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ra Patel, Adrija Roychowdhury, “To vail or not to vail: Why the hijab has been central to Iranian politics for over a century”, The Indian Express, October 20, 2022,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research/to-veil-or-not-to-veil-why-the-hijab-has-been-central-to-iranian-politics-for-over-a-century-8209698/。
原编者按：这是第三篇立秋翻译的关于伊朗的文章。前两篇为：《为什么伊朗的工人不会联合起来？》《 一个新的伊朗已经诞生：一个全球的伊朗》，点击可前往阅读。
结绳志另有一篇立秋翻译，从伊朗内部讨论这个议题的：《对伊朗的思考：请叫她吉娜Jîna》。
作者与译者简介：米拉·帕特尔，《印度快报》副主编。
阿德里亚·罗伊乔杜里，记者，著有《德里，以汝之名》(Delhi, in Thy Name, 2021)。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戴，还是不戴：为什么在一个多世纪里，头巾会成为伊朗政治的中心？沙王政权下的伊朗禁止戴头巾，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又强制戴头巾。在两伊战争期间，在伊朗，头巾又经历了又一次变化，变成了什叶派伊斯兰的象征。
在22岁的玛莎·阿米尼因为头巾包得不够紧而被警方拘留并在拘留期间死去后的几周里，大规模的抗议席卷了伊朗所有大城市的街头。全国各地的示威者走上街头，高喊“女人、生活、自由”的口号。一些人脱掉头巾或剪掉头发，以此来表达对政府针对女性的严苛政策的公民不服从。这些抗议景象，与1979年伊斯兰革命期间伊朗街头发生的一场相似的起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1979年的抗议中，伊斯兰的头巾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女人们戴上头巾，来表达对伊朗第一任沙王礼萨·沙·巴列维的遮头禁令的反对。在《重新思考全球姐妹情谊》(Rethinking Global Sisterhood)中，尼玛·纳西比(Nima Naghibi)写道，在沙王和伊斯兰共和国的统治下，伊朗女性都被视为“伊朗人民——沙王治下世俗的、现代的和西化的伊朗人民，或伊斯兰共和国治下伊斯兰的、现代的和反帝国主义的伊朗人民——的可见标志”。因此，头巾起到了验证世界观和体制的作用，它也因此而受到一系列来自男人的管制，这些男人认为自己能够控制女人的身体，因为那是他们掌握的权力的自然延伸。巴列维以以下两点而著称，一方面，他强调要建设一个不受伊斯兰神职人员影响的伊朗；另一方面，他极力鼓吹欧式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在这方面，他关于茁壮的政策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他着手通过一些对伊朗人民日常生活影响深远的政策，把伊朗男女的外表给标准化和欧化了。
伊朗研究学者胡尚·切哈比 (Houchang Chehabi) 在《把皇帝的新衣搬上舞台：礼萨沙王治下的着装规范和民族国家建设》 (“Staging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Dress Codes and Nation Building Under Reza Shah”, 1993) 一文中指出，1928年巴列维在掌权后通过的第一个着装规范规定“伊朗国内所有不需要穿与政府公务要求的特殊服饰的男性臣民都要统一着装”。这条1929年3月生效的法律把统一着装定义为巴列维式的帽子和欧式西服。唯一不需要统一着装的，是神职人员或参与宗教教学的人。此举也遭到了一些抵抗，特别是在部落地区，那里的人们更喜欢自己的传统服饰。伊朗传统服饰示例
同年，沙王也针对更加重要的头巾问题做了一些改革。他命令警察允许女性在公开场合不戴头巾。虽然这招来了神职人员的反对，但也得到德黑兰部分女性的支持。王后也开始不戴头巾公开露面。有一次，王后在库姆朝圣期间拜谒法蒂玛圣陵时虽然戴了头巾但没把脸遮住。为此，她遭到当地一位神职人员的严厉批评。次日，作为回应，巴列维公开殴打了那位神职人员。但此时，不戴头巾还没有成为国家政策。1934年6月，在正式出访当时正在大搞现代化改革的土耳其后，巴列维也开始在伊朗贯彻他在那里看到、学到的东西。切哈比写道，“礼萨沙王比计划待得更久，阿塔图克治下取得的社会和经济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女性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让他艳羡不已”。军官、政府官员和他们不戴盖头的妻子们
