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Святлана Аляксандраўна Алексіевіч）记者，散文作家。2015年，因为她的“复调书写，成为我们时代里苦难与勇气的纪念”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我不能够再……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尖叫声。谁在尖叫？我不知道。是我自己，还是邻居在尖叫？她在楼梯上闻到了瓦斯气味，打电话叫警察。（她起身走向窗边）秋天，不久前还是一片黄澄澄，现在由于下雨，全部黑了下来。即使在白天，光亮也在很遥远的地方。从早上起，天色就是昏暗的。我打开了家里所有的灯，全天都开着，还是觉得不够亮……（她又回来，坐在我对面）起初我梦见我已经死了。我童年时，就很多次看到有人死去，后来我忘了这些……（擦眼泪）不明白我为什么哭？我自己全都知道，我知道自己生命中的一切……在梦中，有很多很多鸟在我头顶上盘旋，撞击着窗户。我醒来的时候，感觉好像有人在我的头旁边。有人站在那里。我想转身看看是谁，却有些害怕，有一种预感：不应该转头去看。不能看！（沉默）我在想另一件事，关心着另一件事……不是马上考虑这个……你问我的童年……（她用双手捂住脸）我现在还可以感觉到……感觉到妈妈和继母的香甜味道。我看到了高山，木头搭起来的瞭望台，上面有士兵，他们冬天穿着羊皮大衣，春季穿着军大衣。还有铁床，很多铁床摆在一起，一张挨一张……我以前觉得，如果我对什么人说出这些，我就会想离开这个人，从此再也不要见他。所有这一切，都是我深深地、深深地隐藏起来的……我从来没一个人生活过，我曾经在哈萨克斯坦的禁营住过——它叫卡尔拉格，之后又被流放。我住过孤儿院，住过宿舍，住过公共房……周围总是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身体，其他的眼睛。我四十岁才有了自己的房子。上级分给了我和丈夫一间两居室公寓，那会儿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我还是像住集体宿舍时一样，习惯性地往邻居家跑，借面包，借盐，借火柴，所以周围的人都讨厌我。我从来没有独自生活过，无法习惯。我还总是盼望有人来信。期待收信，收信！现在我还在等待……就是此刻我也在等待……一位女友去以色列投奔女儿了，她写信给我问道：“你们那里发生了什么？社会主义之后的生活怎么样？”我们的生活怎么样？你走在熟悉的大街上：法国商店、德国商店、波兰商店，所有名字都是外语的。外国袜子、外国毛衣、外国靴子、外国饼干和香肠……到处都找不到我们的苏联产品。我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全都是：生存就是斗争，强者战胜弱者，这是自然规律。我们必须长出利角和铁蹄，穿上盔甲，弱者无人需要。到处都要有强壮的肘臂，肘臂，肘臂。它叫法西斯主义，是卍！我感到震惊，感到绝望！这些都不是我的，不是我要的！（沉默）要是有人在我身边，有什么人……我丈夫？他已经离开我了。我很爱他……（突然笑了）我和他是在春天结婚的，当时樱花盛开，丁香满园。他也是在春天走的。但他还常常回来……在梦中回来看我，他不断在说着什么，但一切都是不可原谅的了……而在白天，我沉寂得就像聋子和瞎子。我与往事的关系，就如同与一个人的关系，如同与活人的关系……我还记得《新世界》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所有人都读过，全都受到震撼！这么多的对话！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对此这么感兴趣、这样惊奇？对我来说，他写的都是我熟悉的、完全正常的事情：囚犯、营区、粪便……还有——禁区。我的父亲1937年被逮捕，他曾在铁路上工作。妈妈到处奔波，四处解释，证明爸爸是无罪的，抓他是一个错误。这样她就把我忘了，当她想起来时，想弥补时，为时已晚。她喝了各种脏水，又进过热水浴缸。