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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南｜民族是什么？
作者｜厄内斯特 · 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
法国宗教史学家、哲学家。1862年被聘为法兰西学院教授，次年发表《耶稣传》，强调耶稣的人性，被罗马教廷列为禁书。1878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883年任法兰西学院院长。
译者｜袁剑
这里，我试图弄明白这些难题。在讨论的一开始，我们若不顾及到词汇的意义差异，最终就会造成致命错误。这是一件我想在这儿细心完成的事情，有些近似于活体解剖；哪怕是对那些跟我同时代的人，我都会丝毫不留情面。我将采取一种绝对冷静而中立的态度。
一
对我们来说，在罗马帝国灭亡或者查理曼帝国分裂之后，西欧就被分割成不同的国家，其中一些国家在某些特定时期曾试图获得对其他国家的支配权，但往往都昙花一现。在未来，人们很难完成像查理五世、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一世那样壮志未酬的宏图大业。建立一个新的罗马帝国或者新的卡洛林帝国的梦想在如今已是遥不可及。欧洲变得如此分裂，以致于任何力图一统天下的雄心都会沦为一种短暂的联合，这就使那些野心勃勃的国家最终不得不退回到原有边界。大国均势久已确立，一时难以改变。不管未来几百年风云如何变化，法、英、德、俄诸国都将在历史中各自扮演重要角色，决定着世界局势，这些国家的势力范围或许会大为拓展，但却不可能完全吞并其他诸国。
从术语的意义上说，“民族”（nation）在历史上的出现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古代的情况与近代很不相同：埃及、中国以及古迦勒底并不是“民族”（nation）。他们是太阳之子或天子所领导的一群人。不管是在埃及还是在中国，都不存在市民。古典时代有共和国、自治王国、城邦与帝国联盟等几种形式，但很难说它们具有我们现在指称的“民族”（nation）含义。雅典、斯巴达、泰尔[5]以及西顿是充满着最令人钦佩的爱国主义的小中心，但它们只是拥有相当狭小领土的（小）城邦。高卢、西班牙和意大利在罗马帝国将其归并之前是氏族的集合，它们彼此之间经常联合，却没有建立起中央机构，更不用说组建统一王朝了。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以及亚历山大帝国也没有祖国（patries）。从来就没有亚述爱国者，而波斯帝国也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封建结构。没有哪个民族（nation）能够将其源头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的大扩张时期，它们都是随着文明史的发展才逐步生根发芽的。
罗马帝国更像一个“祖国”（patrie）。罗马的统治尽管一开始非常严酷，但不久之后就深受欢迎，因为它对于结束各部之间的战争居功至伟。帝国既是一个巨大的联盟，同时也是一个秩序、和平与文明的同义词。在罗马帝国最鼎盛的时期，高尚的心灵、开明的主教以及深有教养的阶层共同培育出了一种对罗马盛世（Pax Romana）[6]的真正认同，它抵御着蛮夷之乱的威胁。但是，这个有今日法国十二倍大的帝国不能说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国家。罗马帝国东西部之间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而在公元3世纪以高卢为中心建立统一帝国的尝试也没有成功。事实上，日耳曼人的入侵为之后的世界确立了一条原则，并成为民族性（nationality）存在的基础。
