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胡瑗的“千年IP”
1032年，科举失利的胡瑗，作出了人生的一个重要决定：从此放弃科举，开启从教之路。不惑之年，才作出如此抉择，放在今天看，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要知道，有研究显示，宋代士人平均寿命只有61.68岁。
然而，胡瑗却从此走向“人生巅峰”，开创了“湖学”辉煌，为宋韵文化奠定了思想基础，还成为太学教授、国子监直讲、大理寺丞、天章阁侍讲。一介布衣，何以“逆袭”？
一
宋朝重文抑武，靠文士治国，“学而优则仕”就是那个时代士人的梦想之路。胡瑗的人生，自然也这样起步。
胡瑗从小天资聪颖，是名副其实的“别人家的孩子”。据记载，他7岁便跟随父亲学写文章，13岁便能读通《五经》，被人夸赞“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
40岁之前，胡瑗主要在干两件事：求学苦读、科举考试。不承想，无论是求学还是科举，都写满了坎坷。其间，他曾北上泰山，离家千里，一头扎进书堆，“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他也曾参加科举考试，却名落孙山。
与其说这是命运捉弄，不如说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必经阶段。或许正是这一次次失败，让他对当时的科举制度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人生之路有了更清晰的路径。
很快，他迎来拐点。景祐元年，41岁的胡瑗到苏州讲学。彼时，范仲淹在苏州任知州，慕名于胡瑗的才学，便让其子拜胡瑗为师，并于不久后聘请其为苏州州学。其间，胡瑗的才华得以初步施展。
庆历二年，已近天命之年的胡瑗，又遇到了他的另一个“伯乐”——时任湖州太守、范仲淹的朋友滕子京。在滕子京的邀请下，胡瑗主持湖州州学。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胡瑗通过大胆改革实践，其教育思想终于形成了以“明体达用”为核心的“湖学”，名噪全国。他提出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的至理名言。直到60多岁，胡瑗仍在完善他的教学理论和方法。
当时的“湖学”火到什么程度？“四方之士云集受业”，慕名前来从学的州学学生，在籍的与旁听的，常有数百人；全国各地纷纷效法“湖学”，官学、学院常悬挂“湖州法在”的匾额；朝廷派人到湖州学习教学之法，编为《学政条约》一卷，供各地教育参考。
二
纵观胡瑗一生，从创立“湖学”到苏湖施教，再到管理太学，“明体达用”贯穿始终，成为其从事教育实践的核心思想。
何为“明体达用”？所谓“明体”，即“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也就是说，要以圣人之道传授学生，令其通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所谓“达用”，是指在明圣人之道的基础上，把所学的儒家经义和才能运用于实践，使之“大则可以论道经邦，小可以作而行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明体达用”就是要做德才兼备的有用之人、有为之士。
放在今天看，“明体达用”思想再正常不过，但在1000多年前，却有着开创性意义。
刚刚建立不久的宋朝，面临着社会和民族危机，亟需培养一批通晓儒学并具有
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治理人才。宋初城市发展迅速，较为富裕的太湖流域尤为如此，随着行业分工越来越细，对人才的需求也日益专业化。
而原本的教育模式已不能适应发展形势。宋初“尚辞赋而遗经业”，学风浮靡，科举取士注重诗赋文章的声律与浮华的辞藻，不看重士子的人品道德与治理国家、造福百姓的能力。
“明体达用”崇尚探求义理、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改变了只重词赋、不重实学的浮华学风，致力培养一批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实用型人才。
有学者认为，宋代是一个有创辟的时代，各种学术思想勃兴，而“明体达用”则奠定了宋韵文化的思想基础。比如，后来以程颢、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强调的“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实质上也是对“明体达用”思想的另一种诠释。
清代黄宗羲《宋元学案》把胡瑗列为宋学第一等人物，认为胡瑗是宋代以后中国学术的开创者、先导者。钱穆更是把胡瑗“明体达用”之思想，直指为“宋学精神”。
三
那么，胡瑗在多地都有其教育实践，为何唯独“湖学”能“出圈”，成为中国教育界的“千年IP”？
首先，“湖学”呈现出旺盛生命力，迅速流行开来，关键在于它切合了当时社会的需要。
“湖学”注重实学，强调让学生结合现实去读经，在理解应用方面下功夫。比如，“湖学”采用分斋教学、分科教学，不但把大一统的模糊的人才培养模式变得清晰了，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让学生“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避免了学识的单薄，既培养专门人才，又培养复合型人才。再如，“湖学”革新教法，一改单一枯燥的讲解，把讨论法、直观教学法、快乐教学法融入课堂，给教学增加了活力。
更为难得的是，“湖学”对当时教育思想的破局。
比如，唐五代之后，受佛道二教大肆流行的影响，整个社会尚处在儒学萎靡而思想茫然无着的状态。“湖学”开唐以来风气之先，“使诚明者达，昏愚者励，而顽傲者革。故其为法严而信，为道久而尊”，使得学风归于正统，声名远播。
值得一提的是，“湖学”在中国教育制度史上开创性地把治民、讲武、堰水和历算等知识纳入官学体系之中，与儒家经典取得同等地位，堪称一项重大革新。
正因此，明代学士程敏政评价胡瑗：“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
“湖学”的“出圈”，最终从学者提出的思想上升为社会尊崇的理念与制度，绝非偶然，这何尝不是“明体达用”催化下的瓜熟蒂落？
往事越千年。今天，我们该如何扛起“湖学”的大旗，重估“湖学”之价值，再现“湖学”之荣光？胡瑗的深邃思想里、改革实践中，或许就有我们可资借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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