结果，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他颁布了大量着装法令，这些法令中的第一条就是，政府的所有部长都要戴欧式毡帽。后来，1935年5月，政府扶持建立了一个女士中心(Ladies Centre)，其主要目标，就是倡导女性脱掉头巾。结果，部长们和他们的代表每周都要和他们不戴头巾的妻子一起出席一次活动，女校里的老师和学生则不许戴头巾。1936年，在法律规定女人在公共场合戴盖头或围围巾属于犯罪行为的时候，强制脱头巾的政策达到了顶点。违抗这个规定的人会被逮捕并被强制扯去盖头或围巾。人们普遍认为，巴列维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使伊朗现代化。与这种观点相反，一些学者相信，巴列维的政策大多出自其个人的考虑。在《背叛的许诺》(Promises of Betrayal)中，法兹勒·乔杜里(Fazle Chowdhury)解释说，巴列维的政策“和促使伊朗去和更加繁荣的国家竞争没什么关系，而更多的是为了解放他自己，仅仅是为了消除什叶派神职人员给他造成的压力。”与强制脱头巾相伴的，是其他许多为削弱神职人员而设计的措施，包括通过考试给他们颁发毛拉证，如果他们反对政府的政策，就不许他们传道等等。也许，最能证明这个君主政权对女性的冷漠的例子，是伊朗最后一位沙王在1973年接受的一次访谈。在访谈中他说女人“可能在法律眼中和男人平等，但恕我直言，在能力并非如此”。稍后他又补充说，“你们女人擅长勾心斗角，你们是邪恶的。你们每个人都这样。”在这个语境中，伊朗的许多女性并不认为强制脱头巾是为促进女性权利而设计的制度，相反，它不过是政教之间权力斗争中部署的一个武器。文化的规范、和政府执法的严苛又进一步加剧了她们对此政策的反对。而且，就像人类学家齐巴·米尔-侯赛尼(Ziba Mir-Hosseini)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强制脱头巾政策“对许多宗教和传统家庭出身的女性构成了限制，因为对她们来说，不戴盖头上学或出门就意味着违背主命。”在《从1800年到伊斯兰共和国的伊朗女性》(Women in Iran from 1800 to the Islamic Republic)中，人类学家罗伊斯·贝克(Lois Beck)说，虽然政府否认使用暴力来逼迫不服从的女性就范，但地方当局这么做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此外，它还逼迫店主不许把东西卖给戴头巾的女性，不许司机载她们，并要求政府官员不许她们进办公室。贝克写道，“男女都被这些政策弄得苦不堪言，但首当其冲的是女性，她们第一次被要求在男人身边不戴头巾，并且往往不知道该穿什么、该做什么。”在上层阶级的女性接受此政策的同时，而处在经济社会底层的女性更喜欢把自己的头遮住。结果，贝克写道，头巾变成阶级区分和忠诚冲突的一个标志。人类学家法德瓦·金迪(Fadwa El Guindi)在《头巾：谦逊、隐私和抵抗》(Modesty, Privacy and Resistance)中指出，除此之外，头巾还变成“反对巴列维政权的一个象征”，女人们也因此而戴上头巾来表达对君主政权的抗议。在最终推翻沙王的示威活动期间，成千上万名女性戴上头巾走上街头——头巾的遮盖既是在传达一个信息，又是一种对个人身份的自我保护。这些穿得一身黑在德黑兰街道上游行的女性，也成为新政权的重要标志。在1941年巴列维退位后，强制戴头巾不再是法律规定，虽然它背后的意识形态在巴列维时期一直未受触动。虽然戴头巾不再是犯罪，但它依然会阻碍个人社会阶层的上升。最终，头巾在伊朗又有了新的意义。就像米尔-侯赛尼写到的那样，“到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对许多女性来说，头巾代表巴列维王朝反对的东西；它从压迫的象征和落后的标记变成抗议和一种新的伊斯兰认同的标志。”就像伊朗的第一位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在1979年接受记者法拉奇访谈时说的那样，“在过去和现在，为革命做出贡献的女人，都是穿伊斯兰服饰的女人，而不是你们这种化着精致的妆、光着身子、拖着男人的尾巴到处跑的优雅女士。”新的意义，主要是通过两位前革命时期的理论家即阿亚图拉莫尔塔扎·穆塔哈里和阿里·沙里亚蒂的作品附加到头巾上的。穆塔哈里在作品中翻转了头巾的象征意义，把它从限制变成了保护。