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的界限：重视“小想法”并反思主流的赫希曼

即使是在思想发展的最初阶段，赫希曼就已经被迫从自己的原生文化中剥离。他1915年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在纳粹刚上台的时候，由于他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的成员身份，这位十八岁的经济系学生不得不背井离乡。在巴黎这个漫长旅程的第一站，他起初在高等商业研究学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commerciales）继续学业，但很快就感觉来错了地方，因为那里的教学过于注重商业管理的技术层面。对这位年轻的难民而言，更重要的是与志同道合者在思想上的碰撞，以便推动他拓展自己的理论视野。他与意大利的社会主义哲学家尤金尼奥·克洛尼的交情不断加深，这对于赫希曼进一步的教育经历有着特殊意义。早在柏林，他们就打过照面，而现在，赫希曼的姐姐乌苏拉（Ursula）又与克洛尼重归于好，并嫁给了他。克洛尼不仅说服了姐弟俩到的里雅斯特暂住一段时间，而且还向阿尔伯特·赫希曼传授了一种足以影响他全部思想劳作的思维方式。在谈话中，这一对朋友意识到，在日常观察中所获得的“小想法”——他们称之为“petites idées”——可以颠覆庞大而系统的思想大厦，从而为更复杂、更合适的理论扫清道路。

在与克洛尼的交流中所发展出来的思维态度很快便转化为实际行动。在1935年，由于对法国大学深感失望，赫希曼离开了巴黎与的里雅斯特，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继续经济学研究。现在，这位二十岁的年轻人已经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带着散文式的文采，对蒙田偏爱有加。他相信，只有在这所伦敦著名的大学里，他才能对当时的经济论辩产生真正触动。刚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赫希曼就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争论中：一方是以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为中心、活动于伦敦的“自由”市场倡导者，另一方则是以凯恩斯为中心任教于剑桥的、追求国家干预政策的圈子。不过，这个新入学的学生并未因自身的社会主义取向而坚定站在凯恩斯主义者一边，而是首先从内部分歧与经验上的疏漏着手审视两种方法。他本着“小想法”的精神，借助日常观察，实验性地提出可能让凯恩斯和哈耶克的立场失效的保留意见。从对这两种范式不偏不倚的比较中，赫希曼所得到的初步教训是：不能相信凯恩斯他们关于社会阶层集体行动的总体性论述。在他看来，经济理论首先需要对形成个体偏好的心理和文化框架条件进行反思，然后才能得出关于整个群体一般行为的结论。这种在当时以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取向将成为赫希曼一生的纲领。尽管他对社会主义思想充满同情，但他始终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在研究经济活动变化时，必须把个人偏好的改变作为出发点。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这位经济社会学家所有成熟著作的萌芽就已经滋生：尽管他未来不会再放弃对这种范式——个体行动者通过市场调节进行活动——的基本取向，但在他看来，个体驱动动机及个体态度的可塑性要远比哈耶克追随者们所认为的那样大得多。

