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应确保每个人都能实现自我，但仍有很多问题值得澄清
[法] 约瑟夫·希发基思 著
人们普遍认为，民主是一种能够实现以下两个目标的最佳制度：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使每个公民都能实现自我（特别是在安全和繁荣的条件下，让人们创造和发展他们的个性）。
世上没有完美的民主。尽管有共同的形式特征，但民主的基本运作方式因社会和国家而异。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是公民对共同价值认可的程度不一样。总体而言，它的根源是制度的有效性。
民主规则不仅仅是表面形式上的，历史经验已经明确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已经见到过，民众如果只是根据形式上看似自由的、连续的选择来做出判断，很可能会让一个国家陷入灾难，例如，出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样的独裁统治者，或者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的严重经济和社会危机。
民主这种制度最初诞生在古希腊，并在古希腊得到了检验。它被认为是最优的制度，当然，是在某些条件下而言。这个条件就是古代的城邦制。这些城邦形成了一个个相对较小，但却结构良好的群体。城邦中的公民（个人）自愿放弃一部分个人自由，来服从共同的利益。反过来，城邦又为公民提供保护，使人们团结。至于在古希腊城邦制度下，个人与整个社会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我就不在这里做进一步分析了。
雅典社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手段，对那些违反准则的公民实施严格的控制，以此来维护社会的凝聚力。有一些行为——我指的不是非法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损害社会整体的凝聚力，并对政治系统的原则造成破坏。排外制度和对苏格拉底的迫害就是这种破坏的典型例子。另外，在雅典的民主制度下，统治者如果犯下错误是不会得到原谅的。
古希腊模式和随后的罗马公共事务模式开启了现代民主的进程。民主有两个基本原则。
首先是平等原则，它有三种形式：平等参与共同决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平等表达意见。
其次是任人唯贤，精英治理。也就是说，最适合、最有能力和价值的人才能被安排到负责人与决策人的位置。在这里，我必须澄清贤能与卓越之间的区别。卓越特指专业或科学领域的才能。贤能的人是指那些能够完成重要的社会或政治工作，并具有美德和技能的优秀人才。这种区别是很明显的。贤能的人不仅需要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也要有为公众利益做贡献的意愿。它不是获得文凭和资格就能说明问题的，而是要靠实践来进行检验。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或企业家可能因为超出其能力范围的原因，或者因为他更愿意做一个普通公民，或者因为他不那么热衷于公共事务，而不具备为公共事务做出贡献的贤能。
有贤能的人会在实践中得到提升和赞誉。当然，在卓越的人当中挑选贤能的人，按理说也是可行的。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描述了一种基于公民分类的理想的社会等级组织形式）中可以找到关于精英治理的第一份记述。这个话题可以无限地展开下去，但我既不想做这样的分析，也觉得这样做并不适合。我只是想表明，只有平等是不够的，还要强调领导者和创造者在这样一个系统中的作用是多么重要。
我已经解释制度和价值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当每个人都能负责任地、诚实地管理他们的自由时，民主制度就是一种完美的政府管理形式，否则，它将成为一场噩梦。
法律通常都规定了什么行为是被禁止的，并且规定了个人对其同胞和国家应承担的基本义务。然而，如果民众普遍丧失了责任感，当人们的良心被腐蚀时，民主的运作方式就不可能是可控的，也无法强加给所有人，而现实正是这样，除非有一个“监督者也受到监督”的制度。民主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就是公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责任感。
精英的角色和领导者的作用
要想落实精英管理的原则，需要一个条件，即要有一个具有规划和控制的机构来建立权力系统的等级结构。
我想强调等级结构的重要性。这种结构可以使得信息管理既集中又有效。例如，在计算机网络中，由于技术原因，所有节点的决策都是等价的。这就是所谓的分布式系统，没有中央计算机对这些节点进行协调。在这样的系统中，用于协调而产生的计算成本（如为了达成某种共识）与集中式系统的计算成本相比而言是相当可观的。例如，区块链技术就使用分布式系统，这涉及大量的计算，因此完成交易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成本。
革命和社会变革的动荡历史催生了如今被普遍接受的民主原则与民主结构。人们对这些民主原则或多或少都已经有所了解，这些原则也已体现在政府的组织形式上，至少在理论上，这些政府的组成形式是坚持“民主模式”的。问题的关键是这些民主原则是否得到了正确应用。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联邦，仅仅照搬瑞士的政治制度是不够的。民主结构的存在只是一个先决条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公民的行为。如果不考虑当前情况，没有长期的目标和相应的规划和组织，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发展和繁荣。事实上，比社会目标更重要的是社会的愿景，即想要实现什么以及如何在遥远的未来生活。对于那些深谙政府运作方式的人来说，他们知道这样的愿景是无法通过轻松的“座谈会”形成的。就我所生活过的国家而言，人们普遍认为，民主是靠“广泛参与”和“集体进程”这种抽象的方式来提供保证的。如果民主的本质确实是就共同利益的行动纲领取得广泛共识，并达成一致，那么这个纲领必须经过一个“有群众基础”的程序（通过全民会议和无处不在的工作组）。但我却看到这种蛊惑人心的方法往往以惨败告终。这种想法只会导致混乱的、毫无逻辑性和连贯性的荒谬局面。由于政党、工会和其他关系，作为“基础”的每个成员似乎都拥有“一份权力”——他们可以利用这份权力来促成最终的选择，当然，同时也很好地捍卫自己的利益。于是，目标就变成一个大杂烩的产物，成为许多人愿望的总和，而不是那些贤能的人以严谨的方式制定的崇高而现实的愿景。在我的一生中，我不得不参加各种级别的委员会和理事会，以制定政策和评估结构。这耗费了我无数个小时进行乏味的辩论，或承担一些苦差事，但收效甚微甚至完全适得其反。