他解释说，头巾的真正目的不是把女性排除到社会之外，而是通过保护她们——防止别人把她们当作性物品来对待——为她们参与社会提供方便。沙里亚蒂则清晰地表明，他不信围绕头巾的宗教论证。相反，他把头巾从传统的象征变成了革命的象征。就像米尔-侯赛尼引用的那样，他说，“通过戴上头巾，这一代人想对西方殖民主义和欧洲文化说：‘五十年来你们千方百计地试图把我变成一个假西方人；但我要戴上头巾，对你们说不’”。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期间，头巾代表了革命的本真性及其伊斯兰认同。中东专家萨纳姆·瓦吉尔(Sanam Vakil)在2011年出版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女性与政治》(Women and Politics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中是这样描述的，“一大群女性紧握头巾支持革命”。
1979年伊斯兰革命期间抗议的女性
她补充说，她们中的“许多后来成为伊斯兰共和国的先驱”。在那些为支持革命而戴上头巾的人中，也有相信世俗原则和女性选择自由的女性。她们根本没料到在掌权后，霍梅尼的政权会强制所有女性戴头巾。霍梅尼的第一条法令要求工作场所戴头巾。作为回应，在1979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的时候，一些女性组织了一场游行。数千人走上街头用“选择穿什么是我们的自由”的口号来反对头巾。但这场游行丝毫没有改变政府的立场，后者于1981年颁布了强制戴头巾的法令。到1983年的时候，伊朗议会通过伊斯兰惩戒法，该法规定不戴头巾要挨74鞭。有趣的是，强制戴头巾的举措与两伊战争(1980-88)同时发生。伊斯兰研究教授法格赫·设拉兹(Faegheh Shirazi)在《被脱掉的头巾：现代文化中的头巾》(The Veil Unveiled: The Hijab in Modern Culture, 2001)中指出，之所以会这样，原因之一在于，这样做能够分散公众的注意力，把他们的目光从战争的恐怖转向更加可控的国内问题。她还指出，在此期间，头巾的语义学有了一个新的维度，它在意识形态的维度上把伊朗和伊拉克区分开。换言之，头巾必须代表什叶派意识形态和文化。设拉兹写道，“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头巾被用来区分穆斯林女性和‘西方’洋娃娃，而在与伊拉克战争期间，头巾则被用来区分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因此，海报、公告牌甚至邮票都通过展示“理想的”女性来推动战争。戴头巾的女人的海报随处可见——墙上、公共交通工具上、教育机构等等。设拉兹指出，“戴上头巾的伊朗女性代表士兵贞洁虔诚的女儿、妹妹、妻子和母亲”。她补充道，这些海报总会引用包括霍梅尼在内的多为什叶派伊玛目的话来赞美戴头巾的美德。米尔-侯赛尼指出，虽然国家的头巾政策具有压迫性，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才开始对此有所讨论。原因之一在于，在这个问题上，女性自己分裂了。一些人反对强制戴头巾，另一些人则对此表示欢迎，因为它给了她们进入公开领域的机会，而在此之前，这个领域一直为男人所支配。她写到，“如今，那些在前革命时期伊朗社会精英、西化的环境下永远没法出头的女性在头巾那里找到一种特殊的价值感，找到一块道德高地”。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代际的过渡，新的态度才开始出现（甚至那些在革命期间欢迎强制戴头巾的规定的女性也开始有了这样的态度）。此时，头巾又经历了一次变化，人们开始把它和狂信与国家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今天，头巾也代表伊斯兰共和国的绝对权力及其对人民的绝对控制。就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指出的那样，“对伊朗的年轻女性来说，强制戴头巾是这个看起来把人民的一切自我表达都定为犯罪的统治系统的又一表现。”除管制女性的着装外，国家还禁止她们跳舞、唱歌、玩音乐和与男人握手。根据一名伊朗教师的说法，头巾是国家控制人民的一种手段。她说，“国家什么都要管。他们告诉我们穿什么、教什么、怎么做。”对她来说，戴头巾是一种选择，但强调有那个选择的自由的重要性才是关键。“没有那个自由，人们就不能思考，不能形成意见。从很小的时候政府的政策就在灌输她们，如果她们试图抵抗或表现出她们个体的自我的话，那么，她们就会被视为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