至于这些赫希曼在伦敦政经学习期间就已经融合到一起的信念究竟有多么不一致、不相容，只有当我们继续追踪他的流亡历程时才会水落石出。还在伦敦的时候，他就决定动身前往西班牙加入国际纵队，与共和军并肩作战，对抗佛朗哥叛军——虽然，他在理论上仍然质疑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的教条主义残余，但一夜之间，他又变成了自己青年时代所坚持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激进拥护者。据他的传记作者杰里米·阿德尔曼所言，赫希曼在回忆时不愿提及他生命中的这一段往事；在谈论自己流亡生涯时，他总是滔滔不绝，唯独对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经历三缄其口。杰里米·阿德尔曼猜测，赫希曼之所以沉默，并不是由于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即为西班牙左翼政府而战）感到后悔；尽管赫希曼在伦敦时就已经放弃了原先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甚至发展出某种“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倾向，但是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仍毫不掩饰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同情。因此，更有可能的是，正是亲莫斯科的共产党员对西班牙左翼的迅速渗透，让赫希曼在有生之年很少谈及内战经历。亲眼看着自己的理想被斯大林主义的集权所背叛，其痛苦与折磨简直不堪回首——这或许就是赫希曼对自己在国际纵队服役的经历保持沉默的根本动机。在政治上坦率的同时保持科学上的开放，在大胆实践的同时保持怀疑的好奇——这样的态度，如此独特的综合，将伴随着赫希曼的流亡生涯。赫希曼把自己接下来所经历每个阶段——无论是出于需要还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望——都视为收集更多“小想法”的机会，并借此对自己学科的基础进行追问。从西班牙内战中失望而归后，赫希曼于1938年凭借一篇经济理论的论文在的里雅斯特获得博士学位，而在他的主要居住地巴黎，政治文化氛围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的巴黎成为了许多逃离纳粹独裁统治的犹太人与政治流亡者的避难所，人数之多，让法国政府对逐渐蔓延的“外部渗透”（Überfremdung）愈发担忧。情况在持续恶化，对难民的管控措施让他们感到威胁倍增。赫希曼开始考虑流亡大西洋彼岸，到南美一些城市或纽约生活。但他因故未能成行。作为一位年轻的经济理论家，他初获成功，并接受了有声望的专业机构委托，定期对法西斯独裁政权的贸易与经济政策进行分析。在这项工作中，赫希曼发展了他的另一项才能，即创造性地解释官方呆板的统计数据，从中得出有关政治或社会发展趋势的结论。至今仍颇具传奇色彩的是，他仅依据对意大利贸易余额的解释，就预测到墨索里尼政府将很快在北非部分地区展开殖民行动。此外，赫希曼在自己的短文中明确指出，只考虑本国境内的经济是多么短视。在他看来，只有在政治性的政府形式背景下以及在与邻国的关系中加以研究，才能充分理解法西斯独裁之下的经济活动——在这里，这位年仅二十三岁的学者就已经着手进行资本主义的比较分析，其方式同今天“资本主义的多样性”这条指导公式如出一辙，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赫希曼的分析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制度框架条件更为关注。然而，赫希曼无法继续他的委托工作了，由于在法犹太流亡者的状况急剧恶化，他被迫采取严肃措施，准备逃离正遭受希特勒威胁的欧洲。像他的许多难友一样——如汉娜·阿伦特或瓦尔特·本雅明——他开始摸着石头过河，想方设法获得宝贵的签证，入境一个安全的国家。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形下，赫希曼仍积极寻求反抗——如若不然，他这一生也就不配称为政治上的勇者了。在1939年德国国防军开始对法国作战后不久，他就自愿加入法军，保卫法国。在希特勒速胜后，他在一个小镇沦为战俘。后来，他离开那里，前往马赛，很快成为瓦里安·弗莱的左膀右臂，代表美国紧急救援委员会（Emergency Rescue Committee）帮助受威胁的流亡者们逃离被占领的法国——最终，弗莱组织的这个救援网络将大约两千人从死亡线上救了下来。

到了1940年底，局势对赫希曼而言已经异常危险，他最后不得不下定决心离开法国。凭借一本假护照与一张正式签证（该签证借由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资助获得），他踏上了前往纽约的航程，于1941年1月14日抵达目的地——正是在这一天，美国移民局敦促他把名字从奥托—阿尔伯特·赫希曼恩（Otto-Albert Hirschmann）改为阿尔伯特·O.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很快，他又从东海岸出发，按其研究资助的规定，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国家贸易问题。对于一直被迫在欧洲颠沛流离的赫希曼而言，加州大学让他终于可以安静而集中地研究经济理论的传统，虽然他之前一直对此兴趣盎然，但却找不到充裕的时间。他热情钻研亚当·斯密的作品，阅读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并发现了维尔纳·桑巴特的经济社会学研究。不过，最重要的是，他在这里邂逅了自己未来的妻子莎拉·查皮洛——莎拉四岁时就随着犹太父母从立陶宛来到美国，当时正在伯克利学习罗曼语和哲学。仅几个月后，两人在洛杉矶结婚，从此共度余生。

