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还能不能预期，发明家和企业家的“供给”在未来仍然会持续？

经济中的许多创新活动其实来自另一个群体，即个人发明家和企业家，近几个世纪以来的许多突破性发明就是由他们创造的。事实上，许多大型企业的研发活动，主要致力于在这些独立发明家和企业家业已实现的突破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因为后者经常将自己的发明出售或出租给更大的企业。

这也就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能不能继续乐观地预期发明家和企业家的“供给”在未来仍然会持续不断？在早期人类社会中，都曾出现过大量发明。例如，古罗马人很可能在蒸汽时代到来很久之前就发明了水磨（水力是无生命动力的主要来源）。早在公元1 世纪，古罗马人就发明了一台能运行的蒸汽机。在中世纪，中国人不仅发明了火药和指南针（通常认为这两项发明要归功于中国人，但也有不同意见），还发明了纸张、印刷术、纺车、扑克牌、精致的钟表等等。然而，这些发明基本上都没有得到广泛的生产性应用，究其原因，大体上可以说是因为古罗马和古代中国的企业家尽管原本也可以把这些发明推向市场，但是他们却一直忙于从事其他工作。在古罗马，那些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把精力集中在支持和开展军事活动上，而在中世纪的中国，即便是最有企业家精神的那些人也似乎把精力主要集中在通过科举考试和在政府或执法部门获得一官半职上，以便通过接受贿赂积累财富。

《增长的烦恼：鲍莫尔病及其应对》

[美] 威廉·鲍莫尔 等  著

贾拥民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3年9月

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企业家精神在创新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特别重要的是，我们要研究到底是什么决定了生产性创业活动的长期供给，而不是像在古罗马和中世纪的中国那样，即使存在“创业”活动，也是非生产性的，甚至是破坏性的。说到底，私人雇佣军和贩毒集团也同样需要由“企业家”创办，而且这些组织的活动肯定是有回报的，尽管它们更有可能损害而不是提高经济产出。

在经济学文献中，许多经济学家断言，足够多的企业家供给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反之企业家这种骨干力量的弱化则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大障碍。但是，企业家究竟是怎么出现的，又是怎么消失的，却成了一个不解之谜。有人认为这或许与文化有关，也可能与其他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变化有关。但是，历史证据其实早就给出了一个完全称不上神奇的解释：企业家既不会突然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也不会莫名其妙地消失得无影无踪。相反，潜在的企业家，即那些有才华且雄心勃勃的人，其实一直就在我们身边，他们希望建立一家有望给自己带来丰厚利润的企业，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只不过随着经济所能提供的回报结构的变化，他们会改变自己从事的活动，即他们会被吸引到那些最具回报前景的领域。而在此过程中，他们完全可能会在不同性质的两类活动之间切换：一类是通常认为体现了企业家精神的、需要创业才华的生产性活动，另一类是需要大量“创业”人才但可能不会促进商品和服务生产甚至反而可能阻碍生产的非生产性活动。

一个例子是，就像技术变革导致大量工人和工程师从修建运河的工地转移到铁路建设现场，然后又转移到其他更现代化的企业一样，企业家也会根据不同职业的回报变化重新选择要从事的活动，由生产性企业家组成的群体就会随着他们的选择而扩大或者缩小。

因此，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可以在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之间重新配置的资源，会受到决定这两类活动的相对收益的激励机制的影响。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这些激励措施包括保护私有财产不被征用、执行合同、专利制度以及鼓励冒险的破产保护等。有了这些制度，独立发明家和创新企业家一旦“冒险”成功，就能获得收入和名声。由此可见，我们有理由对独立发明家和生产性企业家的持续供给持乐观态度。

如果我们预期人们的生产性创新活动会继续，那么成本病造成的最紧迫问题无非是个人服务的相对成本上升，以及由此导致的关于这类服务将不再负担得起的错觉。然而事实是，无论是进步部门还是停滞部门，都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大的好处，尽管随着时间推移，停滞部门的产品将会变得相对昂贵。但是，即使这个合意的结果，也会带来困难和危险。

