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女拳”话语与作为潜文本的义和团神话
“一开口就知道是老拳师了”、“女拳出击”、“打拳警告”……
一、词汇来源探究
2011年3月，TVB制作首播电视剧《女拳》，制作方介绍称“本片讲述了黄飞鸿第四任妻子莫桂兰的故事。莫桂兰，一代宗师黄飞鸿之妻，一介女流如何在龙蛇混杂的地方立足，最后闯出名堂，以毕生之力，发扬黄飞鸿的侠义精神。”2012年8月14日伦敦奥运会期间，《东方早报》一篇题为《女拳入奥难改边缘化现状》将“女拳”仅仅作为“女子拳击”的简称。以笔者所见，最早的“女拳”话语，恰恰首先是由认可女权主义的人，从正面使用的。乃至到2015年，有自媒体开始以此命名。
“‘女拳’是囊括了脱口秀、时评文章、辩论赛在内的多元文化产品，其核心产品是由 PGC( 专业视频生产团队) 打造的‘知识类女性网络脱口秀’，由作家陈岚担纲主持，通过女性视角品评社会文化，以期形成思想上的碰撞与搏击。作为‘女拳’推广的主阵地———微信公众号‘女拳’( nvquanshow) 是各类内容的实际载体”。
“从内容来看，虽然“女拳”并非“女权”，但通过视频节目表达男女平等及女性对男性的独立审视与认知，是其基本思想。”
——（《微信公众号“女拳”传播效果分析》，传媒与教育 2015年2月）
二、后代人对义和团神话的书写
美国历史学家柯文在《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引用大量直接谈及“义和团”的材料，对“义和团”神话的变形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在五四运动以来，接受“现代性”的“进步”话语的中国精英们，多数时候是试图将义和团作为“教训”来理解的；哪怕是自觉的民族主义者们，也对其“迷信落后、愚昧无知、盲目排外”而叹息，甚至更激进的共产主义者，在1960年代以前也是如此：“五卅运动（1925年）期间，正是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复杂性，瞿秋白才在同一篇文章中，既称赞义和团抵抗帝国主义的大无畏精神，又谴责了他们的缺点：由于阶级意识不强，他们与敌人清王朝妥协了。此点符合这一时期共产党文论中对待义和团的一个普遍倾向：当讨论的问题是帝国主义时，就称赞义和团；当讨论的问题与共产党后来所说的‘封建主义’有关时，就指斥义和团。”（中文典藏版272页）
柯文分析了中国作家王朔写于2004年的小说《千万别把我当人》，指出“义和团在20世纪末中国人意识中留存的一些极为矛盾的形象……在最普通的意识形态层面上，那部作品把义和团当作积极的力量....但是，更深一层来看作品中直接或间接与义和团有关的形象，都是深深铭刻在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的自我厌恶的形象.....他们包括不真实的作战技巧，对本民族进行自我羞辱的爱国主义，政府的迫害，以寻找替罪羊的方式解决严重的社会的问题的做法。”
I Wor Kuen（中文名：义和拳）（英文缩写：IWK）是一个1969年在美国纽约唐人街成立的亚裔美国人的马克思主义激进派团体。义和拳的名称是为了纪念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思想理念上借鉴了青年贵族（由何塞 · 查 · 希门尼斯领导的民权组织。该组织的使命是为波多黎各、拉丁美洲和被殖民地的人民争取社区权力和自决）和黑豹党的意识形态，组织了几个社区活动及报刊推动亚裔美国人自决。最初由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组成，通过联合纽约唐人街居民以处理社区的医疗改革、反战及儿童照顾等需求而活跃起来。该组织扩展到全国，以在1972年与旧金山红卫兵创建了一个民族机构。
《I Wor Kuen——美国华裔激进组织演变片段》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84621164/?dt_dapp=1&dt_platform=wechat_friends
经历过1980年代的所谓“拨乱反正”，对义和团与“红灯照”的书写也逐步回归解放前知识精英主导的负面论调。如今在搜索引擎检索“红灯照”，会看到诸如《土娼变仙姑，香灰抵万金：清末“红灯照”闹剧》、《黄莲教圣母下场有多惨》等猎奇、嘲谑的文贴比比皆是。
当我们将“拳”与“极端又迷信的乌合之众”想象联系在一起时，未必需要直接引述关于“拳乱”的负面神话，甚至不需要使用者知晓相关历史知识，作为反面神话的义和团，也已经以成为所有相关言说共同关联的“潜文本”了。这取决于整个中国现代化脉络中，绝大多数时段居于优势地位的“启蒙神话”与“进步神话”，所造就的“无意识结构”。因此可以认为，在负面意义上应用“女拳”一词，并将其与完美的“真女权”对立起来的做法，和将“义和拳”与健全的“民族主义”或“反帝斗争”对立起来一样——这里真切显露的正是自居精英，以为掌握某种先验的理想型抗争范式，从而在大众的盲目和粗暴面前居高临下的态度。
三、当代女性的集体反抗被“拳匪”叙事装置所捕获
“中国激进女权主义者，不但热衷于找敌人的游戏，还拥有《镜花缘》中‘两面国’国民才具有的神奇面貌：一旦涉及公权力与社会弊端，她们便鸵鸟一般温文尔雅的犬儒起来；一旦涉及私权力与个人言论，她们便激动的铁拳乱舞，瞬间便神灵附体一般拥有了WG女英雄批斗反革命分子的飒爽英姿。”
想分析这个新时代的焦虑，需要引入另一个伴随“女拳”同时出现的词汇——“中华田园女权”。乍一看，“中华田园”一词似乎把其“错误根源”指向了中国本土；但与其说“田园”是和“海外”相对立，不如说是和“都市”相对立（在实际应用中，上述两种理解都存在，而后者却越来越占上风），这组对立进一步点明了“中心-边缘”的优势差距。更进一步地，我们不仅要关注到“中心-边缘”两极的分离对立，还要注意到它们的彼此依赖纠缠——来自边缘的剩余劳作堆砌出文明的中心，来自中心的凝视灌输着边缘人形塑自身。“女拳”对“女权”十分吃力但仍显粗陋的模仿，以及如此不成功“模仿品”居然仍会给“示范品”招来无差别弹压，都证明了“中心-边缘”体系中的抵抗者之间，也存在着上述差异-依赖的辩证法。由于这种规律的存在，右翼当中有头脑的分子提出了另一种“大彻大悟”的指控——位于女性主义思想行动中央的精深“女权”，和位于外周的粗浅“女拳”，其实同属于一个有机运动整体：
所谓的田园女权（中国式女权）与女权并没有根本的区别。从本质上说，田园女权（中国式女权）就是当前中国女权的基本面。用“一个班子，两块牌子”，“一个群体，两副面孔”来形容，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引自柯威廉William的《女拳简史2009-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