究竟是什么特征使这些国家与众不同呢？它们是融汇各色人等的大熔炉。在上面所提及的国家中，没有哪个跟当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情况相同，在那里，突厥人、斯拉夫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叙利亚人以及库尔德人尽管共处时间久远，但彼此之间却依然泾渭分明。两大关键性要素导致了这种不同之处。首先，日耳曼人在与希腊人或拉丁人长期接触后，逐步接受了基督教，而当征服者或被征服者信奉相同的宗教时，或者甚至当征服者接纳了被征服者的宗教时，各类人等之间势如水火的土耳其式的体制就不再会出现了。第二个因素则是征服者所遗忘的自身语言。克洛维、阿拉里克、贡德鲍、阿尔博因以及罗兰的子孙们已经说罗马话了。这一事实本身也是其他多种因素造成的，这就是说，在事实上，法兰克人、勃艮第人、哥特人、伦巴底人以及诺曼人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族内通婚的。即使数代以来，族长们仍只娶日耳曼女人为正妻，但是他们的妾侍则是拉丁人，而且这些拉丁女人也是他们孩子的奶妈，而与此同时，整个部落都会群起仿效，跟拉丁女人通婚。这就意味着，从法兰克人和哥特人在罗马帝国的土地上站稳脚跟的那时起，法兰克语（lingua francica）和哥特语（lingua gothica）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所有这些事情所导致的关键后果是，尽管日耳曼入侵者的习俗相当粗鄙凶残，但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所强加的这种性格逐渐成为“民族”（nation）的实际性格。“法兰西”从一个具有相当合法性的国家名称变成法兰克人一支微不足道的少数派。在10世纪，在第一支作为时代精神完美写照的武功之歌（chansons de geste）[7]中，所有法兰西的居民都成为法国人。图尔的格列高里（Gregory of Tours）[8]反复强调的这种观念认为，法国人是由不同种族的人组成的，这种看法在雨果·卡佩（Hughes Capet）[9]之后的法兰西作家与诗人那里更是变得不证自明。尽管贵族与农奴之间的差别被尽力加以刻画，但在意识上并未表现出“族类”（ethnic）区别；它所展现的毋宁是一种胆识、习惯以及教育上的不同，而所有这些都是世袭演替的；至于他们的祖先是不是征服者，没什么人会关心。贵族因自身渊源而被国王授予特权的这种做法也被施用于“民族”（nation），这早在13世纪就已经作为一种教条而被建立起来。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几乎所有的诺曼征服者身上。即使经过了一两代人，诺曼人的影响力依然深远，这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他们赋予了被征服国家一种贵族性和军事习俗，以及一种他们之前未曾知晓的爱国主义。
我认为，遗忘，甚至是历史性的有意误记，是型塑“民族”（nation）的一个关键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经常会产生对“民族性”（nationality）（原则）的威胁。确实，在所有政治组织起源方面的历史探究都会造成轻微的暴力事件，而不管怎么说，这些历史探究结果对于探寻起源或多或少都会发挥作用。统一体经常会受到野蛮行为的影响；法国南北部的联盟是持续近百年的屠杀与恐怖的结果。恕我冒昧而言，即使法国国王是在某个长时段内型构一个“民族”（nation）的最好代表；哪怕他建立起了曾经有过的最为完善的民族统一体，但追根究底式的探究还是会破坏他的威信。他所型塑的“民族”（nation）会讨厌他，而如今，从文化上看，这些人也正是那群知道国王先前价值与成就的人。
但西欧历史的这些伟大法则却使我们深有感触。一些国家没有实现法国国王的这番宏图大业，而法国国王之所以能成功，部分在于其孔武有力，部分则因其公平正义，这些都极大地促成了大业的实现。在圣伊什特万王冠（the Crown of Saint Stephen）[10]的映照之下，马札尔人和斯拉夫人依然像800年前那样泾渭分明。哈布斯堡皇室远远没有将治下的众多不同族类融为一体，而是继续保持着他们之间的差别，并经常分而治之，支持一方来反对另一方。在波希米亚这样的地方，捷克人与日耳曼人是高人一等的，各族之间的关系就像杯中的油和水一样分层明显。土耳其按照宗教划分族类（nationality）的政策也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它导致了东部地区的沦丧。假如你观察诸如萨洛尼卡（Salonika）[11]或士麦那（Smyrna）[12]这样的城市，你会发现，那里存在着五、六个社群（community），其中每一个都会有自己的历史记述，而且这些历史记述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然而，“民族”（nation）的本质就在于每个成员都会拥有许多共同的事物，而同时，每个成员也都遗忘了许多事情。