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皇帝制度之形成
殷商部落联盟国家，周代封建国家，君主皆称为王，下统诸侯。东周王政已衰，诸侯力征，竞相称王，更进而称帝。春秋时代，诸侯列国争霸，尚以“尊王”为号召。盖其时诸侯国土仍小，力量不大，尚仰赖周王在名义上之支持，以便号令其他诸侯，而维持国际均势，故除南方蛮族之楚国外，尚无称王野心。经过两百多年之兼并斗争，存国盖少，诸侯益强，周王之地位益低，大家不但在事实上不尊重周王，即在心理上亦脱离周王为共主的观念。较强诸侯皆欲打破均势，吞并他国，统一天下，所以皆不再“尊王”，而有“称王”之野心。但此种野心也是逐步表现出来，战国初年尚表面尊王，如三家分晋、田氏篡齐，尚须请求周王的承认。秦国变法图强，大败魏国，尚向周王献捷，受封为伯，又率诸侯朝天子于逢泽（今开封东南）。此尚见秦国仍欲利用周王以便号召他国。齐国为东方大国。魏分晋得中部，自视为晋之正统，在战国初年，于三晋中亦最强，此时为秦所败，秦得称霸。魏乃联络东方强国之齐，会于徐州，互相承认为王（周烈王三十五年），使秦不能假借周王为号召。因此，秦国也只得称王（周烈王四十四年，秦惠王十三年）。两年后，魏国犀首约魏、赵、韩、燕、中山五国相王，于是中国境内除周王外，秦、齐、楚、魏、赵、韩、燕、中山八国皆为王。自后百年间为秦、齐、楚争天下之局，秦采连横的外交政策，齐、楚采合纵的外交政策；而一般人心理上也要求统一，各派思想家多有统一的理论，最著名的是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作为天下统一换代的历史定命论。此本为齐国统一天下作宣传，受命告天的封禅说亦出于齐。封禅说特别推尊泰山，即隐寓齐国为受命中心之意。战国后期，楚国渐衰，秦、齐并强，当时各国都已称王，故“王”号已不够响亮。秦、齐乃于周赧王二十七年相议称帝，秦昭襄王称“西帝”，齐湣王称“东帝”，欲以平分天下，旋仍复为王。大约因为既要统一，分帝仍是不通，且可能遭其他各国反对。秦、齐称帝后二年，即周赧王二十九年，秦取魏安邑与河内，但齐国灭宋，声势更甚。又二年乐毅以燕、秦、赵、魏、韩之师入齐，至临淄，齐湣王东走莒（近海滨）。自此齐势大衰，不能与秦相抗，国际均势遂失。周赧王五十五年，秦破赵于长平，坑赵卒四十五万，进围赵都邯郸，秦势大盛。时人拟议，东方放弃抵抗，向秦投降，三晋更自动尊秦为帝，但齐人鲁仲连强烈反对。大约齐国虽衰，尚未忘过去数百年之光荣历史，故不服气。秦国不获东方各国共尊为帝，乃继续以武力蚕食六国。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尽灭六国，统一天下，遂自制名号为皇帝。汉承之迄清二千年不改。
二、皇帝权力及其限制
行政、立法、司法、考选、监察之权集于一身。一个真正尽职之皇帝极为辛劳，如始皇本人。传承既久，皇帝权力亦有相当限制，但为无形的，亦为相对的。（2）朝议制度。此制对于皇权多少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召集权在皇帝或其他掌权者，如太后及其他内朝领袖。议事范围极广，例如：参议人员无固定限制，总由皇帝诏敕决定，或指定主持人。会议结果报呈皇帝选择决定。参议者可各抒所见，若与众不同，亦可就少数意见与多数意见一同奏上。故汉世朝议本身并不能有所决定，只是向皇帝提供意见，由君主或当权者选择决定，然而对于皇帝权力多少有些影响。儒家所谓“屈民伸君，屈君伸天”，这是儒家欲以天意限制君权。儒家以为君主行政不对人民负责，但须对天负责；而“天视自我民视”，故归根结底，行政善恶仍由人民的观感反应出来。天帝对君主行政的善恶，可以“祥瑞”与“灾异”分别表示赏罚。当人民遭遇困苦起而叛乱推翻君主，也是因为天看见皇帝终不改悟，而“不复谴告，更命有德”。以灾异为君主之过失所致，此说最初倡言最力者为董仲舒，彼于武帝时对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无）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本传）此后持此说者甚多，宣帝也说：“皇天见异，以戒朕躬。”谷永更警告说：“终不改寤，恶洽变备，不复谴告，更命有德。”（本传）皇帝为保全君位，避免灾异，惟有从勤政爱民着手。如有过失招致灾异，就当下诏罪己，举贤良，求改失，赦罪犯，免官吏，后来皇帝又把责任推到辅佐天子的三公身上，有灾异则免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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