据。在市场整合这个热门领域内，绝大多数研究都以欧洲和西方世界为中心。至少有三个重要且关联的原因，可以解释这种异常集中的现象。首先是历史原因：欧洲是第一个工业化，以及持续增长的大陆，自然成为研究市场整合史，以及与发展的重要对象。即便在欧洲内部，也存在重心偏移的现象：英国和荷兰最早腾飞，因而备受关注。第二个原因是制度性和经济的：对研究的资助，以及科学研究在世界上的地位。在西方的发达国家，研究与当今经济相关的基础性问题的院系，以及保存这方面研究会用到的原始数据的档案馆，都能获得更好的资助。有更多的原始研究资料保存下来，利用这些资源的研究者自然也更多。即使欧洲以外的地区，能解决研究资助匮乏的问题，也还存在一个问题：这些地区缺乏经济资料和商业活动的原始记录。货物交易和商业服务较密集的地方，专业化程度更高，交易市场更发达，对记录经济数据和商业活动的需求就更多。研究者所需的原始资料数量，取决于当时有读写计算能力的人口规模，和分布的广泛程度。欧洲不仅率先实现工业化，可以说几乎比世界其他地区，拥有更发达的市场，能读写和计算的人口占比也更高。这种比较优势，让欧洲史学家能获得较丰富的原始资料。基于以上原因，西方世界对市场整合的定性和定量研究，已有悠久传统。虽然各方面研究也有新进展，但在其他地区，如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和亚洲等，史料相较欧洲还是少得多。情况已开始变化，特别是近年来亚洲经济体在全球快速增长，激发了研究其发展路径的兴趣。同时也引发一场新的大分流争论，焦点是对比欧洲和亚洲发展的路径。近年来，大分流成为经济史上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为什么是西欧，以及西欧从何时开始领先其他地区？换言之，欧洲和亚洲，在增长表现和内在结构上，究竟何时出现了大分流，内在的原因为何？最近比较能接受的观点是，近代早期欧洲的发展路径，在近代早期已独树一帜。欧洲已有更好的制度、促发技术进步的科学文化、优越的商业组织、更有利增长的社会与人口结构——这些因素导致欧洲的增长超越其他国家。工业革命带来深远的结构变化，将欧洲推上霸主之前，欧洲的经济表现已成为世界的领头羊。近十几年来，彭慕兰（Ken Pomeranz）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ReORIENT）和王国斌（Bin Wong）的《转变的中国》（China Transformed）引领下，学界对大分流的议题提出各种观点。这派人称为“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他们认为西方的崛起，发生在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欧洲和东亚的相对发展轨迹，在这个时段，发生了突然改变，而不是欧洲经济在长期保持活力之后起飞，亚洲却长期停滞。在此之前，该学派认为，从各种指标上看，亚洲（主要是中国，也包括印度和其他地区）的表现，与欧洲不分伯仲。把大分流的时间点放在19世纪，必然会影响为什么欧洲比其他地区更成功的解释。这些新理论的阐释，偏离了传统路径，而煤炭和殖民地的开发，成为解释欧洲兴起的核心要素。如前所述，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双方证据薄弱。对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增长进行定量分析，这种研究传统由来已久，但亚洲国家却没有类似传统。过去几年间，激烈的争论促使量化经济史专家，改善了跨洲衡量经济表现的指标，例如生活水平、市场效率或人口数量。但这类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许多综观性的结论，尤其是亚洲经济效率的研究，有待深度探讨和统计验证。即使未来的研究，能对欧洲和亚洲的工资、生活水平和市场整合做比较研究，也还不足以解释各大洲之间增长差异的根本原因（ultimate causes）。因为这些指标本身，就是体制、组织或其他优势的结果。但若能刻画出这些指标的相对水平和变动趋势，就比较能说明欧洲兴起的直接原因（proximate causes）。这也是解释欧洲、亚洲为何走向迥异发展途径的重要一步。这些定量比较中，市场整合成为衡量经济繁荣或成熟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这不难理解，因为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认为，整合且有效率的市场，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环境（如保护产权和优良的制度）的结果，因而是经济成熟和繁荣的证明，另一方面，运转良好的市场，通常也被视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先决条件。大分流争论的第二个特点，是具有明显的偏向性——近年来大量研究关注在中国问题上，而对亚洲的第二大国印度，定量研究却鲜有涉及。