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礼庭｜系好安全带，权利革命是一条颠簸之旅
作者｜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 ）
加拿大作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曾任教于剑桥大学、多伦多大学、哈佛大学等校，也曾担任战地记者和政治评论员多年，出任多国政府顾问。2001年获乔治·奥威尔奖，2003年获汉娜·阿伦特奖，2008—2011年担任加拿大自由党领袖，2016—2021年担任匈牙利中欧大学校长。
在这几场讲座中，我将讨论我们人生中经历的一场根本性变革。我将这一变革称为权利革命，来讨论：权利的话语是如何以令人惊异的方式改变我们对自身作为公民、作为男人和女人、作为父母的看法的。20世纪60年代，权利革命开始在所有工业化国家发生，其进程至今仍在持续。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外面有多少关于权利的话语：女性的权利、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的权利、原住民权利、儿童权利、语言权利，还有宪法权利。在某种意义上，权利革命是一个关于纳入（inclusion）的故事，讲叙从前被排除在外的群体如何获得平等的权利。就这一点而言，权利的扩展拓宽、深化了我们的民主。然而，在第二层意义上，权利革命一直涉及保护某些群体不受民主之害。之所以设计出群体的语言权利、原住民对土地及资源的权利，是为了让少数人群能够在多数群体的选举优势下保护对自身生存关键的要素。
《权利革命》
［加拿大］叶礼庭 著
成起宏 译
三辉图书 出品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3年1月
换句话说，权利与民主之间存在双重关系。经民主选举的代表将权利写进法律，表达人民的意愿。但也存在一些权利，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免受这种意愿之害，为多数群体的所作所为设定约束。人权和受宪法保障的权利应当拥有不受多数群体限制的特别豁免，这让它们可以充当保护弱者自由的堡垒。所以，权利革命有双重效应：它既关乎促进我们平等的权利，又关乎捍卫我们差异的权利。想兼顾促进平等又保护差异，正是权利革命的根本挑战，这也是我想要在这些讲座中跟你们一起探索的东西。
权利不只是枯燥的、拘泥于法律条文的术语。因为权利代表我们为最珍视的价值—尊严、平等、尊重—赋予法律意义的努力，所以它们已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心灵之中。权利不只是法律的工具，它们表达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道德认同。当我们看到正义得到伸张，比如一个被不公正地关押的人获得自由，或者一个长期受到压迫的人挺起身躯声张她的权利，我们的内心深处会有一种情感升腾而起—那是想要生活在一个公正世界的渴望。权利也许过于精准、拘泥于法律条文、枯燥无味，但它们是人类表达这一渴望最主要的手段。
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这一渴望是全球性的现象。关于权利的话语在加拿大势不可当的原因之一，是不论我们将目光投向哪里，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为他们的权利而战斗。自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发表以来，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是一部殖民地民族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史，有色人种和女性这样的少数群体争取完全公民权的斗争史，以及原住民民族争取自治的斗争史。其中一些斗争已经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我记得那一小群抗议者经过阿拉巴马州塞尔马埃德蒙·佩特斯大桥的电视画面，他们正前往蒙哥马利，为美国南部的黑人要求投票权。我记得纽约上州阿提卡监狱的那些人发动起义，抗议狱中恶劣的生活条件。州警和国民警卫队武力接管监狱，造成43名囚犯死亡。在最后的攻击前，一名囚犯说：“在遭受长期折磨之后，我们下定决心，如果不能像人一样活着，那么我们做好了准备，要像人一样死去。”从这些例子中，我知道人类将某些东西看得比自己的生存更为重要，而权利，就是他们最经常用来表达愿意为之献身的价值的语言。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发生在欧洲的斗争也帮助加拿大人认识到，权利革命是真正全球性的革命。