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news｜“狠人”肖恩·斯库利的人生哲学

肖恩·斯库利身材魁梧，声音洪亮，丝毫看不出即将年满八十岁。他吃素，爱开玩笑，爱运动，常年练习空手道，擅长模仿各个国家的口音。

他年轻时当过苦力，做过小混混，因此身上有一股子狠劲。但这股劲从不以凶狠，或者横冲直撞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像水一样，温和却笃定地朝一个方向流去。

“我的处事方式就像水一样，”斯库利这么形容自己，“或许因为我是巨蟹座，一个水象星座。如果我遇到障碍物，我会绕过去，不会与它争论。我只是无视它，继续前进。”

早年的生活为斯库利设置了无数的障碍物。二战时，斯库利的父母为了躲避战争而出走爱尔兰。1945年他出生于都柏林。因为没有固定的住址，他的出生证上只写着：“游民”。

战争结束后，斯库利一家搬去了伦敦，住在旧肯特路（Old Kent Road）街区中的贫民窟里。斯库利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有人掀开他们家的地板，一群老鼠四散而逃。

年幼的他非但没有受到惊吓或感到厌恶，反而对这群过街老鼠产生了深刻的同情。他似乎在它们的处境里看到了自己家庭的影子。

在此后的人生中，斯库利产生了一种对动物、特别是遭遇不幸的动物的怜悯。这让他在家里自建了一所“动物医院”。

斯库利回忆说：“人们把在贫民窟里捡到的受伤的动物交给我。我试着治疗它们，但大多数时候它们只是在等待死亡。这让我感到非常受伤。我的母亲时常要给我写请假条，因为我太难过、太愤怒了，没法去上学。”

大一些的时候，斯库利举家搬去了海布里区，那里住着许多贫穷的爱尔兰人。他曾目睹邻居窗户上挂着的牌子，上面写着：“爱尔兰人、黑人和狗不得入内”。

面对歧视和屈辱，斯库利展现出了内心强大的一面。他拒绝把自己视为一个受害者，而是像水流一样沉默地绕开：“我从不自怨自艾（I never felt sorry for myself）。把自己看成受害者，永远不会有出路。”

15岁时斯库利离开了学校，开始打工。起初他的父母觉得飞机修理员是个不错的差事，就送他去参加考试。坐在考场里，看着别的孩子在熟练地辨认各类飞机，斯库利意识到，他将永远无法成为一名飞机修理员。

有一段时间斯库利混迹街头，还加入了一个小帮派，和一群同样是底层家庭的孩子混在一起。但生活仍要继续，他常常不得不打两份工，一面做些体力活，一面在印刷厂干活。

他清楚地记得那是1960年，因为就在那一年，Ray Charles 的节奏蓝调歌曲《Hit The Road Jack》问世。

交流中，斯库利经常会提到音乐。这或许是因为他来自一个“音乐世家”。他的祖母常去酒吧唱歌以换取威士忌，而他的母亲是歌舞杂耍团的一位歌手。

斯库利最早接触的音乐是蓝调（Blues，布鲁斯）。这种来自美国南部、属于劳动人民的音乐风格，飘洋过海，在英国工人阶级间广泛流行，也深深吸引了斯库利这个底层家庭的孩子，让他得到了情感上的宣泄和共鸣。

“像蓝调音乐一样，我的作品有着简单而重复的‘旋律’”——在谈及自己作品横平竖直的色块结构时，斯库利如此形容。

也正是音乐，唤醒了斯库利内心表达的欲望。当他还在伦敦打工时，会在夜晚读书、听音乐，从萨特到索尔仁尼琴，从节奏布鲁斯到古典乐。这些哲学与文艺作品启发了他的心智，也激发了斯库利自我表达的欲望。

他决心要开始画画。斯库利花了整整５年的时间，才考入伦敦郊区Croydon的艺术学院。两年后，他又考入了纽卡斯尔大学。

在学校的这６年里，斯库利发奋学习，吸收所有一切他感兴趣的知识，并且高强度地画画。他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形容这段求学的日子为“天堂般的时光”。

上学期间，斯库利身边的同学主要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作为一个从贫民窟里走出来的工人阶级孩子，斯库利对于眼前学习的机会、对于知识和艺术，显然有着更强烈的渴求。

他“炽热的上进心”常招来同学的嘲笑，但斯库利却不为所动。和他们相处，斯库利自比“一群小马驹中的一匹野马”。

1972年斯库利拿到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前往美国进修。他迅速被美国文化中崇尚打拼、奋斗的个人主义精神所吸引，这与他从贫寒的童年一路走来所坚持的信条不谋而合。1975年，斯库利正式移民美国，辗转后定居纽约。