没有哪位法兰西公民会知道他是否是一个勃艮第人、阿兰人、塔里发人或者西哥特人，而每一个法兰西公民都必须要遗忘圣巴托罗缪惨案[13]，以及13世纪发生在南方的屠杀事件。在法兰西，不会超过10个家族能够拿出真凭实据，说自己真的跟法兰克人一脉相承，而哪怕是这些所谓的真凭实据，也都会存在本质性问题，它实际上是一种终将会瓦解谱系制度的无数未知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因此可以说，近代“民族”（nation）就是一系列趋同性事实所造成的历史性结果。有时候，这种统一体受到王朝的影响，就像法国的情况那样；有时候，它由各省的直接意愿型塑而成，就像荷兰、瑞士以及比利时的情况那样；有时候，它是一种共同意识的产物，是对封建主义幻想曲的迟来的成功，意大利和德国的情况就是如此。这几类形成方式通常都需要一种重要而深层的存在理由。在这些情况下，这些原则经常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诸位已经看到，意大利虽然战争失败但却实现了统一，而土耳其虽然获胜但终归衰败。每一次战败都会鼓舞土耳其人，这种情况在小亚细亚之外并不是绝无仅有的。法兰西人可以光荣地声称通过法国大革命，“民族”（nation）形塑了法兰西人民。如果其他人也这样模仿我们的话，我们也不会生气。正是我们找到了“民族性”（nationality）的原则。但是，“民族”（nation）是什么？为什么荷兰是一个“民族”（nation），而汉诺威或者帕尔马大公国却不是？而在当初所确立的原则不复存在之后，法兰西是如何继续转变为一个“民族”（nation）的？有着三种语言、两种宗教以及三四个种族（race）的瑞士能成为一个“民族”（nation），而非常同质化的托斯卡纳（Tuscany）[14]却未能成为一个“民族”（nation）？为何奥地利是一个国家（state）而不是一个“民族”（nation）？民族性（nationality）的原则在哪些方面与“种族”（race）原则相区别？这些问题是每个思考者都力图解决的，因为这样才能使他的心灵得以平复安宁。这个世界的事情很难说都是因为这些想要寻根究底的理由所造成的，但是，明智之士还是希望能找到这些问题的根源，并千方百计破解那些粗浅头脑为之困扰的谜团。
二
假如按照某些政治理论家的看法，即一个“民族”（nation）首先是一个王朝（dynasty），这种情况出现在早期征服时期，在一开始被人们所接受，之后则逐渐被人民大众所遗忘。对上面的这些理论家来说，各省之间的结盟通过战争、联姻及条约而日益向王朝形式靠拢，并最终建立起新的王朝。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的近代“民族”（nation）都由一个有着封建化源头的家族所形成，他们通过联姻而彼此接触，进而产生了一种中央核心的意识。1789年的法国边疆既不是天然形成的，也不是生存必需的。卡佩家族治下的广阔领地中又纳入了之前被分割的凡尔登这一狭长地域。他们当初在获取此地时，既无天然边疆的观念，也无“民族”（nation）权利的观念，更无省份意识的问题。英格兰、爱尔兰与苏格兰的联合同样也在事实上建立起了王朝（dynasty）。意大利在成为一个“民族”（nation）之前曾长期四分五裂、徘徊不前。究其原因，就在于，在众多的统治家族中，没有哪个能够在19世纪之前将自己型塑为统一体的核心。让我们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正是在不那么重要的撒丁岛，这块意大利人很少的地方，萨伏依家族获得了王位。通过一场英雄般的革命运动建立起来的荷兰，却仍然与奥兰治家族联姻，但是，当这一同盟彼此妥协之日，就是这个国家真正遭遇危机之时。
但是，这一法则是绝对的吗？当然不是。瑞士和美国就是例子，它们型塑自身的方式就像企业集团那样，通过连续的合并而逐步形成，它们并不存在王朝基础。鉴于法国的情况，我不准备谈论这一问题，因为我只有在真正有必要审视未来时，才能这么做。这里，我只想说，这个秉持伟大法兰西皇家法则建立起来的如此神圣崇高的王朝，在其覆亡的第二天，“民族”（nation）就鼎然而生了。此外，18世纪也改变着一切。在几百年来行动跟观念背道而行之后，人们开始回归到古代精神之中，回归到自我尊崇的观念之中，回归到关于自身权利的观念之中。祖国（patrie）和公民（citizen）这些词汇已经回复了先前的意义。因此，正是这种对历史具有深远影响的明显举动带来了巨变，从生理学意义上说，与最初意图相比较，这种行动为已经失去头脑与心灵的身体重新恢复了原来的意识。