这种模糊不清的“民主”概念，不承认领导人的关键作用，并假定每个人无论其资格和能力如何，都同样具备治理能力。不幸的是，政府中充斥着根据政党的标准或其他标准选出的白痴官员——尽管不难找到更合适的官员。这样的概念其实违反了民主原则——在选择提案时，所有意见都是同等重要的。因为制定提案时，必须保证它们在技术上是一致的，并且有助于实现为共同利益而制定的愿景。愿景不可能从无休止的讨论中涌现出来。它们是那些公认的具有创造力和领导力的人创造出来的。
在希腊语中，“demiourgos”（意思是“创造者”或“制造者”，是英语单词demiurge的词根）这个词是demos（作为一个政治单位的民主国家的民众）和érgon（工作）的复合词，它最初是指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后来，这个词用来指从事“公益”工作的人。这是许多古代城邦授予负责组织公共事务的官员的头衔。最后，在柏拉图的哲学中，这个词的意思是指世界的创造者或缔造者。
当然，这就引出了下面的问题：领导人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如何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我的答案是，问题不在于如何找到这些人，而在于如何说服他们参与公共事务。有些有贤能的人能够并且愿意为共同利益做出贡献，但是必须向他们提供保证——他们的意见将得到尊重，他们的名字不会被用于谋取私利。
人们普遍认为，为某个职位选择决策者的过程越广泛，结果就越好。但这是另一个愚蠢的标准，它忽视了事情的本质，即对所需资格的明确定义和对候选人的公正评估。有时，我会做一些粗略的民意调查，看看人们认为谁是希腊和法国这两个国家里最适合执政的人。我发现民众有着惊人的共识。任何人都看得出，某人不容易接受新事物，某人容易接受建议，而某人不想冒险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换句话说，你不需要千里眼就能知道这些情况。也许有人会问，如果真是这么简单，那为什么政府里有才有德的人那么罕见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很简单。首先，没有一个政党有足够多的有价值的人来组建一个好政府；其次，政党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为一切“潮流”服务，这就不可避免地包括愚昧、腐败等。执政的多数派领导人通常知道他们没有贤能的合作伙伴，但他们别无选择。
要想找到贤能的人，有一种方法是首先不要选择那些明显不配的人，因为他们不能同时满足以下两个要求：诚信以及公认的能力。这样的排除法使选择变得更加简单。幸运的是，贤能的人仍然存在；但不幸的是，他们远离公共事务。
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住在法国，那时的我年轻又激进。戴高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我肤浅地把他看作一个“保守派”。这位将军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对法国人一点儿都不留情面。当他在电视上向国民发表讲话时，他会直言不讳，并不考虑什么政治代价。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法国抵抗纳粹德国，为法国的解放奠定了基础，同时他也提出了法国的非殖民化和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军事力量的愿景。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我有机会与法国著名的物理学家进行对话，并亲身了解戴高乐是如何使法国成为核大国的。他不仅无视法国盟友的反应，而且也不在乎国内大多数政治机构的反对，秘密制造了法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我的意思是，一小撮开明的、贤能的人的行动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
我想强调人的因素在创造、设想和规划未来方面的作用。
在西方民主国家，愿景是由承担制度角色的组织团体（如游说团体、智囊团、研究机构和学术机构）制定的。无论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掌权，国家的主要政策都是不变的。美国、德国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许多主要参与者，如以色列、印度、日本和韩国，都是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批评它们做出决策的方式，这些决策对谁更有利，等等，但是有远见和有计划总比自暴自弃或慵懒怠惰好。
在德国，当人们意识到国家的未来受到威胁时，眼前的冲突就会平息。例如施罗德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为了应对迫在眉睫的危机，采取了严格的紧缩措施，而并没有考虑这样做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政治代价。在德国，汽车工业、化学工业和生产自动化等行业是其工业实力的基础与体现。行业代表和研究机构在确定每个部门的优先事项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他们与每届德国政府合作开发创新项目，例如电动汽车或开发新能源。同时，非营利性组织、智库、专家，以及新闻媒体机构等，也都很有话语权。