在纽约，等待斯库利的却是另一个残酷的现实和无数的“障碍物”。接下来依然是辛苦打拼的５年。

斯库利将那段经历形容为一场“恶战（dog fight）”——“你必须去战斗，争取你在社会中的位置，争取展出作品的机会。我想要一场‘战斗’，纽约满足了我的愿望。”

1981年被斯库利视为突破性的一年。艺术上，他彻底摆脱了极简主义的桎梏，逐渐发展出一套日后为人所熟知的艺术语言。彼时，极简主义所常用的范式日趋僵化，逐渐失去其生命力。抽象绘画亟需突破和改变。

斯库利在没有抛弃抽象绘画的前提下，通过在作品中重新引入色彩、笔触和肌理，为原本冰冷、呆板的抽象语言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表现力。评论家用“激情极简主义”“绘画性抽象”等词语概括这类风格。

到 80 年代中期，斯库利的作品开始获得国际性的认可。许多大型博物馆开始收藏他的画作。2006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为他举办了个展。如今，全球几乎所有重量级的美术馆均有收藏他的作品。

再回望来时的路，那股涓涓细流已然流入了艺术的大海。

2014年，斯库利成为首位在中国举办职业生涯回顾展的西方艺术家，此后又多次在中国办展。

2024年8月，他的最新大展“肖恩·斯库利：离开海水的地方”在和美术馆开幕，展出了自60年代以来至今的40组具有代表性的绘画以及雕塑作品，包含了艺术家标志性的“光之壁（Wall of Light）”和“陆线（Landline）”系列，以及一批新作多组包括“小立方”系列。

ARTnews在位于纽约Tappan的斯库利工作室采访了这位艺术家，和这位水滴石穿的“狠人”聊了聊他的艺术与人生哲学。

肖恩·斯库利：我觉得“离开大海”就意味着进入了浩瀚无垠的中国。我从来没有在离海很远的地方生活过。我出生在爱尔兰，在伦敦长大，从那里出发骑车就可以去海边。现在我生活在纽约，也靠近海边。

但是，进入一个巨大的内陆是非常不同的感觉。因此，展览标题“离开海水的地方”概括了我对中国广袤内陆的遐想。

肖恩·斯库利：因为它允许我做很多事情，结构严谨，但又不失自由。我认为正是这种结合让我在创作上感到快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它具有音乐性，假设你演奏某个乐器，你的动作会非常有限。比如弹吉他时，你只有六根弦，但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把它们组合起来，这些组合是无限的。

对我的创作而言，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了可能性，我就会寻找其他的东西。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改变自己的作品。但问题是为什么要改变？在西方文化中，过多的改变通常意味着两件事：一是缺乏信心，二是业余。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像莫奈或塞尚一样的艺术家，因此我的作品是一以贯之的。

肖恩·斯库利：1981年，那一年我打破了极简主义。我认为极简主义必须被瓦解，或者被取代，因为它已经十分空洞。

抽象绘画或者被抛弃，或者会重生。而重生是一项艰难的事业。我开始打破画作，打破边缘，引入激情的笔触。我不再使用遮蔽胶带，而是把自己的身体投入到线条里，赋予了它力量和质量。

在摩洛哥和墨西哥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的色彩开始变得有趣起来，事物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具隐喻性。我开始创作一些更接近具象的画作，人们开始认为我是一个具象艺术家，或者是一个有具象倾向的抽象画家。这给我的作品带来了全新的观众群体，也推动了我在美国的艺术生涯快速发展。

肖恩·斯库利：当然，我和普通人一样，但这种烦恼只是暂时的。在我身上还有另一种东西是永恒的，那就是信念，它是长久的。

我是“艺术家之手”的捍卫者。我在重复中建立一种对于绘画的信仰。我有很多想法，可以结合摄影图像让画面在视觉上更有趣，但这会打破作品的哲学，会破坏我建立起来的整个信仰体系。我不想仅仅为了讨人喜欢而那样做。我对于做一个社会中的少数派没有任何的惧怕或抵触。

肖恩·斯库利：从来没有，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不用想太多，直接开始就好。我是个画家，所以我画画。顾虑太多或许就是英格兰没有赢得欧洲杯的原因。进攻！射门！进球是这样产生的，而不是想出来的。

肖恩·斯库利：别搞艺术！从艺术学院毕业，找到愿意展出你作品的画廊，成为一个职业艺术家，并以此为生，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如果你没有做好付出一切的准备，就不要开始。

我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在70年代末，我刚来纽约时很艰难，几近崩溃。有一次，我和Susan Caldwell办展，但我什么都没卖出去。我也想过找份工作，在某个艺术学院当个院长，然后就会有房子、车子以及能用的冰箱。但是我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留下。如果你不愿意付出代价，那最好现在转行。这个世界会满足你的要求，但你必须付出。

展览信息

肖恩·斯库利：离开海水的地方

展期：2024.8.2 - 2024.10.27

地点：和美术馆