有鉴于此，我们就必须承认，一个“民族”（nation）可以脱离王朝而生存，甚至那些由王朝所型塑的“民族”（nation）也可以在王朝延续不堕的情况下加以分割。只顾及王公权利的古老法则将难以为继；在王朝之外，还有“民族的”（national）权利。然而，依据什么标准才能确立起这种“民族的”（national）权利呢？人们又通过怎样的标志而认识到这种权利？以怎样的事实来告诉他们这种权利？
一些人自信十足地声称这些都可以从种族（race）那里得来。但是，这些人所宣称的这种由封建制度、皇室联姻以及外交协商而导致的人为划分，正日渐衰败，越来越不为人们所接受。种族（race）的认定依然是明确无疑的。正是这种种族归属形成了一种权利，塑造了一种合法性。进而言之，日耳曼家族就有权将散落在日耳曼秩序之外的部分加以重整，哪怕这些部分并未要求重新聚合在一起。超越某一省份的日耳曼秩序的权利较之那个省份对自己居民所拥有的权利更为强大。故而就产生了一种与天赋王权类似的原生权利；这就使一种“族类”（ethnographic）原则逐步替代了“民族的”（national）原则。这实在是一个巨大失误，一旦“族类”原则成为统治性法则的话，欧洲文明就会被破坏殆尽。与“民族”（nation）原则一样，种族（race）的原生权利对于进步的真正威胁在于其所谓的公平与合法性。
野蛮人的入侵则进一步深化了罗马帝国既有的这种组织方式。野蛮人王国的建立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族类”（ethnographic），这些征服王国中各类人等的划分，要么取决于征服者的武力，要么干脆就胡乱规定一番。这些外来征服者跟那些被征服民众所属的种族（race）完全不同。罗马曾经塑造过什么，查理曼大帝就以其自己的方式重新加以塑造，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由众多不同种族（race）构成的单一帝国；那些导致凡尔登被分割的各种因素，就像那悄无声息地从北到南所划的两条长长界线一样，身处这两条界线中间的种族（race）对此可以说毫不关注，但是，在这条分界线的左右两侧，情况就全然不同了。边疆变迁从中世纪起开始产生影响，但“族类”（ethnographic）的分隔却仍然不被人所关注。即便政治家们游说卡佩家族，并使之在法兰西的名义下以古代高卢为中心组成巨大集团的话，这也只是因为这些地区与周邻区域的联合有着天然的趋势。多菲纳（Dauphiné）、布烈斯（Bresse）、普罗旺斯（Provence）以及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再也无法召唤出任何共同的起源。所有的高卢意识在公元2世纪之后就消失殆尽了，而如果只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的话，在我们的时代，高卢意识的身份认同被追溯式地重新恢复了。
于是，对“族类”（ethnographic）的思考在近代“民族”（nation）的构成中就变得无足轻重。法兰西（曾经）居住过凯尔特人、 伊比利亚人以及日耳曼人。德国曾经是日耳曼人、凯尔特人以及斯拉夫人繁衍生息的土地。意大利是一个“族类”（ethnographic）争论最为纷繁复杂的国家。高卢人、埃特鲁斯坎人（Etruscans）、佩拉斯吉人（Pelasgians）以及希腊人，如果不考虑一些其他因素的话，他们交融于一种不可分辨的混杂之中。被视作一个整体的不列颠群岛则是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的混融杂居，很难分清楚哪块地方属于哪类人。
事实上，不存在一个纯种的种族（race），而且通过分析“族类”（ethnographic）特征进而制定政策的打算纯属痴心妄想。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这些最高贵的国家，也是血缘最为混杂的国家。德国是例外吗？有一个纯粹的日耳曼人国家吗？这是一个彻底的错觉。整个南方曾经是高卢人的；从易北河开始的整个东方是斯拉夫人的。甚至在那些声称真正纯种的地方，果真如此吗？当我们在这里对其中的某个问题加以探讨时，就必须考虑到，当我们用清晰的观念捍卫自身并避免误解时，究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对种族（race）的讨论是没完没了的，因为持有哲学观点的历史学家与持生理学观点的人类学家对概念的解释完全是两条不同的路子。对人类学家来说，种族（race）在动物学中有着相同的意义；它指称真正的祖先，是一种血缘关系。