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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士成真儒的“逆袭”之路

金轩 浙江宣传 2024-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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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数千年历史中只有100多人祀曲阜孔庙,而金华就有五位,其中四位还是一个特殊的组合,被后人称为“金华四先生”,可见这四人地位之高。

如今不少金华人可能对这四位先生还不太了解,但在理学史上,他们的地位举足轻重。故事缘起于700多年前,一个平常冬日,放弃仕途苦寻理学真知的王柏,踏游金华山,找到婺州名儒何基。王柏向何基道出求学中的困惑和孤独,渴求名师指点。何基勉励他刻苦求学,还点明了“立志居敬”的求学方向。

就在金华山北麓的一处农家里,这两位先贤的见面开启了一段接续百年传承理学的佳话。何基传道于王柏,金履祥先后师从王柏、何基,许谦又受学于金履祥,诞生了当前学界所说的“金华四先生”,又称”北山四先生”。四人均活跃在当时的婺州(即今金华),并从祀孔庙,被后世尊为真儒。


四人的故事很值得一说。今天,我们探寻“北山四先生”的理学传承之路,不仅可以体察一段学术的流变,更能体会一种甘于寂寞、求真求实的精神。


北山四先生,傅军杰插图 图源:“金华文化”微信公众号



宋代,“学而优则仕”的风气,已非常盛行。王柏曾向何基诉苦,在遇到恩师之前,他找不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没有找到全心全意传授理学的老师。何基劝慰他:“会之真吾友也,望其不忘初心,奋其终身。”

对于功名的态度,四人出奇得一致。王柏家族世代为官,他却为追求理学,放弃了考试得来的官位;何基不但对朝廷送上门的官职坚决推辞,就连地方官员邀请他担任职务,他也不愿意;金履祥摒弃举业,一生不仕;许谦身处宋元交替的时代,“官府屡为辟荐,均固辞”。

有人说,“北山四先生”是隐士,走的是“与世几成隔绝”的纯学者之路。但其实四人心中燃烧着的求知济世理想,从未熄灭过。他们虽然轻功名,却重学识。他们虽然隐于江湖,但从未忘记天下与黎民。

目睹当时百姓困苦,王柏向金华地方官连上《社仓利害书》《赈济利害书》,主张州府加大对贫民的救助。当国家面对入侵时,王柏还上书提醒朝廷务必加强军事重镇襄阳的防务。襄阳后被元军围困,金履祥屡次献策,其中“重兵由海道直趋燕蓟,且备叙海舶所经地形”更被后世认为是可行的奇策。

何基、许谦把教化万方作为己任,大开讲学之门。从丽泽书院到八华山讲学,两人以教书育人之名,风动天下。许谦甚至达到了“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皆不惮百舍受业”的成就。

在《三国演义》舌战群儒中,诸葛亮曾奉劝东吴的官员当学务实有骨气的君子之儒,莫学刁钻文字的小人之儒。

“北山四先生”之所以被尊为真儒,也是因为四人在传递理学的同时严守儒者的操守,将求真和求实从始至终贯穿在师徒传承的信念链条中。四人成就的是“君子之儒”。



“北山四先生”被后世奉为朱学嫡脉、理学正宗。他们的文风受朱熹影响,推崇“道本文末,文以载道”,他们将婺学中对实践的推崇,融入到了理学文章中,形成了独特风格。

“北山四先生”做学问还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为了达成推广理学的初心,他们竭尽全力地将理学送入民间。四人非常默契地对“四书学”展开研究。

朱熹为《四书》作过批注。“北山四先生”在此基础上对朱熹注释的经典再加以笺注,目的是为了让更多民众也能读懂朱学理学,促使“四书正学”成为大众皆知的学问。

如此作为,在讲究道统的封建时代是需要勇气的。“北山四先生”传道重视儒学经传,但也带着强烈的质疑精神,用批注来开拓传承的新路。

何基曾劝说王柏,对经典只传而不作疑,避免争议。但王柏却坚持做考证质疑,对《四书》及朱熹集注有不少疑论。

他质疑《大学》《中庸》是否出于《子思》二十三篇,《孟子》是否是自著之书,《论语》是否出于《家语》等。每次遇到疑问,王柏会反复向何基求教。何基也包容弟子的执着,总是耐心解惑。

师长包容,学生敢为,“北山四先生”合力使当时儒学困于经典、畏于权威的状态得到一定程度的突破,朱熹的理学在四人手中传承发扬。

明代章一阳在《金华四先生四书正学溯源》中,对“北山四先生”的传承意义有一句评价:“孔孟未发奥得朱注而朗于日星,朱注之未尽意义又得四先生阐明殆尽。”意思是说,孔孟之学说,在朱熹的批注下复兴,朱熹的批注又在“北山四先生”的传承中得以明辨古今。

《北山四先生全书》 图源:“金华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从祀曲阜孔庙,可以说是“北山四先生”被尊为真儒最直接的体现。但实际上,这段路走得颇为漫长与艰辛。

明成化及正德年间,当地官府都曾上奏,请求将“北山四先生”从祀孔庙,但皆未获准。不过,朝廷准许金华建设正学祠(书院),并多次支持其扩建,明宪宗还赐题“正学”匾额。直到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决定孔庙增祀包括“北山四先生”在内的20人。此时,已是许谦逝后近400年。至此,金华有吕祖谦和“北山四先生”五人从祀孔庙,人数之多居浙江各地市之首。

正是“北山四先生”用接续百年的求索,诠释了理学的意义和魅力,才有那广泛而深远的认同和感召。

时至今日,我们回溯“北山四先生”的往昔岁月,可对真儒之风骨有更深理解。

以纯粹之心求不止之境。“北山四先生”探寻知识之无垠,几乎达到了忘我的境地。因为在他们看来,学术研究是“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有着以识增智之趣。用现在的话来打个比方,就好似“叫醒你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增学识、涨技能、提修养,其实无论何种,只要能有一件自己认定的事,并为之毫无保留地去奋斗,便是幸事。

传道授业解惑不囿于形。何基谢辞书院山长,王柏却接过这一职务,两者其实并非矛盾。通向以文化人的终点,非师者“专利”,还有条条大路。何基选择做清寂的学者,便拥一颗止水之心,研究历史以期为今用。但当潜心悟道的王柏出现时,何基也会心生涟漪,倾囊相授。这样的情谊和传承,成就了“北山四先生”,又非只是“北山四先生”。泱泱大国,千秋文脉,靠的正是无数文人志士惺惺相惜,代代相承。

力行而不待取亦是智慧。“力行以待取”是孔子的话,意思是说要努力做事,等待别人录用。“北山四先生”不仅对格物致知很执着,其实也有经世致用的追求。他们都曾针砭时弊,如许谦就写下《朋党论》《学校论》等文章,主张改革选官和学校等制度。只不过,他们用出世的智慧洞悉世事,抽离了自身得失,淡泊名利,但求用理学造福苍生。

“北山四先生”的传承,在传统儒学语境中,可能并不是显学。但四人经历一百余年,演绎了一段从“一乡之士”到“万世真儒”的传奇。这其中能触动我们的还是那份纯粹的学者心境,若要在喧嚣中寻一份安宁,不可不读“北山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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