《世界报》上只要发表一篇批评法国政我记得在过去的法国，府或为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指导的文章，都会在国内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我们再来说说美国，其各个领域的战略是如何形成的？它的系统里有游说团体这个角色。这些游说团体提出建议，有时会独立于联邦政府采取行动。美国的技术霸权及其支持战略是由机构通过团体讨论/争辩形成的，在这些团体讨论/争辩中，军方、商界、学术界、银行家等都有代表，并且在任何时候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政治背景。
当然，我也可以谈谈其他国家，比如中国，它有一个集中的计划模式，有明确的优先事项，会动员所有需要的资源来实现国家富强和维持经济增长的目标。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一下：人们对民主的理解是扭曲的，它强调民意的作用，却忽略了领导人和创造者对于国家正常运作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套用爱因斯坦的一句著名格言来说就是：“没有贤能政治的民主就像盲人，没有平等的民主就像瘸子。”
腐败和官僚主义
现代民主制度最大的祸害是官僚主义。在这种官僚主义体制中，最重要的政治和行政决策都是由指定的国家官员做出的。官僚主义行政制度起源于古埃及和古代中国，目的是实现行政结构的自我管控。它增加了程序的复杂性，会造成国家管理效率低下。今天，它被认为是当权者无知和腐败的表现。
在有的情况下，官僚主义可能是为了一己之私而干扰政府的正常运行，甚至危及个人自由。它可以掩盖某些人处理公共事务的无能，也可以为那些利益集团编织一张腐败的网络。
对于一个不称职的行政长官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既在棘手的问题上做出决定，又要保证不丢了乌纱帽。政府如果不想解决问题，就会组建一些新的部门，成立一些委员会来编写长篇大论的报告。这将拖延处理问题的时间并让那些寻求解决方案的人产生依赖关系。
在腐败的政权统治下，庞大且组织不善的行政机构会在每一级提供服务时都索取一定的通行费，这严重妨碍了正常运行。自相矛盾的是，官僚机构索取费用的借口往往是“为了确保更好和更有效地服务群众”。然而，就算有人相信这些鬼话，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如果做出决策的时间太迟或决策过程的成本过高，那么即使是最好的决策，也是无效的。
在许多情况下，成立的委员会（特别是人数众多的委员会，以及他们自称是具有“代表性”的委员会）与工会组织等，会被看作严肃和质量的保证。但这显然是一个可悲的误解，大型委员会绝对会对创造力和效率产生负面影响。多数人适合对制定好的提案进行指正，但如果让许多人一起来提出一个合适的提案，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创造是一种孤独的行为，创造者只有专注于自我，调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知识储备分析问题，才能提出真正有益的解决方案。
官僚机构通常会向专家和非专家发出命令，要求他们提供长篇的分析报告，美其名曰是为了帮助解决问题。但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所谓“著作”了，它们常常要么是老生常谈，要么文笔拙劣，根本就是言之无物。
在我作为研究员的职业生涯中，偶尔担任管理研究和创新的行政职位，我有机会得以研究那些花巨资请咨询公司做出的相关分析报告。我发现它们通常都很肤浅。这些报告描述的都是大家已知的情况，得出的结论也是显而易见、毫无新意的。分析师永远不会冒着失去付费客户的风险，而说出那些可能冒犯他们金主的重要事实。
我经历过很多官僚主义的场景。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欧盟委员会，其结构的复杂性简直可以与其法规的复杂性相“媲美”。按理说，欧盟委员会的长期目标是保障欧盟成员国遵守欧盟法律并妥善管理欧洲基金。然而，每个人都忽视了一点，只有当审计过程的成本与所管理的资源相匹配的情况下，设置控制机制才有意义。
我所见到的是，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却要走无穷无尽的审计流程。有一种粗暴简单的方法可以实现用较低的成本达成所需的管理目标，即在任何情况下对于违规者都处以最严厉的惩罚。所要做的只是根据各成员国应履行的义务和承诺制定出简单规则，这样就可以减少审计员数量并加强控制。对于这个异常简单的办法，欧盟的官员们却视而不见。
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人类互动的信息本质。我记得在小学时，老师用下面的例子来教我们反比的关系：“10个人翻一块地需要10天时间。问20个人翻同一块地需要多少天？”答案是5天的前提在于20个人可以并行且独立工作，相互之间没有影响。但同样的问题，如果涉及协同工作，例如由一组工程师编写软件程序，这样的比例关系将变得毫无意义。如果协调不力，可能工程师越多，完5成工作所需的时间越长。
合作是有成本的，我们需要证明生产所得到的质量和收益是大于协调生产所投入的成本。
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虽然我可以增加用于解决问题的计算机数量，但是解决问题的速度却不一定会随着计算机数量的增加而同比例增加。事实上，当计算机数量超过某个阈值时，解决问题的速度可能就不会再有任何增长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不可扩展性”。
发生在计算机上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发生在人身上，而且这个问题由于人们可能表现出自私的行为而变得更加微妙，这会使合作的游戏变得更加复杂。当权者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倾向，即利用自己的一部分权力来维持他们在体制内的地位。反对官僚主义必须是每个民主国家始终关注的问题。
本文选编自《理解和改变世界：从信息到知识与智能》，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阅读。该文由出版机构提供，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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