然而，对语言和历史的研究并没有造成生理学上的那种分隔。诸如短头型（brachycephalic）或长头型（dolichocephalic）的词汇在历史与语言学中无关宏旨。在创造了雅利安语言和生活方式的人群中，就已经有短头型和长头型了。而那些创造了被称为闪米特语言和制度的原始集团，也是这样的情况。换句话说，人类的动物学起源要大大早于文化、文明以及语言的起源。原始雅利安人、原始闪米特人以及原始图尔人集团并不存在生理学意义上的统一体。这些人之所以被归为几类，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它们出现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在大约一万五千或两万年以前，而人类的动物学起源则是渺无可寻的。在语言学与历史学上已知的是，日耳曼种族（race）毫无疑问是一个内部人种纷繁复杂的系谱，但它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家族吗？当然不是！单独的日耳曼意识仅仅出现于公元数世纪之前。人们也许会说，日耳曼人在这个时期还没在地球上出现呢。在这之前，他们栖身在塞西亚人这一巨大而模糊不清的群体中，与斯拉夫人混杂而居，他们没有自身独特的个性。英国人确实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但是，他们被非常不恰当地归类为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族（the Anglo-Saxon race），这既非凯撒时期的布立吞人（Briton），也不是亨吉斯特（Hengist）时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the Anglo-Saxon），也不是克努特（Canute）时期的丹麦人（Dane），更不是征服者威廉时代的诺曼人；它毋宁是所有这些（要素）混融而生的产物。法国人既不是高卢人，也不是法兰克人，更不是勃艮第人。在一定程度上，法国人实际上是一座大熔炉，在法国国王的主持之下，大部分不同要素都被一锅煮。泽西岛（Jersey）与根西岛 （Guernsey）[15]上的当地人，只要稍微关注下他们自己的起源，就会发现，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最早是从对岸来的诺曼人。在11世纪，哪怕是最敏锐洞察的眼睛，也没有注意到居住在海峡两岸的那些人之间的最细小区别。而这些细枝末节之处，正表明腓力普·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并未占领这些将剩余的诺曼人维系在一起的岛屿。在此后7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两部分人的彼此隔绝使两边的民众不仅变得彼此生疏，而且还产生了整体性差异。种族（race），正如我们历史学家所理解的，就成了一些已经与未经改造的东西。种族（race）研究对于学者关注人类历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在政治中却并不适用。操控欧洲版图变迁的内在意识并没有考虑到种族（race）的状况，而且可以说，欧洲的主导“民族”（nation）在事实上都是混血“民族”（nation）。
因此，虽然种族（race）在最初至关主要，但却变得日益无足轻重。人类历史与动物界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种族（race）也无法概括全部，就像啮齿目动物或猫科动物中的情况一样，而且，一个种族（race）也没有权力在世界各地测量人类的头骨，然后就扼住他们的喉咙说：“你具有我们的血统；你属于我们！”除了人类学特征之外，还有诸如理性、正义、真善美的特征，这些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视同仁的。你要当心了，这一“族类”（ethnographic）政策完全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它随时会发生变化，如果今天你用它来反对其他人，明天你就可能发现它被倒过来反对你们自己。你们能保证那些将“族类”（ethnicgraphy）的大旗升得够高的日耳曼人不会察觉到斯拉夫人会转而用这一理论来分析萨克森和路萨提亚的村民名称，以寻找维尔齐人（Wiltzes）或者阿伯德里特人（Obotrites）的蛛丝马迹，并要求对他们祖先所遭受的来自奥托诸帝的屠杀和大规模奴役提供补偿？每个人最好是知道如何遗忘。
