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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直播带货，有人直播唱歌，有人直播游戏，有人直播唠嗑，但你见过直播PK喝酒、直播线下约架的吗？前不久，网红“中原黄哥”在直播间PK饮酒，后因饮酒过量而身亡。而就在今年5月，主播“三千哥”同样因直播时过度饮酒离开了人世。
此外，直播拔体毛、跳楼、斗狠等无下限、博眼球的行为在网络平台上也是层出不穷，很多主播一不小心就越过了“红线”。此前，“浙江宣传”在《“黑红也是红”危害不浅》一文中就说道：无原则、无底线、无理性的“玩法”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容小觑。
直播乱象的“遮羞布”，随着多起直播违法违规行为的曝光被无情揭开，令人唏嘘。不禁要问，这些网红主播为何屡次挑战生理极限和道德红线？带血的、病态的直播为何屡禁不止？
一位PK失败的主播被惩罚喝酒（视频截图） 图源：新华社
伴随着直播行业的快速发展，不少主播动起了歪脑筋，他们游走于道德与法律的边缘，甚至不惜以身涉险，最终酿成血淋淋的悲剧。分析起来，目前的直播乱象大致有这么几类：
病态式直播。对网红主播来说，想出名就需要更多流量、更高关注度，于是一些网红在直播时无所不用其极。
前有主播“安安”和“小娇妻”直播“夺命飙车”结果双双殒命；后有号称“大胃王”的主播在吃播时身体不适，后经抢救无效去世；有自诩“国内高空挑战第一人”的主播失手坠楼；此外还有吃生鸡蛋的、喝芥末水的，甚至喝洗脚水的，这些几近自虐自残的“才艺展示”，不仅威胁着主播本人的生命安全，还会诱导网友跟风效仿，冲击社会公序良俗。
违法式直播。一些现实中的违法行为“载入”互联网后，也在直播间频频上演。此类直播乱象触碰了法律底线，无疑成了影响社会秩序的一大隐患。
比如，有的情感主播精心编造家长里短的“假戏码”，实际是博同情的商业陷阱，涉嫌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又如，有的主播在人流密集场所，以各种噱头随机与路人搭讪甚至强吻对方，致使路人在“懵圈”的情况下被千万网友围观，权益受到侵犯；前段时间，某地5名主播直播“约架”，以聚众滋事的方式故意制造热点，构成寻衅滋事罪，被公安机关依法拘留。
“添乱”式直播。有些直播虽然没有违法，但带来的麻烦同样不少。比如，有主播声称要帮农民割麦子，实则在麦田里直播闲聊，可见“割麦子”是假，“割韭菜”是真；还有的主播涌入抢险救灾现场，举着手机或自拍或直播，发布不专业的救援指导，不但影响了救援工作，还误导了不明真相的网友。
相关直播截图
究其本质，这些直播就像是“秀场式”的赌局，斗的是无底线的流量，博的是无下限的眼球，虽引来了关注，却用错误的行为传递了错误的理念。如此“主播卖丑-观众买单”的恶性循环，无论是对主播自身还是对整个社会来说，危害都不容小觑。那么，一些网红主播为何频频在直播中挑战底线，甚至不惜违法犯罪，进而陷入灾咎？笔者以为，至少有这样几方面原因。网络主播们身在流量漩涡中，意在将流量转化为收益。数据显示，我国已有超1.5亿网络直播账号、超10亿内容创作者账号。很多网红或主动“卷”，或被动“卷”，蹭热点、引关注、赚流量，一次次挑战极限，制造越来越强的“刺激”。他们花样百出，是因为禁不住“流量即收益”的诱惑。在如此境地之下，主播沦为被流量支配的“工具人”，观众沦为被流量操纵的“韭菜”“大冤种”，直播就变成了一场被流量主导的游戏。平台的“游戏规则”和监管漏洞不容忽视。一方面，流量分配规则不公平。按照平台规则，越是有点击量的头部主播就越能得到流量加持，这种“马太效应”加大了普通主播受关注的难度，也逼迫他们不断“打怪升级”，被裹挟着加入滚滚乱象当中。另一方面，平台对直播的监管存在漏洞。比如，直播平台虽然对包含抽烟喝酒等行为的直播管理较为严格，但如果主播刻意遮掩躲藏，平台的反应就没那么及时了。据报道，“三千哥”的一个账号曾因直播饮酒被封禁，但他又开了好几个账号让粉丝转场，并采取遮挡动作或者网络“黑话”躲避审核，这种情况下，监管就产生了盲区。少部分站台叫好的“看客”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部分网民或是恶意带节奏，或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由此形成了低俗直播的网络“看客文化”。比如，“三千哥”在直播间豪饮时，屏幕里经常出现一排排“666”的叫好，还有评论称赞“大哥威武”；网红“罗小猫猫子”直播喝农药时，就有网友不断起哄“快喝快喝”。“有时压死骆驼的，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无数的沙粒。”遏制直播乱象，还有待网络空间风气的持续净化。
图源：视觉中国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如何让网络直播告别“野蛮生长”？笔者有几点看法。首先，做好“品控”，提高网络主播上岗“门槛”。在“全民皆可当主播”的时代，主播应该成为优质内容的供应者，将规范性作为内容生产的基础，在符合社会规范与大众审美的基础之上，寻找差异化与个性化。从个体层面而言，网络主播应意识到，“网红”主播要“红”之有道，自设防线、守住底线、不越红线，让有深度、有温度、有厚度的直播深入人心。相关部门也要对网络直播进行正确引导。去年6月出台的《网络主播行为规范》列举了31项主播的禁止行为，划定了主播的从业“红线”。接下来，如何建立更完善、更具操作性的行业标准和行业规范，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粉丝数达到一定量级的主播，可以提出考核与持证要求，或是发挥直播行业协会作用，推动设立网络主播信用评价体系，形成网红主播从业门槛、退出机制等；对即将走进直播间的新人主播，也应给予相应指导和培训，培养更多优质主播，让“网红”也乘上深度与理性的“列车”。此外，能否谋划举办网络主播发展论坛，引导他们在创新创造、社会服务等方面，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其次，监管力量需要及时“亮剑”。直播行业越是发展，监管规范越要跟上。随着行业内卷加剧，直播乱象更是如地鼠般隐蔽性强、随机性大、难以根治。针对直播行业，监管部门还需制定更完善、更具法律效力的专项规则，设立可行的“法律红绿灯”。对屡屡“秀下限”的直播，不能只靠“事后打板子”，更要加强事前和事中监管，及时发现并迅速整顿治理，铲除直播乱象的生存土壤。这些年来，网络管理部门相继出台了10余个专项管理文件，对直播提出了监管要求。比如，杭州市上城区创新打造了直播电商数字治理平台，通过全流程在线监管、内容实时监测和评论区情况实时捕捉，探索“跨部门、跨层级、跨系统、跨业务、跨地域”的协同机制。最后，价值航标要不断“校准”。互联网不是自家的“客厅”，而是表达公共意见的“广场”。网红主播获得巨大流量与关注度的同时，也意味着要肩负一定的社会责任，更应该遵守法律法规，做好榜样。当然，对广大网民来说，也要认识到互联网是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别因为一时好奇，陷入流量争夺的混战中，无形间助长了网络空间的歪风邪气。直播，理应是有趣、有爱、有益的灵魂碰撞，而不是有害、有戾、有恶的玩命游戏，更不是违背公序良俗和主流价值观的媚俗争斗。“赢了流量，却输了健康与底线”的直播可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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