于是，生出了我这个早产儿……但我活了下来。我很多次都大难不死。好多次！不久，我妈妈也被逮捕了，我和她一起被带走，因为不能把孩子独自留在公寓里，我那时只有四个月大。妈妈事先就把两个姐姐送到我姑姑住的村里，但是内务部下达的文件说：必须把孩子送回斯摩棱斯克。在火车站他们直接把我姐姐带走了：“孩子在孤儿院长大，说不定长大还能成为团员。”连地址都没给。过了很多很多年，等我们找到她们时，她们都结婚了，已经有了孩子。我和妈妈在营区，一直住到我三岁。妈妈记得，那时经常有小孩子死亡。在冬季就把死者堆在大木桶里，死者就在那里一直躺到春天，老鼠把尸体都咬烂了。到了春天安葬时，掩埋的只是支离破碎的尸骸……三岁以上的孩子就被从母亲身边带走，安置在孩子营房。从四岁起——不，大概五岁之后，我就记事了，一切都历历在目……早晨我们通过铁丝网看到我们的妈妈：她们被点名，然后带走去工作。她们走进我们被禁止进入的区域。后来有人问我：“姑娘，你是哪里人啊？”我就回答说：“禁区。”禁区那边是另一个世界，有着莫名的、可怕的、我们所没有的存在。那里是戈壁，是沙漠，只有干燥的茅草。我觉得那里的戈壁已经到了世界的尽头，除了我们之外，那里没有别的生活。一些士兵看守我们，我们以他们为荣，他们的帽子上都有小五星……我有一个小伙伴，叫鲁比克·契林斯基。他带我穿过铁丝网的空隙去看妈妈。在所有人排队去餐厅时，我们躲在门后。“你不喜欢喝粥吗？”鲁比克问我。我一直想喝粥，非常喜欢喝粥，但是为了看我的妈妈，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我们钻进营房去看妈妈，但是营房是空的，所有的妈妈都去干活了。我们都知道妈妈不在营房里，但还是爬过去，闻闻那里的一切。铁床，用于饮水的铁槽，甚至一条条铁链子，都有妈妈们的气味。土地的味道，妈妈的气息都有一种香味……有时候，我们在那里看到别人的妈妈，她们躺在床上咳嗽。有一个妈妈在咯血，鲁比克说，那是托莫奇卡的妈妈，托莫奇卡是我们当中年龄最小的，她妈妈很快就死了。后来托莫奇卡也死了，我一直在想：托莫奇卡的死讯应该告诉谁呢？要知道她的妈妈也死了啊……（沉默）过了很多很多年，我还常常回忆起这件事。我妈妈不相信我的记忆：“你当时只有四岁。”我告诉她，那时她穿着帆布鞋，鞋底是树皮做的，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大袍子。她惊呆了，哭了起来。我全都记得……我记得妈妈给我带回来一小块香瓜，虽然只有纽扣大小，包在破布里，但是好香啊。我还记得有一次男孩子们叫我去和小猫玩，但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猫。猫是他们从外面带进来的，禁区内根本没有猫，猫在禁区内根本不能生存，因为那里凡是能吃的东西全都剩不下。一直以来我都习惯于看着自己的脚下：或许会找到什么吃的。我们吃过草叶、树根、石苔。我们很想喂喂小猫，但什么都没有，我们就在吃了东西后给它我们的唾液吃！它还真吃。吃了！我记得母亲想要给我一块糖。“安妮卡，拿着这块糖！”她通过铁丝网对我喊道。看守赶她回去，她倒在地上。看守抓着她的黑色长发，拖着她往前走……我很害怕，我不知道什么是糖。孩子们也没有一个知道什么是甜味，他们看到这情景都吓坏了，但是明白必须把我藏起来，于是把我推到了中间。孩子们一直把我围在中间：“因为我们的安妮卡跌倒了。”（哭）不明白我为什么哭？我为所有事情哭，我知道自己生命的全部，但是我会忘了我要说什么。我表达的意思不完整……是吗？我的意思不完整？……恐惧并不只有一种，有很多让我们恐惧的事，大大小小都有。我们害怕长大，害怕长到五岁。到了五岁，我们就会被送往孤儿院，我们知道那是很远的地方，离妈妈很远。我现在都还记得，我被送到第五区第八号孤儿院。一切都被编了号，那里不是叫街道而是叫排：第一排，第二排……我们被装上一辆卡车，就要开车了。妈妈们跑过来，死死抓住车帮，尖叫哭号。我记得妈妈们全都哭了，孩子们哭的却不多。我们不调皮，我们不淘气，我们也不笑。我是在孤儿院才学会了哭。在孤儿院我们被殴打，我们被告知：“可以打你们，甚至杀掉你们，因为你们的母亲是敌人。”我们从来不知道爸爸在哪儿。