我对人种学非常感兴趣，因为它是一门关注种族（race）的科学；但是，在我能自由表达意愿的范围内，我希望它不用于政治目的。人种学，就像所有类型的研究一样，都会发生系统性的转变；这是进步的必要条件。国家的边疆与科学活动息息相关。爱国主义必将依赖某种或多或少有些矛盾的论文。人们会走到爱国者面前，并说道：“你们是错误的；你们为诸如此类的原因而流血牺牲；你们确信自己是凯尔特人；其实完全不对，你们是日耳曼人。”而10年之后，你们将会被告知，你们实际上是斯拉夫人。假如我们不去歪曲科学的话，我们将不必为这些问题费尽脑筋，并苦寻解决的办法，因为这些问题当中卷入了多方的利益。毫无疑问，一旦有人迫使科学首先为外交服务，他就会时时沉溺于这种共谋之中。科学有着更好的事情要做，让我们只求它说出事实！
我们刚才对种族（race）所作的解释，也适用于语言。语言使人们走向联合，但这种联合应该是自愿的，不应强迫去实现这种联合。美国和英国、拉丁美洲和西班牙使用相同的语言，但并没有形成单一的民族。与此相反，秩序井然的瑞士自从由各部分组建之日起，就有三四种语言。在这中间，有一种超越于语言的东西，也就是说，一种意愿（the will）。瑞士的意愿是走向联合，尽管其方言各异，但较之经常通过众多烦人方式而获得的一种相似性，瑞士的这种联合意愿方面的事实要远为重要得多。
这种对语言的解释，就像对种族（race）的过分痴迷一样，潜藏着危险与缺陷。将一个特定文化中人们的语言差异夸大为“民族化”（national）的差异；人们不仅限制了自身，人们还被自身所困。如果说，一个人之所以离开他在人生广阔空间中所呼吸的令人心旷神怡的气息，正是为了在与本国同胞密会时将自己紧紧包裹起来的话，那么，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败坏人心了，也没有什么能比这种行为对文明的干扰更大的了。让我们不要抛弃这一基本原则，即，在他局限于说某种语言之前，在他是某个种族（race）的成员之前，在他属于某种文化之前，人还是一种理性与道德的生物。在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文化之前，还存在着一个整体性的人类文化。想想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他们既不是法国人，也不是意大利人，更不是德国人。通过他们对古代的探究，使我们重新认识了人类精神的真正秘密，并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
宗教同样无法为近代的“民族性”（nationality）奠定足够的根基。从根源上看，宗教必须与社会集团共存，这些社会集团是家族的延伸。宗教与仪式是家族的仪式。雅典的宗教是对雅典自身、对其神话创建者及法律与习俗的膜拜；它并不包含宗教教义。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这种宗教是一种国家宗教。假如哪个人拒绝服膺这种宗教，他就不是一个雅典人。从根本上看，这种宗教是对卫城（Acropolis）化身的膜拜。对阿革劳罗斯 （Aglauros）圣餐桌的宣誓就是对祖国的宣誓。对我们诸位来说，这种宗教，或者说，对旗帜的膜拜，也表现在大量的（军事）行动当中。拒绝参与这种膜拜，就跟我们现代社会中的拒绝服兵役一样，这将表明他不是雅典人。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种膜拜对于那些并不来自于雅典的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人们也并不想接受这些外来者，并使这些人接受雅典的这种宗教信仰。雅典的奴隶也无法做到这一点。这种情况也常常出现在很多中世纪的小共和国当中。假如某人没有向圣马可宣誓，他就不被看成是一个合格的威尼斯人；要是一个人没有将圣安德鲁视作最杰出的圣徒，他就不是一个好的阿玛尔菲人。在这些小型社会中，后来被我们视作迫害或暴行的东西，在当时是合法的，并且往往与我们恭祝家族祖先诞辰或新年祝福的习俗同样重要。