赫希曼结婚时年仅二十六岁，却已是一位饱经世故、博闻强识的社会科学家，对其学科的任务与范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被纳粹驱逐出祖国后，赫希曼仍然坚持青年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理想，但他并不是一个理论教条主义者；相反，他以一种近乎直觉的确定性孤身犯险，直面学院派的、亲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从边缘出发分析其理论上的不足与瓶颈。在这里，他采用了一种对他所选择的学科而言极不寻常的风格；他不像当时的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惯用的那样，以技术的—定量的方式进行论证，而是倾向于散文式的写作，用短小精悍的观点增加复杂性，以驳斥宏大理论的浅显回答。至于那些回溯到人性首要原则或人性永恒利益的思想，赫希曼则表示质疑；出于对社会进程的谨慎乐观，他试图强调，指引方向的力量是变动不居的。是的，即便在那时，或许就已经能在他身上看到某种反抗流行教义的倾向。他年纪轻轻，就已经成为学科与范式间固执的越界者，仿佛他青年时代所信奉的民主社会主义价值只有在社会科学尽量包容那些离经叛道的信念时才能得到最好的保存似的。

在伯克利，赫希曼与来自不同国家的经济理论家共事，关注规范国际贸易的方法。正是在这里，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专著，标题为《世界贸易的重建：国际经济关系调查》（The Reconstruction of World Trade：A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这让他在一小群专家中享有政治经济学思想怪才之美誉。这项研究极不寻常，不仅概念术语简洁明了，对学科界限视而不见，更重要的是其分析的理论性—政治性特征：赫希曼认为，国际经济关系的构成与各个主权国家的政治秩序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关系，因为强大的、不受控制的国家权力一直倾向于迫使较弱的国家达成单方面有利的贸易条件，然后将所得利润用于国内目的。在赫希曼看来，只有通过国际法限制个别国家的经济主权，使其丧失对全球贸易经济关系进行剥削的能力，才能在未来杜绝这种帝国主义的“诱惑”——正如他典型的心理学术语所言。虽然用今天的眼光看，这种支持限制国家主权的论断似乎极有远见，但在当时的情形下，却让人大惑不解。由于这本书出版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临近尾声，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争论正日益朝着各主权国家间法律监管的可能性方向发展，因此，削减国家经济政策的主权以促进更公平的世界贸易的主张只会被视作空想。然而，如果仔细观察，人们就会发现这项研究的一些弱点，这与他尚未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有关，尽管他别具一格。赫希曼的研究方法遵循主流学说，即借助统计结果或数学计算进行论证；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政治经济学的中心议题却旨在对经济理论思想的各种论证形式进行反思。还有类似的张力：赫希曼一方面在早期拒绝了凯恩斯学派的方法论集体主义，另一方面却在自己的著作中理所应当地使用了“整个国家实体的有意行动”这类措辞。尽管这两种方法论策略自然可以借助“衔接论证”（Brückenargument）结合起来，但赫希曼的著作却仍然没有这种迹象。不过，在赫希曼得以继续解决这些矛盾，从而为自己的方法提供更清晰的轮廓前，他看到了另一个反抗法西斯独裁的机会。在美国动员民众向希特勒政权作战后，他迫不及待地为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工作，后者依靠德国流亡者的知识对敌人进行侦查。但事与愿违，由于赫希曼精通意大利语，他先是被派到了阿尔及尔的情报点，后到了锡耶纳，在那里，他远离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渡过了一年半缺乏挑战、焦躁不安与无所事事的时光。虽然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进行政治经济方面的探索——他实际上从那以后也在钻研哈耶克的新书，并好奇地研究意大利黑市交易的机制——但总体而言，他几乎迫不及待地想回到美国，回到家人身边，重新展开学术工作。