波兰杰出的船厂电气工人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领导的团结工会运动，创建了中东欧的第一个自由工会。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以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为代表的作家和剧作家们领导的“77宪章”运动，为东欧人民争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最后，还有帮助苏联犹太人的运动，而加拿大犹太人社群的成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清楚地记得，在我1990年从乌克兰的基辅到维也纳的旅途之中，同行的是一火车前往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他们惶恐不安，迷惘困惑，整晚不眠地问我关于以色列的问题，而这个国家我只去过一次。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去的是什么地方，但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离开，离开一片连最卑微的自由对他们都遥不可及的土地。所有这些全球各地争取权利的斗争，为我们时代的走向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因为争取权利就是争取真实的生活，就是要求终结说谎的政权，就是为了最终免于恐惧和耻辱的生活。在东德内部以争取权利开始的运动，最终将东德送入了历史。在1989年11月那些令人无法忘怀的日子里，柏林墙被轰然推倒，权利革命改写了历史。
所有这些胜利都来之不易。权利革命讲述的是斗争的故事。事实上，权利的概念来自英国和法国的男性土地拥有者推翻贵族和国王的暴政、确立财产权利和正当程序的斗争。但关于权利的一个反讽之处就在于，赢得了权利的人们并不一定愿意让其他人来分享。过往的白种男人奋力才得到的东西，他们拒绝给接踵而来的其他所有人——女性、黑人、劳动人民。权利要求我们担负起平等的义务——这个理念很不显明。例如，已经享受选举权和财产权几百年的男性并不认为女性也应当拥有它们，他们在排斥这些现在看上去不证自明的诉求时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智谋。与此类似，工会权利——如禁止雇佣非工会人士的政策、集体谈判等——过去被认定是对个体工人和雇主自由的无耻侵犯。这呈现出一种讽刺的意味：要否定他人的权利，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声称他们否定了你自己的权利。争取工会权利的斗争必须揭露和挫败这些说法。工人们这样做了。他们在寒风中站在工厂大门口，高举标语，要求获得在他们的工厂中组织工会的权利。从1880年开始，差不多直到1945年，北美的工人证明了，集体的工会权利是反抗雇主不合理的经济权力唯一有效的方式。
历史表明，我们的权利遗产从来不是绝对保险、无懈可击的。就在此时此刻，在渥太华、华盛顿或伦敦，有些聪明的官员正在谋划新颖独创的方法，来限制我们在互联网上自由交流的权利。英国的工党政府——居然是工党的政府！——正考虑出台一项法案，允许警察监管互联网通信。下面这句话也许是一句老生常谈，但有些老生常谈确实极为正确：自由的代价是永远要保持警惕。
要感谢这些斗争—许多斗争到了我们上一代人方才取得胜利—西方自由社会已经走到自身历史的一个崭新时刻。有史以来第一次，它们努力让民主在全体纳入的前提下运作。每个人拥有同等权利，每个人拥有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的权利。民主应当属于每一个人。怪不得西方的精英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担忧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难以统治。当然，他们的意思是，我们公民越来越不服从，越来越不愿将政治丢给他们来处理。权利革命令社会更难控制，更难驾驭，更多争执。这是因为权利的平等使社会更具包纳性，而对权利的保护限制了政府的权力。拥有强烈维护权利文化的国家当然很难统治。但谁说民主的运作必须波澜不惊？民主是一场杂乱的混战，冲突会慢慢变成程序。只要冲突止于暴力，它就胜过平庸的、人为控制的共识。让我们套用贝蒂·戴维斯的话：系好安全带，权利革命是一条颠簸之旅。
很少有国家的权利之旅能比加拿大的更加颠簸。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处于半永久的政治危机之中。尽管联合国的研究把加拿大排在最吸引人的居住地排名前列，但在与政治文化相关的生存焦虑排名中，我们也居于前列。从20世纪60年代魁北克的“平静革命”，到更晚近的原住民复兴运动，将这两者纳入我们政治机体的努力，为加拿大联邦的合法性带来了问题。