斯巴达和雅典的情况，在亚历山大征服后出现的王国中不再出现，在罗马帝国中则更为少见。安提阿以比凡尼 （Antiochus Epiphanes）所放纵的迫害是为了使东部对天界之主宙斯加以膜拜，而罗马帝国为维持一种假想的国家宗教而大加迫害的做法是错误的、有罪的和荒谬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家早已明白了这些情况。广大民众不再相信会存在一个完美无缺的统一习俗。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去信仰并实践他所能做的和所期望的东西。这里不再会有一种国教；一个人可以是法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也可以是天主教徒、新教徒或者东正教徒，或者索性完全不信教。宗教成为一种个人事务；它所关注的是每个人的意识。“民族”（nation）分化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情况将不复存在。在五十二年前比利时独立建国[17]的过程中，宗教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双方的内部裁决保持了（先前）所有的重要性；但现在，宗教几乎完全弱化为一种用以确定民族边界的要素。
利益共同体毫无疑问是人们之间一种强有力的联系纽带。然而，利益就足以形成一个“民族”（nation）吗？我不敢苟同。利益共同体会形成贸易协定，但是“民族性”（nationality）有它情感性的一面；它心身一体。关税同盟（Zollverein）[18]不是祖国。
地理，或者我们所知的自然边界，无疑在“民族”（nation）分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地理是历史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河流哺育了种族（race），而后者又反过来限制了种族的发展。但是，人们是否能像一些政党所称的那样，先将一个“民族”（nation）的边界在地图上标定出来，而这个“民族”（nation）有权决定是否有必要划定专门轮廓，说这座山、那条河都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依据的又是哪门子优先权呢？就我所知，没有比这更为随意、更为武断的教条了，因为它允许一个人将任何一种暴力手段用作合法工具。首先，我们是否要将山脉与河流视作是型塑这些所谓自然边界的东西呢？对山脉加以划分，这无可争议，但是河流更趋向于联合统一。此外，并非所有的山脉都能用来划分国家。什么可以加以划分，而什么不能划分？可以说，从比亚里茨到托尔尼奥，没有一个河湾较之其他任何地点更适合作为边界标记。历史已经做出了裁决，卢瓦尔河、塞纳河、默兹河、易北河或者奥德河能够像莱茵河那样自然而然地成为一段自然边界，就像这种划分所带来的对诸多基本权利里破坏一样，这些都是由人们的意愿所决定的。人们会说，这些都有战略上的考虑，但是，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很明显，一些妥协是必须的，但这些妥协不能过分。除此之外，人人都会寻求军事优势，而且人们也不会放弃战争。不，除了种族（race）之外，要塑造一个“民族”（nation）的话，是不需要更多的土地的。土地提供了根基、争斗与劳作的场地；人类则奉献了心灵。在塑造被称为“民族”（a people）这种神圣之物的过程中，人的因素无处不在。没有什么（纯粹）物质能够代替它。“民族”（nation）是一种精神原则，是历史深刻复杂状况的表现；它是一个精神家族，而不是一个由地形所决定的集团。我们现在发现，究竟什么东西才是创造这种精神原则所不可或缺的，这就是：种族（race）、语言、物质利益、宗教关系、地理以及军事需要。还需要什么呢？我将概括地加以回答。诸位，我不会耽误你们太多时间。
三
一个“民族”（nation）是一个灵魂，一种精神原则。事实上，正是合二为一的两件事情型塑了这种灵魂或精神原则。一个在过去，一个在现在。一个是所拥有的丰富记忆遗产；另一个是当代出现的要生活在一起的共同意愿，这是一种保持人们以一种整体性方式塑造的文化遗产的意愿。普通民众或上层名流都没有故意表演。“民族”（nation）就像个体一样，是对奋斗、牺牲、以及奉献的漫漫辉煌岁月的累积。在所有的宗教膜拜中，对祖先的膜拜是最具合法性的，因为是祖先孕育了我们。一段英雄般的过去、伟人、荣耀（我因之理解了真正的荣耀），这是人们型塑“民族”（nation）意识所要建基的社会资本。为了获得过去的共同荣耀以及现在的共同意识，为了共同呈现伟大事业，为了展现更多的东西，这些都构成了一个民族（a people）的本质条件。人们的爱与为了他所赞同的东西而做出的牺牲紧密相连，也与他所遭受的病痛相关联。人们所喜欢的正是他曾亲手建造但现今已毁掉了的房子。斯巴达之歌——“我们是你们过去时的样子；我们将成为你们现在的模样”——简单地看，这是每个祖国的简明圣歌（国歌）。