缺乏定量研究的主因，是史料的缺失。与欧洲或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相比，印度的史料缺失更明显。就印度本身而言，并不仅是具体的史料缺失，而是在19世纪之前，所有经济数据都明显欠缺。关于印度的、并非出自欧洲人之手的研究资料，都普遍缺乏，这是困扰印度史学界的一个普遍问题。因此，对印度经济史各项题材的定量研究，通常限于1860年后。这可以理解，因为1860年之后，英国政府开始系统地收集、公布官方统计。1860年之前可称为“前统计时期”，这一时期数据非常贫乏，资料四散，来源不一，没有系统性地搜集整理，没有以印度全国作为分析对象，更没在国际对比的脉络下做过探讨。本书关注先前尚未充分研究的主题，引入相关的新研究与新证据，对上述市场整合文献，提供有益的补充。因此，我们收集和分析了物价和工资的新数据，本研究的空间分辨率的焦点与程度，也是全新的。整体而言，这些新发现能为市场演化的几个面向，提供全新的视角。这么做也能帮助我们，以更有逻辑的方式阐释，在市场整合的研究中，为什么经常出现矛盾和抵触的观点，我们也更加能够推断，为何关于印度的发展有这么多异见。本书的第一项贡献是，消除现有文献的地理偏向。如前所述，与欧洲相比，亚洲的经济发展研究缺乏量化分析的传统，尤其是印度。因此本书收集的新证据，就是针对印度的市场效率和整合过程，重点放在18—19世纪。由于1860年之后才有官方统计，因此目前的定量研究，也仅限于这个时间段。若能把数据向前延伸，必然有助于勾画更完整的市场整合过程。此点最重要，因为目前为止完全没有任何文献，探讨过18世纪印度的市场整合。第二项贡献是，将印度经验引入大分流的争辩，提供对比性的视角。本书不仅提供印度的新证据，也分析欧洲的新资料。此外也将结合最近对欧洲和中国历史上的市场表现的研究，来和印度对照，据以确定印度在大分流中的位置。如上所述，市场效率是一项衡量经济发展和潜力的重要指标。与欧洲市场比较后，更能确定印度市场的效率水平，这也有助于辨析大分流争论中，各种对立性主张的准确性，从而最终回答：为什么欧洲能率先实现工业化？来自印度的证据，是否支持传统观点，也就是说，印度的市场效率，是否在工业革命之前已显著低落？或者，这些结论是否与秉持修正主义的加州学派论点一致：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之前，印度的贸易范围和市场效率，可能和欧洲不相上下？第三项贡献是，消除欧洲内部的地理偏向。上文提到，欧洲市场整合的文献中，特别注重率先实现市场整合的国家（英国和荷兰），以及特殊的运输方式（海上贸易）和特定的贸易路线。总之，现有的研究会让人觉得，太偏向低地欧洲和贸易中心：英国和荷兰，还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德国和比利时的低地地区，以及环绕地中海的那些港口。那些试图跨越整个“欧洲”的研究，有时候也有这个问题。本书的关注点，因而转向了“另一个欧洲”，也就是欧洲内陆，在那里货物必须在公路、河流或运河上运输。此外，本书将比较欧洲的不同地区，以探讨：“欧洲经验”是否真的具有普适性，或者，市场整合的水平和趋势，是否会因不同的运输方式而有显著差异?第四项贡献是，以更高的地理分辨率来看待市场整合，也就是说，可以“把镜头拉得更近”。现今大多数欧洲的研究侧重长距离贸易，对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市场整合，定量研究还很少。因此缺乏将区域的、全国的和国际的各层面结合起来的综合研究。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市场整合出现的时间、发展的程度和存在的趋势，都有显著差异。分析市场发展的总体历史时，综合性的研究至关重要。目前对市场整合进程的归纳和总结，主要基于长距离贸易的研究。这不仅缺乏完整性，甚至还有误导性。因此本书将对欧洲和印度的个别区域进行考察比较。为了使读者明白本书的主要贡献，我们简单谈谈本书的贡献属于上述四个研究方向中的哪一个：（1）是市场在何时和如何整合？（2）如何解释整合的进程？（3）市场整合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4）市场整合的政治后果。前面的叙述稍微提到，本书的重点是与市场整合相关的问题，也就是上述第一个研究方向。分析之前被忽视的地区（如印度）时，描述市场整合的程度和进程是首要任务。搜集新证据，评估市场发展的程度，才能进一步研究整合的起因与影响。本书也对第二个研究方向作出贡献，因为我们对市场整合的趋势提出解释。这些解释基本上是定性的，虽然其他学者也做过，重点是要描述评估印度和欧洲市场整合的主要决定因素，包括地理和气候、广义的制度，以及政治、运输技术和基础设施。本章开头已指出，我们希望与市场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争论联系起来，这是第三个研究方向。本书对地理的关注，可为这项争论提供新颖又有全球性的视角。