如果把问题只留给加拿大的精英们，他们更愿意独自应对这场危机。但加拿大的政治叙事之所以如此有趣，在于女性组织、原住民团体和普通公民艰难地杀出了一条路，来到谈判桌前，从而既扩展了宪法变革的进程，也扩大了战果。加拿大抛弃了由政府和第一部长们主宰的宪制辩论，迈向了主要由公民、利益团体和各民族推动加以更新的宪法体系。宪法的变革也许开始于特鲁多总理以个体权利的平等来巩固加拿大统一的渴望，但到这个进程结束的时候，加拿大人认定个体权利是不够的，保障集体的语言权利，以及保护女性平等、多元文化传承和原住民的土地主张都在抗争下写入了1982年通过、成为法律的《权利与自由宪章》。
其结果是，加拿大形成了世界上最为独特的权利文化之一。首先，在关于堕胎、死刑和同性恋者权利这样的道德问题上，我们的法律非常自由化、世俗化，支持个人选择。因此，相比美国，它们与欧洲人的标准更为接近，更加类似。尽管我们与南边的邻居有相似的生活方式，共享同样的公共媒体，但对于权利问题我们有自己的思维习惯。其次，在享受福利和公共援助权利的问题上，我们的文化属于社会民主主义。加拿大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公民有获得免费医疗的权利，也有享受失业保险和公共养老金的权利，这和我们南边邻居的不同是显著的。关于我们权利文化的第三个突出特征，当然是我们特别强调群体的权利。这首先表现在魁北克的《法语宪章》（《101法案》），其次呈现于给予原住民群体土地和资源的条约协定之中。除新西兰外，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对群体权利的理念给予如此程度的认可。
加拿大权利文化的第四个突出特征，在于我们是极少数将分裂我们联邦的条款和条件真实书写下来的国家之一，近期的最高法院判决和联邦立法均是重要体现。从两次关于国家未来的公民投票中幸存之后，加拿大人有理由担心，我们可能逃不过第三次。所以英语群体和法语群体都力求列明：各民族群体在何种条件下有权脱离联邦，关于脱离联邦的公民投票应当如何设计从而保证授权清晰明确，还有那些脱离联邦的群体和留在联邦内的群体之间应当如何进行协商。从局外来看，这种寻找脱离问题“明晰性”的努力可能既疯狂又危险。讨论这个问题，难道不是会令它更有可能发生吗？加拿大人赌的，是明晰性让分裂更不可能发生——这是不是一种怪异的天才想法？这种想法与直觉相悖，但并不傻：如果所有人都知道规则，那么就不会有意料之外的危机。单方面脱离被法律排除在外。要分离，双方必须协商条件。如果双方都明白自己行为的后果，暴力和冲突的概率就会降低。
加拿大最高法院近期对脱离问题给出的判决，现在成了任何面临分离主张的国家的样板，被全世界所引用。它包含两个关于权利的关键理念。第一，权利经常发生冲突，例如，魁北克的自决权与加拿大的领土完整权相冲突。第二，面对这些冲突，权利话语的目的是为和平的裁决提供便利（通过准确地划定冲突各方的利害关系，从而防止冲突演变成暴力）。权利不仅有助于使争端精确化，从而变得更加可处理，也有助于让每一方认识到，对方也拥有他们自己的权利。换而言之，尽量界定清楚脱离联邦的权利，目的不在于让脱离变得更容易，而是避免陷入内战噩梦。如果说我们成功地避免了这一噩梦，那不是因为加拿大人特别走运或者特别聪明，而是因为我们的权利文化确实发挥了作用。
从我们内部的角度来看，加拿大的政治常常像是惊险地躲过灾难的悬疑剧：差一点就成功的脱离公投；在最后一刻破碎的宪改方案；白人和原住民之间为了土地（和龙虾）差点拳脚相向的对峙——有时确实打起来了。从外部来看——这是我采取的视角，因为我在祖国之外生活和工作——加拿大一直在富于创造性地寻找各种办法，以期能让一个多种族、多民族的大国生存下来，甚至走向繁荣昌盛。
加拿大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除了向世界出口其他东西，我们也输出我们的权利话语。来自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法学教授约翰·汉弗莱帮助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汉弗莱是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也是致力于创建福利国家的社会重建联盟（League for Social Reconstruction）的创始人之一。尽管《世界人权宣言》极为抽象，但它确实是迎着1945年“二战”胜利的曙光，将加拿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推向世界的一种尝试。作为社会权利议程，宣言的许多条，包括医疗保险、失业救济和带薪假期等，对于第三世界国家也许不是特别现实，但它们显然包含了一种加拿大式的社会尊严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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