警告1：成本病会对穷人造成大得不成比例的影响

即便普通美国人有能力购买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但是这些商品和服务的实际成本会因成本病而提高，而且仍然有许多美国民众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更多民众的收入远低于平均水平。我们知道，生产率不断提高虽然导致了成本病，但同时也使社会有能力通过提供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减轻贫困的影响。然而，这种情况真的一定会发生吗？在美国，进步还远远没有达到“普惠世人”的程度。如图4.8 所示，截至2007 年，仍然有相当多的美国人没有参加医疗保险计划，因此他们往往难以支付医疗费用。很显然，在经济衰退时期，这个问题还要严重得多，因为那时失业的人将比平时多得多，而失业往往意味着失去医疗保险。据报道，“2005年，在破产的美国家庭中，至少有一半是由医疗事故和灾难性的医疗支出导致的”。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第七章中看到的，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巨额的医疗费用也给比较贫困的民众带来了不成比例的巨大负担。在美国，尽管已经实施了医疗补助计划和奖学金等制度，但是不断上涨的医疗保健和教育成本仍然对美国穷人（甚至中产阶级）获得他们急需的这些服务构成了巨大障碍。

警告2：不明智的政府干预会把成本病变成更严重的问题

有人将成本病解释为市场定价行为失败的表现，这是错误的。正如标准经济学分析告诉我们的，市场定价行为能够确保每种商品的供给接近消费者需求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确实给出了适当的成本信号，准确地向市场参与者提供信息：提供受成本病影响的服务所需的劳动数量正在以远低于平均水平的速度下降，甚至可能根本没有下降。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与制成品相比，这些服务的成本持续上升，从而诱导消费者转而购买那些更容易生产出来的、成本更低的商品。为此陷入停滞的服务，就像从来没有停步却总是比别人跑得慢很多的跑者一样，永远无法在生产率竞赛中获胜。然而，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在本章中已经看到的，购买力不断上升保证了即便服务成本不断上涨，公众作为整体也是负担得起的。但是公众和政府可能会误解这一点。毕竟，涉及的数字是非常惊人的。以美国为例，如果目前的趋势在21世纪一直持续，那么仅仅是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的支出就会远远超过GDP 的一半。这很可能会使人们觉得，迫切需要提出一个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各种令人惊恐的预测数字，以及一路狂涨的预算需求，很可能会导致政府做出某些不能促进公共利益的决策。例如，由于医疗保健费用的增长率高于通胀率，如果我们想保持公立医院的医疗保健质量，那么很显然，医疗保健预算仅以相当于整个经济的通胀率的速度提高肯定是不够的。这方面的预算必须加快增长，不然的话，要么会加重私人为了获得这些服务的经济负担，要么会降低服务质量。假设当前的通胀率为4％，同时医院成本以每年6％的速度提高，那么决定每年增加5％的医院预算的政治机构肯定仍然会觉得不对劲，因为尽管预算稳步提高的速度超过了通胀率，但是医院提供的服务质量仍在不断下降。如果立法者未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是由成本病导致的，他们就会寻找其他的解释，比如医院管理人员腐败或不称职。这种认识反过来又可能导致立法者制定更多不合理的规则，它们会不恰当地阻碍医院和医生的行动自由，或将医院预算压缩到市场力量决定的水平以下。

立法者经常建议对那些受成本病影响的经济部门加强成本控制，例如医疗服务和保险服务业，但是，成本控制往往会产生比成本病本身更严重的问题。许多经济体都尝试过很多旨在控制医疗保健成本的方法，如加拿大、英国、德国以及其他国家，但是它们在控制成本增加方面并不比美国更成功。

在有些国家中，尽管它们的医疗保健体系以及用来控制成本的措施都曾经被吹捧为典范，但是我们发现了许多因成本控制而导致的问题。例如，非急诊手术可能会延误很长时间，有时甚至被完全取消。据报道，许多加拿大人不得不越过边境前往美国寻求治疗，目的只是避免在本国延误救治。在英国，截至2003年，至少有10％的人购买了昂贵的私人医疗保险，目的是绕过由政府管理的医疗保健体系，因为后者普遍存在着“排长队”的问题。

这里的关键是，由于政客们不理解成本病的机制和性质，也由于他们面临着来自同样不了解内情的选民的政治压力，他们未能意识到，我们其实完全负担得起这些服务，而不必迫使社会经受不必要的削减、限制和其他形式的剥夺。

类似地，公众也可能会认为自己无力支付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尽管人均收入增长早就使人们有能力支付上涨的医疗保健费用，但他们可能都不愿意修改家庭预算，当然，我们无法反驳这种偏好，因为任何人都有权决定如何支配自己的收入。但是，如果医疗保健的质量下降或数量缩减源于对公众真实支付能力的误解，那么，教育公众认识到这种误解当然就很重要，而这就引出了我们的下一个警告。