事实上，比较优势（更有效率或市场规模更大），可能为欧洲早期的兴起提供有利条件，这在大分流的争论中是至关重要的议题。基于对市场整合水平比较后得出的新发现，我们将采取相对简略与推断性的方式，探讨由市场主导的增长，在“欧洲兴起”中是否真的发挥过重要作用。第四个研究方向是市场整合的政治后果，这项议题不是本书的探讨对象，但我们考察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本书的另一项贡献，是讨论不断膨胀的市场，能否提高对抗恶劣天气（或气候）冲击的能力，如果可以，是怎么做到的？本书要回答，市场力量如何以及何时取代环境（特别是气候）因素，转而成为塑造人类经济的核心因素，改变了人类的命运。这是经济、文化上的重大转变。历史上第一次，经济活动和人类福祉的关切焦点，从“天定”的气候，转向了“人定”的市场力量。这一范式的转变，也强化了世俗社会的发展，和公民政治自决的出现。最后，阐释上述议题对相关争论也有裨益。其中之一是铁路的重要性，或更广泛地说：蒸汽技术对市场扩张与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性有多大？在此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以成本下降和运力大幅度增加为特征的运输革命，是市场整合和大规模分工的必要先决条件吗？另一项相关的争论是，民族国家及其疆界，对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多大？政治整合必须先于经济整合，还是相反？政治边界和关税，对市场整合和发展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国家的规模重要吗？还需要设定某些限制条件，才能充分描述本研究的范围和重点：界定所研究的市场处在哪个时段，以及它们所属的类型。本研究的时间段是1600—1900年，这有几个原因。首先，对18世纪的研究很少。最近的研究以19世纪为主体，若能采用一致的方法，同时考察18世纪和19世纪，较能全面描绘市场整合的面貌。这点特别重要，因为1800年被视为关键转折点。市场整合是否始于1800年之前（换言之，18世纪），还是真的要等到19世纪才发生？（在大分流的争论中）欧洲领先世界，发生在1800年之前还是之后，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还是在工业革命期间？对这些问题，都存在歧见。其次，暂且不谈1800年是否为大分流的分界点，大多数学者同意，世界大多数地区在17世纪末，市场的范围仍局限于地方或区域。研究者都认为，到1900年，大多数的商品与资本，都已形成全球性的市场，但全球性的劳动市场较不完整。因此1700—1900年间，是世界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市场扩张时期。世界大多数地区，都经历了市场从区域性迈向全球性的过程。再次，“有统计时期”指的是，大多数地区的政府，开始系统搜集公布各项经济数据，这是19世纪之后才有的事。目前的工作，是搜集更多的早期信息和数据源。从档案和二手资料中，汇整出大量新资料，才能提出更充分的定量分析证据，这是本书的重要贡献。除了受到研究时段的限制，本研究考察的市场范围也缩限到可控制的范围。分析的重点不是生产要素市场，而是商品市场。具体而言，聚焦在粮食市场：小麦、大米和其他粮食。分析方法主要是定量，分析的重点是（但不局限于）粮价，主因是20世纪之前的世界消费和贸易，粮食市场最重要。另一项优点是粮食史料易得，是此时期无可争议的最丰富且最好用的资料。同时期、同范围内，其他市场的数据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与粮食比拟。粮食相当适合用来评估市场整合的过程，从“运输的适宜性”看，粮食属于中间商品。一方面，它相对来说体积大、价值低（high bulktovalue ratio），这意味着运输成本和运输能力，对市场可达范围至关重要。只要粮食市场整合好，大多数商品的市场也必能整合，因为它们更容易运输。这个道理对那些体积小、价值高的商品（如香料或细布）的市场，并不适用。因为这些商品在市场还很不完整时，早已成功整合好几世纪了。若把细布这类商品作为市场整合的指标，无法适当地反映市场整合的面貌。另一方面，有些货物（如鸡蛋）本质上很难运输，运输成本也过高，价格会很昂贵，难以长途贩运。粮食可作为恰当的代表性商品，反映整体市场的扩张过程。本文选编自《大分流重探：欧洲、印度与全球经济强权的兴起》，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推荐购买此书阅读完整內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赢利组织运营的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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