“你妈妈是个坏人。”我记不清那个女人的脸了，就是她一遍一遍地重复这个。“我妈妈是好人。我妈妈很美丽。”“你妈妈是坏人，她是我们的敌人。”我不记得她是否说过“消灭”这个词，反正她说过类似的话，可怕的话……是的……我都害怕记起它们。我们没有辅导员或老师，这些我们听都没有听过，我们只有指挥员。指挥员！他们手上总是握着一把长尺，随便什么事情就能打人，很简单，很随意……我倒很想他们把我身上打出一个窟窿，那样他们就不会再打我了。结果窟窿倒是没有，但全身长满了脓疮。我感到很高兴……我的朋友奥列契卡脊椎上有几个金属钉，所以就不能挨打了，我很为她高兴。大家都好羡慕她……（久久凝视着窗外）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件事。我很害怕，可是我怕什么？我不知道……（思考）我们喜欢夜晚，总是期待夜晚快点儿来。黑暗，漆黑的夜晚。到了晚上，值夜班的弗罗霞阿姨就来看我们。她很善良，给我们讲阿列努什卡和小红帽的故事，还总是在衣袋里装些麦粒，谁哭了就给几粒。最爱哭的是小丽丽，她早上哭，晚上也哭。我们都有疥疮，厚厚的红疮长在肚子上，小丽丽的腋下也有水疱，脓汁都爆裂了。我记得孩子们之间也互相举报，这么做会得到奖励。小丽丽是告状最多的……哈萨克斯坦气候恶劣，冬季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夏季四十摄氏度高温。小丽丽在冬天死去了，要是她能活到草长出来就好了……也许熬到春天她就不会死，不会了……（声音含糊不清）我们上学读书了……被教导最多的，就是要热爱斯同志。我们人生中的第一封信都是要写给他，寄到克里姆林宫。那时候就是这样……当我们学习俄语字母时，就发给我们白色的纸张，听写出给我们最慈祥的、最敬爱的领袖的一封信。我们热爱他，我们相信他会回信给我们，会送给我们礼物，许多许多礼物！我们看着他的照片，我们觉得他是那么漂亮，是世界上最英俊的男人！我们甚至争论过，献出多少年的生命去换取斯同志一天的寿命。在5月1日，我们所有人都得到一面小红旗，我们一边走一边开心地挥舞旗子。我们按照年龄排队，我年龄最小，所以总是排在最末尾，就总是担心发不到小红旗，怕旗子突然不够了！我们总是被教导说：“祖国，是你们的母亲！祖国，就是你们的妈妈！”可是我们只要一见到大人，就要问他们：“我的妈妈在哪里？我的妈妈是什么人？”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妈妈在哪里……第一个找来的是丽塔·梅尔尼科娃的妈妈。她给我们唱摇篮曲，她的声音非常好听：“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屋内的灯光逐渐暗淡/门洞没有吱嘎声/老鼠在炉子后面睡着……”我们没听过这首歌，但我们记住了这首歌。我们求她：再唱一遍吧，再唱一遍吧。我不记得她什么时候唱完的，因为我们都睡着了。她告诉我们，我们的妈妈都是很好的人，我们的妈妈都很美丽。所有的妈妈都是美丽的。我们的妈妈都会唱这首歌。我们等待着……但是后来却遭受了可怕的失望，她告诉我们的不是实话。其他的妈妈们来了，她们都不漂亮，而且还生着病，她们也不会唱歌。我们哭了，号啕大哭……不是因为见面快乐而哭，而是因为悲痛绝望而哭。从那时起我就不喜欢谎言，不喜欢梦想……不应该用谎言安慰我们，不应该欺骗我们：你的妈妈仍然活着呢，还没有死。后来却发现，妈妈并不美丽，或者妈妈已经不在了……不要骗我们！我们都不爱说话，沉默寡言。我不记得我们曾经说过什么话，我只记得彼此间的触摸……我的女友瓦利亚·克诺琳娜就经常触摸我，我也知道她想做什么，因为所有人想的都是同一件事。我们都知道彼此最隐秘的事情：谁在夜里尿床，谁在梦中大叫，谁发音不准确……而我总是喜欢用汤匙磨自己的牙齿。一个房间里有四十张铁床，到了晚上就下令：把手掌放在脸颊下，所有人面向右侧躺好。所有人必须同时这样做。所有人！必须行动一致，就像是动物，甚至是蟑螂，但我就是这样受的教育。我至今仍然如此……（转向窗口，所以我一时看不到她的表情）夜里我们躺在一起，也是一起哭起来。大家一起哭着说：“我们漂亮的妈妈们要来了……”但一个女孩突然说：“我不喜欢我妈妈！