1945年冬天，服完兵役的赫希曼失业了。他回到华盛顿，起初供职于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的监管机构。但他所承担的任务只是制作枯燥的报表，这对他充满好奇的思想没有任何助益，让他非常不满。很快，他就调到了W.阿维尔·哈里曼的马歇尔计划办公室。然而在这里，他也没有获得真正的欣慰，觉得缺乏足够的挑战性。因此——或许也因为苦于麦卡锡主义偏执般的蔓延——在1952年的时候，他决定转调世界银行的发展政策部，在波哥大工作了四年。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杰里米·阿德尔曼所言，这标志着赫希曼人生中第一个真正创作时期的开始：作为当地世界银行的顾问，他携家人刚到哥伦比亚首都不久，就以他特有的无视学科界限的方式，着手反思由西方所主导的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机会及其困境。思想上的孜孜不倦让临近不惑之年的赫希曼在理论与实践间游刃有余，并完成了一部让他超越学科界限而一举成名的著作。在1958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战略》中，赫希曼抨击了发展规划者的主流思维方式，提及了几乎被忽视的、为国内经济所固有的财富增长潜力，阐述了“平衡增长”的官方思维成规在多大程度上掩盖了实物期权的观点。该书对政治形势与经济动态之间的紧密关联进行了具体分析，从中可以预见到未来成为赫希曼政治经济学基石的许多内容。一方面，他明确意识到，不可预知的变化之可能性一直存在，在十三年后出版的著作中，他称之为“可能主义”。赫希曼聚精会神、有的放矢，他试图回答：如何在机遇中，为身处经济或政治困境中的拉美国家创造总体上理想的，但完全被主流学说忽视的经济发展机会？在最初的背景下，上述可能主义的研究方法就体现于此。赫希曼证明了，咖啡贸易价格因原料的诸多不可测因素而不稳定，国家不得不尽早采取价格稳定措施——这是个著名的论证，让他后来得以在工业精英的认可下对福利国家进行干预。然而，在赫希曼当时已经践行的这一“可能主义”示例中，还可以看到他另一种方法原则的独特性——他在研究中应用了这一原则，并且今后也不会将其放弃。这种独特性在于：赫希曼并没有墨守成规，将市场之外的所有影响因素视作只会造成伤害的单纯“外部性”（Externalität）；相反，他坚信，在经济与政治领域之间存在密切的交换关系，可以朝着或好或坏的两个方向发挥作用。就方法而言——正如我们在这一信念中再次看到的——赫希曼对社会科学关于普遍规律与普遍常数的全部论述都持保留态度，而这源于他与尤金尼奥·克洛尼的相遇；这些“小想法”，即从个案中收获的见解，从一开始就是用来推翻那些关于人类共同生活铁律的宏大学说的。但就内容而言，在研究经济与政治、市场活动与国家行为之间相互关系方面，赫希曼也同时得出了实质性的新见解；他所关注的不再是对这两个领域基于各种历史情况而相互影响的几乎微不足道的证明，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观点：市场过程有时会推动民主发展，反过来，政治决策有时也有助于成功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积极举措。因此，在赫希曼看来，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有关“自由市场”理想化预设的所有教导都是极有问题的。对他而言，拉丁美洲欠发达的经济体尤其表明，政治进程或决策总是与经济市场的发展密不可分，因为它必然会对后者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而区分有利和不利趋势的唯一尺度在于能否促进共同富裕这个总体愿景。因此，赫希曼认为，根本不可能对“理想”市场的存在条件作出任何一般性的陈述；相反，特定的政治、文化甚至地理要素则分别决定了那些被视作有利于总体繁荣——这种繁荣以市场为媒介——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正如这些思考所表明的那样，到50年代后期，赫希曼已经与那些全盘否定市场经济原则的知识分子群体分道扬镳。相反，作为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他采取一种居间立场，因为他相当清醒且毫无保留地把市场视作调节利益的匿名媒介，其社会效力与平均繁荣程度自然完全取决于各个行动者是否利用，以及如何利用制度性的框架条件。因此，赫希曼似乎认为，活跃于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知识分子的任务首先在于，提供从具体案例中获得的、足以推翻主流学说的想法与观点，从而对那些有利于共同利益的机会与机遇保持清醒认识——时至今日，这些机会与机遇被一再错过。最有利于政治经济学规范性意图的，不是宏大的理论设计，而是在细节观察中所获得的洞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赫希曼认为，要想对主流信念进行颠覆性的干预，最合适的呈现形式莫过于散文；即使他在哥伦比亚工作期间不得不进行广泛的经验研究，他也将很快成为其所在领域的伟大散文家。

本文选编自《时代的活体解剖——20世纪观念史肖像》，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阅读。该文由出版机构提供，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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