较之与战略意识相契合的关隘与边塞，更有价值的是人们所共同拥有的事实：共同去体验漫漫往昔、荣耀遗产、苦难悲伤，同时，也去分享同甘共苦的经历，并一起展望美好未来。这些是在不同种族（race）和语言中都能理解的事情。我现在只谈“共同的苦难”，确实，从意义上来说，共同体的苦难要高于乐趣。在“民族的”（national）记忆所关注的地方，失败要比胜利更有价值，在这里，人们进一步肩负起责任，并期待着共同奋斗。
“民族”（nation）因此也具有了一种大范围的稳定性，这是由牺牲的感觉所带来的，这种牺牲的感觉产生于过去，但人们也试图在未来重新加以塑造。它预设了一个过去；它是一种总结，而如今，则通过一种明确的事实展现出来，也就是说，精确地表现试图延续一种共同的生活。如果你对隐喻有所了解的话，“民族”（nation）的存在就是一种逐日进行的公民投票，就像个人的存在是一种对生活的反复肯定一样。就我所知，“民族”（nation）较之神权，更少形而上学化，而与所谓的历史权力相比，也更少血腥气息。至于我为你们诸位所勾勒出的观念来说，“民族”（nation）并不比一位国王对他臣民所说的“你们属于我，我拥有你们”具有更多的权利。对于各省而言，我所关注的是当地居民；假如某人有参与当地事务的权利，他就是这个地方的居民。一个“民族”（nation）从未真正有兴趣去吞并或控制一个持抗拒意愿的国家。总而言之，“民族”（nation）的意愿就是它唯一的合法性标准，各种标准终将汇融为这种意愿。
我们已经对政治作了形而上学以及理论化的抽绎。对于那些有期望与需求的人们来说，还会留下什么问题呢？你们或许会对我说，在长时期的分隔之后，“民族”（nation）的分裂将会成为一种体系性的结果，即，这些被旧制度所控制的地方将会经常受到那些独裁意愿的摆布。很明显，在这些情况下，没有什么原则必须持之久远。实际上，这一所谓的秩序，只有在当整体处于一种共有的潮流中时方才适用。人类的意愿发生了变化，但意愿底下的什么又没有发生变化呢？“民族”（nation）并不是永恒的东西。它们有其起始，也有其终结。欧洲联邦的意愿很可能会取代它们，但这并不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纪的法则。如今，“民族”（nation）的存在是一件好事情，甚至是一种必需。它们的存在是自由的保证，而如果有朝一日，世界只存在一种法则和一位主人时，这种自由就会不复存在。
尽管“民族”（nation）为数众多，而且也经常相互对立，但它们还是参与了文明的共同工程；每个“民族”（nation）都是人类伟大音乐会中的一段乐章，毕竟，这是我们所能获得的最理想化的现实情景。若孤立地看，“民族”则各有其弱点。我经常提醒自己，“民族”（nation）为有着这样那样缺陷的个人带来了优秀的品质，那些自负的人，那些小心眼、自私且脾气暴躁的人以及那些睚眦必报的人，都将会成为最具包容之心的人。所有这些纷扰细节将会在所有情况下消失得一干二净。可怜的人类，你们如何才能经历磨难！多少考验在等着你们！明智之精神将会引导你们，保护你们免受路上遍布的无尽危险！
先生们，让我作个总结。人们既不是其种族（race）也不是其语言的奴隶，更不是其宗教的奴隶，同样不是为山川河流所困的奴隶。人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聚合，他们思想健康、内心温暖，他们形塑了我们称之为“民族”（nation）的道德意识类型。只要这种道德意识能够因共同体利益而放弃个人利益所作的牺牲而得到强化，它就是合法的，就有权生存下去。假如人们对自己国家边地的情况日渐困惑，就要问问这一争端地区的民众。他们无疑有资格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我的这种建议将会给政治带来友善的面孔，这些终生都在欺骗自己和别人的“绝对正确”的人们，就算从他们所谓的优先权来看，也是有愧于我们平常所关注的东西的。“以主的名义，问那些人吧！多么天真！这是那些声称要用孩童般的简单方式取代外交和战争的那些愚蠢的法国佬的一个绝好例子”。等一下，先生们；让那至高无上的统治结束吧，让我们保持耐心，经受住强权的蔑视。也许，在一番毫无成果的摸索之后，人们将会回复到我们曾有过的最为谦逊的经验性解决方式上来。在未来，人们要确保正确的最好方式就是：在特定时期中知道如何在潮流之外找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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