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她都不来看我？”我也生妈妈的气。在早上我们要一起合唱……（这时她开始唱歌）“温柔的朝霞染红了/古老的克里姆林宫城墙/全苏联的土地/在霞光中苏醒……”多么优美的歌声。对我来说，这首歌和此刻是最美丽的。5月1日！世界上所有的节日中我们最爱的就是5月1日。这一天，给我们发了新外套和新裙子。所有外套都是一个样子，所有裙子也都是一个样子。你要认得自己的服装，在上面做标记，至少要有一些结头或折痕，证明这是你的……我们被告知，祖国就是我们的家，祖国在关心我们。在五一游行之前，院子里扛进来一面大红旗，敲起了小鼓。这时发生了一件惊奇的事情：一位将军到我们这里来祝贺节日了！我们这儿的男人只有士兵和军官，这个人却是将军，裤子上有条纹装饰。人们都跑到高楼的窗户上，看将军怎么坐在车里向我们挥手。“你知不知道爸爸是什么？”瓦利亚·克诺琳娜有一天夜里问我。我不知道，她也不知道。（沉默）我们有一个叫斯捷潘的男孩，他总是端起双臂，好像搂着人似的，他沿着走廊转圈，自己跟自己跳舞。我们觉得很搞笑，但他根本不在意。一天早晨，他死了，病死了，是猝死的。我们很久都没有忘记他……听说他父亲是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官，官非常大，也是一位将军。后来我的胳肢窝下也出了水疱，爆裂了，痛得我直哭。再后来，伊戈尔·科罗廖夫在衣柜里亲吻了我。我们是五年级的同学。我开始康复，活了下来……再一次活了下来！（哭了出来）难道现在还有谁对这些感兴趣吗？告诉我还有谁？早就没有人感兴趣了，没人需要这些了。我们的国家都没有了，永远没有了，只剩下我们，衰老的讨厌鬼，带着可怕的回忆和受迫害的眼光……我们还活着！但是我们的过去还剩下了什么？只有一种说法：斯氏用血浇灌的土地，赫氏在上面种上了玉米，所有人都嘲笑勃氏。而我们的英雄呢？报纸上有人写文章说卓娅是因为从小患有脑膜炎，导致精神分裂症，情绪激动才放火烧了房子。说她是个精神病患者。而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是酒后扑向德国人的机枪，并没有救出他的战友。保尔·柯察金也不再是英雄……他们都是苏联的僵尸！（安静下来）我至今仍然经常梦见集中营，我还是不能看到牧羊犬，依旧害怕穿制服的人……（流泪）我再也不能这样……我曾经打开煤气，打开四个炉灶，关上窗户，拉上窗帘……我什么都没有留下，为了……不要害怕死亡……（沉默），似乎有什么东西抓住了我，我好像闻到一个小孩的头发的味道……我的窗前一棵树都没有，只能看到屋顶……屋顶……（沉默）我把一束鲜花放在桌子上，打开了收音机。最后，我躺下来，躺在地板上……所有想法都是来自那里……不管怎样，我就是这样走出了营区，走出了铁门，铁门在我身后当的一声关上。我自由了，我被释放了。我一边走一边说服自己，不能回头！生怕有人会追上我，将我抓回去，一切又会重演。走了一会儿，我看到路边有一棵小白桦树，普普通通的白桦树。我跑向它，抱住它，身体紧紧贴住它，旁边有一簇灌木，我也抱住它。我第一次这么快乐，全身心的快乐！（长时间的沉默）一位邻居闻到煤气味……警察破门而入……我在医院恢复了神志，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在哪里？我又回到营区了吗？好像我没有另一次生命，什么都不再有了。我先是听到了声音，然后是剧痛，全身疼痛。我动了一下，喘气都困难，动一下手臂，睁开眼睛我的身体就是整个世界，然后世界破碎了，飘散在头顶上：我看到一个穿白色大褂的护士，白色的天花板，很长时间我才恢复意识。我身边是个生命垂危的女孩，好几天了，全身插满管子躺在那里，嘴上是个氧气面罩，她甚至都不能喊叫，看上去已经没有救了。我看着那些管子，想象着细节：如果是我躺在那里，奄奄一息，但我又不知道自己即将死亡，我将不存在。我已经徘徊在那个世界了……（停止）您不会已经听腻了吧？没有？听腻了就告诉我，我就不说了。妈妈……当我到了六年级，妈妈找我来了。她在营区度过了十二年，有三年我们在一起，九年被分开。