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威尔·杜兰特
为了写这些章节，我经常翻看我在1929年情感迸发时写下的《哲学的宫殿》一书，以免重复以前说过的俏皮话和论点。有时我会停下来欣赏我年轻时的雄辩（当时我只有四十四岁，这是我的哲学童年）。但有一章让我震惊了，因为那是我写过的最片面、最不公正和最不成熟的文章。
那篇文章名为《民主失败了吗？》（Is Democracy a Failure）。我在文章里狂热地描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所有缺陷：依赖被误导和盲目热情的公众舆论；提名任命权掌控在政治机器手里，而政治机器喜欢听话的庸人；市政官员腐败无能；立法机关和国会屈服于游说集团和财富；领导人忙于竞选活动，无暇思考。对于这些不足，我给出的良方是在大学里建立经过认可的行政、外交和管理院系。这些院系的毕业生都有权竞选市政官员；这些毕业生在各州最大的城市里担任了两任市长之后，就可以自动获得州里的公职资格；做了两任州长之后，就可以竞选国会议员；做过两任参议员之后，就可以参选总统或副总统。党派的提名任命权依旧存在，而且不管适合与否，都向所有人开放，而受教育水平不再是无任职资格的理由，就连政党或许也会经常任命受过专门行政管理训练的人，他们有这个资质，和那些接受过医疗和法律教育的学生一样。现在我依旧认为这个毕业计划很有效，而且很高兴看到很多大学都成立了行政管理学院。但是，对于文章的其他方面，我并不认同，我将之斥为忘恩负义和愤怒的可耻爆发（一想到多年之后可能会不幸地重读这篇文章，我就不寒而栗）。
自从1929年以来，美国民主制度的缺陷和它的成就一样多。但它提高了市长、州长和总统的质素，罗斯福、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la Guardia）、约翰·林赛（John Lindsay）和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用他们的勇气、正直和洞察力鼓舞着我们。美国政府已经应对了经济萧条、种族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挑战。起初美国的一些措施遭到了民众的反对，后来才赢得了民心。美国政府对工人阶级的让步几乎和它对企业的让步一样多；它开始保护债务人免受高利贷者的压榨，保护销售者不受虚假包装或标签的侵害。美国实行福利国家政策，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危机，从而拯救了美国经济。
我知道，很多纯粹的保守派认为福利国家靠不住，因为它在生理上是不健全的。他们认为，人类天生厌恶劳动，需要用对饥饿或贫困的恐惧作为工作的刺激物。一些批评家可能还会说，贫穷主要是由于人类身体、精神或性格方面与生俱来的自卑所致，而不是因为雇主和雇员之间关系的不平等；有些人或许会暗自同意尼采的观点：穷人是社会有机体的自然废物，我们必须坚决地屈从于这不体面的必要性。麦考利（Macaulay）曾提醒说：“当穷人利用他们的选举权迫使富有的甲为懒惰的乙买单，民主就到了崩塌的时候。”波力比阿斯（Polybius）在公元前130年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对名誉的愚蠢渴望，使他们（受拥戴的领导人）在民众之间创造出了对礼物的欲望和接受礼物的习惯，此时，民主就被废除了，变成了武力和暴力的准则……对于人们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让自己生存下去，习惯于依靠他人的财产来维持生计……堕落成不折不扣的野蛮人，而其主人和君主也再度出现。
所以，在柏拉图之后，希腊历史学家觉得民主会因为自身的过度行为而变成独裁。
危险是真实存在的。我承认，数千人都使用养老金、救济券和失业津贴来为长期的好逸恶劳买单；很多雇员和妻儿分开住，以便有资格领取救济金；自愿失业者侵吞公共开支，消耗了市、州和国家的财政资源，而这些资源都是靠不断加税来维持的。然而，必须保留和扩展福利国家（在这方面我们远远落后于英国），这不仅是为了维持体面，也是一种防范国内阶级冲突、与他国竞争人类参政权的措施。
只有美国人的购买力随着他们制造能力的增长逐步提高，并且通过改进的技术、管理和技能不断地提高生产，美国经济才能持续繁荣。