警告3：教育公众并非易事

我们首先要明白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帮助公众认识到成本病的现实与假象之间的区别本身就构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例如，我们肯定很难让非专业人士相信（哪怕他们很聪明），尽管个人服务的成本似乎失去了控制，但是就挣到足够支付这些服务所需的劳动时间而言，它们的成本实际上是在下降的。在外行人看来，这种说法就像是统计学上的花招或理论上的胡言乱语。而且，如果产品质量同时也在提高，就更是如此了，例如，通过更有效的医疗服务，让人们更健康、更长寿。因为质量提高显然意味着我们花在特定服务上的钱使得我们得到了更多，而且很可能要多得多。

在向公众解释这一点时，难度不应该超出熟练的记者和其他专门从事有效沟通的人能够理解的程度。这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因为在任何一个民主社会，如果未能使公众认识到上面这些要点，那么政府重新调整预算以有效应对成本病的任何努力都会在政治上遭遇失败。

警告4：公共部门占GDP 的比重将大幅增加

本章在前面给出的外推结果表明，如果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具有类似成本特征的服务主要由政府提供，那么到2105年，美国GDP 的60％以上都将通过公共部门完成“流动”，从而使其不受市场的约束。计划经济的经验表明，这肯不是真正有前途的制度安排。让如此庞大体量的经济活动脱离私人企业部门，肯定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效率和经济增长。

我们的政府部门还面临一项特别艰巨的任务，即提高政府收入，这是防止市政服务彻底崩溃必不可少的（现在市政服务实际上已经基本崩溃了）。就城市而言，政府预算的很大一部分由医疗保健、教育、警察保护、图书馆和其他服务支出组成，这些服务都难以避免成本病引发的费用增加。在21世纪，如果想保证这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不落后于农业和制造业，那么用于这些服务的支出就必须大幅增加。而且，即便完成了增加政府收入这项艰巨的政治任务，让经由政府而非私人渠道的GDP 份额出现如此巨大的增长，也几乎肯定不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前景。

警告5：私有化容易受到不明智的成本控制的影响

要求大幅扩大公共部门的项目，往往会遭到“必须更多地依赖私有化”呼吁的阻击。但是，仅凭私有化本身并不能解决成本病问题。对于将公立学校、警察保护和国防等私有化的主张，民众确实有很多很好的理由表示反对。例如，依靠私人军队会对自由构成严重威胁，而且这已经被许多历史例子证实了。

再者，任何一个受成本病困扰的、通过将公共服务私有化而来的私营企业，肯定也难免会受到贪污和渎职的怀疑。同时，在这种通过将公共服务私有化而来的企业中，要求控制成本的呼声在政治上是不可抗拒的。但是，如果成本上升是由个人服务和手工服务生产率的提高不可避免地会变缓造成的，那么成本控制就只能导致这些服务的质量下滑，甚至还可能更糟，即导致这些服务部分或全部消失。

在此必须再次强调，除了医疗保健和教育，成本病还影响了对良好的生活质量而言至关重要的许多其他服务，如现场表演艺术、图书馆、警察保护、餐馆（现在的许多餐馆中，劳动密集度最高的菜肴几乎全部消失了）以及对穷人的福利资助。如果我们不能设想出周详而适当的措施来解决成本病导致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日益陷入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说的“私人富足和公共赤贫”的困境。

警告6：成本不断上升的故事总的来说仍然可以让我们安心，除非……

尽管必须提出这么多警告，但是未来的图景总体上看仍然是令人安心的。生产率的普遍和持续提高，预示着我们无法想象的富足和美好的生活。只要我们稍做停留，想一想在每个中产阶级家庭都随处可见的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想想它们在我们三四代人之前的祖先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我们就会对未来的前景有模糊的乐观概念。正如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如果生产率在21世纪里以平均每年略高于2％的速度提高，那么一个普通美国人的购买力将能够增长8倍。要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一个方法是想象自己比现在富有8倍会怎样，除非你还有许多别的新花样来消耗这些财富，这对我们来说就像iPhone 对卡尔文·柯立芝一样不可思议。

有人据此认为，有了如此丰富的资源，我们就能有效地解决世界贫困这样的所有问题了。但是这并不是百分之百可以保证的。特别是，这种做法忽视了笼罩在我们头上的可怕的非经济威胁，最突出的是气候变化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不那么致命的管理不当（从私人企业的不当行为到错误的政府干预）。而且，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看到，所有这些问题都很容易因成本病而加剧。

—End—

本文选编自《增长的烦恼：鲍莫尔病及其应对》，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加。特别推荐阅读。该文由出版机构提供，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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