现在他们要把我们送到一个永久流放点，但允许两个人待在一起。那是一个早晨，我正在院子里，有人叫我的名字：“安妮卡！我的安妮卡！”从来没有人这样叫我，没有任何人叫过我的名字。我看到一个黑发女人，就尖叫起来：“妈妈！”她抱住我，用同样可怕的声音大喊一声：“孩子爸爸！”因为我年轻时长得非常像父亲。幸福的时刻！百感交集的快乐感受！那些日子，我开心得都不认识自己了，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幸福。真是百味杂陈……但很快……很快我就发现，我和妈妈彼此不理解，我们成了陌生人。我想加入团，要与那些想要摧毁我们美好生活的看不见的敌人斗争。我母亲看着我，哭了，但是什么都没说……她一直在害怕什么。在卡拉干达，我们得到了身份文件，被流放到一个叫别洛沃的城市，比鄂木斯克还远，在西伯利亚的最深处……我们走了一个月，我们在车上颠簸，一路上不断等待被转交，在沿途的内务部门登记，按照预先被安排好的路线继续走下去。不能住在边境地带，不能靠近国防设施和大城市，有一份长长的清单规定我们不能在哪儿居住。至今我也不敢在晚上观看万家灯火。夜里我们从火车站被赶出来，只能在街道上流浪。暴风雪，严寒。居民区灯火点点，那里的人们在温暖中生活，烧着热茶。我们不得不敲门求助，这是最糟糕的事情，没有人愿意收留我们过夜……“我们身上有犯人的气味……”我的母亲说。（她哭了，她都没有注意到自己哭了）我们在别洛沃一开始住的“公寓”，只是一个地窖。后来有五个人住在这个地窖里，但是它已经是我们的家了。我患有肺结核，虚弱得站不起来，不敢咳嗽。9月份……所有的孩子都去上学了，我不能走路，被送进了医院。我记得，医院每天都有人死去。索尼娅死了，万尼亚死了，斯拉维克死了……我不怕死，但我不想死。我刺绣很漂亮，还有彩绘，人人都称赞我说：“真是个聪明的小姑娘。你应该去上学。”我就想，那我为什么要死去？由于某种奇迹，我活了下来……有一天我睁开眼睛，桌上放着一束红樱桃。谁送来的？我不知道。但是我意识到，我必须活着……我会活下去！我回到家里——回到那个地窖里。这段时间，妈妈中风了几次。我很了解她，我看到的已经是一个老年妇女。就在那天，她被送到了医院。而我在家里找不到吃的，甚至连食物的气味都没有。我不好意思和别人说这些事儿……他们发现我的时候，我已经倒在地板上，几乎没气了。有人带来了一小杯温热的羊奶……一切的一切……我记得自己的一切，死了，又活了，又死了……（再次转向窗外）等我的身体好些了，红十字会买票把我送上火车，把我送回到故乡斯摩棱斯克，进了一所孤儿院。我就是这样回到家乡的……（哭泣）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又哭？我知道一切，我知道我生命中的一切……在那里我长到十六岁，有了很多朋友，男孩子们开始追我……（她笑了）追求我的都是很漂亮的男人，都是成年人。但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特点：如果我喜欢一个人，我会很害怕。我害怕受到关注，害怕别人注意到我。这样追我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我约会时总是带着女友。如果他们邀请我去看电影，我不会单独赴约。我第一次去见未来的丈夫时，就带着两个女友。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记得这件事。斯氏去世那天，孤儿院所有的孩子都排起队，打起红旗。送葬队伍很长很长，我们都立正站好，一直站了六到八个小时。有人晕倒了……我哭着想：我已经知道没有妈妈的生活是什么样，但没有斯氏该怎样生活？如何生活？……不知为什么，我担心战争会爆发。本文选编自《二手时间》，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阅读此书。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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