我们在别的地方曾讨论过人类生而不平等，这些与生俱来的不平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产工艺变得复杂而愈发严重，因此集中在一起的财富大都被投资到了机械化和加速生产方面，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然后，生产放缓，等待消费赶上来。可生产放慢降低了工资总额，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并且威胁到自由企业制度的存在。为了遏制这个恶性循环，最廉价的替代方式就是更广泛地分配由资本主义的热情和刺激创造出来的财富。从1933年到1965年，美国政府通过鼓励工人阶级成立组织，提高议价能力，减少收入和财产的累进税，以及通过以财政拨款促进公共健康、安全、教育、娱乐和就业，即通过扩大福利国家实现了这一目标。除了出色地挫败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帝国主义，这是如今这个时代美国政治家最重要的成就。
若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把他们的孩子送进我们的学校，送进我们的政治机构，让他们在“机会均等”的经济体制下接受技能培训。在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会有猜疑、怨恨、混乱和暴力，但这些都会渐渐平息。一个多世纪前，当“一无所知党”及其领导的骚乱遍及美国时，身为天主教徒十分危险；现而今，在我们的许多城市里，不成为天主教徒才是危险的。我年轻时，身在美国的意大利人干的都是挖沟的活计，而现在的意大利人则控制着美国最大的银行。想想过去半个世纪里美裔犹太人的进步吧，在我年轻时，他们住在纽约下东区，焦虑疲惫，穷困潦倒，如今那些犹太人的后裔是洛杉矶人数最多、最富有、最受人尊重的族群之一。对于我们那些肤色更深的兄弟姐妹，历史并没有阻止他们有类似的成长。熔炉依旧在运转，不过不是融合血统，而是通过提升教育水平和生活标准来实现融合。因为肤色的差异和移民过多，融合过程有所阻滞；然而，在现今的美国，还是有成千上万的少数族裔在蓬勃发展。再实行半个世纪的全民免费教育，让更多的人实现就业，从而提升智力和责任感，将会有多少少数族裔在美国安家落户呢？
对于教育制度，我认真听取了一些有益的批评。对于教育，我自己的判断并非源自系统研究，而是源于1938年前我在公共学校、私立学校、学院和大学里任教的实际经验。在我看来，欧洲的学校和学院在知识、思维能力、品格和心灵磨炼等方面给予学生的训练，要比我们的好。但我并不指望我们学校的做得更好，我希望他们在数量和覆盖范围上能做得比较好。我看到他们对批评作出回应，检查疏忽之处，削减虚饰，提高包括少数族裔在内的所有人的智力水平和知识结构。这是一项崇高的事业，面对的却是冷漠、偏见和纳税人的反感；可我始终坚信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教育机构有勇气证明美国在历史上拥有正当的地位。
我知道民主的缺陷在哪里，我过于轻易地大肆宣扬和谴责这些缺陷了。通过历史和旅行，我了解了其他形式的政府。我读过关于路易十四的史料，知道他的华丽长袍和恢宏的凡尔赛宫；可在价值不菲的外表下，我看到了拉布吕耶尔（La Bruyere）最著名的篇章里描绘的那些被非人化的农民。我并不希望把莫斯科或北京变成华盛顿或洛杉矶。我相信，相比在贵族制度或君主制度下，或在依旧受到贵族特权制约的民主国家里，在民主制度下，美国有更充足的机会日臻成熟，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对于我在美国享受到的思想自由，我心怀感激，我不认为我可以在其他任何地方找到如此宽阔和开放的道路。
我意识到很多罪恶玷污了我们的历史：侵略战争、幼稚的沙文主义、政治腐败、商业欺诈、种族不平等，以及犯罪激增、婚姻破碎、道德沦丧、艺术颓废。我并不盼望人类会改变本性，以消除所有人类罪恶和疾病的生物根源。对于这些问题，悲观主义者的呐喊是正当的、有用的。有最好的，就会有最坏的。如果开国元勋能起死回生，一定会惊讶于我们在减少贫困、苦工、文盲和政府暴政方面竟然有这么大的进步。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爱德华·贝勒米（Edward Bellamy）、H.G.威尔斯（H. G. Wells）等人所描绘的乌托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普及教育、成人普选权，等等，这些都是18世纪的哲学家们的希望和梦想。
让我们继续抱怨，继续要求和继续反抗吧；这也是我们美德的一部分。可就我个人而言，我很幸运，一生无忧（无数美国人或许会说同样的话），如果我不感激命运把我送到这里——居于大海之间，得享自由，那我就是最忘恩负义的人。
本文编选自《落叶：威尔·杜兰特的生命沉思》。特别推荐阅读。该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
混乱时代 阅读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